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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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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关于“欧穆问题”的再思考(上)——兼答网友“王二”(“北大飞”)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秦晖 点击:1191次 时间:2017-06-28 20:56:09

——以上文字节选自《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


   近年来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以下称“欧穆问题”)日益引起争论,它与“欧债问题”一起成为当前欧洲的两大难题。同时这两大难题在我看来又是21世纪全球化危机的重要反映,这一危机已经导致了诸如特朗普上台和英国退欧等一系列过去难以想象的大事件,给这个世界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也打乱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政治格局,传统的左右两翼都面临挑战,而过去并不显山露水的新人物新派别(这里的“新”与“传统”无褒贬之意)冒了出来。

   这种全球性动荡不仅是新课题,而且中国并不置身事外。所以“他们”的争论很快也席卷了“我们”,不仅“左右”之间,而且平时价值取向相近的朋友之间也吵得很热闹。

   我们最近在公号上发了一系列巴尔干问题的游记和分析文章,其中自然也论及“欧穆问题”。特别是最近一篇《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下称拙文)引起了很多讨论,网友“王二”不仅在跟帖中提出批评,还以“北大飞”笔名在网上专门写了一篇《错误信息导致错误结论——评秦晖老师<欧洲穆斯林政策的两大弊病>》(下称王文),下了很大功夫旁征博引,力图证明我根据“道听途说”的错误信息,尤其是“华人圈子中”流行的批“白左”、捧特朗普的不实之词,得出了错误结论。他的行文诚恳,材料丰富,而且涉及的问题很重要。值得认真回应。

   王文尽管对拙文从“信息”到“结论”都进行了批驳,但对我个人还是很客气,他认为我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国内网络封闭的客观条件,没法及时查到国外网上的真实信息,导致我被过滤后的国外新闻和一些华人中流行的“仇穆”段子所误。

   他总结说:这“对于整个国内舆论生态也极其不利,虽然普通人就算上网方便也不会费力搜索研究,但他们往往会通过阅读各位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文字来获取信息,如果意见领袖们也没法利用网络进行事实核查,而是要反过来依靠来自大众的道听途说得出结论,就会形成无法突破的闭环。网络上满天飞的谣言和仇恨言论,就是这么造成的吧。”

   他的这段话我是非常赞成的,我也认为他指出的问题严重存在。不过,这与我们之间的争论好像并无关系。其实,拙文中提到而被王文“揪谬”的两个主要事件(“柏林清真寺”之行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讲话)都发生在多年以前,那时欧穆问题还未引起如今那样的热议,“华人圈子”也还没有如今那种“大众”的关心。

   说我是“反过来依靠来自大众的道听途说得出结论”,时间上恐怕就对不上号。就如他说“最近三年”极端教派人数骤增三倍,“与其说对应到什么白左政策,倒不如说是美国进入伊拉克的直接后果”这句话让人感到严重的时间错乱一样。

   就以我2009年的纽科伦之行而言,恐怕现在网上也还没有我提到的那些事。我说看到一些极端派清真寺在宣传,王文说我是“道听途说”。他给出两个猜测:“是秦晖老师来到一家极端派的清真寺,进去后亲耳听见他们在现场宣扬不择手段的消灭基督教,还是仅仅是看到了一家清真寺,然后带秦晖老师参观的当地朋友(估计为当地华人),介绍说这是一家极端派清真寺,里面讲的内容是消灭基督徒?几乎一定是后一种情况,毕竟当地清真寺传道多用德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如果秦晖老师对该清真寺公开传道消灭基督徒的说法来自他的当地朋友,根据我在美国的经验,这位朋友恐怕也是以讹传讹而已(这在华人圈非常普遍)。”

   我要说的是,如果我是“道听途说”,他则是凭空瞎猜了。而他的两个猜测都不靠谱:我当然没本事进到清真寺里去现场听土耳其语的讲道。但也不是听“当地华人以讹传讹”。而是纽科伦市政厅负责移民事务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介绍的情况。

