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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俞吾金,1948年6月生,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8-1990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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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
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葛兰西的重要术语:organic intellectual?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俞吾金 点击:20006次 时间:2013-03-08 22:21:26
一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到意大利知识分子的时候,多次使用过organic intellectual这样的术语。当然,这个术语并不是葛兰西原初使用的术语,因为他是用母语——意大利语进行写作的,而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则出现在葛兰西论著的英译本中。有趣的是,国内不少译者和研究者都把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机知识分子”。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个看上去就成问题的表达式不但很少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质疑[1],反倒成了有些人说事的一个“道具”。比如,王蒙先生在写于2000年的《献疑札记(三)》中谈到“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时,竟然发挥道:“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有机就是有生命有活力有灵性嘛,无机就是五金矿物之类嘛,有机与无机知识分子我虽不甚了了,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之别还是略有所知,厩肥有机而化肥一般无机,我是主张舍化肥而多用动物大小便与绿肥的。”[2]这样的议论真令人难以理解。既然承认自己“不甚了了”,何必再出来置喙呢? 
  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以无批判的方式沿用“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译法,从而使这一成问题的表达式差不多成了“权威性的”定译。比如,赵勇先生在其论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谈到葛兰西思想时写道:“为获得这种文化领导权,培养‘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任务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占领大众的‘常识’和文化领域,也才能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3]又如,在潘西华先生的译文《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中,也出现了“有机的知识分子”、“批判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达式。[4] 
  据我们了解,不少译者和研究者之所以把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显然是受到了《狱中札记》中译本的影响。目前,《狱中札记》在国内有两个不同的译本:一是葆煦先生的译本,它是从1959年出版的俄译本那里间接译出的,译本中出现了“‘有机的’知识界”这样的表达式[5];二是曹雷雨等人的译本,是根据伦敦Lawrence And Wishart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的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一书间接译出的,译本中也出现了“‘有机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界”这类表达式[6]。 
  如果说《狱中札记》的葆译本和曹译本分别是从俄语版和英语版译出的,从而可能造成术语翻译上出现的偏差的话,那么最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田时纲先生在其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即通常所称的《狱中书信》)的“译序”中也表示:“葛兰西在‘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做了区分。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是指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先进阶级为实现自己的战略总目标,就必须‘同化’并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7]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田时纲先生并不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这样的表达式有什么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准确地理解并翻译葛兰西文本中出现的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术语,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二 Organic的不同含义 
   
  众所周知,现代英语中的organic作为形容词,源自拉丁文organicus;而organicus又源自希腊文organikos,而organikos又源自希腊文organon,有“工具”(tool,instrument)的含义。在现代英语中,organic通常被解释为“器官的”、“有机体的”或“组织的”。当人们在生物学、生理学或化学的语境中使用这个形容词时,其含义通常被界定为“有机的”。如organic chemistry这样的表达式就只能被译为“有机化学”。 
  然而,按照我们的看法,一旦葛兰西用organic这个形容词来修饰intellectual这个名词,从而形成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新的术语时,无论如何,人们再也不能把这个新术语译为“有机知识分子”了。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一译法既不符合相应的语境,也不符合生活中的常识。因为“有机的”这一译法主要适合于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的语境,而intellectual,即“知识分子”这个术语主要是在社会学、文化学的语境中被使用的。尽管人们有时也把“社会”或“文化”视为“有机体”,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在比喻的或引申的含义上,而不是在原初的或本来的含义上做这样的理解。更何况,从生物学、生理学或化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即intellectual,作为人,本身就是血肉之躯,就是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在“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前再加上“有机的”,就好像说“有机的有机体”一样,完全是不必要的同义反复!更令人感到窘迫的是,一旦人们使用“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实际上已默认了另一个术语,即所谓“无机知识分子”(inorganic intellectual)的合法性。所以当王蒙先生说“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时,正表明他已经屈从于“有机—无机”这样的思想逻辑了。这就启示我们,绝不能停留在生物学、生理学或化学的语境中去理解并翻译organic这个形容词。在解读葛兰西的文本时,我们必须超越上述语境,自觉地上升到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原初的、本来的语境中去理解并翻译这个词。 
  第二,这一译法也不符合葛兰西的本意。实际上,葛兰西并没有像田时纲先生所说的,在“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之间做出区分,而是在乡村知识分子(或传统知识分子)与城市知识分子(或现代知识分子)之间做出了区分。葛兰西告诉我们:“乡村型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传统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农民社会大众以及城镇(尤其是小城镇)小资产阶级相关联,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熏染和驱动。”[8]所谓乡村型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乡村里的教士、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等。虽然他们在乡村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个人的魅力来实现的。而对于城市知识分子,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来说,情形就不同了。“他必须是群众的组织者;他又必须是组织起其业务的顾主等人给予他‘信任’的人物。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那么至少也是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的能力,这是因为有必要去创造最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代理人(特殊雇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业务之外一般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9]显然,在葛兰西看来,城市知识分子的根本特征和使命是自觉地把同阶级成员组织起来的意识和能力。要言之,乡村知识分子(或传统知识分子)与城市知识分子(或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常常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活动并产生影响,而后者则体现出自觉的组织观念和组织能力。 
  那么,译者和研究者究竟应该选择哪个含义来理解并翻译organic这个词呢? 
   
