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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李幼蒸,1936年11月生于北平,1959年天津大学土建系肄业,1959-1977年自修现代中西文史哲艺理论,1982-1984年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慕尼黑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旅美独立学人(1997 - )。研究领域:现象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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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从巧识“少年哲学家”谈中国人文科学未来之希望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幼蒸 点击:43941次 时间:2015-11-24 20:55:53
【前记】
热心求知的青年读者们,大多寻找着“那些可能使我提升学术水平的读物”。这个普遍的自然现象的准确意涵是:“如何寻找在我现有的主客观条件下可使我马上切实获益的知识材料?”这个求知愿望的“潜在前提”则多半是:(A)1.在我现有知识条件下,2.在我现有职场生存条件下,以及3.在可预见的将来职场求得成功的目标下。而很少有人这样思考:(B)1. 我须先客观认识自己迄今知识积累过程以及该积累知识本身的性质与背景究竟为何。2. 我须先知人类相关知识发展现状及展望如何。3. 我应考虑:是在当前所处的学术职场环境内实用主义地,现实地规划自己的知识提升目标,还是应该参照“2”所言以超越职场条件地筹划新的求知目标。4. 如果是后者,那我应该如何首先自我进行知识的“自我改造”。如果选择B型思考,这就先增加了一个自己需要预先“补课”的任务,而为了完成此一任务我自然先须承认此一自身相关知识不足的事实,以便在具备新的求知条件 后再朝向B提出的目标。于是一个更为在先的问题就成为:我是应该按照“A”而考虑如何现实地增加知识的问题呢, 还是应该按照“B”而先面对自身现有知识的可能不足的问题呢?前者促使我马上“向前”安排,后者则先促使我“向后”安排。在人文科学有待全面革新的跨学科、跨文化发展时代,不要以为以上“两难选择”(急功近利而即刻“朝前”,还是实事求是而先“朝后”)仅相关于学生,实际上相关于国内外人文学术理论界的几乎一切学人。就本人而言,一生学术实践中始终需要不断“向后”看以停下脚步先自行补课,故对此两择问题特别关注。也因此故,对于本业专深的西方学者来说,在职场竞争环境里大家表现出的 “学理自信”态度,着实令人存疑。自然,此一“开场白”主要是针对国内人文学人说的;我们需要的“补课”和他们需要的“补课”,意思是不同的。我们是实在地遭遇着历史上的学业耽误以及今日普遍邋等以进倾向两方面的干扰。
今晨读报时见到马云为世界制定了“双11狂欢节”的消息,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何不将此拖拉月余之杂感文大致结稿也于是日发帖?于是放下山头工作将此文匆匆完成。文字条理方面只好照旧听其粗陋了。
 
(本文最终结束于2015 双11购物狂欢节。世界各地通过此一购物大狂欢之“行为艺术”的集体参与,呈现出了新世纪资本主义文化观之极致:从此不再是商品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商品而存在。“人类为物而生存”,即将成为文明之新常态!)(2015-11-11)
 
【学案今义】
宋明儒之间的“道问学”与“尊德性”学理之争,其后迄今均可视为各有一偏之正观,亦各有一偏之误解。况且睽诸实际,二者均非排除对方主张而直趋于偏激者(而强调道问学的宋儒一方恰于入清后被视为其“学”同样偏于心性观而与阳明学同属考据派欲以“纠偏”之同一宗?)。至宗周-宗羲调和二者而欲取其中时,似乎持论尤为平允。特别是宗羲学在更为深刻体验历史现实之后形成的在性理与史实之间进一步“折衷”之论,似乎应该在学理上以综合方式继续提升。而今日观“证人书院”讲学及宗羲弟子治学进一步偏向史学的实际看,不妨将“四明沉潜”复出后的宗羲学之“折衷立场”,不再视为立之于同属“哲学科”的晦庵与守仁间,而是立于二不同“学科”间:广义理学与广义史学间?我们对于本身似并无独立哲理建树的宗羲学之所以赋予其重要的现代意义,正是源于此认识论-实践论的“跨学科转向”。不过,我们当然同样是在象征性层次上如是解释的,而非如现代国学家们那样倾向于据其学术话语之“实际”对其加以直意地评估的。然而一般来说,就“东林诸贤”以来明清儒偏重于在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上调和宋明间所谓分歧的思想史话题背景看,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并非没有现代意义。相关问题就不再是辨析双方事实上是否却有“一偏”的倾向,而是可借此思想史现象之寓意针对着此二对立倾向观念本身来重新思考。今日国内外人文学术中岂非正是普遍存在着这两种倾向本身之间的差异性吗?如果‘德性’指“朝向学术真理的心志或品质”、“问学”指理论话语制作本身的话?实则,学者于道问学与尊德性二倾向必须兼具始可谈及人文学术思想之真实发展而不致流于仅以变相抄袭陈说旧言为学问。
 
