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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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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学问该如何表达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平原 点击:519次 时间:2017-04-01 17:44:08

   如此追求,基本上不受文类高低的影响。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凡有著述,各有其学, 也各有其体,能合轨则者方为雅。“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 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而论学衡文,最忌讳的,莫过于“必执一 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 年12月。)。翻翻《文章辨体》(吴讷)、《文体明辨》(徐师曾)、《古文辞类纂》(姚鼐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等文章总集,不难发现明清文人对“辨体”的高度重视 。如此强调“文体”的意义,对于本不以辞章见长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清人治学与为文均讲求综合,但真正能兼及义理、考据、辞章的,实在太少了;倒是 刘师培所说的“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更切合实际些。“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 迥与词章殊科”,这不应该成为“学日进而文日退”的理由(注:刘师培:《论近世文 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假如我们承认述学之文也有雅俗的 话。而实际上,章太炎正是从这里入手,借表彰学人之文,以复古的面貌推动晚清的文 学革新。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闿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 、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 并广获好评的“战斗的文章”,不值得推崇,因其“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 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 当得起“文章”二字(注:《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因为,太炎先生对“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的 文士之文很不以为然,对时人之表彰其“文士所优为也”的“出入风议,臧否人群”, 自是极不情愿;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我辩解,强调“持理议礼”的学人之文(注:参 见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7—124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方 才是其理想的追求。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者,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 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而文学史家胡适认为,“ 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国故论衡》即是其一。 如此皇皇大著,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注: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七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 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 。这里暂不涉及文、白之争,而只局限于“文”与“学”能否合一。在这一点上,胡适 是解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太炎先生著述的文学价值。学术著作能否进入文学史,尽可见 仁见智;可学者撰述时有无文体意识,讲不讲究述学文字,却是非同小可,因其关系到 “文”与“学”是否永远分道扬镳。我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以文代学”,却非常 欣赏“学中有文”。仔细说来,便是不喜欢以夸夸其谈的文学笔调瞒天过海,铺排需要 严格推论的学术课题;但同样讨厌或干巴枯瘦、或枝蔓横生、或生造词语、或故作深沉 的论学文字。至于什么是理想的论学文字,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注:参见余英时《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章太 炎可算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末民初无可争议的“古文大师”,章太炎还出版过一册论文衡 史的“白话文”——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传奇经历,以下将专门辨析。这里希望指出的是 ,关于学问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前者乃苦 心经营,后者则近乎“无心插柳柳成荫”。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 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 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

   这里,有必要引入晚清大行其时的特殊文体——“演讲稿”,而作为研究个案的,正 是充满戏剧性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只要稍微翻阅过《章氏丛书》的,都会惊叹太炎先生的博学深思以及述学文字之古奥 。“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的章太炎(注:章太炎:《致 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其出入三教,活用经典,在 阐扬国粹中提倡革命,当年曾吸引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无数青年学子。可事过境迁 ,“排满”已成历史,“古字”则是实实在在的阅读障碍。面对好用“古字”故显得“ 诘屈聱牙”的章文,今日读者,不要说学步,单是顺利阅读,都有很大困难。除了专门 学者,不借助工具书而能顺利阅读章文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必定是寥若晨星。正因如 此,胡适当年才敢断言:“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因过分好古, 其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 学研究论集》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 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 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 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 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 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 话文的“开路先驱”。

   而这,正是出版者最为得意之处。吴齐仁《编者短言》所概述的该书三大特色,基本 囊括了此一戏剧性事件的全部意义: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 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 。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 ,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 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 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 ,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 年,一月。(注: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 921年6月初版。)

   此书作为“讲义”的特色,本是最值得关注、也最可发掘之处,可惜编者受时代思潮 裹挟,一门心思希望坐实的是章氏如何“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 话文的模范”。这里遵循编者的思路,暂时搁置关于“讲义”体式的辨析,专门澄清太 炎先生之能否成为“白话的先驱”。

   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 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 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 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注:林纾之撰《论古 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 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 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 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 86)),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 庄周的评价问题(注: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页所引录的 “胡适存件”574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兹引录章太炎致胡适信第一段,以 见其行文风格:“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 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 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 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 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 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 注意力,以至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在《文学论略》中,太 炎先生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 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 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 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注:章绛:《文学论略 》(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 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 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 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无绝对价值。作家的 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 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 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偏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 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注: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 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二文。),以及出版 《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思议(注:当然,论及自家文 章,章太炎最得意的,还是其“文实闳雅”的《訄书》等,而不是“其辞取足 便俗”的“论事数首”(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页)。不同于时 人之以文言白话分高低,章太炎更注重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区别。)。

   至于论者印象中的章太炎“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注:如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 01年2期的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便以此为立说的根基。),大概是 源于鲁迅的一则短文。1935年,章太炎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有“今人思以白 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的追问,结论是:“以此知白话意 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 ?”(注:参见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收入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 》(香港:学林书店,1971)一书作为附录,见该书113—121页。)此语引起白话文提倡 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比如修辞学家陈望道便将此等“非深通小学就 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的说 法,嘲讽性地称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注:南山(陈望道):《保守文言的第三道 策》,《太白》2卷7期,1935年6月。)。鲁迅也对乃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 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并做了进一步的分疏: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 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 《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 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 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注: 《名人和名言》,初刊《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61—36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文重点在破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名人”迷信,强调“名 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故虽涉及章之“攻击现在的白话”,却并不热讽冷嘲。相反, 在文章结尾处,鲁迅还对“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表示些许歉意。

   不在文白新旧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公开表态,而是在事过境迁、白话早已在教育体制 与文学表达方面占据主流地位的1930年代中期发言,这很可能包含章太炎的策略选择。 一贯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的太炎先生,其实并不卤莽行事。比如,首次公开批评新 式学堂的《与王鹤鸣书》撰于1906年,便绝非偶然。早年也曾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 可一旦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太炎先生便转而挑剔起新式学堂的诸多 弊病。如此永远地“不合时宜”,与其奇特的论学思路有关: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注: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 《章太炎政论选集》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不相信凝固不变的事物或学理,对任何“救弊”之举都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其成为 新的“独裁”——若依这一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也该切实反省已成“文学必用之利 器”的白话文。不否认章氏在“救学弊”时,过于卖弄自家专长,因而效果适得其反; 这里所要分辨的是,不该因此文而将太炎先生送入白话文反对派的行列。

   要说章太炎屡次大加讥讽的,其实不是白话文,而是白话诗。那是因为,太炎先生严 守“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因而认定“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 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注: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78页、92页、2 5页。)。其实,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中,对新诗不押韵心存疑虑的,远不只章太 炎一人(注: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第五节“胡 适的自我调整”,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5期。)。新诗该往何处去,是可以、也应 该认真讨论的,这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章氏即便不算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可也说不上是白话文的积极支持者;将《訄书》、《国故论衡》与《章太炎的白话文》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总给人很不协调的感 觉。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这册“出土文物”般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虽在当年便印 行了三版,却没有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只是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清点白话文运动的 战利品时,才会与之不期而遇。一如其人的特立独行,《章太炎的白话文》同样很难归 队,给已经安排妥帖的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叙述”,增加了不小的变数。

