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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7日。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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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迈向“不浪费的社会工作”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赵万林 点击:1633次 时间:2018-04-20 15:05:00

  一、“不浪费的社会工作”的缘起

   

   2015年8月到2016年6月,笔者所在团队先后拍摄了两部关于罕见病患者生命故事的“纪录片”。基于这些实践经历,笔者逐渐认识到“纪录片”或“影像”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实践策略,“影像实践”(visual practice)可以协助社会工作者完成特定的助人目标。从过程上来讲,拍摄影像本身就是一种干预,拍摄的过程也是一个服务的过程,如通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谈话来引导服务对象对自身形成正面的认知。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生产的影像作品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特定的服务对象,增进大众这些服务对象的认知,而积极的关注和正确的认知是改变的前提。

   

   然而,虽然影像实践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工作实践手段,这种实践手段却未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得到充分的应用。事实上,我们团队也在致力于推广影像实践,比如我们曾建立了专门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宣传影像实践方面的知识。但是,笔者发现,将影像实践作为一个专门的“项目”或“专案”来做的话,并不太现实:一方面是社会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来自项目经费和评估的压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影像实践:与上述“将拍摄过程作为服务过程”不同,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将服务过程作为一个拍摄过程”。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影像实践嵌入到“传统”的实务过程之中,也就是将影像实践视作是对实务过程的记录。如此,对社会工作者而言,影像实践就更具有可行性。而且,正如后文将要提到的,通过这种“影像实践”,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实务过程”。借鉴庄孔韶教授“不浪费的人类学”的说法,笔者将这种充分利用实务过程的理念称之为“不浪费的社会工作”,下文将对此作具体阐述。

   

   二、为什么要提“不浪费”

   

   之所以提“不浪费的社会工作”,除了受到笔者所在团队实践经历和“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启发外,主要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不充分利用”的认识。当前,虽然在完成个案工作、小组和社区活动之后,社会工作者也会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对实务过程进行记录(即我们常说的“痕迹管理”),但这种记录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文字和图片这两种符号形式存在着局限。一方面,当社会工作者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实务过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实务细节,且这些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资料通常是经过社会工作者“总结”和分析之后的“二手”资料,而当研究者对这些资料进行再加工之后,实务过程的鲜活性就更容易被学术语言的抽象性所湮没;同时,文字这种符号形式容易向潜在的受众(如服务对象)设置认知上的门槛,如当服务对象视力存在障碍或者不具备识字能力的时候,文字资料就难以使服务对象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虽然图片相比于文字具有更加直观和形象的特点,但图片只是对某一刻的记录,这种符号形式的记录具有碎片化的特点,难以完整连续地反映整个实务过程。

   

   其次,以文字和图片形式记录下的资料,其传播效果存在着局限。一般而言,以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的“痕迹”主要用作项目的评估,或者被当作学术研究所需的“资料”加以处理。作为项目评估所需的材料,其面向的对象仅仅是项目购买方或第三方评估主体,从而使得受众面过于狭小。作为学术研究的经验资料,经过研究者的处理,所生产出来的学术成果(论文或专著)主要面向其他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受众面也存在着局限。

   

   三、如何“不浪费”

   

   正是由于以文字和图片形式记录下的资料所存在着局限性,促使我们去寻找新的实务过程记录形式来对此加以弥补(而非替代)。不同于文字和图片,“影像”具有直观和形象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其能够保障实务过程记录的鲜活性(即能够更大程度地以直观和系统的形式呈现一个完整的实务过程),同时也使得其受众面得以扩大。影像实践在这两方面的优势,使得我们倡导“不浪费的社会工作”成为可能。通过影像这种新的记录形式,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实务过程。笔者在此分享一部分利用形式。

   

   第一,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可以为服务对象提供一个回观自我生命历程的机会。无论是在个案工作,还是在小组和社区活动中,服务对象都通过亲身参与而在服务过程中留下了生命的印迹,这些印迹见证了服务对象曾经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他们的成长和改变。当服务结束之后,透过社会工作者对这一过程的记录,他们得以看见曾经的自己和同伴,而这种“看见”不仅是一次回观的机会,也可能带给他们新的力量。