【文前感言】
自抗日战争开始,中国文化学术的现代化进程遭遇到历史性阻遏,时隔数十年之后到了邓小平主导的新时期,才得以设法恢复和延续战前之学术活动。而此时世界已然忽忽又数十年往前行也。【在今日两岸四地华裔人文学术在80年代来同时进入的“人文理论实践新时期”中所发生的主要缺点均根源于此一长达40年的“现代知识线断裂”。我们一步跃至“当代理论”,而普遍来不及填充该40年的知识空白,却不自知。我们都把延续着的历史当成了应有的“知识史”:以为我们自己并不却欠什么。留学文化制造的学识等级假相自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堵塞“自知之明”的障眼法。所以本人要在余年不断重复这一提醒:要不断反省文科留学事业的正反效果。绝不要以为留过学就万事大吉了。虽然学术官僚们是这样看待的。但我们堂堂“中华读书人”怎么能被学术官僚忽悠呢?】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中华人文学术的恢复事业,前有大量待补之需,后有接踵而来之新知新学新理之要。任务之重,亦为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上之空前挑战,而国内外学人因深陷普遍的时代功利主义,纷纷以现实主义的职业人生观取代了科学理想人生观,对此因特殊历史和今日全球化共同带来的自身认知与实践上的严重缺欠,尚无充分补课意识。当此历史性考验关头,千头万绪一一待理,岂可一蹴而就,又岂容轻率视之。三十多年来的积极“恶补”,只可视之为“文化学理复苏”之准备与尝试,绝非可被误解为我等已然有效接续上了战前知识努力之精神冲势及理性基础【海内外诸君知否:我们今日读不懂、读不全、读不深顾颉刚史学义理,我们区分不了法家制度与仁学精神,还非因为我们的“知识不足”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比五四时代之前进学人为低?如果今后中华人文学术实践须转由科技工商大佬来奖掖指导,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将进一步降低!此所以称之为“学术思想危机”。正如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今后均由海内外资本家的名利驱动力思想来引导,所谓文艺作品者,将历史上空前地蜕化为无精神激发力的“中西文化古董”和金钱文化的感性消遣之杂交体】。因文革后百废待举背景下,不可能于匆匆三二十年即可连接完毕文化历史之全面断线。表面上数量之增加决不可等同于学术质量之真实进步。况且“屋漏又逢连夜雨”。恰在商业全球化之此时,社会浮华风气已大不同于战前朴素环境,于今人心普遍躁动下,学界何能免俗?在此情况下之所谓文史哲宗艺业界之“成绩”,只可谓民族与文明文化历史性复苏之初始,虽足可供我辈反省改进之资,而有待改革更正之多方面“问题”,反较自以为已经重获之“成绩”多多矣。人人皆知今日学界风气浮躁(在反腐运动揭示之社会性疑难如此严重遍布之际,学界类似问题及其实际学术水准如何,也可谓不言而喻),而学界有识之士自然亦思奋起予以匡正,以期将中华文明人文学术复兴大业有效推向正途。为此,我等首应正视自身问题所在,不容虚饰躲闪,避重就轻(无自识之誠、之勇,才是今日最严重的前进绊脚石。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在百年来全球科技工商时代人文知识分子之普遍性格软弱趋向:结果,其一,不敢自誠明,其二,无意真自强。派系间相互欺瞒鼓吹以自壮而已)。千头万绪间自以文教事业为重中之重,而其中之人文部分尤为关键所在。而所谓人文部分教育之难,时当全球化时代各国人文教育均大幅衰弱时代,首在人才培育之难。一者,各国教育无不“重理工轻文史”;再者,当此惟技术化时代广大青少年多以技术性及娱乐性爱好取代历史上之严肃文史哲艺爱好,其结果就是纷纷“弃书本而就手机”,“弃字书而就动漫”。加以科技化、应试化、就业化教育方向无远弗届,主观上已然“变性”之青少年的受教期间复身处客观上已然“异化”(全盘功利主义化)之教育制度内,如何还可期待出现战前梁启超、顾颉刚一代等名实相副之“读书种子”?如无此真读书种子出现,中华文明的文史哲宗艺复兴或进步岂非一句空话?加以:商业全球化必定产生“人生职业化”,而文史哲宗艺界之职业化展开,可根本无关于其学术之科学“含金量”有无而照常维持其表面上的“蓬蓬勃勃”,而职业化的学界人士亦无人会“自讨无趣地”揭示此“皇帝之新衣”:正视学人与学术之实际究竟如何?结果,一如今日全世界一体之广告术文化时代所示:各行各业,本其全球化之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精神,必一体盛赞本身“产品”(人与物)之极优(古人以虚夸为耻,今人以吹嘘为荣)。一者,如有谈及“皇帝新衣”者即群起而攻之,视其为意在砸集体之饭碗;再者,按照文化商业化的“客观逻辑”,各业也必以自我标榜吹嘘为其竞争生存之道。“包装术”,即“作伪术”,乃商业化时代一切文化业别生存之必行手段。今日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已无人意识到,所谓“商品代言风气”实即今日文化学术已趋向全面“商品宣传化”之赤裸裸标志,因为:“商品”可与任何与自身实无关系的“知名度”挂钩,而成为全社会欣然接受的“社会文化忽悠术”【“习以为常”是最可怕之事!此种“惟名利是求”的商人文化观今可弥漫全世界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以为集体之耻!此一仁学“耻观”的根本性丧失,岂非正是“文士们”已被彻底异化之徵象】。在此唯名利是图逻辑的影响下,人文学界也必将遵循如下逻辑以图存: “只须变相经营学术宣传性伎俩即可”。
 
两岸四地华人人文界,自抗战以来整40年之学术耽误,实质上所失非仅时间之延误,甚至也非学理现代化内容之差距,而是历史时延造成的全面人文人才之缺失,即一个时代的文史精英已经自然退世,难以复得。所指甚至于也非一两代人物之治学能力随其肉体而逝去,而是特指其精神创造性元气或冲动之流失。所谓元气或精神冲动并非相当于单纯智能及知识积累经验(此二者自然不难陆续补足),而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中华读书人之一股“精气神”,当此种精气神百年前遇到现代化时期西洋异文化之突然激发,顿时间奇迹般地化合成了一种文化创造性的激情,遂在学术的方方面面勃发出思想火花。历经海内外40年的元气与实践路线的中断,今已无从接续。新时期以来,人文各业因恢复初期大多以直接间接“模仿”、“抄袭”方式治古今中外之学。着重于思想性检讨者首推现代中国文学史界诸人。因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思想最称活跃者即属广义文学界。所谓“文化思想”往往特指文学家(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等)。此等回顾与整理工作被世人视之为最主要的当前思想重建方式。由于现代文学史百年至今的特权地位,此类论述也自然占据着学界思想界中的主导地位。但如视此为观察新时期中国文化思想界复苏程度及导致未来发展潜能之场所,即会立即遭遇一显著矛盾:战前现代文学界严格说仅有其二三十年年生长史,而其从业者复大多数欠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本上停留在新闻讯息水平上。在其流传的文学作品中积存的“思想信息”含有的知识性与理论性仅属极其常识性阶段。几十年后步入新时期、新世纪的今日,学界所需要的思想和理论水平,又远非“五四文学”的思想水准可予相提并论者。因此,这类五四文学时代的反省工作,作为研究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史,自然可视为主要史料,而如视之为当前两岸四地思想理论建设之“基础”或“前驱”则属“文不对题”。因为今日开放时代,所需思想理论已必须来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各域,其知识性幅度与层级理应超出五四文学家远甚。如研究者将战前文学家们的工作结果看作是为今日及未来中华精神文明思想理论发展之现成“奠基人”或“指导力”,无乃因完全隔膜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世界者乎?【如此多海内外华裔在科技工商界占据要津者之人文科学知识极其欠缺,他们却因自身占据的社会高位而以为可不须具有此自知之明,经常大言不惭地对文化与人文学术指手画脚,其自以为是规定的所谓“人文素养”仅为来自文学小说[甚至武侠小说]的“思想”。】由于文艺创作不属于知识理论探讨,与新知新学新理关联自然较远,我们除了视其为单纯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 以外,并无其他可从中予以积极期待者。(时至国内外知识眼界已经成无数倍地大开之70年后,还在提出以或胡氏或鲁氏为其思想权威榜样,岂非正因为学者未能认识彼时之思想层级和今日所需之知识层级之间的显著差距乎?那么,违背如此显明之理,谁又是在此方向上推波助澜呢?)
 