   这里要讲一下我为何有此一行:那时我其实没想研究欧穆问题,而是为了探讨移民融入和“贫民窟”问题去纽科伦的。

   世纪初我曾在中国发起善待打工移民的讨论。作为文革知青时代有过被“强制收容”经历而后来又研究过农民工的我,对那种身份壁垒制度下把农民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打工者”却不容他们在城安家、以“没有贫民窟”为言而行“不许贫民有窟”之实的虚伪做派提出批评。

   我认为世上没人喜欢“贫民窟”,但贫民有在城里安家的权利。如果你不能给他们更好的住房福利,至少不能对他们残忍地犁庭扫穴,逼他们家庭离散。像过去白人南非那种只许黑人进城打工“暂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黑人家园”的做法,要比“贫民窟”更糟。而各国城市化中所谓的贫民,基本上都是城市化工业化中进城的新移民。

   那些年我无论是去印度、巴西、泰国、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还是去发达国家,都很注意找机会考察贫民区——一般也就是新移民区。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贫民-移民的。

   欧美发达国家早就有迁徙自由和福利保障制度,城市化已完成,也没有什么城乡差别,他们的都市贫民区主要是产业转移造成的衰败城区。但是来自外国的新移民,包括已入籍、待入籍的,也属于社会下层吧。而他们受到的善待与我们给“外地”进城的本国公民的待遇相比,仍然给人强烈的印象。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就是为此来到纽科伦。

   该区位于柏林中南部,19世纪一度很繁华。后来不幸出现柏林墙,该区正好位于西柏林沿墙一线,因而变得萧条。原有居民大多外迁。穆斯林新移民尤其是土耳其人后来涌入,现在成了柏林主要的移民聚居区。经一个NGO组织介绍,纽科伦市政厅接待了我们。

   我们看到那里推满了各种帮助移民维权的宣传品,其中就有上篇文章提到的4条“护身符”(无歧视、个人尊严不可侵犯、男女权利平等、子女教养保障,均以德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和波兰语六种文字印成)以及教移民如何打官司、如何申请福利等等的各种材料,还有不少穆斯林、斯拉夫风格的挂历、卡通等供移民取用。

   介绍完当地情况后,市政厅移民局的一位官员便陪我们去看移民聚居区。在市政厅所在的卡尔马克思路(纽科伦当年属于西柏林,居然也有马克思路,可能和这里一直是左派执政有关。)相邻的一条勒特尔路和机场路上走了约两三公里,沿途都是常规的街区,没有什么“棚户”。

   我问到新移民初到时通常不会有多少钱,纽科伦属于主城区,房价租金不低,他们租不起常规住房怎么办?他答称只要是合法移民贫困户政府都有房租补贴,用不着搭棚户,更不会被驱赶。真正喜欢搭棚户的是辛提罗姆人(即吉普赛或茨冈人,近年他们认为这两个称呼有贬义,遂确定自称辛提罗姆。希特勒对他们实行与犹太人一样的种族灭绝政策,战后东德则实行驱逐、禁入和强制收容,只有在西德他们有“流浪权”。据说他们在西德每到一个城市就在公园里搭起帐篷,要他们离去就得给补偿,他们拿了补偿再到另一个城市搭帐篷,再拿补偿再搬走,如此为生。近年来德国国家和社会帮助他们就业,辛提罗姆人精英也提倡融入社会,问题逐渐解决,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这里没有。

   这里到处是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告示,移民氛围浓郁。我们没见到大圆顶清真寺(纽科伦有这样的大清真寺),但很多不起眼的常规楼房,据市政厅的人介绍都有小型清真寺设在里面。短短的路上他就指认了八九处清真寺。这倒与王文介绍的那所Al Nur清真寺“只是很不起眼的一座旧楼”很契合。只是我并没有看到他说的那个AlNur清真寺。但是,我们沿途所见的清真寺中却有三处,那位市政厅的朋友明确说是“极端派的清真寺”,“宣传过圣战”,“在土耳其被禁止”。当然“消灭基督徒”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说明,如果王君为此责我不严谨,我愿意接受。

