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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林毅夫,男,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历: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工作简历: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内外兼职: 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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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追求GDP没有错,解决当下中国一系列问题都需稳增长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毅夫 点击:11082次 时间:2016-10-19 16:04:14

  近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召开的第89期双周内部研讨会上,CF40学术顾问、北大国发院教授林毅夫就上述问题发表看法认为,解决当下中国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稳增长。我们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忽视当前所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把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措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措施结合起来,维持经济的稳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以下为林毅夫发言全文:

   当前,中国确实到了关键的发展时期。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开始就在不断下降,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6.7%,创1990年以来新低。不仅如此,我们还遭遇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下滑周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速为9.7%,这当中难免有波动,过去一般都是下滑2-4年就会回升。但现在已经持续下滑六年,且未来的下滑压力依旧很大。现在,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再加上去年中国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波动,更加影响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如何让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以稳定、快速、良好的势头发展?目前,国内对于上述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分析。当然,不管各派观点有多么尖锐或对立,出发点都是为了中国经济能够更好发展,但须知,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20年目睹之怪现状》有云:“天下事坏于奸臣贼人手里十之二三,坏于不明事理者手里十之七八。”不弄清问题的原因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因此我认为,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充分、理性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

   徐高在文章中的观点跟当前的多数看法不太一样,但我认为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个观点我都同意。今天,我们来共同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难背后的真正原因,共同寻找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我想这才是这场讨论最重要的意义。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源于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

   当前最重要的争论是什么?就是中国自2010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和结构问题,还是我个人一直坚持认为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在转型过程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投资,以及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率过高等等。但同时也要看到,即便发达国家其自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上述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到底是不是造成我们持续六年经济增速下滑、且进行下滑的压力很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其他金砖国家,其实它们的经济增速一直都在下滑,而且是在同一时间下滑,幅度则比中国要高,比如巴西、俄罗斯等。表面上看,印度似乎还不错,2010年中国的GDP增速是10.6%,印度是10.3%;2015年中国是6.9%,印度是7.6%,印度的增速超过了我们。但要知道,中国从10.6%降到6.9%是下滑,印度从10.3%降到7.6%同样也是下滑,趋势是完全一样的。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待印度7.6%的经济增速:首先,印度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5.1%,而中国是7.7%,也就是说印度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跌得比我们要快,现在的情况有触底反弹的因素;第二,印度在2014年调整了统计办法,这一调整使得其经济增长率增加了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个因素扣掉,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同样是不到7%的。

   我们知道,这些国家过去是市场经济国家或曾用休克疗法推行市场经济,所以它们没有国有企业的问题,其他一些像投资比重过高等体制机制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也不存在,那它们的经济为什么和我们一样在下滑?原因必然是共同面临的外部因素或是周期因素。

   东亚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的发展状况最能证实上述观点。这些国家、地区自2010年以后经济也在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中国大。而这些国家、地区恰恰是高收入经济体中问题比较少的,为什么它们也遭遇了经济下滑呢?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忽视我们现在遭遇的外部性、周期性问题。

   

追求GDP不是导致环境污染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稳增长。现在很多人认为稳增长和结构性改革是两张皮,一提稳增长就觉得是在反对结构性改革,一谈结构性改革就好像不应该采取稳增长的措施。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肯定会出现就业和金融风险等问题;大家对经济发展没有信心,民营经济也不会进行投资。过去,我们经常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只要经济增速状况稍微好一点,退出稳增长的呼声就随之高涨,但只要稳增长措施一退出,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一个台阶。关于这一点,徐高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即不能认为稳增长就是唯GDP论。稳增长固然能够提高GDP,但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过于依赖投资、环境污染等,都是追求GDP造成的。实际上是这样吗?

   我们继续比较中国和印度。1978年,印度人均GDP比我们高25个百分点,但到了2015年,它的GDP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看来,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去追求GDP,但中国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印度也一样存在,而且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中国过去追求GDP才导致的吗?

