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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陈嘉映:男,1952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78年5月考入外哲所研究生,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现为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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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
周边情况——一项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比较研究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嘉映 点击:30712次 时间:2013-01-21 13:58:15
  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的一般比较

  作为哲学家,奥斯汀可谓早慧,不过,他快到四十岁才形成自己特有的进路。作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亦早慧,不过,维特根斯坦哲学有前期后期之分。这里说到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的比较,是就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奥斯汀后十年的工作的比较。

  奥斯汀在很多方面与维特根斯坦非常相近。他们两人都被归入“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属于分析哲学的大传统,但在很多关键点上,他们两人的思想与这个传统的进路离得很远甚至相反,可说是分析哲学中的异数。无论就他们的主张还是就他们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哲学的思想治疗性质。治疗的途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通过描述语言的正当用法,从而揭露哲学家对语言表达式的曲解、偏离和误用,祛除我们的语言表达式施与我们的魔力。奥斯汀的大量工作也是如此。蒯因论及奥斯汀哲学时说,他主要是否定类型的,“语言批判是治疗式实证主义的方法,克服形而上学的方法”。①他们两个都大张旗鼓反对“过度概括”,都否认哲学有一般方法。奥斯汀最为公认的成就是语言行为理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蛮可以视作这一理论的先声。“语言游戏的根本在于一种实践方式(行动方式)。”②“话语即行为。”③

  两人在很多方面相近,不是因为奥斯汀受到维特根斯坦很多影响。奥斯汀比维特根斯坦小22岁,但伯林说到,二战前,他和奥斯汀都没怎么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莱尔也说自己受维特根斯坦影响不是很大,但莱尔还是用更多热情谈到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学派里,奥斯汀最少谈到维特根斯坦。解读奥斯汀可知,后期维特根斯坦流传出来以及最后在《哲学研究》这本著作中发表出来的很多想法,奥斯汀自己已经发展出来。

  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也有很多不同。虽然两个人都强调日常语言的合理性,但奥斯汀细致入微地对很多日常语汇进行分析,他对real、exact、deliberately、can等一大批语词的辨析成果可以为字典学吸收,维特根斯坦却很少做这项工作,他对知道、疼痛这些语词做过很多辨析,这些辨析几乎只限于揭示它们在某些基本哲学问题的影响。尽管奥斯汀同样强调哲学的思想治疗方面,但在他看来,哲学也可以获致正面的成果。与此相应,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不一样,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的身后名也相差巨大,维特根斯坦被很多论者视为20世纪数一数二的哲学家,奥斯汀的哲学影响则主要限于一个特定的流派。

  关于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的一般比较,我就说这几句。下文谈一个话题,语境或周边环境,围绕这个话题来看看两人思想上的同异。

  语境

  注重语境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特点。人们倾向于在语词和句子中寻找意义,而维特根斯坦说:“你意指的东西——怎样找出它?我们必须耐心地检查这个句子会怎样得到应用。[检查]它的所有周边情况看起来是怎样的[Wie rund um ihm alles aussieht]。这时,其意义将显现出来。”④维特根斯坦还给出一个一般的论断:“语词只在生活之流中具有意义。”⑤实际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核心概念之一“语言游戏”就包含语境作为其基本元素。维特根斯坦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界定说,语言游戏是“孩子借以开始使用语词的语言形式”,这里并没有单独多谈语境因素,不过,他一般地把语言游戏理解为“活动、反应”,⑥语境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这一点在《哲学研究》中表达得很鲜明:“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PU,§7]⑦

  奥斯汀同样注重语境。在讨论real[真正的]一词时,奥斯汀讨论了这个词处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多种情况,以及相关语句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多种情况,例如,“设想一下,你在看商店里的一个羊毛线团,我说‘那不是它的真正颜色’。这时,我的意思可能是它在普通日照下看上去不是这个颜色,但也可能是羊毛在没有染色之前不是这个颜色。像其他很多情况一样,这时你不能单从我使用的语词确定我的意思。”(SS,第59-60页)⑧奥斯汀后面总结说:“比起草草看上一眼所看到的,‘真正’一词的用法要多些;在形形色色的上下文里它有形形色色的用法。”[SS,第62页]

