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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尤善于德国古典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已出版著作十余部,翻译有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他译著七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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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邓晓芒 点击:18802次 时间:2013-04-23 13:08:38
 摘要
  1五四运动思想精英以民众“监护人”自居,居高临下进行启蒙,致启蒙失败
  2八十年代启蒙精英更看中为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但遭到惨败
  3 前两次启蒙失败是因传统生活方式未变,精英大声疾呼却在底层民众找不到回应
  4第三次启蒙要面临三个任务,唯一出路是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
  
  编者注:4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演讲。邓晓芒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中,思想精英的目标主要在于治国、平天下,充满过激的心态,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诉求,启蒙只是“救亡”或“振兴中华”的工具,最终以失败告终。
  启蒙需要社会和经济基础,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即使启蒙精英们大声疾呼,仍无法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回应。随着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人口流动发生根本改变,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启蒙就需要知识精英对社会改变做出回应,邓晓芒表示,如果知识精英漠视社会呼吁,就是失职。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文化批判,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著有《康德哲学诸问题》、《冥河的摆渡者》、《人之境》、《灵魂之旅》和《新批判主义》等。编辑:周东旭
  
  五四启蒙的失败
  ——知识精英居高临下以民众“监护人”自居致启蒙失败,最终导致新的造神运动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很凶猛,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马上就消沉,甚至遭到批判或清算。
  到了今天,国人在政治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圈,从八十年代算起,有了整整一代人新的记忆和经验,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居高临下对老百姓进行启蒙,把民众当做儿童进行引导、教育。按照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
  启蒙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恰好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知识精英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这些人一方面自己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只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的和社会变革的需要,而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者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仍然只是未成年人,必须要受到他们的教育,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是非,只需跟着他们走就能够成就伟大,推进历史进步。
  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们,当年用各种方式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实际已经是一种反启蒙的动作。尽管他们所喊的口号和所引进的观念是启蒙的,但做法是反启蒙的。他们总是以追随群众的人数作为启蒙成效的标准,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表面的轰动效应和政治效果,而很少深入理论本身?启蒙思想家们写的很多东西基本都是拿现成观念唤起民众,而对于这些观念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真正含义是什么,往往不加深究。
  因此,第一次启蒙运动很快被“救亡”所代替。李泽厚讲,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启蒙价值在救亡方面作为工具,远不如传统东西更重要,在救亡方面基本还是靠传统内容,不管是国共两党,还是某个领导人,都是应用传统的东西。
  事实上,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他们的启蒙逻辑,先是把大众当做儿童,然后以追随的大众人数作为启蒙成效标准,进一步就走向大众的崇拜,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民粹。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民众精英引导大众,同时又崇拜大众,大众崇拜甚至导致愚昧崇拜,因为大众不成熟,虽然力量很大,但思想上不成熟,怎么引导?就必须要阿谀、崇拜大众,乃至于崇拜愚昧,当大众处于愚昧状态的时候,知识精英们就崇拜愚昧,走上这样一条路,最后走上新的造神运动。
  启蒙运动变成造神运动,以造神来启群众之蒙,这是一个悖论。本来启蒙运动是要打倒那些神,批判宗教,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结果最后又走向造神。我们陷入到一种民粹主义的幻觉,幼稚等于美,盲从等于力量,愚蠢等于觉悟高。第一次启蒙就这样被压倒了。
  