我们一方面指出,战前人文学术求知活动成绩显著,另一方面指出并非属于科学求知活动的现代文学思想仅达常识水平。所强调者还并非是二者之间一者为科学学术,一者为文艺创作,而是暗示二者所需的精神气质和知识特点的差异性。我们惋惜失去的正是前者在衔接东方古典学术和现代西方理论之间的异质性对象域时曾经焕发出的那种杰出智慧与灵性。此种精神生命力冲动与普遍创造灵感,是直接根植于漫长中华精神文明传统的(在此历史传统中,虽然存在着大多数只能盲从的大众外,毕竟几千年来始终存在有秉承着仁学精神之教的少数致良知者)。今日所失去者正是这一部分。此“学术灵性”具有的今日已失特征即为:向真与向善的一种水乳交融的心智结构。二者最终凝结为一种纯粹的(即少含功利主义的)向真冲动。后者才是对于未来人文科学发展来说的第一“生产力”。(第一精神生产力绝对不是存在于被动袭取背诵而得的古今中外学术话语本身。后者是“死知识”,须待“活心智”加以激活。)
 
于是,昔日之人文精英与今日之人文精英已然大相庭径。30年前我们惋惜的是出现了文革遗毒造成的拉帮结派、以学逐利的一代,如今时过境迁,原来的单料历史根源竟恶化为今日双料的历史根源:全球商业化引发的升级版以学逐利的新形势。80年代的“手工业式的”初级学术帮派形式,如今不仅已经国际化而且技术化、制度化、常态化。其中最突出的有效发展是学自西方而续有创造性发展的新型高研后备军体系之形成。以往以私人方式联接而成的学术互利合作关系“游击队”,如今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垄断山头“正规军”:例如体制内师生互利网之合法编织,已成时空二维扩展之势,促成了 “学术势力引导关系”的层次化发展。所谓“学术山头”已非昔日滞留一地的初级形态,而是形成了遍布东南西北的实实在在人际相互支应的、制度化的关系网。相关学术方向、内容、出版、宣传手段、网战方向、等级认定、奖评决定等均可在此关系网内依潜规则加以控导,一如真实商场生
 
态中所习见者。学人遂可真地成为 “学商”:即“学术商品”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之循环体。此种效法商场竞争文化而形成的战后学术文化生态之形成,是战前学界无论如何还想象不到的。即,在此双料历史因素决定机制环境下形成的人文学术制度形态,是战前“黄金十年”人士不可想象的“争名夺利技术化”大发展。学术理论之内容已成为仅供“学商运作场”内技术性操作的(生产,消费,交换,垄断)材料和工具,其性质非直接相联于科学标准,而是相联于相关学术市场化标准。学者不必操心于学理求真问题,而是操心于既定程序内的可行性问题。文教生产机制的最终“产品”即是计量化的名、利、权之收益。此一人文文教生产机制系统,由于植根于全社会的科技工商生产系统,故可形成超稳定的社会存在,成为今后人文科学建设的唯一可行渠道。在此情况下,我们还能期待独立思考创新学人的出现吗?当然,传统的人文学术陈述目标和今日“人文商品生产”目标也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此格局下的文化文艺产品的娱乐化、肤浅化、买卖化也就是逻辑性的结果了。因其生产规律也须完全按照供需关系进行生产。商业化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为何人?科技工商时代主导的俗浅文化产品消费者、供给者为何人?如今人类似乎已经真地进入了物质财精益求精、精神财俗益趋俗的新世纪!
 
由西方物质文明开创之此一人类文明惟物利是求之人生大方向,今已确固不移。人文学术及高端文化事业必将随之而日渐萎缩。我中华精神文明数千年来本以高端文史精神文化见长者,是否亦将随此全球化唯物质主义大势而随波逐流?此遂成为于今仍不能忘情传统价值观者之忧虑。孔子之忧在“学之不讲”,所忧者,按今解,应指作为高端文史哲宗艺学术之“不讲”。此一内在于中华文明传统中之民族性文化方向,是否亦须从此根本上改弦更张?我等有“以紫乱朱之虑”者岂能对之释怀?为遵从中华文明精神重文史哲艺之传统,两岸四地之人文知识分子必当认真思考当前人文学术复兴问题。为此,亦必将思考文史哲艺界之“后继乏人”问题。在此所指当然是如战前“黄金十年”出现的那些人文学术领域(非指小说家们的报端随笔之类的结集之作)的杰出前辈们,彼等在研学品质与治学风度两方面仍为我等亟思效法之治学精神典范。于是今日之问题就自然归结为应试教育制度下文科青少年教育问题的适当性问题了,以及在此客观环境下青少年之自发文史爱好之鼓励培育问题。然而,正是在此客观环境似乎不容乐观之际,本人最近突然有了几次意外遭遇:前后曾“巧遇”过三次“少年哲学家”,其表现甚至于高于往昔诸贤之少年时代。虽然历史上大量出现过文史神童,而今所巧遇者却是极为难能可贵地在文史类别和形态上能“与时俱进”者。即非如少年读经班等通过模仿旧学以新“雕虫小技”炫示于人者之作为,而是能够小小年纪即将眼光铺及古今中外、理论诗词全域之“小通才”。如一切属实,我中华精神文明未来之文史哲艺之发展岂非大可期待而无需我辈在此杞人忧天乎?
 
【正文】
 
在我十分有限的文教界、学界见闻里,最近以来出现过几次令我出乎意外、大感振奋的事例。在如今功利主义无处不在、各级学子无不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里,竟然出现了有纯然好文少年,不,根本就是眼前出现了若干“小哲学家”,而令人眼前一亮。原来,这个惟科技至上的“文化沙漠”世界里还潜存有小片如此异常的“哲学绿洲”!中华精神文化岂非真地后继有人了?
 
我直接间接遇到的三位“小哲学家”们分别是10、16、18岁。岂止是爱好哲学,而是其中后两位爱好的竟然可能是标准的人文理论趣味的现象学;又岂只是现象学,而干脆就是胡塞尔学!我于是回想到自己16岁时甫上高一,哪里谈得到进入如此高深“哲学殿堂”?前年在贵阳符号学研讨会上我曾向一位广东师范高校和一位陕西重点高中的与会教师们询问今日中学生文化教养素质如何?他们(以及多年来我的许多国内高校朋友们都如是)异口同声告我:“可谓一代不如一代!”同时,网络报章上所见,一直的印象也是:如今的应试文教制度(其极端则是毛毯厂中学那样的军事化管理)不仅是完全的技术化、机械化教育,而且关键的关键是: 中学生没有多少课外时间发展自我精神兴趣。几年前我曾用“耸人听闻”的文章标题“我庆幸于1949年留在了大陆”著文,所表达的意思无非是:五十年代头几年间,也即我的中学时代,我获得了一段(相较于当时国内外华人青少年)“得天独厚”的精神自由成长期,即整个中学6年间的自由阅读期。还不仅如此,其意义实在于,正是此一将大把时间用于自由阅读的青少年阶段,塑造了我其后的“惟文是求”的人生观。这句话的潜台词却包含着一个绝对违背时潮的结论:我于人生末年才体悟到,没有“幸运地”留洋以至于读博士、任教于西方高校(其最佳可能结果),才是我的“幸运中之大幸”。否则我将一直受到任何一种体制内的学制束缚而不得自由发展了。相比之下,我担心,今天的中学生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自由阅读(尽管坊间可读思想类书籍比我们当初增加了数十倍之多),如无时间接触大量课外读物,他们也就没有自由发展兴趣的机会。我认识的国内的朋友和老师们,可以说非常一致地认可了我的悲观印象,还不要谈今日国内外无远弗届的商业化精神之逆向泛滥了。可是“小哲学家”们的突然出现,突然“颠覆”了我的刻板印象,自然也让我同时瞥见了一缕希望之光。毕竟是精神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不论如何历经风吹雨打,总会不时“春风吹又生”!
 