  笼统称作语境的,包括好多方面。首先可以区分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前者是狭义的、本来意义的“上下文”。在一篇小说里,“你去吗?”这个问句里的“你”指的是谁,通常可以在这篇小说内部找到,平常对话里问“你去吗?”问的是你向之说话的那个人。语言外因素,语用学家的归类不同,大致可以分作说话人、听话人、会话的具体情境,会话的一般情境如文化传统,最后还可以扩大到人类生存的一般环境。维特根斯坦突出语言的使用,这一点人所周知,不遑多论。使用首先涉及说话人,接着也涉及听话人,进一步也涉及语境的其他因素。

  生活形式与语义条件

  维特根斯坦在不同上下文中使用不少相关语词来谈论语境,其中的招牌概念是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做出过一个一般界说:“须得接受下来的东西,给定的东西——可以说——是生活形式。”[PU,第272页]这个界说相当笼统,因为“给定的东西”过于宽泛、含混。一般说来,生活形式指的不是特殊语境,而是一般情境如文化传统和人类生存的一般环境。以下两句引文大致表明了此点——“想象一种语言就叫作想象一种生活形式”[PU,§19];“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PU,第350页]

  维特根斯坦通常笼统地就语言来谈论生活形式,但若我们更仔细地分析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具体阐论,会发现生活形式直接与某些特定的语词相关。为了彰显这一点,我倾向于引入“语义条件”这个用语。存在一个基础平面是上/下的一个语义条件[人的身体有头有脚等等是上/下的另一个语义条件,这里不谈],谈论在太空中两片火箭残骸哪个在上在下没有意义,我们问美国在上还是中国在上也没有意义。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是上午/下午的语义条件,问太阳上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没有意义。维特根斯坦问:一个动物能够满怀希望吗?他自己回答说:希望的诸种现象是从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用法这种复杂的生活形式中产生出来的某些样式。[PU,第273页]

  语义条件跟通常所说的语境有别。如上所称,语义条件主要是针对词汇而言的,语境则通常就句子而言。我们可以为一句话设想很多不同的语境,这句话随着不同的语境会有也许多到无限的“会话含义”——我说下雨了,意思可能是让你关上窗子,可能是让你带上雨伞,可能是让你把晾晒的衣服收回来,也可能是说我们不该还在露天里站着,又可能进一步隐含着抱怨:你怎么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下雨了还可能隐含你刚才说不会下雨是错的,或我刚才说要下雨是对的,这些又可能进一步隐含你从来都是错的或我从来都是对的。情况也可能是我们刚才在打赌,如果下雨你就输二十块钱,于是下雨了就可能隐含拿二十块钱来。语义条件却不是外在于语词的,不妨说,上/下这对词随身携带着自己的语义条件,随身携带着一个平面参照系。所以,语义条件是从语言方面想过来的。我相信,应当更多从语义条件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生活形式,而不是把生活形式理解为通常所说的语境。固然,我们在想象一种语言的时候同时是在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不想象一种语言,我们就不知道该想象何种生活形式。

  语言哲学家通常从指称角度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义条件建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种关系。这一点,本文不拟展开讨论了。

  感知的周边情况

  在《哲学研究》第一部中,维特根斯坦多半在谈论语词和语言的环境,但他有时也超出这个范围。例如——

  我看见一幅画,表现的是一张笑脸。我把那笑一会儿看作友善的,一会儿看作恶意的,这时我是怎么做的?我不是往往在或友善或恶意的时空背景中来想象它吗?例如,我可以从这幅画想象:笑着的人在对一个玩耍的孩子慈蔼微笑,但也可以是对着遭受痛苦的敌人笑。[PU,§539]

  这里谈论的不是话语的环境,而是感知的环境。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不止注重语言的环境,他们在其他讨论中也一般地注重环境维度。例如,奥斯汀在与感觉资料[sense-data,多译作感觉与料、感觉予料]理论争论的时候,也不断诉诸感知的环境因素。把这些环境因素称作语境显然不大恰当,因此,下文我将用更为笼统的“周边环境”或“周边情况”来取代“语境”。

  感觉资料理论的核心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是感觉资料,然后在感觉资料的基础上建构起各种各样的东西;反过来,我们似乎感知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这些感知可以还原为感觉资料。例如,瓦诺克这样刻画看到一本书——