   当然,论者之所以不太愿意直面这册小书,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此书“妾身未 分明”——其著作权存在争议。

   这则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冤案,其实不难辨析,只要将有关资料略加编排,很快就能 真相大白。问题在于,所谓此书的著作权应该归属钱玄同的说法,合乎“辨伪”的时代 潮流,也符合世人对于章、钱二位形象的想象,故迅速传播开去。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最早质疑《章太炎的白话文》的,是章的弟子钱玄同;而日后的许多想当然的发挥,又 都是基于对钱说的误解。以下便按照时间顺序,钩稽相关史料,看看这桩冤案是如何“ 横空出世”,又是如何被逐渐消解的。

   1923年5月25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信,支持其“层累地造成的 中国古史”说。此信以《答顾颉刚先生书》为题,初刊1923年6月出版的《读书杂志》 第10期,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这篇近万言的论学书札,乃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文献 ,流传极广。为了说明辨伪的重要性,信中有这么一段“影响深远”的插话:

   中国底伪书真多,现代人底著作之中还有伪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钱玄同的文 章(《中国文字略说》)!所以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 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注: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8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在谈论伪书时举《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例,容易给人否认此书乃太炎先生所撰的错觉 ;明确指出书中有钱氏本人文章,更使得日后辗转相传,《章太炎的白话文》成了《钱 玄同的白话文》。其实,仔细品味,钱玄同所说的“伪”,指的是该书误收了《中国文 字略说》一文,而不是否认乃师的著作权。

   1935年8月,周作人撰《<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专门介绍《教育今语杂 志》,对廓清历史迷雾、让读者知道章太炎确实曾“用白话讲述”中国文化,颇有帮助 :

   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 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 古之幽情,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 不叫“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语杂志》中 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和纪年说》,主张用 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 >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此文对创刊于1910年、共出版六册的《教育今语杂志》的描述相当细致,而且很准确 ,所述章太炎曾为此杂志撰稿,以及钱玄同以“浑然”为笔名撰写关于文字学的文章, 在相关史料中都得到印证。但有一点,周文是在讨论晚清白话文的发展时涉及《教育今 语杂志》的,并未提及杂志中的章文十年后如何成书,故读者对《章太炎的白话文》一 书的渊源依旧茫然。

   钱、周二位知情者的表述不甚清晰,给后来者的“捕风捉影”留下了些许空间。但如 果不是抗战中学者们飘泊大西南,著述时资料极端匮乏,也不至于如此以讹传讹。1939 年5月,僻居陕西城固的黎锦熙为刚去世的好友钱玄同作传,因三十多年的日记留在北 平,无法查对,只好凭记忆“信笔所之,夹叙夹议”。黎锦熙所撰《钱玄同先生传》( 注: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现作为附录,刊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202页 ,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体例特异,文采飞扬,在提供许多精彩史料的同时, 也因无从查核而留下若干硬伤。在论述玄同先生《新青年》时期的贡献时,黎的评说相 当精彩:“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 ’,振臂一呼,影响更大。”(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 70—171页。)紧接下来,黎氏有一大段发挥,则是明显误记或误解钱玄同的《答顾颉刚 先生书》:

   钱先生正式做白话的学术文,还可以远一点儿叙述。他清末留学日本时,和他的章老 师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 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他自己有个笔名,但凡 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上也都是他做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 ,其实应该叫做《钱玄同的白话文》。这种白话学术论文的出世,还比《新青年》早十 年左右,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学革命”的意识,这种刊物只能算是一种高等通俗杂志, “今语”是对俗人用的,还不能算在胡先生所谓“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范围内耳。 (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年谱》171页。)

   黎氏这一极富戏剧性的说法,很快被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所接纳。在1944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清代学者著述表》中,萧是这样提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

   末篇乃钱玄同作,误收。实则此书采自太炎与钱玄同所办之《教育今语杂志》。该杂 志几全出玄同手,即署名“太炎”者,亦玄同作也,故应名《钱玄同白话文》。(注: 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这段话明显是撮合钱、黎二说而成。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轻易转移著作权,显 然不合史家笔法。日后,在《清代通史》中,萧一山改弦易辙,重将此书划归章太炎名 下(注:萧一山早年沿袭黎说(见《清代学者著述表》,商务印书馆,1944),后改弦易 辙,在《清代通史》第五卷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乃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中提及章太炎著述,即包含此曾被误断为“伪书”的《章太 炎的白话文》。)。

   1972年,台北的艺文印书馆重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着重强 调此书“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钜”,而对书中各文的来历及其真伪未 做任何分辨,显然对这桩学界公案一无所知。不提书中各文初刊《教育今语杂志》,而 称此乃“《民报》被禁后,先生闲处东京时对留学生讲学之纪录”(注:参见1972年台 北艺文印书馆刊《章太炎的白话文》的出版说明。),甚至配上太炎先生在东京留学生 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编者为其拟题《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可谓歪打正着。可惜的是 ,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未见论者从“演讲”而不是“文章”的角度来诠释《章太炎的白 话文》的。

   1978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第一次认真对待这一著作权之争。作者汤志钧先 引萧一山的辨伪,而后加上按语:“萧一山所载有误。《章太炎的白话文》为章氏在日 本讲学时的演说录,曾载《教育今语杂志》”。另外,汤著还提供了一重要线索:

   又据张静庐先生面告,编者“署名‘吴齐仁’者,无其人也”,实为张静庐所编,系 张在章氏沪寓索得付印的。(注: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622页,北京:中华书 局,1979年。)

   汤志钧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时,曾大量摘录《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可见其 对这份杂志相当熟悉。行文至此,他本该进一步指出《章太炎的白话文》确有“张冠李 戴”的毛病——错收了《中国文字略说》,而漏收了第四册上署名独角的《论文字的通 借》。可惜,汤著忽略了这一点,又没有追踪萧说的来源,这就给后来者留下进一步辨 析的余地。

   十年后出版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摭遗》(谢撄宁)和《钱玄同年谱》(曹述敬),将此话 题向前又推进了一步。谢撄宁补充了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和黎锦熙所撰《钱玄同 先生传》,使得我们对此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谢著得出《章太炎的白话 文》前六篇的作者“没有疑问,应当还是章太炎的”(注:参见谢撄宁《章太炎年谱摭 遗》108—1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结论是对的,可因未见《 教育今语杂志》,不知该书漏收了太炎先生的《论文字的通借》。而且旁生枝节,引入 聂绀弩将《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辑出版归之于曹聚仁的说法,明显不妥(注:我 怀疑聂绀弩是将同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和章太炎主讲、曹聚仁 记述的《国学概论》混为一谈了——二者出版时间相差只有一年。《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书所署“编纂者吴齐仁”,不可能是曹聚仁,有一确凿的证据:曹自称第一次晤见太 炎先生,是在他发表章氏国学讲演的记录稿之后(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和《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二文,载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04—308页;北京: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而我们都知道,此次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是《章太炎 的白话文》出版将近一年后才开始的。)。