自“文化颠覆之十年”刚刚结束后获得了一丝“文化复苏”缝隙的1977年下半年,在根本来不及思前想后之时,几乎立即“扑向了”世界知识理论海洋。如何将世界人文知识之光引入荒废已久的中华大地即成为了我其后几十年持之以恒对其灌输理论营养之地。然而也正是自此时开始,我们也亲自见证了七、八十年代熟知的“日本经济动物”和“香港文化沙漠”趋向如何窜行于全球的时代。中华大地历史上的文化耽误和世界上一切向钱看的科技工商人生观之合力,成为了阻碍中华精神文明人文思想复苏的双元决定性因素。当人文思想材料不是作为追求知识真理的工具,而是成为职场追求学人名利的工具之后(非常遗憾,学人间很少有人愿意正视此一自身牵扯之内的历史事实),我们会失望地看到一个隐在的危机:思想材料积累虽多又有何益?特别是当这些作为职场功利主义实践工具的“学术话语材料”基本上都是变相“抄袭之物”时,中华精神文明在人文知识上的真正发展岂非更加遥遥无期?不,何止是遥遥无期,而是可能蜕化为日后“国际理论强权”有效伸张其影响力的配合工具!当此之时,最尖锐的挑战正是存在于我们有关后继无人的忧虑之上的。当人人学完了数理化之后就去玩手机和无聊追星的时代里,我们还能对高端人文学术日后发展抱有什么希望吗?
 
就在此一切并不看好的年月里,在我的视域中突然冒出了几位小哲学家来!想想看,在我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我一方面忙着答复小哲学家们询问的关于哲学自修与胡塞尔学的问题,一方面向他们求教道:“像你们这样真心爱好人文理论的中学生,估计会有多少?”同时,我也将此发现转告国内朋友,请他们一同关注此一具异常鼓舞性的现象。在几次通信中我急于了解他们的求知详情和特点,也同时告以他们未必能够充分体会的经验之谈。经过这样的查验之后,可以充分断定的是:今日各地(据告主要是大城市的重点中学里)的确存在有出于天然兴趣而小小年纪爱好哲学阅读的中学生们,而且他们的纯智力成长速度均超越了我们当初的程度。不仅如此,其文化兴趣的幅度也不容小觑:可谓起步时即可兼具古今中外全视界。我于1985年在港中大哲学会议上以为是首先提出的认识论最前沿挑战——现代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史的互动关系——不想已经在大方向上被我们的小哲学家们在初步践行着了。两位中学生不仅雅好现代抽象理论阅读而且还都是“小诗人”,各有格律诗之作,词语亦有可观。简言之,此新类型的少年读书人确实兼好着中国古典和西方理论,就其年龄而言,其表现确实已表现出“通材”之素质。我在要求他们向我提供了各人的读书小传和其他相关情况后,开始把此现象视为一件课题对待:要判断其实情和据以估量其与未来中华精神文明发展可能性预估间的关联。在此发现之初,兴奋之余,我还忙不迭地提出各种建言和告诫。因为我似乎看到了前年在贵阳遇到的类似的智力早熟现象: 一位年仅10岁已出版了“小哲学书”的小天才。如果听任如今功利主义教育环境对此加以“利用”,即被作为“天才学生”加以宣传利用,那就完了!我对少年哲学家们的第一个告诫是:立即退出学校和社会好事者组织的各种推荐、奖评、宣传活动。因为这是鼓励少年虚荣心使其心志偏差发展的不二法门!在此商业化宣传过程中,如其后再错身于高校追名逐利的竞争系统,纯洁心灵必将立即遭受污染而步入歧途。他们也马上向我保证:决不炫耀,而是懂得应该踏踏实实地,不事宣扬的前进。
 
但是,另一方面,我的理智也告诫我,对此突兀奇遇倒也应该进一步观察和思考,虽然自己并无客观条件为此。考虑到此一现象颠覆了大家的教育观察结论,有必要认真对待。为此我决定将此经验公之于众,供有兴趣的人参考。即使少年时代出于真正兴趣开始了早熟的研学之路,而其后进入准社会和社会后,亦将置身于各种复杂名利场内,到时如何自处,则为另一个问题。即,今日初步的杰出表现,自然并不相当于日后学术事业上的真正成功。此外,我也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实情究竟如何的好奇心。最初,我们凭据少年进学的状态(急于求成和稳扎稳打)对其向学潜力进行判断。此时如是y判断结果正面,那么此“正确向学态度”也还是仅相关于技术性方面(认真性大小)的,而其向学的促动力究竟为何呢?虽然确有学术性爱好,但如出于未来“出人头地”或“扬眉吐气”的动机(不幸,这是坏人心术却最为有效的鼓励“上进”的方式)而努力学习(如今日大多数考上清华北大的好学生那样),其功利性与纯洁性同时存在,来日二者的消长也未可知。表面上看,天性倾向于数学者可以是早熟的小数学家,天性倾向于人文理论思维者,当然也可以是“小理论家”。数学竞赛活动即是将爱智与成名渴望混合在一起的形式。对于科技工商事业来说,如我多次解释过的,他们的“求真”冲动与“求成”冲动相互协调一致,可相互促进,并不相互冲突。这是自然科学实践的“方便处”。而人文科学不然。功利主义如运作适当足以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而任何功利主义介入人文科学都将成为其内在的一种“腐蚀剂”。那么,我们的小哲学家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可能被视为迂腐的建言是:不要先读老庄佛道(不要急于扮演潇洒的 “名士派”),而要先读孔孟(要以笃实为先)。更要将《论语》作为枕边书,终生读之。论语“治心”的第一条就是对峙于功利主义和虚荣心。而二者都是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负面诱力,却因为大多数人乐于信守而不易被意识到。论语则是促进人们不断“反思自我动机”之经典(可惜百年来我们的众多“孔学专家”都是背道而驰的,《论语》反成为一种争名夺利的工具),而动机之自我检省习惯则可成为导正精神方向的人生守则。
 
我还进一步推测:为什么他们会偏偏挑上技术上最难的胡塞尔书来阅读呢?连王浩、罗蒂等都读起来困难的《通论》,他们为什么首先选择加以通读呢?就在他们还远远谈不到熟悉哲学史、逻辑学、心理学之前,这可能吗?对于数学小天才们来说,可谓颇不乏见,小诗人们的出现更是自古已然席间,不足为奇。我推断,1980年前的中国老哲学家们是读不下来《通论》或《逻辑研究》的。海德格尔的书中难易皆有,正如罗兰巴尔特的书一样。作为哲学诗学或文学散文,爱好老庄的中学生们是可能喜读的。但是,胡塞尔的书,哪怕是引论式的《小观念》和“严格科学”,如无近现代哲学史的知识也是不得深入其解的(可以说,贺麟、洪谦一代是绝对看不懂的)。而两位青少年不仅喜读,而且还著有文章(读后感和述评)。我虽然在读后劝告说他们不要忙着先写什么(我特别担心此类“著文兴趣”或许来自希图获得具体赞誉或肯定的一种虚荣动机?如是,它也将成为日后朝向更具功利主义方向发展的促动因素),而且所有至今已经读过的名著,将来都是要反复重读的。两人还都发来读过的西方理论书单,那几十种、上百种理论类书名(可不是青少年中习见的文史类书单!),就是放在大学研究生们书目里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的确,我们是不是大大低估了青年一代早熟的程度呢?不过,我与被告知此事例的朋友们的共同看法是:不论他们读懂了多少,消化了多少,小小年纪能够对极端抽象的理论书有兴趣“看下来”,就已经是了不起了,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读书种子”了,就足以成为中华学术的未来之希望所在了。为此,我们都应该对之加以爱护和扶持。
 
