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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张柠,祖籍江西,无党派。199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学习,199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2000年5月入聘广东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以及短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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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
文化的表情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张柠 点击:6688次 时间:2011-08-05 16:47:19
 时间:2011年5月21日上午 地点:广东中山图书馆
    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柠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八十二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柠教授。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文化表情》。
    什么是表情?表情就是表现在我们的脸部,我们语言的音调、腔调,或者我们身体姿态的思想感情。那么,不同的嘴脸会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腔调,不同的姿态它也反映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带来不同的表情。文化也是这样,不同的文化表情它会使我们认识到那种文化的面孔,那种文化它所发出的声音,以及那种文化的姿态。当代中国文化可以说有三种表情:一种是官方的表情;一种是精英的表情;一种是民间的表情。这三种表情可以反映出三种文化,就是主旋律文化、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张柠教授把它称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在这一讲里面,张柠教授就通过对“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和阐释,告诉我们当代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原因,它的特点,它的发展趋势。
    张柠教授是我们广东岭南走出去的江西才子,他以犀利的文学批评著称于文坛。从2000年开始他基本上每年写一部专著,他一般是早上写作,下午和晚上看书。最近他在写童话,按他的说法就是一到12点他就变了,12点以前是形象思维,12点以后形象思维就变成了逻辑思维。有人把他称为“优秀的文化观察家”,说他触觉敏锐,目光犀利,善于“捣乱”。这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他原来是地质队的,拿一个锤子到处敲就可以在一堆乱石里面发现矿藏,所以触觉敏锐,目光锐利。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敢说自己的话,敢说真话,他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小孩,是个直肠子,说话不拐弯。所以,被人说成是“有点农民的鲁莽和学院派的持才傲物”。
    其实张柠教授向来很讲究辞章,不单是行文讲究辞章,而且造句用词还讲究口感,朗诵起来很好朗读。他的文章既尊重我们读者的眼睛,也尊重我们读者的耳朵。他在广东呆了10年,他说广东岭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思想前卫,敢说敢为;第二个特点是大胆敢说,没有忌讳;第三个特点是直截了当,直奔事物的核心。我看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一个很好的素描。
    下面我们听听他的快人快语,有请张柠教授。
    
    张柠: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地回到了我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跟一般从外地来讲座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听陈实老师的介绍中,他把一些美丽、漂亮的词汇都说完了,我都没的说了,甚至是把我有点妖魔化了。
    
    一、什么是文化表情?
    
    表情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东西,它本来是一个名词,但是当它没有修饰语的时候,这个名词就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它没有意义。什么表情?它必须要加修饰语。也就是说,它要加形容词这个表情才有意义。那么,什么叫形容词呢?形容词在我们的语言里面是一个最容易被人接受,同时又是最不确定的东西。你很怎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你,这个“什么样”是一个形容词,它随时可以变。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以及视角的变化,这个形容词也会发生变化。
    比如广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它有着怎样的表情。北方人说广州太热了。我说不会,我说广州很温暖。同样是一个广州,用了两个不一样的形容词。有人说广州太吵闹了。我说不,广州很热闹。同样是一个对象有两个形容词。有人说广东太乱,不安全。我说广州很自由,自由才会乱,如果一座城市到处站着警察管着,只许这样走,不许那样走,那当然秩序井然,像广场上走阅兵一样的。但这还是一座城市吗?城市必须是自由的。因此,它会有点乱,但是有人看见“乱”,有人看见“自由”。有人说广州很俗。我说广州很有人情味。同样一个对象,我可以用不同的形容词形它,就看你的视角是怎样的。