  八十年代启蒙的失败
  ——知识精英眼睛朝上疏于反省政治之外的国民性等深层问题
  
  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虽然摆脱了“救亡”的干扰,在历史和文化层面与前一次启蒙相比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但是在对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没有达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度,只有一些道德和情绪化的批判。
  八十年代的启蒙批文革、批四人帮,思想解放等,带有很多道德化和情绪化的色彩,很少运用理性,对引进的西方思想进行普遍人性层面的反思和追溯。八十年代的启蒙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启蒙者归根结底只不过是“西化派”而已,把西方传来的东西当圣旨。
  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状态,知识精英眼睛朝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最终被掌权者听进去,当然也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们只代表了人民对领导和上面政策的消极等待。
  当然,启蒙还是有成效的,总比什么也不做,总比复古倒退要强。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弱点就是没有在理论层面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寻找根据,因此,进入九十年代,启蒙的声音忽然就沉寂了,为什么会忽然沉寂?因为当时的人们把启蒙只是看作一种技术性的方法,一种策略,而中国的问题似乎用传统方法解决更有效,这与第一次启蒙情况是一样的。
  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内化为中国人人性中的必要层次,如果内化为这样一个层次,就不存在所谓超越、扬弃,所谓反启蒙,哪怕在现实中效果并不好,比如由启蒙运动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血淋淋,非常糟糕,但启蒙思想成为广大人民人性结构中的一个层次,不会被抛弃,他们已经跨过了那个阶段,要回也回不去了。
  但是,启蒙在中国八十年代还是被人们再次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弃了。普遍说法就是启蒙没有出路,所谓没有出路就是没有效果,没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所以就抛弃了启蒙。
  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两场启蒙运动,也许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影响,启蒙思想精英几乎每人都想借助思想文化观念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政治上面的问题,有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五四运动的启蒙先驱有这种倾向可以原谅,因为他们面临民族危亡,确实是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到了八十年代,启蒙精英仍然用同样的心态,造成轰动效应,而疏于反省政治层面下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问题、国民性和人性问题,最终造成一种误导。
  启蒙思想在八十年代精英那里,有两大功能:一是清算以往的封建思想残余,应该说这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另外,他们更看中为当前政策提供参考,为改革开放设计蓝图,这一方面他们遭到惨败。
  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认为自己把握的真理是绝对的,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阻碍历史,都应该打倒,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其实都是文人,应该提倡宽容,观点不同也不能够一棍子把人打死,要让别人说,要倾听,自由讨论,把问题推进到学术层面,当做学术讨论。
  八十年代的启蒙缺乏这样一种氛围。五四运动时期的启蒙要做这一点不太容易,而八十年代启蒙本来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不管五四运动,还是八十年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看来看去更像是一些谋臣或者是智囊,不像西方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比如卢梭和康德那样隐居起来,独自一人思考人性的问题,不在乎那些表面的效应。
  中国启蒙思想家的目标在于治国平天下,把衡量理论的标准放在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上,借用政治的操纵,堵塞了启蒙思想本身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启蒙运动充满过激的心态,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诉求,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政治方面更上一层楼,因为掌握了权力,他就可以推行自己的那一套想法,恰好缺乏的就是宽容精神和理论精神。
  
  启蒙的基础
  ——前两次启蒙失败因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未变 得不到底层民众回应
  
