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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宏生,1951年12月生,高级记者、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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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批评:影响比较研究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欧阳宏生 点击:21480次 时间:2015-01-24 01:57:40
【内容摘要】 影响比较研究是电视批评的重要手段。对影响者的比较研究,从影响的起点出发研究别国电视创作者、电视作品和电视文化思潮;对被影响者的比较研究,从影响的终点开始,对创作者、创作流派接受外国电视影响情况的研究。影响比较研究可以更为深刻而全面地评价电视作品的价值,从而总结出借鉴、吸收别国电视的经验与规律。

  【关键词】 影响; 被影响; 比较研究

  在各国电视文化相互依赖与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代社会,比较电视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已成为推动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电视批评中的比较方法理论正是在吸收大量比较电视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本文将就电视批评中影响比较研究的实践意义和对影响者、被影响者的比较研究展开讨论。

  影响比较研究的实践意义

  比较电视的研究方法是电视批评中一种较有特点的方法体系。它主要针对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电视节目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和总结各民族与国家电视的价值和特色,丰富和完善人们对世界与人类电视发展、进步的认识和理解。

  比较方法中,“影响比较”具有较大影响,特别是起源于欧洲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对电视批评是十分有意义的。影响研究的具体内容,有从接受影响的方面出发的关于“借代”、“模仿”、“改编”等问题的研究,有从给予影响方面的关于“命运”、“声誉”、“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有传播影响关于“翻译”,起媒介作用的个人、文化社团和沙龙、出版物等问题的研究。从认识论根源上讲,影响研究是实证主义、唯科学的,方法是历史的、考据的,十分强调对历史脉络和事实联系的探索而排除美学的评价。从方法上,影响比较研究方法始终都是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方法探讨电视文化间的影响和事实的联系。这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当我们将这种方法同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时,可得出富有价值的成果。

  影响比较研究方法就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考察方法。什么叫影响?对别人的思想或行动起作用,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发生了作用,引起了后者的反应或反响。一旦产生了影响,就表明两者有了相互联系。

  影响是电视文化交往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它主要体现了电视作品之间、电视创作者之间的风格、倾向、艺术趣味等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成为电视创作者与电视作品发展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比如美国的“脱口秀”节目对中国电视节目的影响,中国电视人对这种谈话类节目进行改造利用,走出自己节目的路子。电视新闻主播的方式在国外由来已久,渐渐地中国一些电视台也采取了新闻主播的方式。新闻主播这一角色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资深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担当,之后有丹?拉瑟、柯蒂斯、大卫?布林克、菲利丝?乔治,以及近来备受瞩目的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的吴小莉等。国外新闻主播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产生影响,中国电视人呼唤新闻主播,并在一些电视台的实践中取得成功。这便是一种影响,一个实际存在的中国电视新闻与国外电视新闻的联系。影响比较方法就是要考虑这种联系,研究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它要探讨为什么中国新闻节目会发生这种影响,国外新闻传媒怎样影响中国电视新闻传媒,影响以后中国电视新闻又产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反之,中国电视节目也同样对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产生影响。总之,要解释外国电视新闻同中国电视新闻产生联系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所以影响比较研究的方法关注的是各国电视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作用。

  由此出发,电视影响比较中两个基本要素就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即影响者、被影响者。影响者是怎样影响被影响者,被影响者又是怎样受影响者影响的,这便构成了影响的基本流程。所谓的影响比较方法就是通过这两者的关系寻找规律性的内容。从起点出发,可以分析影响者的特点和影响的内容与方式,如前面所谈到的克朗凯特的新闻主播特点是什么,有哪些内容和形式对其他国家的新闻节目产生影响,是怎样影响的;同时,也可以从终点出发,研究被影响者的特点、性质和影响的结果,如中国电视新闻是怎样创造性吸收、消化、发展国外新闻主播的影响,中国新闻主播中有哪些独特的面貌与精神等。这些都是沟通影响与联系产生的直接作用。还可以从影响路线出发,研究影响的畅通和受阻情况,也可以从微观出发研究影响发生发展的一些具体环节和关键部位。总之,围绕二者的关系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可以形成一整套丰富多彩的方法体系。