   以环境污染为例,我个人的看法是,可能更多是所处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低收入阶段主要是发展农业,高收入阶段是发展服务业,而中等收入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跟服务业、农业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高,造成的环境压力也一定比农业和服务业要大。另外,我国和印度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能等到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污染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稳增长

   目前,中国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必要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高速增长有很多原因,如进行了务实的渐进双轨的改革、维持稳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重工业得到了优先发展,而改革开放之后则更多地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从而把中国农村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了高附加值的行业中去。我们观察二战后几个发展快、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或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本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利用劳动力优势发展这些产业。中国现在有点像60年代的日本,由于本国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向国外转移,亚洲四小龙就是抓住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的机会,在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发展起来的。80年代,中国也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

   对于中印增长速度的差异,很多人都在体制机制中找原因,认为印度有制度上的优越性。但只有真正客观的分析才能帮我们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现在,印度GDP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他们的人均工资比我们低,正好承接了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印度来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印度的增长速度很可能达到7%、8%、甚至9%,并且可能维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对印度高增长给我国的政治外交社会压力最好的方式还是抓发展,早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中国如果能达到5%-6%,就已经是这一群体中的超级明星了,这就是我们继续维持GDP增长速度的必要性。

   

稳增长和调结构不矛盾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稳增长和调结构矛盾吗?我们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方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目前我们的产能过剩都集中在中低端产业,而中高端产业的产能还相当欠缺。去年,中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我们高,中国国内不能生产,只能依赖进口。不仅制造业是这样,基础设施亦然,尽管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差。但城市中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地下管网、污水治理、地下管网,以及城镇化等,都是我们的短板。

   现在国内有一种看法,一谈投资就是产能过剩,实际上如果投在短板产业上那就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而且,补短板需要投资。把稳增长措施跟这些补短板的投资相结合,这本身就是结构性改革,并且这样的投资还会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创造条件。比如有了补短板的投资,就会对现在产能过剩的部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产生需求,有了需求,过剩产能自然减少,去产能就相对容易许多。同样地,现在杠杆率最高的部门也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部门,补短板投资提高了需求,产品价格会上涨,企业盈利状况就会改善,就会归还银行借贷,杠杆率也就下来。并且,这种投资会稳定增长、增加就业,会让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有信心,对房地产需求也会相应增长,这对房地产去库存也会有帮助。

   

赶超战略是结构扭曲的根源

   中国现存的结构扭曲体制机制的根源是什么?在这点上,我跟徐高的看法有一点差异。

   徐高的看法是,中国在改革初期根据次优理论选择了渐进双轨制,存在很多对市场的扭曲干预。而这种扭曲干预之所以存在,我认为不是徐高所认为的文化因素。50年代,中国施行的是赶超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是无法盈利的。既然无法盈利,民营企业就不会投资。因此,这种无法盈利、没有生存能力,且民营资本不愿意进入的产业,只能以国家保护、补贴的方式由国有企业的投资发展。因为我们的发展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需要各种保护补贴,政府就人为地压低资金和各种要素的价格来进行,形成了对各种价格价格信号的扭曲,这就要求有计划地进行配置,并且在管理体制上采取国有方式。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逻辑。

   1979年之后,中国为什么不采取休克疗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国有企业雇佣的大量劳动力都集中在城市,如果用休克疗法取消各中补贴,这些产业会全部垮掉,造成大量失业;第二,这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这些产业垮掉,我们的国防安全就面临威胁。这种状况下,采取渐进双轨制确实比休克疗法要好。其实,其他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私有化和取消各种补贴以后,又把各种更隐蔽的保护、补贴引进来,引进后的效率甚至比原来更差。这也是为什么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中国推行渐进双轨,其实就是承认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存在各种政策性负担,在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内生扭曲的原因还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就要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是一种务实的方法,体现了领导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这种渐进双轨的改革让我国维持了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资本快速积累,这些产业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有了自生能力。原来的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会引发诸如收入分配差异、腐败等问题,我们应该全面深化改革,把这些保护和补贴消除。

   在当前情况下,很高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重新确认了发展是硬道理,提出“不唯GDP不是不要GDP,GDP还是要的,发展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的办法”。

   解决体制机制和结构的问题,就像徐高在文章后面所讲的,需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试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因地制宜、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经验,直到今天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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