    还有一个时间的变化。例如在1966年,我说我给你拍照,你做一个表情出来。你会在桃花里面把头伸出来,把桃花拨开,然后微笑,你觉得这是最美的一个表情。可是几十年以后,你把你的照片给你女儿看,你女儿一看就说:“妈妈很土”。你捕捉了当时一个最典型的表情,最美的表情。但是几十年以后,你孩子不会认为桃花从中露出一脸笑来是很美的。她会说要拍得很酷,她不在桃花丛中拍,她在钢轨后面拍,她在废墟边上拍,然后说太美了,太酷了。
    但是,当我们看自己孩子的照片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他都漂亮,比如你女儿的照片,你儿子的照片,哪怕是很多年前拍的,当你老了的时候,拿你儿子的照片看,你怎么看都漂亮,你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觉得他的美会发生变化。为什么?因为你看他的时候你在爱他,你的心情没有变,你永远在爱他。因此,他的照片永远是最漂亮的。
    我的意思是说,表情在一个复杂的概念下,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会因你观察的视角和你的心态变化而变化。用“表情”这样一个非常模糊不定的东西来描述当代中国文化,那我怎么描述?我只能代表我一个人。那么,既然我只能代表我一个人,那我说的话也就没有任何权威性了。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一个好办法。我们把不同的表情同时布局在一个时空中,产生一种结构,在结构中让别人进行第二步解读,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意义。因此,我不但要讲中国当代文化的表情,我还要讲当代文化表情共处一个空间之中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产生的意义。
    一个人的表情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表情,它是独一无二。当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是一种表情的时候那就很可怕了。大家都一种表情,像木偶一样全部定格在一个地方,说现在开始笑,大家就哈哈笑,说现在开始愤怒,大家就开始愤怒,打倒敌人,打倒阶级敌人,还要踩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一说这种单一的表情你们可能会想到文革期间,那时全民的表情非常单调。当然我说一种表情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单调的。我们小时候眼珠不转,但我现在跟学生讲课,我说你们的眼珠永远在咕噜咕噜转。我们小时候眼珠不转,很呆。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在训练一种表情,看到一个好人来了我们就笑,看到一个坏人来了我们就愤怒。那好人是谁,坏人是谁,不知道,由领导说了算,由老师说了算。他是坏人就愤怒,他是好人就欢迎。文革十年的灾难,导致了我们民族的表情极其单调。那么,我们在学术上叫做“一体化时代”,“计划经济时代”、“计划思想时代”、“计划语言时代”,表达我的情感大家用一样的语言,表达我的情绪大家用一样的表情。
    这个一体化时代的终结是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其标志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日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这是一个社会重大的转型,满足你的需求,你需要表现开心时候你就笑,你需要表现愤怒的时候你就愤怒,不需要统一说开始笑了,开始愤怒了,没有人统一指挥,走入了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型,它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单一化、一体化”时代的终结,从此开始走向了一种多元的格局。
    中国当代文化表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体化时代的终结,单一表情时代的终结,让人民有多样的表情。包括服装,穿衣服,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是草绿色的军装,中间系着皮带,全校人穿的都是一样的。人家说8亿个黄色的蚂蚁,所有的都是黄色的军装。改革开放以后,每一个人都穿着不一样。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们最害怕的是“撞衫”。卖衣服的说你放心好了,不会撞衫,我们一种款式的衣服只有一件,放心买。我为了怕跟你一样,就不买一样的衣服。
    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它是一个差异性的社会。这个差异性就是一种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对自由的一种翻译。我们把“自由”这个概念翻译成人的行为和表情的时候,它是表达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同质性,大家都一样那就太可怕了。这个差异性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这么多年,我们走向多元社会,我们的文化表情日益丰富并不是一帆风顺,它中间经历了十几年适应的过程。
    
    二、表情的对抗性矛盾
    
    全民所有人都是一种表情,现在突然要让他表现出多种表情,他肯定一时还适应不来。于是,出现了两种表情的对抗,所谓的对抗就是错位。你开心的时候做出笑的表情,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好笑的,我不认为我一定要做出笑的表情,我甚至可以做出愤怒的表情。那么,你认为很愤怒的时候,我不一定认为值得愤怒,我觉得很开心。因此,对于情绪和表达情绪的理解出现了错位,这就是整个八十年代文化的主题词——错位。由一体化的时代,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走向了用逻辑说话、用推理说话、用真理说话、用实践来检验你的真理,这样一种说话方式。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时代过去了,你认为好的我不一定认为好,你认为开心的我不一定开心,你认为值得愤怒的我不一定认为值得愤怒。你说这个做小生意的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把他割了,把他抓起来,我们不认为,我们觉得很好。你认为整天自己不干活,翻着报纸,端着茶杯盯着别人迟到了,早退了,你认为他很好,我们认为他不好。因此,在理解上错位,它导致了表情的错位。有两种表情一直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么,这种针锋相对的表情的出现是整个八十年代的主题词。那么,它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学理上的关系呢?我把这种错位总结出三对矛盾。