  例如,我说我看见一本书。先让我们承认,这么说一点儿都不错。但在这种情形里仍然存在着某种直接被看到的东西(不是那本书)。因为,无论进一步的调查是否确证我看见了一本书这个申言,无论我是否知道或认为我看见了什么,无论我走近前去会看到、摸到、闻到什么,此时此刻在我的视野里存在着某种有颜色的形状,或由几种颜色组成的图案。这就是我直接看到的东西……在如下意义上,这比那本书本身更加“基本”:我可能直接看见这个由几种颜色组成的图案而那里并没有书,然而,除非某种有颜色的形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否则我就没看见书,的确,根本什么都没看见。[转引自SS,第135页]

  如奥斯汀所揭示,这种刻画依托的是隐蔽的感觉资料理论。我可以看到让我以为是一本书的封面图案而那里并没有书,但我不能只看见书在那里而没看见书封面上有些颜色、图案或诸如此类。从这个相当寻常的情况,瓦诺克引出了这样的提示:看见由几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和看见一本书是两个层次的看见,看见由几种颜色组成的图案是看见一本书的基础层次。我们直接看到的是由几种颜色组成的图案,这个图案是否意味着那是一本书,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我们有时只看见一个封面就认为那里有本书,然而,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封面,却知道那只是个封面,知道那里并没有一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通常总是连同周边情况看到什么、知道什么。一次,朋友拿来一本书,你翻了翻,放到一边,后来你往那边看了一眼,只看到封面,却知道那是一本书。另一次,朋友拿来一张他设计的书封面,你评点了一番,放到一边,后来你往那里看了一眼,你看见书封面,却不认为那是一本书。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呢?不是因为那个封面不同,而是因为周边情况不同。

  在一种周边情况下,我看到一幅封面图案,在另一种周边情况下,我看到书;看到图案并不比看到书“更基本”,它们是两种并列的看。[当然,书是比图案更多维度的存在物,看到“这是一本书”比看到“这是一幅图案”在更多的方向上可能弄错,例如,书柜展中,书柜里摆的是些“假书”,它们是做成书模样的装饰品,我们可能把它们错当成真书——我们很容易理解什么叫“不是书却做成书的模样”,但不容易理解“不是图案却做成图案的样子”。]

  这是奥斯汀在反驳感觉资料理论的时候采取的一条基本路线。在谈到小细棍半浸在水里时看上去弯屈的时候,奥斯汀提醒说:“这个事例的特点是,小细棍有一部分在水里,而水当然不是看不见的”。[SS,第53页]在谈到“我听到一辆汽车”时“假定”那里有一辆汽车的时候,奥斯汀也引入了说这句话时的周边情况:“瓦诺克心里想的显然是:我听到像汽车那样的声音,而除了这种声音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线索。但若我先已经知道外头有辆车呢?如果我实际上能看见它,甚至也许还能摸到它、闻到它?”[SS,第137页]

  注重周边情况并不只是对语言研究或感知研究具有拓展意义,它还展示着一种看待事物的一般态度。下面我对这一点略加阐论。

  周边情况与对象化研究

  注重周边环境有什么重要性呢?从粗浅处开始,这种眼光强调多样性。维特根斯坦有一段话这样说:“‘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请从下面的例子及其它例子来看一看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然后他列举了好多种语言游戏,或曰语言的多种多样的“功能”。[PU,§23]上面引用奥斯汀的那句话,“‘真正’一词的用法……在形形色色的上下文里它有形形色色的用法”,也把周边环境与多样性联系在一起。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都强调周边情况,同时他们两位也都强调多样性,警惕过度概括,这诸多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不过在我看来,注重周边情况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凸显了哲学探究与科学研究的重要区别。把周边情况与所研究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单独对对象进行研究,如果需要,则把周边情况加以形式化处理,作为研究对象的外部条件或变元重新引进,这是科学研究的进路。我把这种进路称作“对象化”。例如,物理学研究物质的构成,一个分子是一个孤立的物质单位,其构成完全从它的内部成分得到说明,如此这般一些原子构成如此这般一个分子是需要外部条件的,它们是些标准的、普遍化的条件。形式逻辑则是对论证的一种脱语境处理,论证的有效性完全由命题之间的关系确定。而哲学之为穷理却不是以这种对象化方式展开的,道理不同于逻辑命题,道理总是在特定的周边环境中得到理解。