   曹述敬编撰《钱玄同年谱》时,注意到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 言》和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本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可作者还是更愿意相 信黎锦熙先生的错误说法,因其明显对谱主有利。这是编全集、修年谱者常犯的毛病: 若遇对谱主有利的材料,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我怀疑作者并未翻阅过《教育今语杂志 》,否则,不该沿袭黎氏旧说,称“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也都是他(指钱玄 同——引者注)代做的”。因《教育今语杂志》上,根本就没有署名“太炎”的文章。 章太炎刊于《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各文,统一署的是其笔名“独角”。

   又过了十几年,刘思源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一则短文,重提此陈年公案。刘文 虽多有臆测之说(注:参见拙文《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 期。),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有幸见到钱玄同收藏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发现钱 在目录上补充了漏收的《论文字的通借》,“尤其重要的是,他仅把《中国文字略说》 用红笔框起来标上‘钱玄同撰’的字样,则其它各文俱是章文就不言自明了”(注:参 见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2期。)。此前虽 也有若干确凿无疑的论述,但能找到钱先生的藏书,毕竟是件大好事。一是周作人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提及《教育今语杂志》时,一会说“杂识”,一 会又变成“杂志”;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白话文》所撰题记中,也以“杂识”为名。 至于其他著述,则多称“杂志”。刘文将其统一为《教育今语杂识》,而不是依样画葫 芦,可见作者对此颇为用心。不过,在我看来,此处似用心太过,有欠妥当。本来“杂 识”(此处的“识”做“记载”解,音同“志”)、“杂志”两可,因原刊封面题为前者 ,而内里用的却是后者。可考虑到刊物的封面上还有英文名称The Educational Magazi ne,编辑体例也明显地从属于刚刚崛起的现代报刊,而并非古代中国读书人所熟稔的杂 记体式(比如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或清人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因而,我 觉得还是采纳通常所说的《教育今语杂志》好些。

   至此,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公案,已经水落石出。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此 书出版一年前,四川刊行了《太炎教育谈》,所收六文也都出自《教育今语杂志》(注 :庚申仲春(1920)观鉴庐刊行的《太炎教育谈》,原书未见;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 编》介绍,此书共收入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的六文,即《论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 《说文字的通借》、《论常识》、《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 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各文题目与原刊略有出入。)。有趣的是,此书没有错收 《中国文字略说》,但又缺了刊于第四册上的“代社说”《庚戌会衍说录》——此文日 后以《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广为人知。而正是这被川版删去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在沪版中一跃而成了开篇之作。其中的差异,大可玩味。

   确认太炎先生对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著作权,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古文学 大将”是否真的可能成为“新文学先驱”。无论答案如何,这册薄薄的小书,都将引领 我们关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重要来源,即晚清蔚然成风的“演讲”以及“纪录”。

   

二、深思独得与有感而发

   

   《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编者,对书中各文的来龙去脉其实不甚了然,可单凭直觉 ,便果敢地将这些与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风格迥异的文章,与“讲义”挂起钩来。《编者 短言》所说的“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以及“你们的唯一讲义,就是这本书”等,虽 系广告语,却也不无几分道理。比如,《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原题《庚戌会衍说录》, 《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在刊发这则“代社说”时,有编者庭坚的附记:

   这一篇社说,本是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请独角先生去演说,所录下 来的演说稿。

   至于书中其余六文,到底是演说的纪录,还是演讲的底稿,抑或是“拟演说”的文章 ,一时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章都以潜在的“听众”而非“读者”为接受 者。文章使用白话,有杂志体例的制约,但随意性很强的插话以及借题发挥,则与太炎 先生平日著述之谨严大异其趣,倒是与其讲课之生动活泼十分吻合。

   太炎先生讲课时“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又“诙谐间作,妙语解颐”(注:许寿裳 :《从章先生学》,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59—26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1997年。);“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 注: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见该书167 页。)——诸如此类的描述,常见于弟子们的追忆文章。既不满以功名利禄为目标的科 举取士,也嘲笑以西学为导向的新式学堂,太炎先生更愿意追摹的,是传统中国的大儒 讲学。这一教育宗旨,体现在其坚决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体制,也落实在其讲学时很强的 主观随意性,以及特别注重与听众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作为教育家的章太炎,除了平日的零星讲演,一生中有四次集中讲学。第一次是避难 东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第14页,香港:龙门书 店,1965年。)(1906—1911),第二次是“时危挺剑入长安”(《时危》四首之一),被 羁北京时之“以讲学自娱”(注:参见《章太炎先生家书》1913年12月15日,33页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913),第三次是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 登坛系统讲授国学(1922),第四次则是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 四次集中讲学,最为后世研究者所关注的,自然是第一次。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经由 周氏兄弟等人的大力渲染,早已成为学界普遍知晓的传奇故事。不完全是首开记录或讲 学时间最长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当年听讲的学生中,日后多有出类拔萃者。另外,这 种议政、讲学两不误的工作方式,最能体现鲁迅所说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特色(注 :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太炎先生 本人对此次讲学,也最为津津乐道。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1909年和1910年项下, 屡次提及“《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与陶成章倡光复会,“然讲学如故 ”;“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3—1 4页。)。

   鲁迅自称当初之所以拜太炎先生为师,是喜欢其《民报》上“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的论战文章,“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注:参见鲁迅《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6页。)。我相信这不是孤立的个案,留 日学生中,因欣赏革命家风采而前往听讲的,当不在少数。有专业,但不限于专业,这 才是太炎先生讲学的魅力所在(注:参见拙文《令人神往的“提奖光复,未尝废学”— —章太炎的东京讲学》,《文史知识》2001年9期。)。如此切入,方才能理解章氏讲学 中那些溢出常轨的嬉笑怒骂——此类借题发挥,对于听众来说,绝非可有可无。

   事过境迁,当初那些让听众如痴如醉的“闲话”,进入专业著述时,被作者清理得一 干二净。倘就专业著述而言,《国故论衡》之精粹典雅,名不虚传;但如果希望了解晚 清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则芜杂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更值得推荐。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 欲望,在演讲(或拟演讲)中,借助于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与东 京讲学密切相关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自有其独立价值,并不因其中的不少观点日后 在《国故论衡》中有更精当的阐述而黯然失色。