是的,仅只是自言“阅读过”而已,仅只是开列“书单”而已,仅只是文通字顺地“简述”了原著大意而已,倒还不能进一步表明什么。在一个今日人们不大关注开列书单作为资质证明的时代里,岂非能够注意到这些名著的存在就是积极正面的表现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我们应该加以鼓励看重的现象。特别是,我自己特别认识到,学术理论的发展绝非个别人的事务,而是民族集体性任务。任何“苗子”,在此广义“人文理论沙漠”中的任何幼苗,都是希望之所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对他们给予了称赞、鼓励、祝愿和告诫,此后只有希望他们能够持之以恒,健康成长。最后的寄语就是“健康成长”!而“健康”云者,何其不易乎?处处都是诱惑和陷阱。诱惑和陷阱的存在,首先缘于人性本身。一旦进入大学,就将首次进入第一名利场;等到进入研究生阶段,就进入了第二名利场;再等到开始执研任教,就正式踏上了争名夺利舞台。名利权的私欲会在环境刺激下,急速膨胀,而功利主义则使人倾向于在 “手段花样翻新”上打主意,也就会不断地歪曲健康向学心志。任何早先曾经有过的纯洁爱智心态,就会渐渐蒙上厚厚一层“职场算计文化”的灰尘。难道我们百年来成千上万文科研究生中不是充斥着杰出人才吗?为什么回国后就难以继续前进了呢?如果他们一直不断自强不息,还怕日后不能达到和西方老师同等的学术高度吗?问题只在于他们一回到国内环境马上就发生了态度的转向,向真之心抵不过向利之心,从而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步异化、蜕化。如是,我们今日的少年哲学家们将来会如何呢?他们日后的发展如果也是同一轨迹,早几年开始读理论书的意义又有多大呢?也许,时代毕竟在巨变中,说不定少数“90后学生”,“10后学生”一代的人文爱好者们,真地滋生出了(让我们大家都看走了眼的)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一种理论思考兴趣?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文革”更远,受到的直接间接牵连越来越少,而几十年来我们到底为他们提供了远比1980年前的一百年出版物还多的现代理论阅读材料。爱好理论思考的中华新一代“读书种子”也须真地(在手机动漫一旁)突然到来了?
 
为了进一步准确估计这种理论兴趣早熟的状态,(特别因为此种状态显然对立于我们今日习见的中学生、大学生之表现(或长于应试技能,或爱好数理科技,或热衷于小说影视)【补记:关于青少年的表现,不仅前有陈丹青等人的风趣刻画,而且近有马未都在“三人行”节目中的入木三分观察】,我也推测到另一种可能性:说万一这种早熟的理论爱好也(至少部分地)是功利主义环境的变形效果之一呢?正像理科可以有超前小天才一样,理论性文科也会出现这样的早慧少年,本不足为奇。理科天才可以并必须按照既定严格规则发展,理论文科天才则无此现成的公认考验“智商”方法而被推荐如(例如)“科大少年班”。因为在人文理论领域,既无既定规则可循,也无客观环境可依,也许是因此而出现了有才能和有抱负的少年们,自行“闯荡理论江湖”的情况呢?由于资讯文化的飞速膨胀和青少年普遍较先前更为熟悉各种资讯来源,文科理论上的早慧少年也完全可以在已成熟到正式进学之前就先从网上“了解了相关资讯”:国际名著及其等级序列,国际名家及其大小排列,国内学界意见的相关资讯。如果纯粹在此知名序列资讯引导下接触到名著并无任何技术性困难。而理智能力较强的少年对于字面上跟随逻辑性推理话语,在“读解”的文字技术性层面上也是可行的。(相当于如今大批从事按照字面进行理论翻译的青年也可以在“文通字顺”层次上完成转译工作一样)也许他们至少能够在字面上读顺翻译文本,而他们就以为这就等于已经是在“读书”了呢?为此,因为不了解实情,我只有先提醒他们:你们读的每一部名著将来都是要反复重读的,而且最好是读原文的。所以肯定不能将目前自以为“读过的”理论书籍就当成了已被自己掌握了,就马上根据这样简单的“阅读行为事实”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与该书籍本身的学术等级相当的智力发展等级。【因为我在大学访问时的接触中发现很多人“读过”的书,竟然对其没有任何影响之痕迹,而今日新一代学人几乎人人都是博古通今,都是中西并读的,而读了往往等于没有读。举例来说,今日符号学界人人都说读过了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我就确知他没有读懂,但他们真地自以为读懂了。《写作的零度》就更不要说了,这是法语系仅凭法语文字文学知识是根本不可能读懂的,但其中很多人都自以为能够读懂和进行翻译。那当然是指字面上的翻译,更不要说已有现成中译本作为“参照”了。人们可能把字面上的“顺读能力”当成了“思想理解的能力”。】于是,如果我们故意要往时代风气使我们有理由假定的“负面”情况想象,会不会这种少年哲学老成现象也是学生中间今日无处不在的竟比文化的产物呢?例如,学生们会这样想:文科内既然是哲学第一难,现代西方哲学哲学又是难中之难,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中“最难的”是什么呢?于是不难按此方式选择自我智力考验之读物,而进行自我考验之唯一的技术性条件(和数理化须严格科学训练不一样)就只是“读通之感觉”及“概述文本段落”的文字表达。也许少年们还分辨不出什么是“读懂”和“读顺”呢?接着,可能发生学校“外力”(发现文科尖子加以渲染利用)之介入。我的“怀疑”就是这样来的。我得悉他们都曾上过校内校外竟比性网路版面,都曾获得过某种奖励,都曾至少在少年“同侪”中小有名气。这会不会成为此一现象的非纯洁性因素的侵入呢?还不要说我们自来就有唐代少年诗人的“狂放”习气之传统。【一方面我们会赏识王勃的才气,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瞥见古人“怀才不遇”心绪中充斥的“孤芳自赏”俗气。这也是在比较唐诗宋诗时本人偏爱宋诗的理由之一。也是本人最警惕老庄魏晋、朦胧诗派的理由之一】的确,我在称赞他们小小年纪拟就的诗句文辞颇为不俗的同时也指出其欠缺真情实感(为什么并非出于真情表露需要却可能花时间学格律呢?此外,他们哪里有足以促其人生感怀的文化环境呢?当社会已然全盘机械化和娱乐化之今日?)。我遂联想到:一些当代文学少年们喜欢吟诗作赋,是否类似于今日提倡的幼儿读经班似的出于标新立异和博人关注的动机?学习平仄总比学习书法要省时间的多。我们如果把今日万千知识待学而只恨无时间的情况下,还要学书法或其他什么“才艺”,不仅不加称赞,反而要看作是社会普遍附庸风雅的浮薄习气,就会问一个:现代人如有真情实感须以美学式抒发,是不是还会自然而然地像古人一样采用格律诗词的方式呢?另一方面,万一正像今日有少儿读经班一样,人们也要找一个竞技之术——如赋诗填词——作为易于表现一种特殊才艺的渠道呢?我看到一些自幼被家长逼迫背诵古诗词和甚至背诵四书五经后成为“现代古学鹦鹉”的例子。(古代幼儿心智未开之时即可背诵四书五经,更不要说赋诗填词了。)他们张口就来,无非复诵前人文句,也就如同今日学界熟读中外大师著作以邀名誉者的行迹一般。如果是这样,读经行为既然无足轻重(古代人人均能),吟诗行为又何尝有异?(如果仅因为大家都不学因此都不能而我特别选来以炫能并邀誉的话,此类读经赋诗行为恰恰成为了追慕虚荣的手段)读者要明确,不是说青少年如自然地偏爱古典文艺或理论思维有何“问题”,即使在进学的轻重缓急方面并非无可议之处,但此类例子使我们可能想到的是:这类文化行为习惯如果是在社会竟比风习影响下形成的,其涵义就完全“变形”了。一方面是所习内容本身的合宜性问题,此处先不论,另一方面是此文化行为惯习是出于天性自然,还是出于外界鼓噪,则其价值可大不相同。一者为喜,一者为忧。如果不是出于自然,文史经典本身不论如何优秀,以非自然心态对其进行的“技术性掌握”就可能形同一种另类意图炫示于人的“雕虫小技”。古人所谓的诗匠,画匠之类,而其时尚为有用之学,今日则仅可成为一时竟比取胜之资。因此一时彼一时也。(今日所谓儒学家们于此也需深思其学术方式与内容之“合宜性”问题,怎么能够把古代儒学的已逝“风光”误比为宇宙时代的可能“风光”呢?如果因职场本位主义需要而被此“时代误会”误导自己一生,岂非特大不智?)
 