  当逻辑学生长成一个整体脱周边环境的研究领域,逻辑学就脱离开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逻辑学自有它的用处,然而,我们不可夸大形式逻辑在研究一般论证的时候所能发挥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日常说理以及哲学论证都是语境依赖的。⑨

  至于强行把对象化进路引入哲学,则会产生虚假的哲学理论,从而败坏哲学。上面论及的感觉资料理论就是一例。相当明显,感觉资料理论模仿原子构成分子的物理学模式,脱离周边环境来研究感觉、错觉等等,从而无法适当地引导我们理解感觉、错觉这些概念。

  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不是些表面的共同点,而是有着深层的亲缘。不过,怎样看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两人的态度却迥异。

  维特根斯坦是个“语言哲学家”,他绝大部分时间只谈语言,然而,维特根斯坦之关注语言,是因为语言凝聚着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同时,形而上学把凝聚在语言中的基本理解投射为万物固有的性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研究始终是“本体论研究”,一方面意在批判形而上学,一方面澄清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巴斯摩尔所言,维特根斯坦从来不是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这种兴趣“对维特根斯坦是完全陌生的”⑩,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探索对语言学家也不乏影响。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与科学有明确的界线,哲学是概念考察,科学是因果研究。(11)虽然或者正因为维特根斯坦注意到哲学往往可以被视作前科学的工作,他反复提醒我们抵制哲学的科学化倾向,要求哲学始终清楚地与科学划清界线。“哲学家们总是觉得科学的方法就在眼前,禁不住要以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种倾向实际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引领哲学家们进入完全的黑暗。”(12)这个错误方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模仿科学建构伪哲学理论,“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PU,§109]。离开这些学理方面的考虑,我们还得加上说,维特根斯坦对科学进步本身深表忧虑。

  概念考察旨在澄清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理解世界的。然而,我们实际上是如何理解世界的,这用得着说吗?如果不是我们在反思层面常常误解我们实际上如何理解世界,这本来用不着多说。然而,我们却倾向于在反思层面误解我们怎样理解世界,直至误解我们自己的本性,于是,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理解为对这些基本误解的澄清和纠正。这是哲学之为思想治疗说的基本含义。不过,我们“实际上”如何理解世界,我们的“本性”,这些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人的本性纠缠于人的生长,我们“实际上”如何理解世界纠缠于我们的反思,纠缠于“应当怎样理解”,概括说,人的实际总是连在人的应当上,就此而言,思想治疗不是要回到前反思的理解,而是引向正当的反思。

  奥斯汀的语言分析,多半也富有哲学旨趣,但另一方面,他颇不乏“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兴趣”。例子举不胜举。《Three Ways of Spilling Ink》这一整篇文章都在讨论intentionally、deliberately、purposely这三个词[及它们的其他形式]的细致区别。伦理学、法学常用到这些词,澄清它们的微妙差异对这些领域的研究颇多助益,但一旦进入对这几个词的考察,奥斯汀就像字典学家一样专注于这些词本身。我不记得维特根斯坦曾经对哪个词有过这种兴趣,他只就语词与某个哲学问题的直接关联对它们加以考察。

  奥斯汀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对科学进步本身深表忧虑,他更多从正面来考虑两者的关系,不反对甚至鼓励哲学向科学发展,例如向语言学发展。乃至于奥斯汀的学生卡维尔说,在他看来,奥斯汀不仅从来不在意强调哲学的特殊性,他甚至愿意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什么区别。(13)的确,奥斯汀希望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或,哲学、语言学、语法学的联合科学。奥斯汀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毗邻语用学。上面提到奥斯汀关于real一词的考察,他指出在形形色色的上下文中,这个词有形形色色的用法,但接下来,他就尝试归纳出这个词的几个主要语法特征。他关于以言行事的研究,众所周知,开创了语用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语用学

  西方思想有强大的科学化传统。在这里,我指的是两个方面。

  一,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来建构哲学理论。感觉资料理论是一个典型。它不是从周边情况来考察感觉、错觉等等,而采用建构主义的模式,希望从感觉原子建构起我们对世间万物的感知,以及解释错觉的产生等等。上面关于“看到一本书”的争点可以这样表达:感觉资料论者的看隔离开周边情况看图案和书,奥斯汀的看是连同周边情况看到图案和书。在我看来,奥斯汀充分揭示出了感觉资料理论是一种伪哲学理论。