    第一个矛盾,启蒙和革命的矛盾。
    “五四”运动的关健词是启蒙。启蒙的意义就是让人们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要像孩子一样的,要像一个健康成人一样:有理想,有七情六欲,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是他也有担当选择后果的责任,这就叫成人。所以,鲁迅说“立国先立人,立人而后,沙聚之邦是为人国”。像沙子一样的,好象是一体的,实际上是散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个体,成熟的个体,被启蒙的个体。因此,“五四”运动的关健词是启蒙。让每个人都成熟起来,通过他的理性,科学、民主这些教育让他成熟起来,让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让他知道你不该做的事你做了,你怎样承担后果。对于孩子而言,这些事可以做,这些事不可以做,大人不让他做他就不做。成人不一样,成人说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但是我现在想做,但是做完了以后要承担后果。我已经准备了承担后果,我必须做。
    启蒙是要使人成为一个成人。而革命是离开这样一个对成人培养的文化环境,重新组织起一个群体,大家一起推翻某个东西。当他培养个体精神文化的时候,他开始进入一个集体的文化,重新组织起来。集体文化的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传统是以国家为思维的基本单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家族的利益。我爱上一个人了,爱上一个没关系,我要跟她结婚那不行。你必须要看看女方和男方的八字是否吻合,是否会影响我们家族的兴旺。女方会不会生孩子,如果很会生孩子,那可以娶过来。会不会旺夫,会不会旺家。因此,婚姻、爱情跟你个人没关系,你可以偷偷地爱,但不要告诉我,但是你个人的情感是不会得到尊重的。同样,家庭要为整个国家的“国”服务。在家里要“孝”,在江湖上要“义”,对国家要“忠”,这是中国传统的,集体思维的方式,个人的想法不重要。“五四”运动要反这个东西,强调个人。所以,鲁迅一开始写小说就是写疯狂的经验,写焦虑的经验,写孤独者的经验,喝酒,写爱情失败的经验,写这些东西。包括巴金《家》、《春》、《秋》都是写这些东西。
    启蒙运动10年过去了,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外部世界特殊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本身受到侵略这些变化,重新唤起了一种集体主义的情绪,就是我们重新抱团去对付另外一个团伙。我们是朋友,我们要找到敌人,然后我们把敌人干掉。在干掉敌人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表情必须放弃。因此,革命的概念一直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这种集体主义思维从左翼到延安,一直到1949年依然被延续下来了。从1949-1976年这样一种集体主义思维仍然在文化、文学和艺术之中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你个人喜欢什么不重要,你必须写工农兵。我们说1949-1976年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1949-1976年的艺术、电影是属于工农兵的电影,你要写工农兵里面最优秀的,你要写优秀人里面最优秀的,叫做“三突出”。前27年完全贯穿了一种集体主义思维。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封建社会的灭亡是以家族崩溃为征兆的。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家族崩溃的故事。它是一个家族崩溃的结构。到了新文化运动里面,巴金写的《家》、《春》、《秋》也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很多现代的作家都是写个人怎么从集体之中冲出来的故事。可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么多离家出走的个体,那么多离家出走的年轻人怎么办?有很多办法,一种是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放开市场,让他们去独闯天涯。还有一种办法说别走了,这里有新的家,我给你建立一个新的家,安置房,人民公社,大家都进来。那么,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叫人民公社,把他们全部赶进来,又变成了一个集体。
    所以,启蒙和革命这两个主题在贯穿20世纪始终,但是在八十年代它发生了冲突。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化必须重新接受“五四”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潮。有一些人说革命依然是主题,阶级斗争依然是主题,那个叫做“左”。邓小平同志说“反右是必要的,重要的还是反左”。所以,左翼的思潮一直在那个地方,它要重新唤起革命的主题。这个矛盾贯穿了整个80年代,叫“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知识分子和主流意识形态中间一直对抗。最后,当然是启蒙的思潮取胜了,我们走向了改革开放,走向了市场经济,走向人的自由。
    第二个矛盾,就是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从启蒙和革命的矛盾的另外一个维度看还有一个对抗,就是个人和集体的矛盾。是尊重个体,还是为了某一个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这个矛盾一直是八十年代争论的一个非常焦点的问题。在文学创作里,你是写集体经验还是写个人经验,这个太重要了。写集体经验可能领导很喜欢,你表现了XX群体组织团体的,伟大的精神。但是我们一看觉得不好玩,如果是小说我可以不看,如果是文件没办法,因为你命令我看那我就看。如果是电视那更好办了,关掉或者换台。所以,这下弄得他们很麻烦了,你表现了集体的、宏大的主题的东西在细节上不鲜活,人家就不愿意看。