  对影响者的比较研究

  对影响者的比较研究是从影响的起点出发,研究别国电视的创作者、电视作品、电视文化思潮等,影响比较研究往往都是从影响者的比较研究开始的。

  电视流派对他国发生影响的情况,这是影响动力的探索。一个电视创作者及其作品自身价值如何,在他国会受到怎样的理解和对待等等,都针对影响路线的起点。就以电视中的暴力和色情对社会影响为例,随着电视的普及,对电视暴力的谴责之声此起彼落,不少国家也纷纷向电视暴力亮起红灯,但一些新的纪实性节目却频频出现残酷场面,大量反映自然灾害、汽车追逐、犯罪、警匪枪战、动物袭击人的镜头散布于电视之中。《北京青年报》1998年5月20日报道了发生在美国电视界的一幕。报道说,5月1日,美国一名男子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自杀,洛杉矶几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名男子自杀的全过程。电视台的漠然和此种抢新闻的方式在美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愤怒的观众指责电视台毫无人道地播出此类人间悲剧,相关的网址上的读者留言板写满了斥责电视台不去作劝说工作而是为了追求所谓的高收视率,不顾正常的伦理道德。发生在美国电视界的这一幕,为别国媒介所关注,也为中国传媒所注意。这一种电视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场面,至少在电视生动形象、现场同步播出与电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自律意识之间,后者显得苍白无力而令人心寒。显然这类“影响者”身上发生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提出“让美国免于电视侵扰”的口号。后来从美国扩展到英国、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让美国免于电视侵扰”组织的执行长蓝巴姆说:“举凡失眠、沮丧、过胖、文盲、过度消费等现代文明病,罪魁祸首都是电视!”①

  这是“影响者”具体的“负”面影响的事例。对“影响者”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情况,由于创作者的作品、电视流派对国外的影响异常复杂。有的是“正”影响,起到推动作用;有的是“负”影响,起到阻碍作用。有时电视创作者的作品在国外所受到的待遇与评价同它实际价值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全面把握创作者、作品的实际价值和作用,同时也要将这种价值和作用视为一个变量的动力因素,突出地分析与研究实际价值的增长和减弱,力求在变化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比较电视批评方法中,要把影响者的作用看成是一个过程,在其他国家有一个渐进的被认识被理解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的背景下,才能发现或全面总结出较为科学的经验。

  对“影响者”的研究,不仅是探求宏观电视整体的规律,而且也可以在作品价值、风格、技巧等细小的微观上做文章。如有的电视作品,由于本国文化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有时往往难以全面透彻地认识它,而从别国对它的评价和另外一种文化条件作审美感应中,常常被觉察出一种独特的光彩。澳大利亚电视剧《金色小提琴》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命运的变迁,深刻而生动地回答了剧中提出的那些社会问题:金钱能给人带来幸福吗?主人公沃尔特是一个贫苦农民,他全家人一起种地养猪,过着清苦的农家生活,突然一天他们意外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于是一夜间变成了富翁。然而金钱并没有给沃尔特带来幸福,短短几个月的贵族生活,使一个原本勤劳、和睦、凝聚力很强的家庭变得七零八落。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噩梦呢?剧中显示,沃尔特一家知识、文化、修养的欠缺表现出他们精神的低能,这同他们的财富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这部电视剧在澳大利亚播放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因为该电视剧中所表现出的主题同现实的澳大利亚有差异性。然而这部电视剧在中国播出后,引起观众的关注,也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批评家从“影响者”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部外国电视剧所宣扬的观点和我们生活相对照,尽管存在一定片面性和局限性,如作品过分强调了知识、文化、修养,而忽略了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作品中一定程度上美化了贵族。但作品立意是好的,我们要从沃尔特一家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人们在经济上富有的同时,必须考虑自己的知识、文化、修养的欠缺,并尽快弥补这一不足,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相匹配。”“使人思想境界更加充实,更加开阔,使人的知识、文化、修养,特别是人的理想追求更符合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②