   谈论“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的太炎先生,必须将其专业著述与政论文章合观,方能 见其“全人”与“全文”。东京讲学期间,既有《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中 华民国解》、《复吴敬恒书》、《再复吴敬恒书》、《代议然否论》等壮怀激烈的政论 ,也有《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庄子 解诂》等博学深思的著述。当然,二者并不完全同步,述学之文相对滞后些。论政应对 时事,讲究兵贵神速,往往一挥而就,随写随刊;述学则必须沉潜玩味,反复琢磨,除 非确有把握,并不轻易出手。但述学与论政之间,并非真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 往来”。在作者如此,在论者也不例外。就像鲁迅所说的,章氏晚年编文集时之故意刊 落“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实在不明智;因“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 最大,最久的业绩”(注: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可反过来,只从“战 斗”的角度来理解太炎先生,而忽略其自称“可谓一字千金”、“较陈兰甫《东塾读书 记》过之十倍”的专业著述(注:《自述学术次第》(见《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附录,53 页)、《致龚未生书十五》(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509页)。),同样不得要 领。与晚清众多革命家或学问家不同,章太炎的独特魅力,正在于其“革命不忘讲学” 。

   鲁迅将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来论述,固然十分精彩;可在我看来,称章为 “有情怀的学问家”,同样恰到好处。关键在于论述时着眼点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 侧成峰”。在专业著述中,章氏严守“实事求是”古训,反对今文经学家的过求“微言 大义”,也不推崇时尚的“通经致用”。在他看来,“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 专为致用”(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页。)。对于学问到底 该注重“求是”,还是该讲求“致用”,章氏的表述本就不太一致,后人更是莫衷一是 。但强调学术之独立价值及深远影响,论学中以“求是”为“真”、以“致用”为“俗 ”这一独特思路,基本贯穿章太炎的一生(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一 章“求是与致用”。)。因此,《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业著述中,你见到的 只是博学深思、温文尔雅的大学者。反过来,在提倡革命、针砭时弊的论政之文中,章 太炎可就没那么书生气了。因学派水火、政见歧异乃至私人恩怨,太炎先生都能以雄辩 的气势、犀利的文笔、刻薄的语调,置论敌于死地。这个时候,学问家的章太炎基本隐 去,转而上场的,是“好斗”而且“善战”的猛士。只有在讲学时,“战斗”与“学问 ”并存——有深入骨髓的洞见,也有借题发挥的笑骂。难得讲演者的“学识”与“性情 ”,二者竟如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许寿裳撰《章炳麟》,第十四节题为“革命不忘讲学”,颇能凸显太炎先生的风采; 而全文转录《国故论衡》卷下之《原学》,认定此乃先生“论学微旨”、“青年学子必 读之文”(注:参见许寿裳撰《章炳麟》,56—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也 不无见地。所谓“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日本文化浅陋,故 只能“走他国以求仪刑”;至于“中国印度,自理其业,今虽衰,犹自恢弘,其高下可 识矣”(注:章太炎:《国故论衡》147—150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如 此充满自信的论述,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不难发现同调。比如《教育的根本要从自 国自心发出来》开篇就是:

   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别人走。本国 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 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

   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路线,前者指向日本,后者则留给中国。如此长自家威风,灭他 人志气,颇类日后传为笑柄的“爱国的自大”。如此陷阱,太炎先生焉会毫无知晓?文 章结尾,章氏转而强调,“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不过依旧拿日本的西化作 为嘲笑的对象:

   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 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 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 家模样!(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的白话文》112页。)

   太炎先生所关注的,并非如何“攘人之善”,而是坚决反对“弃己所长”。如此偏于 “保守”的立说,自然是对于西化大潮已经汹涌澎湃这一现实处境的激烈反弹。《原学 》之强调世人“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并非一味贬抑西学,而是 希望突出文化的民族性。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更倾向于“文化多元论”。最能显示章 氏眼光与趣味的,当属以下这段话:

   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 也。(注:章太炎:《国故论衡》149页。)

   实际上,第二种危险——远西委心中国,在20世纪初基本上不存在。故章氏东京讲学 的根本宗旨,在于强调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但不是文明开化的障碍,而 且“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这一宗旨,在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已 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 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 ,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 ,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 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 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6号,19 06年7月,原题《演说辞》。)

   如此希望“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在晚清虽不属于主流,但也颇多同 调。起码《国粹学报》的同人,便都有此倾向。

   不见得尽从“文化多元”的角度立论,但在西学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当下,仍对中国 文化存有坚定的信心,对于西学既不盲从,也不拒斥,而是寄希望于守旧出新,如此“ 第三条道路”,晚清以降,始终是一股不该忽视的潜流。章太炎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其 将这一文化理想与学术思路,落实到教育层面。撰于1906年的《与王鹤鸣书》,一反时 贤之推崇学堂而贬抑科举,称科举废、学校兴、学术不见得便能“当日进”,理由是: “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 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注:《与王鹤鸣书》,《国粹学报》第63期,1910年3月。) 单从民间/朝廷二元对立的角度,预言学术之盛衰,未免过于粗疏。到1910年为《教育 今语杂志》撰稿,太炎先生的分析更为精细。

   还是强调“学在民间”,可着重点在于学术的独立。朝廷办学堂为何效果不佳,关键 在于其将中国官场上下尊卑那一套陋习,移用到本该格外讲求独立与自由的新式学堂。 现如今,“学校不论在公在私,都受学部管辖,硬要依着学部的章程,在外又还要受提 学使的监督”;教习与提学使之间,“隐隐约约有上司下属的名分”,这与传统书院山 长之独立与尊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者如廖平,都可能因得罪提学使而受凌辱,更何 况一般“为了饭碗”的教习。长此以往,读书人的独立与自尊,定将荡然无存(注:参 见《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7—19页。)。

   太炎先生不晓得外国学堂也有公立、私立之分,将朝廷“统一教育”的过失,统统归 罪于与“传统书院”相对立的“西式学堂”。在他看来,只有那种不受学部管辖、允许 众说纷纭的学会,方才可能产生高深知识。因此,他将“官府”与“学堂”、“民间” 与“学会”两两挂钩,希望通过提升后者,来保持学术发展的动力:

   不过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又 向旁边去看欧洲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智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学 校也就带几分学会的性质,方得有好结果。大概学校仿佛是个陂塘,专靠陂塘,水总不 免要干,必得外边有长江大河,展转灌输,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注:参见《留学的 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19—20页。)

   章太炎对于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 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 育机构,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注: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第二章“官学与私学”,70—115页。)。

   历来被讥为“保守”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果断地“废书院”、“兴学堂”,关键在 于政治理想,而不是教育观念。与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的良好愿望相反,现代中国 的历史走向,其实是“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 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8—6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章太炎 强调“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为此,首先必须论证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 不同于推崇三代之学者的诟骂后世退化,也不同于崇拜西学者之整个否定中国学术,章 氏倾向于以史家的眼光仔细区分历朝学说,结论是:“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 总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章太炎的白话文》83页。)基于这一总体判断,太炎先生于是转而抨击时人之“不学” 或“偏心”:

