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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7日。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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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制度安排非同小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周其仁 点击:11963次 时间:2012-06-12 21:08:08
 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国在推进工业化时总免不了要学习外国的经验。至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一边倒”学苏联,是不是真的就是必然的不二之选,怕要让历史学家慢慢去做结论才好。从可观察的现象看,亦步亦趋跟苏联老大哥走,成就与问题也大同小异:国家工业化的推进速度很快,但工农、城乡关系长期紧张、失调——越是粮食困难,越把农民捆得个严严实实的;反过来,农民越少自由,粮食困难越挥之不去。
    1956年,毛主席觉察到苏联模式有问题。“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这是《论十大关系》里的知名论断。不过从体制上看,集体化、统购统销以及“剪刀差”这一套已在中国扎了根,要全盘更改苏联模式,谈何容易?剩下的,也只有程度的选择:人家把农民挖得太苦,咱们就少挖一点吧。
    少挖也不容易,因为学回来的制度安排里还加上了一条:不许农民自由跑。当然带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苏联搞“普罗皮斯卡”,多少还有点欧洲文化的影子,因为至少城里人还有旅行这回事,有权手持一份“国内护照”。中国的传统是大难临头才背井离乡,“流民”从来就不是个好词,怎么算得到“权利”的名下?至于平头百姓具备“公民有权申领护照”的新意识,更要等几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自由行”。
    当时中国的办法是搞户籍制:旅行——甚至包括逃荒——要开个介绍信,但定居就非拿出户口本不可。没有那张小小的户口卡片,任何人不能移居、定居他处。据说开始时户籍制度仅为选举服务,登记清楚才好准确记录选民。但实际情况——粮食困难和饥荒——需要“劝止”农民转工进城。劝而不止,措施就必须升级。弄来弄去,户籍与选举无大关系,却发展成为“身份”的法律凭证。
    不要小看那张户口卡片。它与“普罗皮斯卡”的功能是一样的:户口不在本地的,就不可合法居留,更不能合法定居、移居、再定居。“黑了身份”硬住下来行不行?完全不成,因为办不了粮油关系、租不到房子(遑论参与住宅分配)、不能登记结婚、也无法办妥孩子入托和上学的手续、更不被受理办护照、出国留学和其他公干私干——总之,户口是所有身份关系里的龙头老大,没了它,人们寸步难行,啥也干不成。
    当然,控制的重点是由乡入城、由小城镇入大城市、特别是“盲目流向”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特大都市。“反向流动”——城里人上山下乡、大城市人到小城镇落户等等——是允许的,不时还受到鼓励。不过,受到收入的指引,在一般情况下,“人往高处走”是主流。因此不难明白,“户籍金字塔”的底部主要是农民,而流动受限最甚的也是农民。
    限制迁徙自由与“把农民挖得太苦”,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我的理解,大有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仅仅在单一方向上动用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力,效果将大打折扣。以“挖农民”为例,那无非是采用“征粮制”而不是自由贸易的办法,“把农民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问题是,当国家真把农民挖得太苦的时候,农民就不会“跑”吗?当然会跑。事实上,无论是1928年的苏联农民,还是1955年的中国农民,都大量地“跑”——跑出集体化,跑出农村,跑向收入较高的工业,跑向城市。
    农民跑了,还挖什么去?于是,苏联的“普罗皮斯卡”和中国日益完备的户籍制登场,限制、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制度和观念登场,最后就是城乡隔绝的制度全面登场。由于跑不了,“挖农民”就比较容易了。
    经济逻辑是这样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即便是斯大林认为的属于农民应当为国家工业化提交的“贡品”,也有生产成本。国家要拿到“贡品”,还要花费征集成本。为了低价拿到农产品,国家就必须尽可能压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因为倘若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压不下来,国家的“征集成本”就要上升。影响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因素当然很多,但给定劳力在传统农业中的决定性作用,农民能不能跑——广义的,包括在不同产出之间的“跑”,以及向更高收入的产业部门和区位的“跑”——对农业的生产成本有决定性的影响。
    试想无论苏联农民还是中国农民,其劳力总有多种用途。以种地而论,他们可种粮、可种棉,也可种豆和种菜。如果制度允许种植自由,那农民种粮,就意味着放弃运用其劳力种其他农作物所获得的净收益;反过来,种别的作物也要放弃机会集合里所有其他的收益——这就是从事某种生产的成本了。禁止农民的自由种植呢?譬如只准农民种收益较低的粮食,不准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那农民产粮的“生产成本”立马就降低了——没有要放弃的其他收益。生产成本低,即使国家给价低,“征集成本”也比较低。这是说,农民自由影响到一系列的成本。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除了管头,还要管脚。因为农民的种植活动连成一体,只管头、不管脚,脚的收益就会抬升头的成本,然后麻烦就转到国家这方面来了,造成国家的征集难度上升。管脚也要全面地管,不但要限制农民之脚在粮、棉、豆、麻、菜之间自由走动,还要管住跑向工业和城市,因为那样的机会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升粮食的生产成本,进而给国家征粮造成更大的麻烦。
    很明白,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圣贤从来没有说过搞社会主义可以不准农民转工进城,但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老大哥还是带着中国走上了不准农民自由跑来跑去的路线。这可是一条进去容易出来难之路,原因也简单,一旦不准农民跑,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成本就压住了,低价征集的制度成本也压住了。落后国加速国家工业化、重工业优先、高积累等等一切战略利益尽在其中,欲罢也不能。
    不让跑,农民没有其他机会,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压低到近乎生存底线。1956年毛主席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太苦”,那么中国自己是不是就挖得少一点呢?怕是也没有。22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的年净收入仅130多元,其中现金收入一年不过几十块。10亿人口的8亿农民当中,约2.5亿人吃不饱。2004年,多年主管农业的原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撰文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其中有一句结论说,“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办法(苏联的办法加自己的创造)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该文发表于《炎黄春秋》,后《新华文摘》转载)。何以如此?经济逻辑是,不让农民跑,挖来省力,就是想挖得少也不容易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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