    相反,表现个体经验的会吸引人。比如说“这个人”今天早上起来他怎么了,而不是说“这群人”今天早上起来怎么了。我们首先必须从个体出发,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第一件事情,拧一下自己,活着。第二件事情,周围的人都安全。第三件事情,我们这个城市安全吗?赶紧拿报纸一看,头条是食品不安全,去菜市场别买这个菜;牛蛙不要吃,饲料养出来的,有毒;有些牛奶哪些牌子不。然后我们国家安全吗?打开报纸看,看完了以后说:“我不信他们,他们报喜不报忧”。赶紧上网一看:多危险,核辐射来了他们都不报。
    我们的思维从身体感官经验向外发散,我们首先是从我们的感知开始:我还活着,我的亲人还活着,我们的城市安全,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周边非洲怎么样,利比亚怎么样,世界上还有2/3的人没解放。这是一个发散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说一开始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想世界上2/3的人解放了没有?我们不是这样的思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对不对?当然也有人长期这样思维,他养成了这种思维习惯,这种人也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少。所以,我们的思维是向外发散的,从个体往外触及到人类。
    同理,我们文学意识的表达,我们文化产品的创作肯定也是从个人经验开始的。你要是创作一个动画片,你一上来就说国家、民族、祖国这些概念,而不是从一个小动物开始,那孩子肯定不看,孩子肯定毫不讲情面的,他马上就换台。因此,文化生产,文学艺术生产和政治、军事、道德思维是不一样的。政治、经济、军事、道德这些问题有它特殊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谈的文化层面,特别是文学艺术生产层面的时候,它必须是从个体经验开始的,而集体思维是不可以取代个体思维的。当然,到我们创造到最后,集体思维会进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仅要考虑我的亲人安全,我还要考虑我的朋友,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是否安全,那集体思维不进来了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不爱国,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他肯定爱他的国家,但是他首先爱他的邻居,爱他的亲人,这个也毫无非议。
    所以,个体思维和集体思维的矛盾在八十年代一直在争论。那么,个体思维的胜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一个一个具体的文学艺术创作。它把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思维改写了,这一代人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看电影、看电视开始,让他们的感官世界开始复活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感官是被锁闭的,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念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无限崇拜你,我们现在要开始吃早餐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饥饿了怎么办?喝早茶。这是第二个矛盾,个体与集体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
    这对矛盾在八十年代也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城市与乡村的矛盾还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社会发展概念上的城市与乡村的矛盾。而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的矛盾。大家都知道中国革命有它的特殊性,农村包围城市,把城市文化消灭掉。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最典型的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国古代的城市不叫市,叫城堡。它不是以市为核心的,它是以城堡为核心的。城堡是东方型的城市,城市是欧洲型的城市。城堡是以政治和军事的权利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城市,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东方型城市”,以北京和西安为代表,这种“东方型城市”是皇帝建起来的,不是市民建起来的。
    发现东方的城市都是井田式的,像棋牌一样的,而西方绝大部分的城市都是蜘蛛网结构,它是自由发展起来的建造。广州的荔湾区就是蜘蛛网,老的士司机,老广州都不敢去那个地方,说你下车自己走吧,我不懂,太乱了,它是自由发展起来的。后来发展的是东风路、环市路、广园路三条直线,直线意味着快,广州人追求速度。北京的城市是十字的,只要一个警察站在十字路口就可以观察到四方,只要一支枪就可以管住四个方向,这样便于管理。在北京不存在迷路的问题,随便一个外地来的司机在那里也不迷路,因为它太规整了,是井田式的城市结构,是便于管理的。上海也是蜘蛛网的建造,也像迷宫一样的。是以市为核心的城市,它的建造是像蜘蛛网一样的。以城堡权利为核心的城市它的建造是直的,井田式的。当然现在的新兴城市发展规划是另外一回事。