   到底中国不是古来没有学问,也不是近来的学者没有心得,不过用偏心去看,就看不 出来。怎么叫做偏心?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 ,这是第一种偏心。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轻重,并且 还要诋毁……这是第二种偏心。(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 的白话文》90—91页。)

   如此“偏心”,其失在没有自家的眼光和立场,只能随时势流转。蔑视本国文化固然 是其病状,因听信外人之只言片语(如日本人重阳明学、德国人专爱考究东方学问等)而 盲目自信,同样也是头脑发昏(注:“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坏,依着他说坏, 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见《章太炎 的白话文》91页))。

   具体到学堂里的教学,太炎先生对时人之以讲授代替自学(注:《救学弊论》称:“制 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 义。”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教科书 代替专业著述,很不以为然。“现在为教育起见,原是要编一种简约的书。这个本来不 是历史,只是历史教科书。所以说教育的事,不能比讲学的事;教科的书,不能比著作 的书。”(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6页。)时 贤以外国教科书来衡量中国史学著作,嘲笑其“不合科学”,太炎于是反唇相讥:

   若是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就叫做科学,那种油腔 滑调,仿佛是填册一样,又谁人不会说呢?……至于学堂教科所用,只要简约,但不能 说教科适宜的,就是科学,这个也容易了解。若说合科学的历史,只在简约,那么合了 科学,倒不得不“削足适履”,却不如不合科学的好。(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 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35—36页。)

   章氏早年也曾有《中国通史略例》之作,却认定“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志 书为贯,分析事类,不以时代为封画”;而“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 讨论作也”(注:《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3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4年。)。以学校教科书之得失,来理解并评判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自然是 并不美丽的误会;但在众人对教科书式的“西学”趋之若鹜时,太炎先生敏锐地意识到 此中的陷阱,坚持以专题研究为主,拒绝涉足时尚的“通史写作”,还是极为难得的。 将近一个世纪后,我们不能不惊叹章太炎的先见之明——教科书的写作心态以及为求合 于“科学”而“削足适履”,确实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弊病。反过来,章太炎那些 “不合科学”、无法作为教科书使用的《訄书》、《国故论衡》等,却仍保有 很强的学术生命力。

   无论是谈教育,还是讲道德,章太炎之拒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的是为处于 弱势的本国文化争取生存空间,而非独力表彰“固有之道德”。强调道德的民族性,“ 别国的道德纵然好,也只好照庄子说的,水不可用车,陆不可行舟”;这一思路,必须 以道德的时代性相制衡。否则,很容易走向食古不化。章太炎正是这么做的:

   若说中国所守,只是古道德,不是新道德,在现世不相宜,那倒不然:中国的道德说 ,从三代两汉到现在,总是渐渐变来,并不纯和古代一样。(注:《经的大意》,《章 太炎的白话文》80页。)

   如此渲染自古以来“道德说”的发展与变迁,蕴涵着一句潜台词:今日中国,有可能 、也有必要实现“道德更新”,只不过不一定照搬泰西成说。

   主张教育从自国自心出发,借以实现道德及文化的自我更新,但又反对当道有关“学 校专设读经一课”的规定。这一论述策略,在现实语境中,必须同时向两种论敌开战。 一是“可笑现在一班讲今文学的,把经典看成奇怪的书,把孔子看成耶苏、穆罕默德, 真是丧心病狂”(注:参见《经的大意》,《章太炎的白话文》72页。以下的论述很有 意思:“读经原不可少,但是把经典专看成修身的书,他意中所说的修身,又不过专是 忠孝节义:孝义原是古人所重,忠节恐怕未见得罢!”);一是日本大隈重信“作一册《 国民读本》,别的话一点不说”,“只是夸张国体,教人自勉”,这不像是学校教育, 倒像是“在土地庙里搭个台叫老人穿了黄布袍子去讲的”(注:参见《经的大意》,《 章太炎的白话文》77—78页。)。坚信今人之读经,“是使人增长历史知识,用意在开 通人”而不具有神秘或神圣的意味。这一思路来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注:章 太炎批评前人多误解经典的作用,“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 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见《章太炎的白话文》69—70 页。)。

   以“历史文献”来看待并解读以往凛然不可侵犯的“经典”,这一“不以经术明治乱 ”、“不以阴阳断人事”,故“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的治学路径(注:《检论 ·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卷476页。),乃中国经学史及史学史的一大关键。“治 经”而不追求“见道”,传统经学之独特尊严从此荡然无存(注:参见王汎森《 章太炎的思想》190—191页,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85年。)。章氏此说,为众多弟 子所继承。黎锦熙就曾指出,钱玄同五四时期之激烈反叛实有所本:“殊不知他在‘新 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其师承章先生的“诋孔”。就像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 中所说的:

   “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则简直把孔子当作一个“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 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在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他有《驳建立孔教为国 教议》,只读了这篇东西就可知道,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 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包办式买卖式的婚姻”,

   反对雇一群叫花子扛着“肃静”“回避”的牌匾送葬,如此等等,也说不尽,这就是“ 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 同年谱》175—176页。)

   黎氏此文,在“打翻‘孔家店’”和“反对‘吃人的礼教’”两句下有大段夹注,深 怕引起误解。其实没这个必要。那毕竟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且偏于“破坏 ”而不是“建设”的时代,言论偏激不足为怪。更何况立说时之肆无忌惮,追求痛快淋 漓、石破天惊的言论效果,本就是钱玄同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章太炎的《驳建立孔教议》虽1913年10月方才刊于《宪法新闻》第22册,却与其早年 的论述大有关联。收入《訄书》重订本的《订孔》,算是太炎先生第一篇诋孔 之作;日后因时势刺激,或因自家文化理想的变化,太炎先生对于孔子的论述,有不少 自我调整。1906年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已有“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 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年撰《诸子学略说》,对“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 ,有更严苛的批评。此说不仅深刻制约着章门弟子(包括钱玄同、鲁迅等)对于孔夫子的 学术的或艺术的想象,五四新文化人也多直接间接受其影响。很可惜,《章太炎的白话 文》体现不出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线索。《论诸子的大概》刚开了个头,便丢下不管; 即使添上《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中关于哲理的部分,也还是远不足以达 意。好在刊于《国粹学报》上的《诸子学略说》,即《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诸子 学》,也算与章氏讲学有缘,应该纳入考察的视野。同样应该纳入视野的,还有约略同 时刊发于《国学讲习会略说》和《国粹学报》的“拟讲义”《文学论略》。《教育今语 杂志》上章氏诸文,没有直接涉及“文学”者,这与日后之谈“国学”时必专论“文学 ”,确实很不一样(注:章太炎1922年的上海讲学,着重“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 别”和“文学之派别”之梳理;晚年苏州讲学,其记录稿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 ”、“史学略说”、“诸子略说”和“文学略说”五部分。)。论及“中国文化的根源 和近代学问的发达”,太炎先生仅及文字、历史、哲理三者,而置“文学”于不顾。反 而在“论诸子的大概”时,略微涉及“娴于辞令”的屈原。可一句明显带章学诚印记的 “从子书的局面变成文集的局面,全是纵横家做个枢纽”,辞赋家当即退避三舍(注: 参见《章太炎的白话文》21—44页、113—120页。)。太炎先生并非真的格外轻视文学 ,而是将“文学复古”的重任,寄托在“小学振兴”的基础上:

   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 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 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 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从这个角度思考,当年热心文学创作的周氏兄弟,为“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 而专门跑去听太炎先生讲授《说文解字》,一点都不离奇。

   在“西学东渐”已成主潮的时代背景下,太炎先生极端自尊与自信的姿态,固然令后 人感动;可在刻意张扬中国文化价值时所流露出来的“自大”,尽管很大程度是一种论 述策略(章太炎对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思潮并不完全排斥,早年甚至曾积极投身其间(注 :参见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二章(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和拙文《有思想的学问家——章太炎其人其文》(《书生意气》57—63页,上海:汉 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不只翻译了日本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 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注:参见章太炎《菿汉微言》之结语, 北京铅印本,1916年。)),而且防御色彩很浓,但依然不无可议之处。单就论学而言, “别国的学问,或者可以向别国去求,本国的学问,也能向别国去求么?”“本国学问 ,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头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 ”(注:参阅《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和《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分别见《 章太炎的白话文》16页、96页。)类似的话,在《章太炎的白话文》中屡见不鲜。如果 只是表达对于本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激励中国学者从事专深研究,即便说得过火,也无 大碍。可太炎先生此类立说,往往拉日本学界垫背。认定外国人必定无法深入理解中国 文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其对日本汉学经常热讽冷嘲。“可笑有个日本人儿岛献 吉,又做一部《汉文典》……”这样的句式(注:参见《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 来》,《章太炎的白话文》103页。),明显有失学者的客观与公允。对于罗振玉之与日 本学者林泰辅“商度古文,奖藉泰甚”,太炎大为恼火,竟移书斥骂:

   林泰辅者,尝在大学治古典科,非能精理,其所作《说文考》,特贾贩写官之流。非 独泰辅也,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肤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 礼宪,其学固已疏矣。(注:《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71页。)

   接下来,连林泰辅,带服部宇之吉、儿岛献吉、白鸟库吉等当时日本著名的汉学家, 挨个嘲笑一通,并归结为日本民族的“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注:参见章太炎 《与罗振玉书》。另,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有云:“捏造事迹,中 国向来没有的,因为历史昌明,不容他随意乱说;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 小说的假话,当做事实!”(《章太炎的白话文》110页)。

   同是东渡(辛亥革命前后),罗振玉、王国维与京都学者互相欣赏,关系颇为融洽;章 太炎则基本不与东京的汉学家打交道,演讲时多有轻蔑的表示。这固然与各自从事的专 业领域不同有关,更因章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对封闭《民报》、弹压留学生的日本 政府绝无好感。而对于旅居日本、“读西洋书、受东洋气”的中国人来说,以历史文化 悠久自傲,并借以嘲讽只会“仪刑他国”的日本,是非常普遍的心态。不难设想,演讲 会场或报刊上,太炎先生此类辛辣刻薄的挖苦,很容易博得满堂彩。

   这就必须回到演讲(以及“拟演讲”)所需要的“现场感”。太炎先生的“深思独得” 与“有感而发”,在此类表演中,得到远比正式论文更充分的发挥。以下这两段话,一 说学校的修身教训没有多少用处,一笑国人不懂中国历史与现状,而只会乱讲西洋的政 治法理。二者其实都是常识,没什么新鲜之处,可太炎先生顺着论述思路略作发挥,当 即显得摇曳多姿:

   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再高了,讲到伦理学, 这不过是研究道德的根原,总是在思想上,与感情全不相关。怎么能够发生道德出来! 况且讲伦理,讲修身的教习,自己也没有甚么道德;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退堂 还是吃酒,狎妓。本来他为自己的饭碗,不得不虚应故事,去讲几句。俗话说的,“做 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个就是伦理学教师的职分!说话与感情本没相干:自己的道德 ,又不能为学生做表仪,要想学生相观而善,不是“煮沙成饭”么?

   看来他们所说的政治法理,像一条钱串绳子。只得一条绳子,并没有一个钱可穿。没 有钱,只有绳子,也罢了。又不豫先想想,钱孔有多少大!这条绳子穿得进穿不进?钱有 多少重?这条绳子会顿断不会顿断?就是钱都备了,这条绳子,还未见用得着,只好在没 钱的时候,用这条空绳子,盘弄盘弄就是。(注:这两段文字分别见《留学的目的和方 法》、《常识与教育》,载《章太炎的白话文》4—5页、52页。)

   前者论述的焦点,由道德课程的学习效果,一转而为“上堂厚了脸皮,讲几句大话, 退堂还是吃酒,狎妓”的伦理学教师,这幅漫画像所带来的满堂笑声,掩盖了原本不太 容易说清的“学校如何进行道德教育”这一难题。而后者更不屑于丝丝入扣的说理,而 是抓住那根作为比喻的“钱串绳子”,左盘右弄,就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论述效果。与专 业著述之准确、严谨,力求“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大异其趣,太炎先生的演讲,其实 也是以比喻的精辟、论述的生动,以及辩难时之“气势如虹”取胜。

   而这种演讲与著述的差异,是否会交叉影响,导致报刊文字风格的变异,并由此催生 出新的文章体式?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关键。

   

三、白话文的另一渊源


   刊于《教育今语杂志》第一册的“社说”,即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中的《中国文 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此文专讲中国的文字、历史、哲理三事,借以医治国人 因“不学”而导致的“崇洋”心理。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有两段话,涉及其写作方式与 论述策略,值得深究:

   教育的事,和博览不同;更没有到讲学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深浅,见机说法,也就罢 了。现在把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对几位朋友讲讲。就可以晓得施 教的方法,也使那边父兄子弟,晓得受教的门径。

   这三件事,我本来也有些著作,将来或者送给几位朋友看看,不过今日讲的白话教育 ,还说不到这步田地。(注:参见《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章太炎的 白话文》21页、44页。)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约略可分为三组:“教育”与“讲学”、“看看”与“讲讲”、 这边“几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最后落实为一点,那就是“白话教育”。

   章太炎心目中“教育”与“讲学”的区别,一是其时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 学——以课堂讲授为主,注重“耳学”;一是依靠山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之间的对话 与交流——以自学为主,注重“眼学”。在他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 ;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 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其不满时人对新式学堂之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看看”与“讲讲”,除了上面提到的“眼学”与“耳学”的区别,一指向很可能高 深莫测的“著作”,一落实为方便听众的“见机说法”,二者学术上的高低,一目了然 。学问的精髓,必须靠“写作—阅读”来完成;至于“演讲—倾听”,只能说是退而求 其次。这里不涉及具体学者水平之高低,而是听觉与视觉在接受知识上的差别。故章太 火自觉地将这些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字,作为“拟演讲稿”、而不是“文章 ”来处理——当初随意挥洒,日后也不想将其入集。