   

   第二,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反思专业实践。不同于文字和图片资料,流动的影像可以直接将社会工作者带回当时的实务场景,而不需借助于想象(文字和图片只能提供“索引”的功能,因此需要社会工作者的“想象”)。通过观看自己的实践过程,社会工作者得以将自己“对象化”,并从中获得反思与成长。不仅如此,影像使得督导者(supervisor)也能够更为直观形象地进入到当时的实务场景之中,协助社会工作者展开反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督导者“不在场”带来的困境。

   

   第三,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助人工具。笔者所在团队当时拍摄完影片之后,还为其他罕见病患者播放了影片,通过观看影片,其他病友得以进入到影片主人公的世界,倾听其生命故事并由此受到感召。这是生命之间的相遇,也是我们常说的“生命影响生命”。同样,社会工作者在为特定服务对象提供个案辅导之后,可以将这一服务过程的影像记录作为一种助人工具,展示给其他同类服务对象观看,从而促使其他服务对象在影片中的“他者”那照见自己。

   

   第四,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可以作为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案例。社会工作是一个注重实践的专业,在社会工作教育中尤其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透过影像,社会工作者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对专业理念的践行、对专业技巧的应用,甚至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的失误,都能够直接被学生观看,并通过这种直接的观看加深学生对专业实践的认识。此外,当前社会工作队伍包括部分非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人员,以及一些经验不够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如果能以影像的形式将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的实务过程记录下来,那么透过这些影像,就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深社会工作者的示范功能,从而提升其专业实践能力。

   

   第五,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可以成为社会工作机构履行社会责信义务的工具,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受性。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利用网站、自媒体等平台来履行社会责信的义务,通过将影像上载到互联网,大众可以对实务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从而实现对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监督。进一步而言,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影像记录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和发酵,最终会让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更加具象化,加深大众对社会工作这个职业的印象,从而提升专业的社会认受性。

   

   第六,以影像形式记录下来的实务过程,有助于强化社会工作实务界的交流。社区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场域,有学者将其作为链接宏观制度和微观实践的界面,并主张通过社区的改变来实现社会的改变。但是,如何从单个的社区变革迈向整个社会的变革,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或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以影像的形式将社区营造的过程记录下来,并借助互联网来传播社区营造的理念、方法和进程等,有助于推广社区营造经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从而为其他同工提供借鉴和反思的机会。

   

   四、“不浪费”可能面临的挑战

   

   当然,通过影像来实践“不浪费的社会工作”理念,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第一,我们必须回应“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等伦理议题。前面提到将以影像形式记录下的实务过程作为助人工具,就面临着“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的问题,尤其是当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一些“敏感”人群的时候,由于受到社会标签的影响,对他们的“曝光”就容易给其带来负面影响。针对这一伦理议题,首先,我们可以征询服务对象的同意,在服务对象同意的前提下,以影像的形式对服务过程进行记录,并在获得服务对象准许的情况下传播该影像。其次,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来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如给服务对象面部打马赛克(当然,这也需要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

   

   第二,以影像的形式记录服务过程,可能会给一线社会工作者带来压力。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本来已经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而拍摄影像以及后期的处理等新的工作内容会进一步加重其工作负担。另一方面,相比于之前的文字记录,对实务过程的影像记录可能会导致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实务过程被置于更加严密的监控之下。

   

   第三,“影像实践”本身并不能保证“不浪费”,被生产出来的影像作品可能会面临着传播困境(不充分传播)。除了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之外,培训机构、高校以及社会大众也具有使用影像作品的需求。但是,如何让这些(尽可能多的)主体能真正接触到这些“产品”却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跟一些开发社会工作产品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借助企业的力量来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以汇聚这些影像资源,或者依托行业协会的力量来汇聚资源并推动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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