    以城堡型的城市它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它首先是官员和部队生活的地方,他们要生活,他们的吃、穿从哪来?总后勤部,有专门的供应线供应他们。但是普通人的生活不可能全是计划的,官员和部队的人还有家属。家属怎么办呢?家属从宫廷的后门出去,后门有一条小街,叫菜市口,那边一条小街叫珠市口,卖珠宝的,前面一条叫做骡马市大街,那个叫冰窖口,藏冰块的,那个叫兵户胡同,是放兵器的。都有规划,都是皇家的,还有卖菜的,卖珠宝的都有。皇帝、皇帝后宫家属,仆人、还有军队的家属他们也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在皇宫周围就发展出了一些“市”,紫禁城周围就发展了很多“市”出来了。但是,这个“市”跟我们正规城市的“市”,自由交易的市场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经常看见有黑社会,有帮会的人在那里,说;“你在这里卖什么珠宝,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你要交保护费”。那个人说:“你说还有没有王法?”。他说:“什么王法,我哥们在宫廷里。”你还敢怎样?所以,就会扰乱市场。天津也是这样的,天津是一个帮会文化的城市,北京是一个皇权的城市。这个“帮会文化”是怎么产生的?它是有权力,但是这个权力是不登记在册的,权力来自于他曾经在皇宫里工作过,最后得罪了皇宫里某个人,被打出去了,打到天津卫去了,到卫城去了。
    中国的历史里边除了皇帝建起来的城市之外,基本上是以农耕乡土文化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小镇文化。中国历史里边贯穿着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建城毁城。新的皇帝来了,把老皇帝建的阿房宫给烧了。而且中国古代皇帝最害怕城市文化,因为城市文化培养的市民精神不是对抗精神,而是契约精神,他们的交往关系不是战斗、对抗。你有什么卖给我,我有什么卖给你,是谈判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市民比较休闲,没有暴力行为,没有战斗力,过日子创造艺术文化可以,但是打仗不行。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看,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太漂亮了,连取一个菜名都取得很漂亮,炒菠菜叫红嘴绿鹦哥。但是,乾隆让他的子孙们不要去,你们要去到那里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没战斗力了。八旗子弟不允许去江南、南京、苏州、扬州玩,但可以去木兰围场打猎,打猎是嗜血,可以保持战斗力气。古代封建皇朝特别害怕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会让你变成一个普通人,而不是英雄战士。所以,把城市文化毁灭掉,他也丝毫不会觉得可惜。封建君主害怕城市文化,迷恋农耕文明,迷恋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也使得中国在20世纪最后疯狂了一把,那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把城市干掉。社会主义国家里边,苏联跟中国的模式不一样,他是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然后宣布现在是苏维埃政权了。巴黎公社也是城市暴动,法国大革命也是城市暴动,只有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让农村文化消灭城市文化。
    在西柏坡开会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叫《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生产就是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农耕文明最核心的价值是劳动,劳动是美的。城市文明的核心价值是消费,通过消费发现我自己,通过消费让自我呈现出来。把北京由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实际上就是用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取代市民生活的价值观念。进京以后,北京发展有两套方案,梁思成一套,苏联专家一套,苏联专家当然是顺着中国领导人的心思来,梁思成则顺着他建筑学的逻辑来讲。他认为紫禁城不可以作为办公的地方,让紫禁城的城墙加宽,周围一圈通上有轨电车,让市民参观中国的皇宫,让它变成文化古都的中心。北京市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往西边去,在那个地方建办公楼,变成一个政治中心,让北京有两个中心。最后梁思成的方案被否定了,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方案。
    北京就分成了四大功能区,西北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院路,八大学院在西北。西南,政府、党政府机关办公的地方和宿舍。东北是战备工厂,德国人建的,现在成了一个艺术区域。东南,电池场、灯泡厂。为什么把污染工厂东南呢?因为东南有一条通汇河,一直把废水排到运河里面去,北京长期刮东南风,让污染的空气飘到南方去。这四大块的中心,十字交叉的路口,是以中轴线和长安街为中心的,交叉的中心依然是紫禁城。使北京变成了单一的中心。最后就开始摊大饼,从二环一直到六环,想摊到七环,天津不干了,七环把天津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北京越往中间车越堵,往二环里面上班就堵车,它是单一中心。
    一座好的城市应该是多中心,上海就是多中心,外滩徐家汇、五角场和陆家嘴都是它的中心。广州是移动的中心,八十年代在高第街、北京路,九十年代环市路,21世纪在年天河,现在在海边,城市中心在漂移。外面的人说广州很乱,但是这种漂移重新划分了财富分配的方式,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所以,才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广州在不断改造,地皮、地租价格在不断变化。我来广州的时候,我们单位建房都是在稻田里面破土动工,那里就是天河北,现在是市中心。只有北京这座东方型古老的古都是单一中心,这种单一中心,这种井田结构,实际上是农耕文化的结晶。
