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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杜维明,1940年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前往哈佛大学深造,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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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儒学要开放、多元、自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杜维明 点击:29048次 时间:2014-11-22 14:32:24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概念,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推广“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等,倡导各文明之间互为学习、互为参照,达到和谐。

    

   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

   新京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杜维明:近代以来,儒学受到过极大打压,“五四”、“文革”时,儒学都被视为腐朽思想。北大从1923年到1985年的62年间,没人教授儒家哲学。我1985年首次到北大讲授儒家哲学,有先生告诉我,上次来讲(儒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重视儒学,民间也兴起儒学热潮,让我很感慨。

   新京报:去年,习近平专程去曲阜祭孔,政府主导推行儒学?

   杜维明:这要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较长的时间来解读,我希望政府对儒学的推动是顺势而为,儒学在社会各界及民间兴起,政府也接受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但我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要民众自愿去学。如果只从上而下强迫民众学习,怕很难起到好的效果。儒学植根民生,生成民间, 政府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

   新京报:曲阜推行儒学时,会用金钱奖励,有村民为5元钱奖励去听儒学,这样推行儒学会有效吗?

   杜维明:儒学最好由民间推行,效果肯定比行政命令好。如果政府提供一个宽松的生活氛围,让儒学在民间自然而然地发展。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传承发展儒学,需要真诚与坚持。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民间儒师?

   杜维明:儒学是生活伦理、生活方式,是生活哲学。儒学生长在民间,民间不能自然传承,儒学就死了。我佩服一些在民间默默推行儒学的人,他们让儒学走出学术殿堂,走出博物馆,成为一门生活哲学。当然, 象牙塔里也能创造出伟大的哲学思想。

   新京报:21世纪,我们为什么要学儒学,国家为什么要推行儒学?

   杜维明:国家、民族,要有文化之根,思想之源。儒家哲学思想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之一。21世纪,中华文明能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人类面对两大重要问题:一是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希望别人认为我们是谁;二,怎样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

   新京报:“我们是谁”的问题还没解决?

   杜维明:我看还没有解决。非常麻烦。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大陆与港台之间,存在某种认同上的隔阂。 如果价值走向混乱,认同问题不理清楚,族群之间张力大,统一、共识很难顺利。

   新京报:儒学对我们处理“认同”问题有何帮助?

   杜维明:儒学处理问题的基本理念,突出和为贵,突出互为尊重。56个民族的和谐,包含藏胞、维吾尔族,要让他们在大家庭中感到被尊重,而不只是给他们钱和优惠政策。我在香港一次演讲中,提出了21世纪具有文化意义的“我们”如何可能,“文化中国”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学思想贯穿起来。

    

   儒家思想具有公共性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是“适应”问题?

   杜维明:适应问题是指适应现代化。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西化的道路,鸦片战争后,我们觉得传统道路走不通,只有走西方道路才能发展。西方道路在他们内部社会也出现了问题,西方道路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包含解决当今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新京报:儒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杜维明:每一个传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塑造它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化与美国传统分不开,日本的现代化与日本的传统分不开,中国的现代化也与中国的传统分不开。

   新京报: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对塑造传统的现代性有什么作用?

   杜维明:儒学的包容、开放、多元化, 有助于促进市民社会的出现。学术、媒体、企业、宗教等领域的权威,相对独立,与政治权威可以平行对话、也可以抗衡,甚至批评,而后达成共识,以形成政策。这样的社会就弄活了。

   新京报: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在一定程度上会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缺少现代性因素。怎样让儒学与现代性对接?

   杜维明:即使接受现代性的儒学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不尽相同。但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儒学和现代性对接的连接点是儒学的公共性。梁启超曾经批判儒学,认为儒学只有私德,没有公德。我并不赞同。儒家的思想有公共性,儒家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群,互为教化,为自己和他人,乃至天下人的发展和生活保障创造条件。

   新京报:这一届领导集体强调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是依法治国,儒学在其中能发挥作用吗?

   杜维明:儒学的礼教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并不矛盾,儒学在汉朝以来,成为政治稳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大经大法。这种法和英美的习惯法比较接近。儒家强调道德观念, 社会秩序稳定,只靠法是不行,道德教化是根本,是保证祥和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

   新京报:你对儒学发展和儒生有何期待?

   杜维明:儒学价值中的仁爱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为超越后世俗人文主义,包括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提供思想源泉,最终创造一条路,一元神信仰者,无神论者都能接受道路——精神人文主义。

   我希望儒学朝着开放、多元、自省的健康方向发展。

   对于儒生,在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能成为有良知、理性、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儒生应该参与公共事务,重视文化,尊重宗教,关爱地球,走知行合一的道路,将知往深层次拓展,将行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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