  三 我们的解答 
   
  其实,当我们在前面叙述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见解时,答案已经在他自己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那就是把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如前所述,在现代英语中,organic作为形容词,本来就有“组织的”含义。如果说,“有机的”这个形容词主要适合于由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组成的语境中,同时也只是在比喻的或引申的含义上适用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话,那么,“组织的”这个形容词则不仅适合于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也在非比喻的或非引申的含义上适用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语境。事实上,人们常常把一个社会单位,甚至一个政党称为“组织”。这就启示我们,在organic的诸多含义中,恰恰是“组织的”这一含义最适合于规范“知识分子”这个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含义的名词。当然,如果把“组织的”这个形容词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简单地拼接在一起,即成为“组织的知识分子”,对于读者来说,其含义又显得不够明确,所以,我们主张,把《狱中札记》这一特定语境中的organic intellectual译为“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 
  其二,葛兰西之所以在《狱中札记》中创制出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他的意图也不是要读者把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理解为“有机的知识分子”(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由于每个知识分子作为血肉之躯都是有机体,所以“有机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同义反复),而是要读者把它理解为“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葛兰西明确地指出:“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的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10]显然,葛兰西认定,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在于其是否是一个“侃侃而谈”的“雄辩者”,即是否具有个人的魅力,而在于其是否是“建设者”、“组织者”、“劝说者”和“领导者”,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组织者”,即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把同阶级的成员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卓越的组织观念和组织能力。在谈到一个政党必定会拥有的知识分子群体时,葛兰西又明确地指出:“政党应该拥有较多或较少的成员,其级别有高有低,但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它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职能,即教育和智识的作用。”[11]在这些重要的论述中,现代知识分子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职能”一再被凸现出来。 
  其三,在《狱中札记》中,常常出现与organic处于同一个语词家族中的organize,organizer,organization。试以organize这个及物动词为例,它既有“使…组织化”的含义,也有“使…有机化”的含义。但在对《狱中札记》的翻译中,很少有译者或研究者是在“使…有机化”这个含义上使用organize这个动词的。也就是说,在描述社会学、文化学语境中的各种现象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使…组织化”这个含义上去使用organize这个动词的。同样地,人们也总是习惯于把名词organizer理解为“组织者”,而不是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形成体”;把名词organization理解为“组织”,而不是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在《狱中札记》所蕴含的社会学、文化学语境中,无论是organic这个形容词,还是与它相关的家族性语词,都应该从“组织”这个核心含义出发去加以理解并进行翻译。 
  事实上,我们上述想法也得到了印证。众所周知,吕耐·劳纳(Lynne Lawner)不仅把葛兰西的《狱中书信》从意大利文译为英文,而且在该译本的“导论”中这样写道: 
  The "organic intellectual" is one who works consciously for his own social class,convinced that it has a historical "right" at a given moment.[12] 
  这段话可以译为:“这个‘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自觉地为自己的社会阶级工作的知识分子,他确信这一阶级在特定的时刻拥有历史的‘权利’”。 
  它表明,按照吕耐·劳纳的理解,葛兰西笔下的organic intellectual有很强的组织观念,他总是自觉地为自己所从属的组织——阶级或政党工作,他与我行我素的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对葛兰西1930年11月17日致塔吉亚娜(Tatiana)信的一个注释中,吕耐·劳纳进一步指出:…Gramsci defines as "organic" — that is to say, "linked more or less closely to basic social groups, to classes."[13] 
  这段话可以译为:“…葛兰西把‘与基本的社会团体、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定义为‘organic’。”显然,这种“密切关系”也就是指思想上、组织上的关系。由此可见,吕耐·劳纳也主要是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自觉的组织观念(或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并阐释葛兰西所使用的organic这个形容词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所蕴含的社会学、文化学语境中,organic intellectual不应该被译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而应该被译为“有组织观念的知识分子”。按照这样的译法,葛兰西的文本,尤其是其《狱中札记》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诸多论述的含义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事实上,在葛兰西的笔下,只有这类organic intellectual才是夺取市民社会领导权的中坚力量。 
   
  注释: 
  [1]笔者曾撰写过一篇质疑性的文章《何谓“有机知识分子”?》,发表于《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 
  [2]王蒙:《献疑札记(三)》,《王蒙读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97页。 
  [3]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葛兰西:《葛兰西知识分子思想的再审视》,潘西华译,《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5]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419页。 
  [6][8][9][10][11]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页;第9页;第1-2页;第5页;第11页。 
  [7]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第9页。 
  [12][13]Antonio Gramsci, Letters From Prison,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Lynne Lawner, London: Jonathan LTD, p. 44, 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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