    农耕文明好不好?当然有好的地方,它很有诗意,它抒情,它静止,它永远在重复,它不变。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熟人关系。熟人关系有好处,遇到困难可以帮忙。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一点隐私都没有。我刚去北京时一点都不习惯,电梯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拿着棍子顶着电梯门说:几层?我说18层。下来时又说:几层?一层。慢慢熟悉了后,她会经常问:回来了?出去?刚才那是谁?她没事干,她就在那按电梯,整天盯着你。公共汽车上,前门、后门一边一个售票员,站在那里不停叫:买票,不买票罚款。我心想你不可以搞一个投币箱,让我投币吗,为什么俩人站在那里。现在北京地铁的路口也有俩人站在那里,叫你刷卡,而且她还要批评你刷卡时别晃,她永远在那里管着你,她非常热情,但是有时候热情的让你受不了。这是城市和乡村价值观念的冲突,冲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刷卡不要晃,包括坐电梯,包括家里来客的时候,他会以一种非常亲热的方式,问客人你需要什么,要什么尽管吱声。其实,我要什么为什么要向你吱一声,我自己可以去市场买。尽管你是好意,但是你也太冒犯我了吧。你随时敲门进来说,要什么吱一声呀。
    北京这座城市三环外边是都市,像国贸、白领、大学生,越到老胡同里边越像乡村,它就是城市包围乡村。二环里边的价值观念、审美趋向都是乡土文明。农耕文明的逻辑和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它非常有力量,你动不了它。普通市民在街上谈的都是,你哪来的?北京来的。干吗来的?来开会。这一阵有什么会?他们都去北戴河了。以北京为代表,包括西安、沈阳都是东方型城市代表。它垄断了整个北方的语言,以及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呈现其审美趣味的是中央电视台,不是广东卫视、湖南卫视,翡翠台、本港台。乡土文明说话的时候是意大利美声,做广告也是用意大利美声。我特受不了说用意大利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乡土文明最不喜欢的唱法是通俗唱法,就是年轻人喜欢唱的通俗歌曲。实际上通俗唱法一点也不通俗,很难唱,流行音乐的唱法是一种城市的声音,不是农耕文明的声音。它的语言节奏和声音节奏不合拍。本来两拍是两个汉字,但现在是两拍半。你们去听王菲,或是周杰伦早期的歌,你会发现城市市民的声音,语言节奏和声音节奏不合拍。因此,很难唱。我们老唱不了,但年轻人一听就会唱。因为年轻这一代的心理节奏,和生活节奏是城市的节奏,他的声音节奏和他的心脏节奏可以错开。我们这代人是秧歌节奏,咚咚两拍。两拍是脉搏跳动的节奏和心脏跳动的节奏,是一个原始的生理节奏,也就是说,它是生和死的节奏,它是农耕文明最古老的节奏,不是现代文明节奏。我们中国农耕文明里面只有两拍,没有三拍。三拍从哪来的?西方来的。三拍子的东西,是现代的市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是其主体性的表现形式。
    所以,我们中国经历了10多年“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冲突,一直到90年代才发生变革。启蒙和革命观念的冲突,个体和集体观念的冲突,城市和乡村观念的冲突,经历了10多年。我们把分界线人为的放在90年代初,因为你总要找一个分界点。我们可以人为地把它放在90年代初,我们可以以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作为标志:继续加大步伐改革开放,让市场经济更加发育起来。以广东、深圳、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为代表,进一步开放,让人自由的个性更加充分展现出来。我觉得可以把1992年的南京讲话视为分界线,它使八十年代“二元对抗”模式出现松动,再也不是你对我错,我错你对,非此即彼,多元结构出现了。对抗的矛盾时代淡去了(不能说是消失),出现了多元文化的兴起,共处的时代来临了。
    
    三、“三足鼎立”文化格局的形成
    
    多种表情出现了,不再是一会是革命的表情,一会是启蒙的表情;一会是个人表情,一会是集体表情;一会是农民的表情,一会是市民的表情。不需要在这两种表情之间摇摆不定,你可以随时显示出你个人的表情,再也不用集体的概念衡量你了。但是,十几亿人,十几亿种表情,我们不可以用讲课的形式讲十几亿种表情。为了表达的可理解性,和意思的可传递性。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首先说的是“三”。“三”在中国文化里面不仅仅是“three”的概念。“三”在中国文化里边就是多。“三足鼎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化。“三足鼎立”首先是“官方的主流文化”,它代表着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对外的世界形象,它是主流化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主流文化,主流化的形成是通过主流媒介的叙述建构起来的。美国也有主流价值,美国人很聪明,他们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传递美国的主流价值。比如说好莱坞电影,它就标志着美国的主流价值——人道主义、英雄主义、国家主义、再加点小温情。好莱坞的叙事描述有两点,一点是明星制,只要你是明星,不管你的国籍、肤色、种族,你都可以进好莱坞。第二,大制作大投入。由华尔街金融家投入,要拍什么场面,要投什么钱,你都不用考虑,你只要成功能打入世界市场就行了。我自己加了第三条,智商偏低。如果智商太高,像法国电影一样,人家就不会看你的。像伊朗的电影、阿巴斯的电影是著名的闷片,叫欠揍型的电影。阿巴斯的电影一个镜头10多分钟,永远在跑,看得你很闷。但是,你在闷中找到了享乐,你跟别人说昨天闷了一晚上,别人就知道你是看了阿巴斯的电影。只有文青、小资才去看这种电影,普通老百姓不会去看的。法国电影谁看呢?跳跃太大了,中间没有逻辑性关联,让你想半天,刚才看到哪了?美国电影非常流畅,最适合智力偏下的人。它传播的力度非常大,全世界都是好莱坞市场。美国山姆大叔的形象傻呵呵的,英国人、法国人都瞧不起,认为美国人很粗俗。但这就是美国人形象——很傻,很天真,很好玩。我们国家也有国家的主流文化,但是我觉得传递的很糟糕,尤其是向外传播。所以,老提文化软实力,为了让官方文化传播到海外,走向国际,投了很多钱。人家海外传播是我们买,我们海外传播是我们送。鲁迅说拿来主义,我们是送去主义。孔子学院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建房,我们的老师派出去,还要我们自己发工资。送是不行的,要让别人掏钱买才行。怎么让别人掏钱买呢?需要创造性、想象力和国际化。没有这个东西,你老在那里说,我们很好,你看我吧。谁看你啊!