  中国启蒙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启蒙的大门口徘徊,八十年代的启蒙也不过是旧话重提,每一次转一圈又回到原地,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们只是把启蒙理解为一场运动,中国人对“运动”都很熟悉,运动过后没有出路,于是又退回原地,甚至反启蒙。
  中国当代的启蒙为什么总是停留在启蒙的门口?我们总是受到传统的束缚,不由自主把启蒙思想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启蒙思想进入中国当然是非常异端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奇怪的、不相容的,也是叛逆的东西。叛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也有,比如老庄、魏晋名流和明清异端(比如王夫之)等。
  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与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潮有一点是相似,他们都反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五四启蒙思想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使得当时大批新青年趋之若鹜,我们可以翻一翻当年的那些文本,感受一下五四时期的氛围,新青年从家庭中走出来,走向社会,抗婚、逃婚等等,都是一种个性解放。
  但是,个性解放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作为基础,而只是一种个人气质和性情,甚至只是青春期的生理骚动,是不会结果的,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回归原位,不会内化为人性中必然的层次,只是过眼烟云,甚至变成物欲横流,为所欲为。
  这样的启蒙当然没有出路,运动过后,就会陷入黑暗,陷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五四运动的启蒙与西方启蒙相比,一开始就面临先天的不足,缺乏理性精神,不像西方启蒙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做铺垫,而我们的传统是古代自然性情,即“狂士”,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独立,不受约束,但没有积极的目标,最后把一切都搞乱,注定要由儒家正统收拾局面。
  八十年代的启蒙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最终走向复古倒退,也是必然,没有建树,没有新的创造,只是拿西方思想作为口号,舞弄一番,最后无法收拾。
  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都没有真正领会和吃透启蒙的含义。他们只是抓住启蒙运动表面、可操作的口号,把它转变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治国方略或者是政策,任何口号都没有办法根本改变中国传统几千年既定的格局,用口号能改变中国现状吗?恰好相反,这些口号甚至可以被利用拿来大搞专制主义复辟,比如文革。今天回过头来看,谁还认为文革也是一场启蒙运动?文革大搞愚昧,大搞造神运动,扼杀任何一点启蒙的苗头。
  这两次启蒙最后都销声匿迹,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国情的基础仍然是自然经济,精英们大声疾呼,但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什么回应,精英们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拥护者,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基于自然机制上的小农生活,小农人格没有独立,依然渴望一个救世主,或者高高在上的精英,来稳定人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情发生巨大变化。当年梁启超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时还不算,底层没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变,农村没变。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几千年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解体,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离土进城打工,城市化成为整个国民生活的重心。80年代基本还是自然经济,现在农村种田都与市场挂钩,不管种子、农药、化肥、技术、销路等。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矛盾,靠传统的那套方式已经完全没办法解决,必须要引进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原则,包括市场经济运作规范,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将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也就需要考虑当代社会的第三次启蒙。前两次都失败了,有历史原因,思想根源等,但最根本的是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启蒙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它也为今天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应对新的形势。
  