万一情况真是产生于这样的行为链序列呢?让我们想象一下此一少年理智早熟现象可能含有的“非学术相关性因素”之因果系列表:
·同学中以竟比才智为荣(如同今日选美加选才艺)
·文科以读解理论读物为最高程度标志
·理论读物中以xxx为最难
·我因确实对推理文字有爱好而不难读顺理论读物之字面
·恰因大多数人竟奔数理化,文史哲理论反而凸显其“以稀为贵”特点而反可以此获得人们特殊青睐,从而诱使我加强了此一爱好选择倾向
·此一结果果然因理论读物特异性和含有的公共认可的价值性而引起我自身的满足感及师生的赞誉
·我遂在此客观环境的刺激下巩固了此一理论阅读爱好,并即以为可以哲学事业自期
·为了客观上验证自己的理论思维智能大小(有如好奇自己已达至“围棋几段”)而查询于专业师长,即非出于真实求知冲动,而是主要出于客观验证自身“段数”的心理
·认识到不可炫耀学识并能以此自诫,但也许不是源于笃实厚重心志,而是出于个人为有效积累自身成绩而采取的自保性“谨言慎行”策略?
·再深化一步假设:如果绝非如上述任何一种出于肤浅竟比动机,而是确实出于爱智并才智早熟,并因此而产生了未来献身高深理论学术志向和学习热情,那么接着另一种“怀疑”就会也相应产生:看看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理论界的优秀学者,哪个不是采取着真实认真态度开始学术生涯并最终取得了职场成就的?而我们不是仍然在质疑今日全球商业化时代西方人文学者不是也均以“求成代替求真”动机影响其治学观的吗?其最后的人生追求不也都反映在追求职场荣誉上吗?如确,那么以上有关今日少年哲学家们的向学冲动之“深浅辨析”还有意义吗?
 
按照常情,在天然真爱和人际荣誉之间的比例容有不同,即使后者的比例甚大,只要学生坚持下来的话,也是“了不起”的。至少我们百年来从未见过(中国现代文人本来都不喜欢理论思维,以往的中国哲学家不是热衷于古典西学就是偏重于科学哲学)。无论如何他们都将肯定成为未来中国的哲学家或理论家。此外,一个可以说极为确实的信息是(这是我求教于16岁小哲学天才的结果):不论学生主流倾向如何,他告我,大城市中每个重点中学的文科理论爱好者平均不超过5位。多可爱的推断!5位还了得?假定如此读书种子一个大城市就有30名,全国就有2000-3000名。就算大打折扣:一共1000名文科各科理论家足以造成未来中国人文理论世界的大改观了。顺便讲一件趣事:90年代在马堡讲学的何兆武先生曾经于周末来我波鸿寓所小聚。何先生从来不与人争辩。但当我提出一个如下假设时,何先生的反驳甚至于带有情绪性波动。我说:如果抗战八年期间国家能够特选百名优秀文科理论苗子养之于深山书院,[不是熊十力等开办的古典书院],为其购置万册西方现代各科理论读物,促此百人日夜钻研,战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文明圈的现代理论先锋而不至于听任大战完全中断了中国文科理论现代化的事业。1937年前我们的人文现代化节奏和比例恰到好处,如果不中断,其势必有可观。何先生听后,不仅不加赞许反而动了情绪:那怎么成?那时家破人亡时代,抗战人人有责,谁还静的心下来钻研不切实务的理论书籍?我回答说:人家美国大战期间,一方面有板有眼地布置战斗,一方面绝不耽误国家各界的长期事务。正是于战时美国收留了那么多欧洲流亡理论家,才使得美国战后的人文理论迅速提升一个大台阶。何先生长我仅半代,彼此已经是两种人生观了。我也是根据同一观点屡次表达这样的遗憾:大家都以直面“各种现实问题”作为思考研习之优先顺序性标准的,却少有学人关注于长远的文化学术之未来的。港台美华同此心理,国内国外“左中右”精英们也同此心理。我的最重要的独特观察是:尽管彼此政治立场不同,而深层次的态度心理竟然一模一样!人文知识分子,不论左中右,都不想“立体地”思考社会文化问题,而只关注“当下眼见为重”者。【有如文革期间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多知识分子都极为认真地卷入明显是人为制作的“社会现实动荡”潮流,视之为最重要的“时代课题”,而那明明只是在人人浪费着时间和生命!至于时过境迁人们对于过去所作所为也绝不思回顾反省,并继续关注今日之“眼前现实课题”。看看海外自由讨论的网站,正是同样千篇一律地卷入眼前“是是非非”之论,一如我于文革时之所见。】然而,此一不可能出现的假设例子如真实现了,此百名文史哲现代理论大家各自再招收各界学生形成学术理论团体,其最终效果足可导致中华文明在人文领域同样与时俱进,完成其现代化功业。但是,此例所涉及的仅只是“好智”、“才智”者群体之产生。而当他们“出山”后进入的是如今日般泛商业化世界时,岂非照旧有被商业化金钱至上大潮吞没的风险?这样联想下来,由我开始时产生的“兴奋”到后来的“质疑”,以至最后在考虑到全球大环境时出现的自身“联想逻辑链”的突然断裂:“杞人忧天”和“非杞人忧天”之间区别本身变成意义不大了。(这也是本文再次拖长的缘由:最初仅只想就少年哲学家事件感想撰一短文其后当“感想”不断自行滚动而最后出现了“难以结尾”的尴尬。即最初的论题意义似乎又被自己的联想结论所瓦解)
 