  当然这种比较影响的研究是对中国观众而言,从别国观众的反映去探索影响者的“影响”作用是必要的。然而,从一些国外电视创作者,即影响者对中国电视创作的影响方面去考察影响者则更有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意大利刮起一阵新现实主义电影之风,大量采用“完整反映生活”的长镜头,等等,则是构成新风格的鲜明特色。《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偷自行车的人》、《擦鞋童》等代表作思想内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揭露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疾苦,有其积极作用。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这些作品。法国影评家安德烈?巴赞以“新现实主义的电影”为论题进行热情而又详尽的评论。意大利新派电影和巴赞理论,都成为世界电影史的重要话题。在中国,在客观风格纪录片方兴未艾的今天,巴赞的理论也成了热门话题。巴赞的理论何以在30年后成了“纪实主义”?它究竟是“纪实主义”,还是客观风格?近几年,这种纪录片上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对中国纪录片创作影响所及,可谓不小。新的纪录风格在中国兴起,创作上出现的某些偏颇和诸多通病,应该说与巴赞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一段时期,中国纪录片热衷于“悲情题材”,满足于罗列事件过程、堆砌生活现象、思想含糊等等,把创作引向肤浅化、简单化。加强对“影响者”的研究,使之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巴赞“纪实”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误导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一段时间,巴西、墨西哥的电视剧在中国颇有市场,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从《女奴》、《卞卡》、《诽谤》看到了电视剧的发展潜力。这类电视剧为什么会受到观众欢迎?恐怕与它主要通过对白反映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关。它们的场景很少,转换更少,但对白却很多,都是几十集的长剧,都是通过对话传播故事。这些电视剧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者有较大影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室内电视剧也正是受到以对白反映故事情节的电视剧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从影响者的角度看,艺术审美与技巧上的联系,是各民族各国之间电视影响的普遍现象。一种电视对另外一种电视的形态风格起到作用,就标志着这种电视的艺术高度和独特的价值,其中一定蕴藏着和接触到某些人类电视艺术发展进步的规律性。

  需要注意的是,对“影响者”的研究必须根据批评的目的和对象,确定或选择比较的基点。一是立足创作者作品本身价值的探讨,从它们在别国的影响,立足于更广阔的背景认识它们的价值所在;二是从本国电视特点和发展规律,从国外作品在本国所受到的理解、评价上,发现本国电视的特点;三是立足于世界各民族电视相互关系或某些艺术规律的研究,从“影响者”同国外电视的接触、影响方式、艺术上的作用与刺激反应,发展某些世界电视交往和艺术融合规律。当然也有应该产生影响作用但没有产生的。批评家为一些本应进入电视交往和艺术融合中的影响者没有发生影响而感到遗憾。比如,正是由于电视声像并传而不仅是“以画面为主”的特点,使电视作为学术领域的通用传达工具也十分有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被拍摄成电视片,新鲜生动的影像信息配合着作者简洁深刻的论述,向观众传达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感受,使人看到了电视传达能力的另一种体现。其实,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布洛诺夫斯基的主持下,摄制了学术性专题片《人之上升》,以人类科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为线索,系统描述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层面。这些电视现象的出现,这些电视影响者的出现,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布洛诺夫斯基的《人之上升》、米?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麦基的《思想家》等学术性电视专题节目的出现,正表明一种电视文化创造力的成熟和对电视文化传达能力的深入认识与把握。由此引以自省的是:中国电视迄今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像做学术课题一样做电视专题,正像它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形式感很纯粹的电视艺术片一样。”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也许还没有真正引起中国电视人的注意。这一缺憾是批评家在对“影响者”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影响者”的影响力应该影响到中国电视,应该对中国电视产生积极的影响。批评家的提出,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关注,使影响者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 对被影响者的比较研究

  对被影响者的分析研究是影响比较方法的重要内容。这是从终点开始,对创作者、创作流派接受外国电视影响情况的研究,力求从被影响者的创作里发现和分析一些外来因素的作用,更为深刻而全面地评价创作者作品的价值,从而总结出借鉴、吸引别国电视的经验与规律。

  影响是一种创造性的刺激,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国外电视因素进行自己独特的创作的结果,它决不是指电视创作者对国外电视的模仿与剽窃。正如中国电视新闻实行主持人主持,实行新闻主播是同克朗凯特新闻主持有关;但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是模仿,而是有自己的主持风格与特点,但也不能不说是受其影响的结果,中国新闻主播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

  对被影响者的分析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相似性,正是因为影响是一种潜在的整体渗透和诱发,创作者同外来影响的关系就十分复杂微妙。我们平时所发现的事物间联系往往是一种表象,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上的联系深深地埋在隐蔽处。因而,批评家需要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从现象到本质,从发展的事物间的联系出发,深入地进行艺术与审美的探索,从中获得对于被影响者的内在的本质的把握。从方法论讲,这是一种深度的比较,是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精神活动过程。