  第三次启蒙
  ——社会根基发生变化 底层民众向知识精英发出呼吁
  
  我们已经反思了前两次启蒙,那么,第三次启蒙与前两次有什么不同?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最大特点就在于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改造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从根基上发生变化,已经向知识分子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
  与过去两次启蒙相比,过程倒过来了,以往是一些知识精英高高在上,发动群众,想要改变社会,而今天是老百姓遇到问题,从底层向知识精英们发出呼吁, 要求他们提供理论根据,建立理论规范和模式。是不是回应这种呼吁是当代知识分子能否实现自己学术良心的试金石。社会已经提出呼吁,精英们躲在象牙塔,躲在故纸堆中,漠视底层发生的重大改变,就是失职。
  与此相应,第三次启蒙必须在理论上比前两次有重要的推进,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它不再只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也不是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非常实在的。
  以前的启蒙精英的呼吁和民众的生活是“两张皮”,五四运动能够鼓动民众,一是抽象的爱国主义,一是亡国灭种的依据;而八十年代启蒙是依靠振兴中华的理想。现在再去鼓动老百姓,人家不听了,民众看实在的内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你做什么。
  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以往的启蒙没有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直接联系,而现在的启蒙开始与民众每天的生活接轨,日常生活与启蒙所宣扬和探讨的内容息息相关。大体来说,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次启蒙的特点应该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五四启蒙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八十年代启蒙重提科学,但人们往往忽视在“赛先生”之下有更根本的理性精神。
  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技术。五四时期就是这样,寻求救亡的策略,当时好多次大讨论,就是争论谁的理念更能够救中国,把它当成政治技术。八十年代寻求强国的科学技术,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政治技术。不管科学技术还是政治技术,都是以使用为目的,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包括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一是逻辑精神。怀疑精神要有批判性思维,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批判性思维;逻辑性精神就是能够推理,中国人不善于推理,总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外一个话题。这种理性精神是远远超出实用目的的。
  比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赢得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但实际上我们把它理解为技术,只有按照这种技术,才能救中国,最后它赢了,证明它是真理。技术就是这样,赢了就是真理。这是一种技术观,而不是科学观。
  对技术不要太迷信,而科学没有什么迷信不迷信,科学本身就是怀疑精神。技术就是不问所以然,按照既定规则办事,达到预期目的,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体现在怀疑之中,不让怀疑的就不叫科学,就是意识形态,就是信仰。
  这样理解科学,那它就不再是人性的束缚,不再是自由的枷锁,而是自由本身。不要把科学片面化,以为科学就是能够产生实效,科学发展观就是技术发展观,这样的理解太狭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他提出一系列铁的规律,让人们去遵守,而是它本身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是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上一次尝试和突破,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单纯的工具,它代表人性自由的张扬和人生的探索精神。
  无论个性自由,还是思想解放,都要有理性做基础,才能够产生积极的结果,否则就是过眼烟云。
  第二,从民主深入到人权,这与民众的生活更直接发生关系,更根本,更切合实际。从五四以来对民主的理解,有一种根本的偏颇,把它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或者自上而下给人民以发表意见的机会,“让人说话”就是民主,或者广泛征求以及采纳人民的意见。
  自五四以来,对民主的理解最重要的缺失就是人权。西方民主建立在天赋人权基础上,这个理论对不对,可以暂且不讨论,但没有这个前提,谈何民主?民主不单单是让人说话,而是按照天赋人权来制定一套说话的规则和法治,否则今天可以让你说话,明天就可以禁止你说话,甚至把你的话作为引蛇出洞的“阳谋”。
  自主之民首先要对自己的权利有清楚认识,不是靠别人给权利让我们说话,就感激涕零,而是自己追求应得的合法权利。自己的领袖应该为自己谋幸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可以不选他,或者罢免他,因此,人民的领袖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他只可能是人民的公仆。
  另一个误解就是把民主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进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没有人权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当然也要有技术上的集中决策,但这种集中是工具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总是认为集中才是目的,民主是手段,通过民主达到集中,也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搞反了。民主也是手段,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权,因此,集中是民主的手段,民主是人权的手段。
  五四以来,我们在呼唤自由,但自由的保障何在?没有宪政就没有保障,最终是虚假的自由。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每个人都想为所欲为,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强者为王,进而导致专制。本来是追求自由,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专制,所有人都失去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权之下的自由,也就是一切人所承认的公正原则之下的自由。
  自由与公平、平等是分不开的,无法无天的自由肯定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宪政的民主只能够是多数人的暴政,甚至于是个人的暴政。对人权的强调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最重要的核心。当前维稳的核心就是维权,二者不能对立,只有维权了才能维稳。
  第三,对普世价值的总体把握。凡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都会提出一种质疑,认为普世价值是从西方发展而来,不过是西方价值而已,这种质疑根本用不着认真对付,稍微受过理论训练的人就知道他违背起码的逻辑常识。任何一种普世价值总有某种文化承载,仅仅因为它是由西方文化承载,就否定它有成为普世价值的资格,最终的结果就是不会有普世价值,就好像一个病人,他说要吃水果,人家给他拿来葡萄,他说不要,苹果也不要,梨子也不要,香蕉也不要,到底要吃什么?他说要吃水果。
  中国文化历来承认普世价值,长时期以来,我们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只不过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暴露出传统普世价值有自身狭隘性,只是立足于家庭宗法和亲情之上,至多带有一点“推恩”的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家庭亲情推展开来。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相比,更加普世,它可以涵盖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比如仁孝,基础更加广泛、普遍,更强调人人平等。
  