   至于一会针对这边“几位朋友”,一会又是“那边父兄子弟”,与《教育今语杂志》 的拟想读者有关。《教育今语杂志》虽编辑出版于日本东京,却是以海外华人为主要对 象。章太炎、陶成章等将《教育今语杂志》作为光复会的“通信机关”,借此与南洋各 分会取得联系,并通过各分会组织的教育会、书报社乃至货栈等,向华侨传播中国文化 。各期封底上,刊有“海外各国代派送”,包括如下城市:新加坡、大吡叻、红毛丹、 吉隆坡、仰光、檀香山、斐城、爪哇、泗水、谏义里、婆罗州、坤甸、文岛槟港。章、 陶以及钱玄同等同人,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 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为“明正道,辟邪辞”而独立创办杂志。这一“以保 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的《教育今语杂志》(注:参见《刊行 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二者均载《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 910年3月。),因其必须同时面对在日留学生和海外华侨,起码在语言表述上,必须十 分讲究。

   估计出自章氏门人钱玄同之手的《缘起》和《章程》,对杂志的这一特色,有相当充 分的阐述。先是称:“凡诸撰述,悉演以语言,期农夫野人,皆可了解。”(注:参见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后又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四章“办法”中,对 讲习的内容加以界定:

   (二)本杂志演述各种学术,均由最浅显最易晓得者入手,以次渐进,期有系统。

   (三)本杂志于各种学术,务求解释明了,不事苟难,庶便学子自修,兼为无师者指导 门径。(注: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

   与此相适应,从第一期起,杂志封底便有“本社编辑教科书豫告”,内容包括历史、

   地理、算术、理科等。

   《教育今语杂志》第四册上,编者“庭坚”为“独角”《庚戌会衍说录》(即《留学的 目的和方法》)所写的“附识”,除说明此乃太炎先生为中国各省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 校学生所做演讲的记录稿外,还有一段话:

   本是为中国留日学生,下一针砭,开一个学问入手的门径,立一个施教的方准。至于 海外华侨学生,方才略识国文,怎能组织学会,到这样高深地步?所以众华侨学生,如 果有志本国学问,还须从学校入手。

   此文乃为留日学生而作,但同样适应于海外华侨;至于专为杂志而撰的文章,也希望 兼及留日学生的口味。这也是章太炎为第一册杂志所撰“社说”中,念念不忘这边“几 位朋友”与“那边父兄子弟”的缘故。对于读者的双重假定,使得文章中既有循序渐进 ,以“浅显之语言”系统讲授“本国学问”的框架(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第二章 “定名”有曰:“本杂志依上列宗旨,演以浅显之语言,故名《教育今语杂志》。”但 这一章程后来略有变化,第五六合册上的《本社启事》称:“本社自五期起,白话与文 言并用。”),也有借题发挥,涉及中国现实政治与学术思潮,乃至日本社会与汉学界 的现状的,故并非纯粹的“平民普及教育”。

   同是使用“浅显之语言”,与国内众多白话报刊之借介绍时事、传播新知以“开通民 智”的宗旨不同,《教育今语杂志》的工作目标是“保存国故,振兴学艺”,进而“用 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注:参见《教育今语杂志章程》和《东京留学生欢 迎会演说辞》。)。如此目标,对于读者的要求,当然不可能只是“粗通文墨”,而是 必须具备相当的国学修养。说到底,这是“讲学”,而不是“论世”——后者只需要“ 激情”,前者则必须具有比较丰厚的“学识”。

   “讲学”而采取“浅显之语言”,固然有“平民普及教育”的需要,但更与其时“演 说”之风大畅关系密切。

   1904年,秋瑾撰《演说的好处》,称报纸之外,“开化人的知识,感化人的心思,非 演说不可”。论证过演说的五大好处,秋瑾称:

   如今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晓得演说的要紧,所以立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又把演说的 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可以晓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学界上的学说。唉!列位不要把 这个演说会看轻了,唤醒国民开化知识,就可以算得这个演说会开端的了。(注:秋瑾 :《演说的好处》,初刊《白话》杂志第一期(1904年9月),后载《神州女报》第一期( 1907年12月),见《秋瑾集》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第二年的1月13日,秋瑾劝晚清另一著名革命家宋教仁加入此演说练习会,依宋氏日记 《我之历史》的叙述,秋瑾应是此会创始人之一:

   至秋璿卿寓,谈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 次,并出白话报一册,现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注:宋教仁 :《我之历史》17页,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

   其实,不只留日学生,20世纪初,国内热心改良群治的士绅,也都开始提倡演说(注: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四章对 于演说的倡导、演讲者的训练与培育、演说的场合与地点、演说的内容等,有颇为精细 的考辨,值得参考。)。秋瑾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格外注意,除了她本人的革命生涯,还 因其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演说所及,其实多为“世界上的世情”,而极少“学界上 的学说”。因后者所面对的,是同道或知识水准大略相等的学生,而非不太识字的劳苦 大众。而在晚清,不管是提倡革命的政治家,还是主张从教育入手的比较温和的改革者 ,其采用白话撰述,都是把识字无多的大众作为拟想读者。至于着力于“传播新知”的 梁启超,其介绍“学界上的学说”,采用的是浅白文言,而非白话。反而是希望“保存 国故”的章太炎,开始尝试使用白话来述学,此中深意,有待进一步开掘。

   将近十年后,五四新文化人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决定《新青年》从1918年5月出版的四 卷五号起,全部采用白话写作。这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大事,论者常常提及 。不过,此前,三卷六号的《新青年》上,刊有钱玄同致陈独秀信,讨论将右行直下的 汉文改为左行横迤,并且使用新式标点;其中建议《新青年》改用白话述学,尤其值得 注意: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 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 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 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 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 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注:钱玄同、陈独秀:《通信》,《新青年》三卷六号,191 7年8月。)

   对于钱玄同的提议,陈独秀赞同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 必勉强一致”。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对白话作为书写工具的利弊得失,应该说颇 有心得;而且又是最早公开支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称“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 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的陈独秀(注:参见《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所刊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后陈独秀的“附识”。),为何对《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犹豫不决? 就因为述学之文不比文学创作,乃是以同样学识渊博的文人学士为拟想读者,白话能否 入高人眼,实在没把握。可见钱氏此举,颇能显示独特的眼光和魄力。

   1935年8月,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专门引录了钱氏上述这段话 ,并称“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作为当事人,蔡元培当然知道,晚清已经 开始出现不少很有影响的白话报刊。可在他看来,即便如此,胡适、钱玄同等五四新文 化人之提倡白话文,依然值得大力表彰。原因在于:

