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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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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新常态下三大经济热点问题辨析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毅夫 点击:35243次 时间:2015-05-04 17:35:57

 如何看待增速下行引起的“经济悲观论”?
  中国经过36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新常态提出中高速的增长是7%左右。这也是我们提出的增长目标。然而对这个问题,国内还有不少学者感到非常悲观。
  悲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保持了36年平均每年9.7%的增长,其他发展比较快速的国家,一般在8%到10%的增长维持20年,20年以后发展速度降到7%或者更低,甚至5%。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没办法维持,我们没办法违反历史规律。现在已经是36年的高速增长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掉到5%以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好像也有一些佐证。因为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下降,到今年一季度7%,而且下行压力很大。
  然而,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什么?靠的并不是过去的发展怎么样,而是跟发达国家的产业基数差距还有多大,靠的是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我觉得要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最好的方式,是比较这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水平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比较低,代表它的技术跟产业水平比较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水平高,代表它的产业和技术水平高。这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快速增长机制的依据,因此要判断中国未来有多少年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判断我们的后发优势。在经历了36年以后,我认为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我们目前的增长潜力在哪里?
  一个植物能长高长大,是由它的基因决定的,但也决定于外部的气候条件好不好,决定于土地和阳光。如果外部条件不好,或者吸收阳光不够,即使有基因的增长潜力,它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要把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要看我们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是不是具备。
  首先是外部条件。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然后到欧洲、日本,到全世界。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出来。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率都是慢的,有的时候是3%。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经济增长慢,我们的出口增长就更慢。以去年为例,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的增长目标是7.1%,但是去年实际实现的是3.4%。今年一季度是一样的,我们对外贸易增长目标是6%,实现了4.7%,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后发优势。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跟日本一样,有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平稳。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外需这一块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速增长。
  从内部条件来说,实现我们增长的一个前提是靠内需,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从投资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是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所以好的投资是极其重要的指标。不仅产业上面可以有投资,基础设施也是一样的。即使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上投资相对多,但是过去做的基础设施一般是外部的连接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投资,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还有飞机场。但是我们城市内的基础设施还是要一定布局的。就连北京作为全国的首都,下场雨有的地方就会面临排涝的困难,这说明我们的地下管网还是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就会拉动经济。另外现在我们环境改善也要投资,城市化也得靠投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挖掘增长潜力,当外需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要从内需来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本身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因为他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领先。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产业升级潜力还很大。同时,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完善了,即使对老旧的基础设施的投资,跟我们没有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是不一样的。最后,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它们的城市化也已经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在面临经济下行的时候,经常很难找到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当我们的经济下行到一个程度以后,利用我们跟发达国家不同的机会来拉动增长是可行的。政府可以利用相对优越的财政状况,进行一些反周期的干预,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就会被撬动。有投资就能够创造就业,就业增高了,收入水平就增高了,消费就增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今年以及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去充分挖掘这8%的增长潜力。即使在外部条件相对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保持7%左右的增长。这在全世界仍然是高速增长。

   
  环境问题是增长过快引起的吗?
  环境恶化,雾霾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是事实,大家有目共睹。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对症下药。对于环境恶化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种看法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我们发展太快了。但是这种看法我觉得并不完全正确,它跟发展有关,但不是因为我们发展太快。
  我看过一个比较,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发展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们高35%,我们是它的三分之二。经过这36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而印度只有1600美元,它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没达到。也就是在过去这36年,我们平均每年的增长是9.7%,印度的增长还不到1%。但是,从2012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字,印度雾霾跟环境污染问题比我们还严重。从这个比较来看,确实在我们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加重了环境的问题,但不能说是跟我们发展快速有关。
  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我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跟我们发展的阶段有关。因为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以农业为主,跟制造业为主的差异是什么?制造业的排放比农业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老工业化国家,像英国、德国、美国,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们也是比较严重的。新工业化国家中,日本也是,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这跟发展阶段有关系。第二,雪上加霜。我们中国跟印度一样,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这个能源比石油污染更加严重。第三,跟各个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不严有关。按照我们国家的环保政策,任何企业在投资建厂的时候都应该有各种环保设备。但是这个环保设备要开动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有的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想不开就不开。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短期来讲应该增强环境治理。从中期来讲的话,应该多使用一些清洁能源。但这些措施是缓解环境问题,并不是根本解决环境问题。如果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我们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自然高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我们发展过快造成的,这个看法不正确。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就得让我们的发展快速减缓,而这只会让我们的环境更加严重。总的来说,环境问题会伴随我们很久,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除了执法的问题,以及多使用清洁能源的问题,釜底抽薪的办法,是要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让我们能够比较快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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