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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著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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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独立思考从接触原典开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甘阳 点击:12870次 时间:2012-08-21 00:40:24
 读书报:什么是通识教育?您认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推动的通识教育堪称典范,为什么?
  
  甘阳: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起源于1920年代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他大学(包括芝加哥、哈佛)的通识教育都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演变而来的。19世纪,美国的很多大学(当时大多还是学院),学生都要学习希腊文、拉丁文,以人文教育为主,强调接续传统。19世纪后半叶起,美国高校逐渐废除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学习,古典学的比重大大下降。可以说,在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和社会经历了与传统断裂的一个过程(这与中国在晚清民初所经历的很相似)。所以,现代通识教育在美国的兴起,是在传统断裂、现代性拼命发展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弥补现代高等教育的弊病而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强调个性,追求差异,而通识教育则强调那些共同的东西,追问的是,哪些是公民都应该了解的,所以通识教育包含了共同教育的理念。
  1920年代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有教师开设了类似“文学经典”这样的选修课,大概是一个礼拜读一本书,这门课非常受欢迎,有别的教师起而仿效,开了类似的课。十几年之后,“文学经典”这样的课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官方要求学生必修的课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校长、并极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哈钦斯就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所以,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与哥大有很深的渊源。
  哈钦斯于1929年入主芝加哥大学后,即开始对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发起了全面批判,他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走入歧途,充满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唯市场取向的庸俗化状况。哈钦斯1936年出版《高等教育在美国》,如果把书名中的“在美国”改成“在中国”,也完全可以。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国,人心混乱,社会极端不平等,腐败非常严重,人们对未来很悲观,这和1990年代中国市场转型以后的情形非常相似。二战以后冷战开启,这使他们更加强调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独特性,通识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传播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共识。这就是美国推动通识教育基本的大背景,是值得我们了解和借鉴的。
  
  读书报:我们常说的另一个概念是“通才教育”,请问它与“通识教育”是一回事吗?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贻琦领导清华大学时,就以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为其治校理念的三大支柱,您怎么理解“通才教育”的说法?
  
  甘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当然很成功。不过,对于我们今天常说的通才教育,还需要深入分析。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背景有相似之处。刚才说到1900年前后美国大学的转型,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然科学比重的加大。自然科学的特点是求新,日新月异,人文科学则需要不断回到源头,回到古典。所以,通才教育比较强调文理会通。但这个概念比较虚,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文要达到什么程度?理要达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操作性?提倡通才教育,是希望人们接受的教育不要太片面,用意很好,但我觉得真正做到文理兼通很难。
  
  读书报:您推动的“通识教育”强调阅读原典,而我们一般的教育,可能更多是从概论和通史进入,比如学习中国哲学就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学习西方哲学就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大学里,可能中文系的学生学了几个学期的中国文学史,却没有读过《文选》,历史系学了很多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却没有通读过《史记》,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甘阳:这种教学方式是我最为反对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最爱编教科书,一个课程,可能会出几十上百本教材,但内容陈陈相因,质量低下,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的学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几本原典,学习的都是一些概论、简史之类。但要知道,现代人写的东西,即使像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简史》非常优秀,都还是有太多时代的局限性,而原典是超越时代的。可喜的是,这几年以来,大学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像北大、复旦、清华、中大以及其他一些学校,课程体系也许还是原来的,但具体教学中,原典研读的比重已大为增加。我想,随着这种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将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教科书的教授方式只是为了给你一套正确答案,那还是应试教育。而原典里有真正原创的想法,只有接触原典,进入那些伟大的作品,你才能开始独立思考。
  
  读书报:您在中山大学主持博雅学院,将您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予以实践,能否介绍一下?
  
  甘阳:这里很难详细地谈,简单来说,学院主要的教学方式就是原典阅读。所谓原典,包括了中西文明的经典。比如第一学期的《诗经》,6个学分,每周3次课,但也只能讲授40多首诗;《左传》也是6个学分,每周6个学时;《荷马史诗》、柏拉图,也都是从原著进入。学生大学四年都是以原典阅读的方式进行,只是大三以后,有专业的分化,必修课的比例降低,而选修课的比例增加。
  
  读书报:现在国内很多大学在推进以原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就您个人的了解,国内大学里通识教育推进的状况如何?其前景如何?另外,我们看西方的通识教育课程,是以西方经典为主,那我们是否应该以中国经典为主?
  
  甘阳:全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据我的接触,像复旦大学、青岛大学做得都很不错。在青岛大学推动这一工作的,是第一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的一个学员。像今天在第六届讲习班上发言的西藏大学的老师介绍的情况,也给我惊喜之感。各个学校情况不同,有的学校师资缺乏,也没有很好的氛围,但还是非常努力地在践行通识教育的理念,采取适合自己的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推动通识教育要因地制宜,不一定是同一种模式,同一套课程。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要在现有条件下,先操作起来。
  你另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中学西学并举。如果给大学生推荐书目的话,那中学可以有15本左右,西学也是15本左右,文本数量不宜太多,但要兼顾中西。
  
  读书报:您认为从个体(不一定是学生)的角度而言,阅读《诗经》、《理想国》这样的经典,意义何在?
  
  甘阳:我理解,在这样一个烦躁、浮躁、浮华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借由阅读,安静下来,找到生命的意义。所谓“古之学者为己”,通过阅读经典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求得心灵的安顿,这是人们内在的一种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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