   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 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蔡 元培全集》第六卷574—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类似的话,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但均不若作为过来人的蔡元培之“现身说法”。 不过,蔡先生没有指出,钱玄同的贡献,主要在于将白话的应用范围从“文艺文”推向 “学术文”。倒是几年后黎锦熙撰《钱玄同先生传》,做了重要的补充说明:胡适发表 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对于当时的 读书人,“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注:参阅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钱玄同 年谱》170—171页。)。正是在此背景下,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兴起前七八年,章太炎 、钱玄同等人之创办《教育今语杂志》并尝试以白话述学的意义。

   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曾论及古代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的血脉联系,其中有两句 话,与本文的题旨颇有关联,必须略加辨析。一是“朱熹与陆九渊都是古文的好手,但 他们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一是“今日许多做白话散文的人,也都是跟 小说学的,没有跟唐、宋、明的语录学的”(注:《胡适文集》第八卷119页、122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先从后一句说起。《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 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 。周作人不满足于此,再往上追,从《儒林外史》的楔子讲开去,由王冕一跳就到了晚 期众多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人,终于由此理清“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注:周作人 《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可所有这些“ 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

   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的贡献,论者一般沿用胡适的分析框架,称其不同于晚清白话报刊 或字母运动的提倡者之处,在于“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认定“白话并不 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这一总体判断,时至 今日,仍可接受。所谓“人上人”仍醉心于汉魏、唐宋文章,只是哀念“小百姓”无知 无识,方才“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 典文学研究论集》153—154页。),除了语调略嫌刻薄,所说基本属实。问题在于,晚 清人对文章的区分,除了日后备受讥讽的“我们”和“他们”,还有不太为人注意的“ 论学”与“讽世”。比如,章太炎便曾分辨文士、学者两类风格不同的文章:

   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讽议,臧否人群,文 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注: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8 —119页。)

   在章太炎看来,不算史家擅长的叙事与诗人专注之抒情,文章家之说理,可分为“论 学”与“论政”;而“论学”的难处与魅力,当在“论政”之上。这也是他不喜欢人家 表彰其广为传诵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而拼命自荐“文实闳雅”的《訄书 》的主要原因(注: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其实, 特别看好“述学文章”,并不只是章太炎独有的偏见。严复坦承译事之难,所谓“一名 之立,旬月踟蹰”(注: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五册1322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指的是述学之文。林纾翻译小说时可以笔追口述,可一到撰 写古文,照样殚精竭虑。

   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 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 ,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可还有一条曲折隐晦的小路,比如章太炎,面对新的读者趣味 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无意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 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章太炎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讲学”,其对于文章体式的革新,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走出诂经精舍的太炎先生,虽然将其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以对抗如日中天的西 式学堂;可潜移默化中,已经接受现代学科分类观念。章氏讲学,基本上是专题性质, 与此前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乃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 胡适称朱熹等理学家“讲学的语录很有许多很好的白话文”,其实不太准确——是有很 好的白话,但不是白话撰写的文章。传世的大儒讲学语录,大都吉光片羽,精美绝伦, 但并非好文章。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满天星斗,点到即止。文字如 此简略,思路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 其佳妙之处。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也有记录者的刻意选择,传给后世的,是结论 ,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太炎先生的讲学,八人小班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留下记录的 是演说性质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前者类似传统书院,选择专书,以学生自学为主 ,教师只负责关键处的点拨,即便录音整理,也不可能是完整的文章。后者必须围绕某 一专题,在特定时间里阐发完毕,即便不能令听众“如坐春风”,起码也必须让人家跟 得上你的思路。如此演说,或先有讲稿,或记录成文,大体都有点“文章”的味道。

   其次,由于兼及“讲学”与“演说”,太炎先生的拟想读者并非不太识字的大众,而 是对国学有兴趣的留学生或海外华侨,其论述策略因而也就必须调整,不同于流行的政 治宣传或思想启蒙。每讲都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 后者可以渲染氛围,调动情绪,但不应该喧宾夺主。这与革命家注重社会动员的演说不 大一样,不是以激情、而是以风趣吸引听众。

   最后,就像秋瑾设想的,“又把演说的话刻了出来,把大家看了”,这个时候,章氏 的兼及“讲学”与“演说”,便体现出独特的魅力。顾炎武曾批评讲学先生“从语录入 门者,多不善于修辞”(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修辞”则,第452页,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岂止不善于修辞,更重要的是,不善于谋篇布局。有好 片段,没有好文章,此乃讲学先生很容易患的通病。不管是书斋讲学还是广场演说,一 旦落实在纸上,其零散或空疏的毛病,将“一目了然”。章氏之以“讲学”为底,以“ 演说”为外,既有前者的学有根基,又有后者的平易风趣,二者合而为一,可以作为别 具一格的“文章”欣赏。

   章太炎带有演说风的文章,有可能是作者事先准备的演讲稿(如《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 说辞》),也有可能是演讲的记录稿(如即席发挥、博得众多“大拍掌”的《民报一周年 纪念会演说辞》)(注:此文作为演说记录稿,作者生前不曾入集;同时发表的《民报一 周年纪念会祝辞》,则作为“文章”,堂而皇之地进入《太炎文录初编》。),更有可 能是书斋里一挥而就的“拟演讲稿”。《章太炎的白话文》里的不少篇章,便有这种痕 迹。最明显的,当属涉及“那边父兄子弟”的《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 “拟演讲稿”之值得重视,因其提醒我们注意现代书面语产生的另一途径。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两点意见可以提供。第一,不能把 论述的焦点,全部集中在“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在我看来,白 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 很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注:朱自清注意到这一点,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 ,强调新文化运动中长篇议论文的进步,而且称胡适“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 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朱自清全集》第二卷299页,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1988)。)。时至今日,“文艺文”与“学术文”在对待白话的态度上,仍 有很大的差异。第二,清末民初兴起的“演说”热潮,对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 对于文章体式的改进,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其间“口耳相传”与“有目共睹”的联系与 区别,以及借助“拟演讲稿”出现的二者之间的互动,是否也是白话文章得以日趋成熟 的原因之一?

   演讲底稿、记录稿或拟演讲稿,与独立撰写的专业著述异趣,如何论述方才恰如其分 ,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想指出的是,章太炎平生讲演极多,各种记录稿水平参差,故 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在我看来,《章太炎的白话文》不在此 “告戒”之列。借用其晚年弟子沈延国的辨析,此书当属第一、第三类讲演记录——即 “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故可以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 用和论析(注: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对五类章氏讲演记录的分辨,值得参 考。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92—394页。)。作为章氏第一种讲学记录,《章太 炎的白话文》与日后由吴承仁记录整理的《菿汉微言》,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 论》、王乘六、诸祖耿等记录整理的《国学讲演录》,共同构成“学问家兼教育家”章 太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四书,固然不若《訄书》、《国故论衡》、《文始》 、《齐物论释》等体制谨严,但同样新见迭出。对于选择独立讲学而非进入现代大学体 制的太炎先生来说,这些“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藐视。

   2001年4月22日—7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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