  第三次启蒙的未来
  ——启蒙面临三个任务 唯一出路是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
  
  下面谈一谈第三次启蒙的任务。第一,要以理性对抗天理。天理与理性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理性与传统天理是对抗的,天理是一种规则,但是又不可规定,不可言说,只能靠每个人的体会去悟,是非理性的,不可传授。
  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理到底是什么?实际就是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天理就在人情往来之中,在待人接物的感悟之中,在行为举止的循规蹈矩中,在下级对上级的愚忠,甚至在行贿受贿中体现出来。
  以理性对抗天理,就是要讲道理,而不是首先讲立场,在没有讲清楚道理时讲立场,就会掩盖问题。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和任务首先是要用理性对抗传统天理,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揭穿天理“以理杀人”的本性。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已经看出中国传统天理扼杀人心,杀人不是那样血淋淋,而是温情默默。
  第二,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五四以来,自由大多体现在个性解放,并与中国传统的狂狷性情混为一谈。在文革中利用青少年的冲动和逆反心理,把个性解放加以无限膨胀,变成造反有理,至今人们还在推崇和欣赏这种个性,希望回到文革,把贪官污吏一下子扫除,每个人都吐一口恶气,打乱一切,突破一切束缚,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个性自由与自由权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相反的。在中国,最个性最自由最解放的就是毛泽东。
  传统社会排斥法律,毛泽东也厌恶法律,认为宪法只是一个工具。传统儒家提出息讼理想,不要打官司,更加相信私了和调解,现在占据人们头脑的仍然是传统对法律的偏见,认为法律无非就是解决利益冲突,解决利益冲突过程中无非就是律师从中渔利,仅仅从利益角度看待法律,没有意识到法律是保护人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工具。
  第三,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第三次启蒙与前两次启蒙有很不一样的任务,应该以健全的启蒙心态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不要把老百姓当做未成年的儿童,避免大众崇拜。
  走群众路线,崇拜大众,崇拜劳工,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不能把大众美化和神圣化,大众也会犯错误,文革就是全民犯的错误,纳粹就是德国大众犯了错误。如果是成年人犯错,就会自己求证和纠正,如果是一个儿童,就会怪罪于别人,今天的启蒙心态要是要排除这一点,不要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去启发别人,应该具备必要的谦虚和宽容,不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把自己的主张付诸权力,让所有人都按照自己意思办。这是以往启蒙思想家往往避免不了的,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特别热衷从政抓权,甚至玩弄权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明明是做学问的,摇身一变成为政客,甚至以玩政治的方式玩学术。
  启蒙思想家立足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股政治力量,这就导致了启蒙的异化。鲁迅当年对启蒙思想家特别反感的就是这一点。今天的启蒙应该有一种健全的启蒙心态,不要着眼于具体利益、冲突和恩怨,相互之间的宗派斗争和政治得失,这都是低层次的。
  启蒙思想当今的主要理论对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对手并不是指敌人,只是一个对手,启蒙毕竟是从西方引进,对中国传统形成一种冲击,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真正的启蒙者应该与对方进行平等的理论辨析和论战,在国内知识界我可能是论战最多的,特别是与儒家的论战,有理论不统一的地方我就倾向于论战,论战不是为了搞宗派,强调自己多么正确,而是要把具体问题搞清楚。同时,也不要把理论上的对立扩大到宗派对立,甚至政治方面的对立。
  成熟的启蒙意识应该把传统观点当做一种观点来对待,努力与之进行理论争辩,但是不要压制,更要反对一种观点对其他观点的扼杀,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宽容之下,传统文化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够作为多元中的一员站住脚。
  从董仲舒以来就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传统要不得,使儒家文化本身受到极大局限,在现代陷儒家文化于死地。如果儒家文化还想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不准别人说话,只有自己能说,那就是死路。中国儒家文化最要命的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大一统的权力诉求。儒生有权力诉求,几乎天经地义,如果没有掌握一定权力,传统上就叫怀才不遇,就很悲伤,权力诉求是儒生骨子里的东西,这也是要反对的。
  如果说启蒙存在敌人,那么,把一切其他学术加以扼杀,不准别人发言的倾向就是真正敌人,在儒家方面有,法家更不用说,这是要坚决反对的。如果儒生把儒家理论当做个人操守,那是允许的,甚至值得尊敬。
  健全的启蒙心态比具体的观点更重要。与前两次启蒙相比,启蒙心态要有根本的改变。
  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以后无路可走。今天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梦醒以后不是无路可走,梦醒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年以前更具有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悲鸣和呐喊,而是历史的必然。
  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每天都在呼唤启蒙原则,不少文化人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有感于当代社会处在现代化难产的阵痛中,尝试回到古老传统去寻找某种灵丹妙药,甚至把当前社会的道德问题归咎于启蒙本身。但是,回归传统绝对不是当代社会的出路,只能是一条死路,我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也只有尽快实现启蒙原则,传统文化中的普世因素才具有了恢复和弘扬的基础。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看似悖论的命题,只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够弘扬传统文化,因为只有批判才能够为现代普世价值扫清道路,建立初步的启蒙基础,传统文化才有了弘扬的可能性,比如日本、韩国。不要想变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从此不可能再有,也不可能全国人民都信奉同一意识形态。
  我们的国学热,热来热去,都是在炒冷饭,没有把文化思想放到理论层面真正加以深入研究,而是把它当做意识形态、权力诉求,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败坏。
  我主张当今启蒙思想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起多元文化发展的前提,即普世价值,对于思想和言论,应该有健全的心态,没有这些,单一弘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那只是败坏传统。(感谢武汉大学李治显同学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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