可是,当下一波联想接续时,以上的意义链似乎又被链接上了。即此一思路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结尾”:又是仁学立场的问题。如果以仁学学术学观点重新检视此一突然闯入的经验,呆滞的问题本身就会被重新“充电”。深刻而言,我们本不应该满足于就事论事:在现有国内外学界条件下考虑讨论对象之可能“得失”问题,而应一开始就从“高标准”看待此少年哲学家事例。(其实我在给他们的复信中都附加有这类超出现实情境的寄往语言)即,以上就这个事例谈及的都是“智维”上的问题;这个“智慧现代化”的成绩中还没有包括中华文明传统中的“仁维”和“勇维”。我们一向只看到学界的“第一缺失:理论知识的不足”,却还没有考虑到“第二缺失:勇力意志的不足”;更没有考虑到“第三缺失:爱真好善之心意的不足”。其实,如果不是同时在精神三维层面上同时发展,合乎理想的人文学术理论现代化的目标也是难以构想和达到的。
 
就现实情况看,少年哲学家门眼前的挑战是,面对着高校博导制度的考验。如果其才能受到导师的器重而被纳入山头系统,形成今日不时可见的“师生利益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其早先的才智即将被虚掷于职场争名夺利的场地,从此陷入于无穷无尽的职场文化试炼。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学会逐渐向许多压力方面屈服而难以再像今日学生时代那样专心于自身的爱好。对此,我们只能对其表达:祝你好运!但是,如果以上的偏负面猜测不实,而是真地在中华大地上,由于我们几十年来的理论耕耘,确实促生了一批真正的“理论读书种子”呢?也就是,在功利主义的环境内的确有真实的理论爱好者群体在中华大地上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呢?(如果16岁即使只是出于初步爱好而喜读胡塞尔的《阿姆斯特丹讲演》,这还不是“理论读书种子”吗?我把今日喜读康德和喜读胡塞尔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思维层级)我告诫他们:如果打算成为专深现象学哲学家,就一定要到德国跟随真正的专家用原文来研读。但是这样的“成就”是什么呢?如今在西方和日本,专深于胡塞尔文本的新一代理论家所在多有,中国人不论多么聪明都难以在成为德国哲学专家的层次上达至其最高水平。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出于功利主义之心,那么这个目的就只能在国内达到。(在国际二级水平的层次上达到)但是,如果确实真爱西方哲学,就一定要先去西方留学(留学和留学不一样,《围城》里描写的很清楚)。
 
故事没有完。在我鼓励完16岁少年哲学家去德国研读后又发现了他原来也是辛弃疾的爱好者,这下子,我又精神为之一振,同时修正了劝导的方向【辛词陆诗的爱好,即为传统士君子的爱好,此即为“爱善、求真、能勇”的仁学爱好。钱钟书先生轻视陆诗而我遂知其“爱真爱仁”之不足,此正为百年来中西现代文士们之共同不足,亦可以解释为何说梁任公为中华文明史上最后一位“真儒”典型之缘故。】我对少年哲学家说:如果治学态度端正并意志坚定,就其兼好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史的资质言,我的主张和“期许”就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其实最纯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应该留在国内。就西方哲学言,文科不同于理工商医科,有书在手,一切在握,何须远渡重洋?我还没有(自然也不适宜)解释此一高级期许的真意:今日致力于跨学科-跨文化的人类理论汇通工作,只能在中土进行!这正是我15年来在中国学界进行中外学术沟通工作的理由所在。这也就是我提出的“新仁学”作为整合人类新知新学新理的新方略的构想。当少年哲学家们向我问询治学之道时,当然难以将此复杂学理背景解释到他们可以把握的程度。但是,为什么会一时产生兴奋之情?我对两位青少年哲学家的第一次鼓励是:“你们是第一批没有耽误知识积累的新一代”。言下之意,此前人文学界都是程度方面不同地被耽误了【或直接被文革或间接被“文革耽误了的老师们”所耽误。我最为“着急的”就是:大家对此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如谈及就认为是受到“贬低”。结果呢,自身难以真实地学术革新前进】。因此这最新的一代,差不多是新世纪开始的一代,才是知识基础上起步最称完善的。是的,他们的例子证明了的确存在着中学阶段独立自主发展个人兴趣者【我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想问一下他们是否是富二代?如果是,我甚至于要鼓励他们敢于毕生立志在体制外求学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我们的古人都是这样在“体制外”进学的,如果他在“体制内”做官,但他同时在“体制外”运思为文。朱熹王阳明都是这样的】。他们的中学时代比我的(属于前教会学校的)育英中学环境可能获得的思想类书籍多了数十倍,接触新学新理的机会就大大超过我们当初了。如是,夫复何求?全球商业化大潮对人文精神的全面瓦解作用岂非有化解的希望? 这是我自己的期盼。但是,谈何容易?当此科技商业化大潮正在吞没全球文化方向之际,中学生阶段的人文志趣哪里能够在未来抵御世界的功利主义潮流?我于是千言万语只有先进一言:不要读老庄,不要学魏晋名士派(旧时期鼓励老庄之学压抑孔孟之学,何故?知否?),要学孔孟。为什么?不是像俗儒那样学什么伪善的“治国平天下”人生观(这是让你为皇帝卖命的人生观),而是要通过读孔孟以形成独立追求真与善的坚定意志力。为什么要孔孟不要老庄佛道?因为后者要“冺是非,除真伪”,前者要严辨“义利善恶”。惟后者可以形成“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大勇,而惟此大勇可逼使学人于功利主义时代万千诱惑压力下择善固执(老庄佛道则不仅劝你随遇而安,而且诱你朝向虚无缥缈之来生。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们就不信这一套,今人因为自身人文理性不足反而易于入彀)。此种顽强内力方足以在今已渐渐市场化的西学理论强大压力诱力下不致趋炎附势而能“惟义是从”(=惟真惟善是从)。如此才可有主观能力守我中华大仁学之正向,以期未来全面契合于人类一切科学真理探讨事业。
 
80年代刚脱离文革未久的爱好西学新青年一代,除“爱智”之外看不到任何“爱善”迹象,此为直接受到文革遗风拘执而在世风突变后亦迅随风势成为借西学理论以为其追名逐利新方式的一代。如果今日少年哲学家们也是受到这类动机促使而“爱好哲学”,其价值将继续大为降低,还不要说今日外界的商业化环境较80年代又严重数倍了。80年代精英会反驳说:我等才是心怀天下,关注家国命运之一代。未必。不要以为任何“致力于天下”者均为好善动机所驱使。所谓“乱世出英雄”之客观描述中,其“英雄”之涵义并不包含(绝不包含)“爱善”;或“爱善”只是一个“好使的”幌子,用以开辟聚势成就功业之必要手段而已。从历史上看,爱善爱真与实现其“平天下”之雄心(好勇)没有任何关系,而爱真爱善话语反而可能正是选择来实现其一己野心的必要手段(天下有没有比学会“假仁假义”更容易“更好使的”办法了?)。朱元璋的驱除鞑虏中包含着任何“爱善”的动机吗?【只要看看在成功逐元前各路“英雄”是如何自相残杀的;只要看看前有明末李、张后有清末洪、杨等“驱除鞑虏好汉”者间是否存有善类即可认知何为中国历史了。当然“鞑虏”创造之“扬州、嘉定”是何行为,自然也不须任何曲笔加以维护了】趁任何乱局以成就大英雄事业者,是出于“正义感”呢还是出于个人野心而勇于拼死博弈呢?任何人在反对任何人时都会“准确地”揭示对手方的“负面”以作为有利于自身形象营造的、博取世人赞赏的必要手段。此类正确的批评话语与批评者的内心真实动机,并无逻辑性关系!这是至今为止中外人士都始终想不清晰的,总是根据其人话语是否“在理”,是否“合乎正义”而判断说话人本身品质的。只有我仁学辨伪学不会如此被欺瞒过。
 