   不过王文说纽科伦似乎只有一所AlNur清真寺在宣传极端,这显然是不对的。仅就王文提到的那一所和我看到的三所就已经4所了,何况还有我们双方都不知道的。

   必须说明,那位朋友在指出这几所清真寺宣传极端时语气并不是褒贬清真寺本身,而是强调他们对移民的尊重和指出德国的信仰自由比土耳其更彻底。我知道纽科伦左派政府在“有争议的清真寺”问题上一般都是为清真寺辩护的,其立场与王君一致而与“仇穆”的右派(以及王君认为仇穆的“华人圈子”)对立,没理由怀疑那位朋友会有动机刻意渲染这些清真寺的“极端”——而且还“以讹传讹”。

   这三所清真寺中的一所我当时没拍照,如今已不可考。另外两所我后来根据所拍的照片在网上进行了检索,大致知道一些情况。其中一所“伊玛目礼萨清真寺”(图)属于土耳其的少数教派什叶派,它自然不会列在王文“所谓极端派,指的是伊斯兰萨拉菲派”范畴内,因为萨拉菲派属于逊尼派是众所周知的。但王君的口气,仿佛除萨拉菲外就不会有恐怖主义。这倒不仅是他个人的错误。

   把“文化”与“制度”混为一谈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往往把恐怖和极端行为只与某一宗教或某一教派相联系。“仇穆右派”说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亲穆左派”就驳称绝大部分穆斯林与恐怖无关并且是反恐的。再细致一点,也可以说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中的逊尼派,逊尼派中的瓦哈比,乃至瓦哈比中的萨拉菲。而这又会引起反驳,说多数逊尼派,多数瓦哈比乃至多数萨拉菲都不是恐怖分子。例如王文就指出近万萨拉菲中可能只有近两千想参加“圣战”。

   说实话,王二先生漫不经心地以为“不过两千”的这个数字已经使我吓了一跳。只相当中国一个省人口的德国有两千人想搞恐怖主义,又是在自由社会那么宽松的条件下防不胜防,足够让人提心吊胆,难怪“仇穆右派”能够蛊惑人心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种争论是不是太局限了?把恐怕罪行只与某些教派联系是否会导致某种歧视或打击扩大化?而萨拉菲之外、逊尼派之外乃至穆斯林之外就不可能有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吗?欧洲过去不是就有过无神论的“红色旅”这类恐怖组织么?只盯着萨拉菲会不会导致对恐怖主义防范不足呢?

   就以什叶派而论,“伊玛目礼萨清真寺”据报道与土耳其真主党关系密切。而该党虽与有名的黎巴嫩真主党不是一回事,却也屡有残暴前科,是土耳其确定的“恐怖组织”,欧盟各国基本上也是把土耳其真主党看成恐怖组织的。

   当然,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并不见得本身就是恐怖嫌疑,但是媒体披露的该清真寺传道内容包括:仇恨雅兹迪、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信徒明确被告知要在“民主主义者和什叶派、世俗派和穆斯林、人文主义者和先知家庭的朋友”之间划清界限不能骑墙,要作为穆斯林、什叶派和“先知家庭的朋友”去打倒世俗派、民主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这完全是典型的“政治伊斯兰”,哪里还有政教分离的影子。

   我曾查看该清真寺的facebook,虽然没能登录进去,但从主页上就能看到它组织了多次关于“伊玛目-马赫迪”的活动(图),而我们知道在什叶派神学理论中,伊玛目马赫迪就是“末日救主”,他的出现意味着末日审判,世界人口将死掉三分之二,而异教徒将在血海中灭亡,并将从中诞生一个“纯净”的伊斯兰世界。显然这就是一种极端的圣战宣传,虽然可能没有“消灭基督徒”的字句。

