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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7日。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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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大国改革的穿透力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周其仁 点击:17717次 时间:2015-01-24 01:47:03

  大国的特点是大、是复杂,不管从底层到顶层,还是从顶层到底层,都要经过千山万水。底层的问题,底层的经验,底层的奋斗要传递到顶层去,路途恐怕很长。同样,把一个正确的顶层决定在实际中全面贯彻下来,也不容易。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担心的,就是担心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贯彻,能不能有效穿透。这里的穿透是双向的,不单单是顶层的决定穿透到底层来,还包括底层的实际情况、底层创造的经验能不能穿透到顶层去。从顶层到底层,从底层到顶层,穿透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这场事关中国命运的改革。要充分理解大国改革的特殊性,增强大国改革的穿透力,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的目标要非常清晰,非常简单。清晰和简单的东西,往往穿透力强。现在我们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清晰的改革目标。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民主与法治,就是要把必不可少的权力关到笼子里来,放到法治的轨道上去。我们的社会政策就是要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共享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都足够的简单,就是市场、民主、法治。对大国来说,复杂的东西很难有穿透力,从顶层到底层,复杂的东西可能就会变样,变样就不能凝聚成一个共同的行动。十八大以来的这几个《决定》定下的改革目标非常清楚,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坚持,要贯彻落实。改革的目标非常清楚的时候,就不会来来回回地改,就不会一会儿向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回到那个方向。方向明确的改革,只要坚持,就能成功。

   第二,要适当减少对于改革决定和改革目标的各种各样的解读。《决定》是行动的纲领,不是复杂的理论,当然,《决定》有理论问题,需要理论界作专业的讨论,以增加对《决定》的理解。但是我们看到,《决定》的主要部分还是行动和部署。我们现在的一些解读,往往加进了很多别的东西,把一句话变成五句,把五句话变成五十句,这样《决定》原来的意思,有可能就变化了。尤其是,一些部门和地方也会把自己希望、自己喜好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加进去。以我比较熟悉的土地制度改革而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改革的方案,意思本来很清楚,就是三条底线,同时鼓励地方更加多样的探索、实践和创造。但是在有些解读当中,只剩底线了,鼓励多方面创造这一面就没有了。试想,如果把底线变成一个封闭的圈,只能在这个圈里行动,那这个改革就很难完成它本来应该完成的使命。所以尤其要防止一些部门,一些既得利益者,利用解读的过程,把原来很正确、清楚、明白的决定,变成一个带有混杂的信息含糊的东西。这样不利于大国的改革从顶层穿透到底层去。

   第三,要用经验来阐释中央的决定。一个《决定》写得再正确再简单再明了,具体到做的时候,会碰到方方面面、极其不同的实际情况。《决定》能不能贯彻下去,贯彻的时候还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增加改革穿透力非常重要的一环。据我的研究和观察,这方面我们是薄弱的。现在中央的《决定》来来回回讲了很多,但是到底底层有哪些行动和落实?这些落实和行动中哪些可以运用于普遍的经验?哪些落实是有一些缺陷和误差的?这些经验的总结和实际的观察要提上日程。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改革的经验来阐释中央的决定,要用改革的故事来阐释《决定》的含义。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底层和民间社会,在改革还没有充分落实的时候,就有很多改革和创造的行动。经济方面有向市场方向走的力量,社会政治方面有很多扩大民主建设法治的努力。举个反行政垄断的例子,1999年,互联网刚起来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网上语音通话,当时被主管部门认定是民间搞的网络通讯违背了国家通讯法,结果没收了财产抓了人。后来福州中院审理案子的时候认为这个错了。因为网上的通讯在我们电信法起草的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手段,原来的法没有禁止这个行为,怎么可以把一个原来没有禁止的行为任意的扩大,对于一个创新的活动给予制裁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如果能够传递到上层,传递到顶层,用顶层的力量给予支持,当时就会推动改革向前走一大步。反垄断改革也好,增加市场竞争的改革也好,按照统一的游戏规则来分配利益的改革也好,地方的经验和创造就是改革的行动力量,就是增加改革穿透力的重要条件。

   第四,要去掉一部分障碍。我们强调要依法行政,而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有一部分明显跟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体制冲突,深化法治跟以往的法律可能有冲突,这是当下的改革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中央认为要有修法的工程,哪些法条妨碍了改革往前推进就拿掉。希望有关方面最好有这么一个目录单,因为很多关键的条款如果不修掉,很多改革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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