    
    1.官方文化
    
    官方文化目前的状态是,对外传播不好。对内传播分两种,一种趣味比较高的人不喜欢,懒的看,广州这边更不看,直接看本港台,翡翠台,不看普通话的台。北方人主要是看中央电视台,但它影响的是实际上不是主流人群,它影响的是老少边贫地区的,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它影响不了太多的主流人群。主流人群和主流消费人群不怎么看,现在的80后、90后根本就不看电视了,都是上网。官方文化的僵硬面孔、僵硬表情已经不灵了。于是它也在发生变化,在改变它的表情,让表情缓和起来。原因是“二元对抗”的时代终结了,“三足鼎立”的时代出现了,出现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主流媒体在表达它意思时,在叙事其自身合法性时,他会吸收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
    我举一个例子,著名的电视剧《亮剑》里面叙述了李云龙的英雄形象。李元龙的表情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正面人物完全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看的正面人物是,眼睛闪闪发光,出来的第一个是亮相,不是一个正常人出场,而是像京剧一样出来亮相,然后打一个底灯,给眼睛一个特写——高大威猛,很帅。接着一个反面人物出场,很矮,冷光打在身上,像小偷一样出来了,说话也不好听,不是气宇轩昂的那种。但是,李云龙的英雄形象发生变化了:他流里流气的,讲粗话,骂骂咧咧,又喝酒酗酒,违反纪律,乱来。这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性形象,是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对反面人物的印象特别深,我们老记得胡传奎,我们就记不住郭建光。为什么?这正好吻合了人们欣赏的心理,就喜欢反常化的东西,而不喜欢高大全的东西。李云龙形象的塑造符合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一个英雄人物,他有勇敢的一面。李云龙打仗很厉害,老赢。但是,他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大大咧咧,发脾气,骂娘,说脏话,粗俗,普通人身上的缺点他都有。所以,这个形象让我们觉得亲切,会让我们跟下去,看看他又犯什么事了,看他骂什么人,说什么粗话。我们会一集一集跟着看下来。相反,《亮剑》的反面人物国民党军官楚云飞,很帅,气宇轩昂,说话之乎者也,不说脏话。但是楚云飞我们老记不住,我们只记得李云龙。现在的电视剧与以前完全相反,以前是国民党专门说脏话,共产党全部说好话。很多观众都喜欢看李云龙,觉得很好玩。也就是说,它吸收了精英文化的表达方式,把人性描写的更复杂一点,把文革期间“高、大、全”的失败塑造模式给国民党,用高大全和三突出的模式塑造国民党军官,让他败掉,最后实践证明,国民党军官形象一败涂地。我们根本记不住楚云飞,我们只记得李云龙。我们现在是用“高大全”三突出,工农兵文艺的方式去塑造国民党军官。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性复杂的描写和刻画的方法来塑造八路军干部,最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精英文学教给主流文学的一种方法。所以,这部电视剧才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
    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法已经开始进入主流叙事之中了。主流叙事要合法,并不是靠你的政治政策和权利的合法,而是要靠你叙事的合法。你的叙事必须符合接受者的审美期待和心理预期。在这点上我们举了《亮剑》的例子,它吸收了“官方文化”的东西。另外“官方文化”还吸收了大众文化的叙事方法。
    我举一个例子,演少年毛泽东的演员,你们琢磨一下他像什么?他像金城武,像韩国青春偶像剧里的主人公,穿着很漂亮,长得很帅。所以那部电视剧很多80后都喜欢看,特别是女孩子。这是用了青春偶像剧的方法,来塑造领袖人物,它不再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毛泽东年轻时并不怎么漂亮。那要想让他变得更漂亮,你只有用青春偶像剧的方法。因此,主流叙事话语通过叙事模式的改变,不断获取其叙事的合法性。正确的合法性仅仅有武器和枪是不够的,仅仅强制灌输,别的都不准看,只能看这个,也是不够的。你还得开放,让你的面孔,你的表情发生变化,让人家亲近你,你不能拉着面孔在那里,人家一看你,害怕,绕道就走。
    
    2.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的现状是,传播媒介越来越小,因为官方的主流传播媒介是由官方自己管,我们国家没有私营的电视台、出版社、报纸,都是国家单位。精英文化的传播渠道主要是专业杂志和讲坛,专业杂志目前官方不大管。学术研究、文化创作都是自由的。讲坛主要是高校讲坛、民间讲坛,还有半官方性质的,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讲坛。精英文化的传播渠道比较小,比较边缘化。但是它是发酵的母体,它会辐射到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