   这些信息使我觉得那位朋友说这个清真寺属于极端派是完全对的。但他对此的漫不经心却使我有点担心。

   说实话,当地左派政府的善待贫民-移民是令人感动的。来自外国的移民在这里得到的待遇,我们本国公民中的“外地”移民根本无法想象。而他们的左派与我们这里赞扬户口壁垒、主张厉行“城管”和驱逐穷人、讴歌以上亿人家庭离散为代价的“消灭贫民窟”的所谓“左派”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左派”倡导民族主义,抵制普世价值,他们的左派刚好相反——强调文化多元、社会宽容、更加开放,欧洲主义、普世主义。有人说,西方的左派就是中国的“右派”,而中国所谓的“左派”倒与西方的“极右”相似。就这点而言,我历来是他们左派的同情者。总体上,纽科伦确实是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但是,人们应该接纳和善待贫民、接纳穆斯林、尤其是接纳那些可怜的难民。却必须防范“伊玛目马赫迪的末日审判”降临欧洲。这倒不是说欧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真有天下大乱、“回到中世纪”的危险。(王文要人们放心的似乎只是这一点,说实话这太不够了)

   而是欧洲现有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世俗政治成就会不会因为大量习惯于政教合一、信仰集体化和“政治伊斯兰”的群体进入而受到侵蚀——不是侵蚀“基督教文化”,而是侵蚀现代政治-社会制度。

   毫无疑问,移民不应该因信仰伊斯兰教受到歧视,甚至即便保守如美国的艾米什教团,自己愿意过圣经(或古兰经)时代无电无汽车的生活,社会也应当允许——只要不强制他人。极而言之,即便所谓萨拉菲,作为一个教派来取缔也没有必要。

   现代社会必须惩罚的是邪行而非“邪教”。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教主教徒杀人就治杀人罪,诈骗就治诈骗罪,而不是什么邪教罪——这些教派事实上也没有被取缔,教主被治罪后教派自行散伙则是另一回事。政教分离的社会是不会划分什么正教邪教的。如果涉嫌有组织犯罪而需要解散组织,那也只能以涉及集体暴力这类刑事理由,而不是以“信了荒诞的东西”为理由。

   但反过来讲,邪行者无论信什么教也一样要制止。逊尼派的萨拉菲,什叶派的真主党,乃至极左的红色旅、极右的盖雷维克,都同样是威胁。恐怖主义不是什么“宗教异端”问题,而是威胁普世文明的犯罪问题。没有恐怖犯罪但宣传暴力恐怖思想也应该是违法的,而且同样也不是某个教派的问题。王文引用“德国安全部门”资料,仅仅拿萨拉菲人数作为恐怖威胁程度的指标,可能是出于统计方便。但从逻辑上讲是不太合理的。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要求信仰个人化。穆斯林要成为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这一关是必须过的。穆斯林中有恐怖行为的无疑只是一小撮,有圣战思想的更多些也仍是少数,不必夸张成“仇穆右派”的理由。但是未经宗教改革的穆斯林群体一般而言“信仰集体化”程度相对高,群体对个体的控制力较强,宗教容易政治化,信教多从众,脱教较困难,异教通婚必入教,子女信仰随父母,穆斯林群体对“不尊重”本教的过敏性也远高于现代基督徒,这虽非没有例外,却是大概率的现象。

   这种状况不改变,即便没有恐怖主义问题,穆斯林也难于真正融入现代社会,而“穆斯林人口比重增加会使现代体制蜕变”的担心也不可能消除。“亲穆左派”不能只责怪别人杞人忧天。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必须切实地保护,但“信仰集体化”则要逐渐淡化。欧洲主流社会在这方面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这与“文化多元”并不矛盾,因为当年基督教也有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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