这个引申出来的话头是要说明,“好智”与 “好勇”,并非等于“好仁”。仁学伦理学的科学认识论价值正在于此:在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中纳入“仁”之一维,使其不仅与智、勇并列而且成为三达德之中心和“导航”,如此方可在人文科学建设中成为朝向真善美之全方位之“舵手”。单纯“好智”最后可以成为学界新强人,新学阀,单纯“好勇”最后可以成为学界新霸主、学界山大王和学界托拉斯CEO。但如同时有“好仁”一维,则可在学术实践和学界关系网经营中维持其伦理正向性,方可确保其人文学术实践之科学性(真科学价值;而非市场化操纵下的“消费价格”)。否则,其智、其勇终将在全球化唯利是图的潮流中被裹胁而成为任何一种学术功利主义追求中的“好使工具”而已。
 
此一惟善是从的舵手作用即可有力量抵御各种名利权私欲之侵扰而保障人文科学研究之方向性正确。如果没有此伦理实践学中的“仁维”,单凭智维和勇维(或力维)遂可造就“成绩”,而此成绩却可无关于学术的价值学方向问题。如是,单纯的好智与奋斗之志最终有何价值?或许仅类似于花样不断翻新的手机游戏或魔方益智游戏般。例如,最后都实因“趋炎附势”而成为了“海粉”、“德粉”,投身于大搞理论修辞式文字游戏;并甚至于要进而参加他们的瓦解理性主义、瓦解伦理学的国际后现代主义事业吗?
 
随着历史时间的自然推移,我们终于离文革余毒越来越远,而不巧新世纪今日又无一例外地陷入全球惟钱是求的新世界。仅以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看,科技工商的侵逼日甚一日,人文学者连生存尚难维持(其实仅因他们没有民族性的仁学价值观,不知道“粗茶淡饭在陋巷”之伟大意涵所在,否则福利国家的今日哪有不能生存的道理。但人们忍受不了的并非仅是粗茶淡饭,而是耐不住无“肥马轻裘”之惭),哪里谈得上再去钻研仅相关于意义学和价值学思考的人文理论问题呢?因为近百年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将精神价值彻底推至物质财富追求之后。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少年哲学家一代,因在尚无强制性物质压力的中学时期,未曾遭受多方面压力网的纠缠,自可随性而为。等到进入中外学术社会,在层出不穷的压力诱力下,其原始的爱智之心尚能保持其纯洁性乎?何况“爱智”(围棋,魔方也是爱智)尚非“爱真”,“爱真”也尚非“爱善”。所有这些不同的精神实践促动力类型又都需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压力场中经受意志力的考验。不妨说,能够有能力最后逃脱此压力网而维持住精神纯粹性者几稀。如果这样的推断言之成理,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少年哲学家们怀有过分乐观的期待?而如果仅只是期待其成长为“哲学教授”,世界上已经有成千上万了,增之又复何益?
 
西方哲学是“爱智”之学。新时期最为前进的学术思想发展就是爱智(爱西学理论之智)风尚。即使国学界,青年一代也无不爱好西方理论中的逻辑性思维习惯。这是科学时代的自然发展。而国学思想史上虽然好真不足(所以好智不足),却充满着好善之情。现代以来,西方哲学和理论界的好善部分日益稀薄,而纯然听任好智促动力发展。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方理论家大多都仅是“好智者”而已。余风所及,深受西学、特别是西方汉学影响的中国国学界自然也是弥漫着爱智风尚。这是一种变态的风气转变。即使是古典好善之学,今日也被国学家们当做单纯好智之术。这就是我在参加余姚王阳明国际会议时提出的批评:我们都成了“谈阳明学者”,非“行阳明学者”。到会的老外们更是百分之百的以“爱智”动机接触阳明学的。本来充满求善冲力的阳明学和宗羲学,如今(特别是在“走向国际”后)其“善维”都被“去势化”了。我们理智地欣赏“好善话语”,而我们自己可不为其善因所动。即使西方哲学,早自创始者柏拉图起本来也是“真善”兼行之学,而此古典时代思想家本身具有的“求善”冲动,今日其话语早已变成了单维求真的工具,而失去了促动“善意志”的力道。这也是我今日对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感到失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几日前获知我去年在索菲亚的“告别演讲”即将刊于会刊上。我在该文中提出了与西方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符号学观: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制度性重整的符号学认识论。我用西方理论方式解释了这种逻辑必要性,所批评者不仅是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方向,而且是西方人文科学理论认识论的总方向问题。但也坦率指出:此一认识论-方法论理想,难以在世界现行文教制度内推行。因为各地人文学术无不在功利主义的分科求利的轨道上进行。根本的原因:现代学人都变成了“职场程序运作员”,其眼光不是朝向客观真理,而是朝向权威和市场认可的学术制度。为此,根本不可能组织真正的跨学科学术实践。但是更为根本性的阻碍则是:现代学人失去了为真理而“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也即,所失去者,不仅是实践力的“善维”,而且还有其“勇维”(不敢面对职场文化商业化发展之大势力而独立治学)
 
不仅如此,理论上一直走在前面的西方学人如今还面临着一个“致命性的”障碍:语言性障碍。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中文文语中,特别是现代化的即理论化的汉语中,达至深入掌握的程度。除非他们自小生活在中国最后成为了地道的中国人,但那时他又失去了西方人的文化背景。而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认识论革新中,人文理论家必须同时介入现代西方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史,而且还要能在两个领域中打破学科界域进行自由的创造性思考。面对着这样的时代性难题(既有技术上的也有制度上的难题),读者读至此会懂得我的兴奋理由: 我们的少年哲学家们恰恰站在最具有可期待性的起点上。按照我的期待方向,成为西方哲学专家,真是一个多么小的case? 我当然,不仅针对他们两位,而且针对从此事例中推测百十位、甚至于千百位新一代中华“人文理论研究者”合格备选人之可能存在。如按照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来安排其最初的智慧追求方式,期待中的人类和中华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就是大有希望的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睽诸现实,他们的未来还要经受多少环境和自身意志力的考验,如何真能对之寄予更高远的期待呢?一切只有听诸命运安排了。然而基于本人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观,作为单纯的理想主义期待,特通过向读者介绍此一特殊事实以再次呈现我们人文学界未来面对的重大方向性、方法性问题。让我们祝愿他们能够幸运地免受功利主义商业化文化观的影响,最终可脱颖而出。如是,则岂非为中华学术之幸! (自2015年9月起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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