    我认识的一些网络写手年收入200万、300万,他们靠的都是点击率。我问他小时候读了什么文学经典,什么名著?他们说没有,什么也没读过,如果我读了,我就不会像今天收入这么高了。网络文学很难弄,但是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的作品,包括青春小说,他还是读名著长大的。所以,精英文学是酵母,它会发酵,它会向外辐射。我们现在文化产业,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动漫,整天端着钱在等本子。像北京市每年投入5个亿去搞动画片,端着5个亿在等本子,但等不到,因为没有好的作者。很多作者还不屑于写电视剧,写动画片,特别是北京的精英作家,不愿意写电视剧。好不容易弄到一个收入很高的电视剧来写,他还偷偷地干,不好意思不告诉别人。
    
    3、大众文化
    
    有一部分人接受了精英教育后,开始转向大众文化,开始转向市场生产。这里面有一个过程。最精英的头脑没有用到电视剧和动画片制作里面,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好莱坞剧组的写作班子的确是一流的,非常厉害。我们中国的文化生产,由于受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跟价值观念的影响,好象大家都认为这一块是不行的,都怕它,都是偷偷的,像干坏事一样的。这样子怎么搞文化产业,那肯定是不行的。精英文化的叙事模式很好,但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当然精英文化也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现在有很多书出版,取得标题很吸引人人,很吸引市场。
    我认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是从90年代以后的事情,大众文化是以文化产业为内核的概念,是一种生产,不是我们传统的文学创作,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众文化生产在叙事模式上,固然有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可复制,可生产的东西。它对灵魂的要求,对精神的要求,对创造性的要求,跟精英文化相比,有不同的地方。当然,它也有创新的地方。因此,它是文化工业的概念,是文化生产的概念。它生产的目的就是要进入市场,不是为了进入故宫博物院。能不能进入故宫博物院很难说,没准某个电视剧,某个动画片,500年以后会进入故宫博物院。如果你现在在生产的时候,你就想进故宫博物院,那肯定做不好。
    大众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走进市场,走进普通人。因此,市场和普通消费者就是你的审判者。如果消费者不接受,市场不接受,你再高雅也是失败。你再高雅你可以到大学讲堂去讲,到故宫博物馆去摆着。如果市场和消费者不接受你,消费者不掏钱,你拿财政补贴行吗?肯定不行。90年代后期以后很多人在探索这个问题,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格局上是很可怜的。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那叫席卷全中国。广电总局采用了行政的手段,规定黄金时段不准播韩国电视剧。韩国电视剧你一开始会蔑视它,觉得它婆婆妈妈的,你不愿意看。但是,你连续看三集,试试看,你马上就上瘾。韩国电视剧生产不是由文化管和广电总局管,是由旅游经济产业部在管,韩剧像瘟疫一样的席卷了东南亚。我们反思一下,中国的电视剧生产的怎么样,能不能都席卷东南亚?你连中国都席卷不了,只能靠行政命令说不准放韩剧。广电总局规定黄金时段不准播日本动画片,只能播《喜洋洋与灰太狼》。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目前的国际市场上确实很差,外汇不断的往别人那里去,我们用钱买别人的,我们自己的卖不出去。日本动画片已经出现了经典作家,经典导演,经典片子,像宫崎骏的《龙猫》你可以反复的看。就像《红楼梦》一样的,我们可以反复看。你反复看一个东西,而都不觉得是再浪费时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的。
    在这里,精英文化的思维要进来,而不是精英文化的面孔要进来。我们要大众文化的面孔和表情,但是精英文化的思维要进来。精英文化思维的内核就是创新,不重复,不但不重复别人,甚至不重复自己,我每天写的东西要不一样,必须要创新,不可以重复,你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都是死亡。有人认为鲁迅有什么了不起的,连一篇长篇小说都没有。但是他的20多个短篇小说,没有一个重复的,每一部小说都创造一种新的叙事模式,这就是精英文化的魂。大众文化生产要把精英文化的魂引进来,官方文化的包容并蓄思维也要进来。但是,权利跟命令不要进来。正是因为有这三种文化形态并存在我们文化范畴之中,才导致了文化多元格局的兴起。尽管我们谈到大众文化生产目前处在一种不太好的状态,但是多元气象出来了,多元的气象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和平共处,它最终走向的是和解。
    我们今天主要讲了三个大问题:第一,形象;第二,三对矛盾对抗;第三,多元文化的兴起,多元文化的兴起就是和解,和解是文化的最高的境界,也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通过形象的和解,不是通过命令的和解,不是通过逻辑的和解。通过形象和解,当我们遇见到龙猫的时候,我们和龙猫,以及所有周围的草木都和解。当我们遇见米老鼠形象时,我们和米老鼠及其它周围所有的器物都化平、和解了。因此,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解。只有多元并存的,互相共处和互相补充的文化才可以创造一种繁荣的景象,才可以有众多的文化表情合在一起,给人家一种非常开阔大气的文化景象。这也是我的一个希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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