  在我国电视影响比较方法中,较多地注意被影响者的事实研究,他们把中心点放在创作者同外国电视的一般关系上,如电视创作者与国外电视创作者的关系以及技巧上。批评家注意的是,通过作品与某些观点的相似性来体现创作追求、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某种渗透和吸引,是被影响者独创性地改造和发展别国电视特点和经验的创作过程。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模仿美国的“脱口秀”(谈话节目),这种形式被普遍地运用于电视的娱乐和新闻节目中。批评家还从这类节目的研究中发现:“多年前,日本有学者提出‘电视是给人听的’,日本学者试图以‘听’在接受中的比重来区分电视与电影的不同。这一提法当时由于缺乏解释而不能被中国人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电视观众已经从过去的‘贪婪’地盯着电视画面而进入依靠手中遥控器‘搜索’电视画面的时代,可以开始像听广播那样‘听’电视了。这些都是‘脱口秀’可以兴起的条件与基础。相对‘报人电视’我们可以把这一类谈话节目称之为‘口语电视’(当然也可以叫做‘谈话人电视’、‘主持人电视’、‘艺人电视’等等,以出像是哪一类人而定)。”④批评家还认为:“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是‘脱口秀’在中国的成功尝试。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西方电视节目在我国移植,还在于该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个性与风格不能被仿效。”⑤被影响者不是对影响者的简单模仿与移植,而是独创性地改造和发展别国电视特点和经验的创造过程。

  就这一点讲,被影响者由于自己艺术修养和素质的不同,被影响的状况就不同。有的被影响者艺术修养良好,能将外来影响融汇贯通,纳于胸中,化为己有;有的则消化不了,中间有生硬隔膜,将影响者和被影响者分裂开来;有的被影响者甚至走上机械套用的歧途。上世纪90年代后期,湖南电视台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在全国火爆起来,可是,业内人士都了解,《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的创意是在港台电视的影响下形成的,只是湖南电视台在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央电视台《城市之间》是受法国电视娱乐节目《城市之间》的影响。一段时期,因为电视节目“克隆”现象严重,一批伪大众、伪娱乐节目一哄而上,大量炮制。

  这些不同吸收影响的方法、能力和效果,正是批评家在电视批评中关注的重点。他们从中可以发现各个创作者作品的价值、水平,也总结和概括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教训。

  电视批评的被影响比较研究,由于更重视艺术领域的特点,因而常常在题材处理、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和比较。其重点在于要从电视艺术的特殊规律出发。一个电视创作者直接吸收或借用别国电视人的创作风格时,倘若这种接受没有变成和进入他自身的创作领域,只是一种外在的套用和模仿,那么对电视批评而言,这仅是有史料或学术考证价值,终不能成为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被影响比较研究,从其形态上讲可以分为个别影响和综合影响两个方面。个别影响是指创作者受到某一种别国电视创作者和作品的影响;综合影响是指创作者、作品受众多别国电视创作者、作品影响。从方法的角度上看,个别影响更多的是考察个别作品和创作者关系时经常出现;综合影响,则涉及到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电视之间的交叉、融合等复杂现象。比较而言,综合影响要难一些;一般来说,综合影响要普遍一些。优秀的电视创作者都善于博采众长,从各国各类电视作品中成功地获得充分的营养。就电视批评而言,综合影响的方法,关键在于电视创作者在自身创作中的出现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是综合影响的产物,不是本国电视理论与实践能够解释的。

  以上我们从电视影响过程分析了影响比较方法。在电视批评中,影响者和被影响者都不是分离的,他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无论是对其起点,或者是对其终点的考察,都要兼顾影响者与被影响者,只是有的批评家所选取的侧面和角度不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族狭隘主义的思想,一些批评家使用影响比较方法时,往往只注重寻找各种历史事实,排斥电视的比较,狭隘的思想方法变得保守和僵化。当我们运用比较电视的方法时,必须立足于世界电视发展状态的广阔视野,立足于电视的特点,这样才能使电视批评对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刻、更加透彻。这对于我们认识电视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对于共同促进世界电视文化的进步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目前,影响比较研究方法,在我国电视批评实践中还不是那么丰富,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还需要反复实践,在理论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努力创造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注释:

  ① 《海外文摘》, 1998年第8期,第39页。

  ② 张子扬主编:《电视人手记》,作家出版社, 1998年9月版,第295页。

  ③ 崔文华:《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④⑤ 《电视研究》, 1997年第11期,第55页。

  (载 《现代传播》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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