  二,西方思想有强大的科学化传统,这在另一方面体现为,西方思想倾向于把看待事物的新视角转变为科学假说,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科学分支,例如从语境视角发展出语用学。维特根斯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考察,亦即理解我们的理解,这项工作必然注重语境,注重语言与周边环境的交织,抵制对语言的对象化研究,然而,语言学对语境的关注则在很大程度上促生了语用学这个语言学的新分支。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哈勃兰德[Hartmut Haberland]与梅[Jacob L. Mey]在《语用学杂志》创刊号社论“语言学与语用学”中所称:“我们希望有惟一的一种语用学”。仅此一点即能看到哲学家关注周边环境与语言学家关注语境的区别——哲学尝试通过对周边环境的关注揭示语言中所凝结的各式各样的道理,这些道理并不能形成惟一一种哲学。这篇社论还提出语用学的两个研究角度,一个是研究“制约语言使用的那些条件”,一个是研究“语言的具体实践”。(14)在我看,前一种研究是语用学对语言学的有效拓展——如前所提示,科学研究要求把它所研究的对象隔离开来,如果需要,则把周边情况加以形式化处理,作为变元重新引进。当然,语用学达不到很高的科学化程度,因为语言的周边情况要比物理学所处理的周边情况复杂得多,如莱肯及很多论者所指出的,“我们无法确知我们已经提前预示了能够影响真值的所有语境变元”(15)。至于后一种研究,在我看,完全无法形成科学理论——实践涉及实践者的目的和理解,这些内容无法被充分对象化。

  科学昌盛当然是西方思想科学化传统的直接结果。但过快过多的形式化一直威胁并挤压着对一般说理的探究。另一方面,认识到这种威胁并坚守一般穷理的西方思想家也不绝于途。维特根斯坦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奥斯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常说到奥斯汀对语词有敏感的耳朵,这是放在哪儿都有用的一种天赋。奥斯汀把这种天赋运用到哲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哲学做出贡献。不过,在我看来,虽然错误的、荒唐的论证差不多总能通过用语的荒悖加以揭示,对基本道理的理解差不多总能在语言的用法中找到依据,但不能反过来认为,语言分析总会把我们领向对基本道理的理解。思入根本道理,还需要另一些什么,尤其是需要对人类深层困惑的感悟。与奥斯汀相比,维特根斯坦对更为广泛的深层困惑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包括逻辑的真理性来源、语词具有意义的方式、规则与习俗的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关系、文化变迁的含义。虽然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都在我最喜欢读的思想家之列,但在面临深层困惑之际,我会更多在维特根斯坦那里领受启示。

  

  注释:

  ①蒯因:“三人谈奥斯汀的方法”,K. T. Fann(范光棣)编,Symposium on J. L. Austi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9年,第89页。

  ②维特根斯坦:Philosophical Occasions, 1912-1951, ed. by James C. Klagge and Alfred Nordman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年,第282页。

  ③维特根斯坦:Vermischte Bemerkungen, Suhrkamp,1994年,第94页。

  ④维特根斯坦:Zettel,§272。

  ⑤维特根斯坦: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I, §913。

  ⑥维特根斯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Harper Torchbooks,1958年,第17页。

  ⑦维特根斯坦: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后文凡引此书均只注明“PU”。引自该书第一部分注明节号“§”,引自该书第二部分按照汉译本注出页码。

  ⑧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9-60页。下面,引自该书的引文在括号中标出SS及页码,不另立脚注。

  ⑨“现实世界中的论争关注的是语境依赖和语境敏感的事项。”Ralph H. Johnson:Informal Logic and Deductivism,载于《逻辑学研究》2011年春季号,第29页。

  ⑩约翰·巴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5页。

  (11)“我们的问题不是因果问题而是概念问题。”PU,第317页。

  (12)维特根斯坦:The Blue and Brown Books,Harper Torchbooks,1958年,第18页。

  (13)Stanley Cavell,Austin at Criticism,载于Must We Mean What We Say?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14)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5)威廉·G. 莱肯:《当代语言哲学导论》,陈波、冯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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