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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华生,1980年代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80年代末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在剑桥大学任教,1990年代中回国。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为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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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下决心消灭土地财政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华生 点击:1193次 时间:2012-08-10 22:26:03
 二季度我国GDP增长7.6%,创下自2009年二季度(7.9%)以来三年新低。二季度的最新宏观数据出炉,显示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尽管政府不断出台预调微调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下行态势似乎仍然未改变。那么,经济下行是短期的,还是预示着中国经济就此告别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增长态势,进入低速发展期?
  华生认为,下跌未必是坏事,有慢有快才有持续性。中国经济还有持续20至30年快速增长的潜力。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大发展也是必然。
  
  经济波浪式增长更稳定更健康
  
  上海证券报:最新的二季度数据出来了,您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有什么看法?
  华生:上半年经济回落,既是外部经济影响的反映,也有经济主动性调整的影响,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不要经济速度高了就批GDP挂帅,速度刚低一点又开始悲观。我认为下半年经济会逐步企稳,全年GDP实现预定的7.5%的目标问题不大。
  上海证券报:您如何看待今年经济回落?中国经济未来将呈现怎样一种发展态势?
  华生:今年中央明确了稳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我认为这样更符合科学发展观。"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定目标已经从"十一五"的8%降到了7%。高速增长和稳定发展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速度太高了安全和稳定系数就会降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有过短暂的经济滑坡,增长速度甚至跌至5%、6%。因此,所谓持续高速增长并不排除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高低波动,波浪式的发展才有持续性,才更加健康和稳定。
  中国经济要想调整结构或者转型,短时期内在速度上做出一定牺牲,我认为是积极的。经济出现今天这种波浪式发展的局面,可以理解是为中国经济更稳定、持续的高速发展提供条件,而且有利于在国际竞争当中争取更主动的国际环境,不用在乎一年或二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态势,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经济会逐步降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向7%或8%,甚至5%、6%的速度缓慢回归;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维系很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政府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保增长,用一好遮百丑。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推动:第一靠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30年以后已经开始衰竭,现在对外开放变成了对手之间的谈判和博弈;第二靠市场化改革推进,但改革在过去30年取得了长足进展后,剩下的改革难度大大增加了;第三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支持,但在最近短短3、5年间,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步进入一个从增长到开始下降的拐点;第四是靠地方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这些年来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用廉价土地以及其他优惠条件吸引外部投资,而目前地方政府深陷土地财政陷阱。可见,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来的四项因素都在衰竭。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秋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为此,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以及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个人认为2008年推出经济刺激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经济应对的举措都不是没有代价的。一个方面,刺激计划对社会和经济全面转型造成了若干中断甚至是倒退;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宽松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也带来了一定的金融隐患。
  尽管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那些制度性因素已经发生了一些基本变化,但也并不意味中国经济今后的高速增长就终结了。
  
  改革关键点
  
  城市化
  城市化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上海证券报:请您分析下,未来20至30年中国经济要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
  华生:要靠调整结构和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跟现有发展水平的冲突。中国去年的人均GDP用美元计算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一般来说,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的水平应该在60%以上,但我们名义上的城市化率现在是50%,其中还包括了1亿多农民工。因此,真实的城市化率只是34%,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即4.5亿人是真正的城市户籍人口,有三分之一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多半还没进城或进城了也没真正安居,另有三分之一是完全的农村人口。
  从日韩等国实现城市化的情况来看,经济高速增长大致在城市化基本实现后结束,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它们的城市化率大体都到了75%以上,完成了国家的城市化转型,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人口资源的禀赋和日本、韩国非常相近,经济增长模式同属于东亚模式。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转型,基本上不会脱离这条道路。而日韩现代化转型中特别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在20-30年时间中,把大多数人口从农村搬进了城市,使其成为城市居民,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保持了非常低的收入和贫富差距,他们在城市化完成的时候基尼系数大致在0.3左右,相当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时的水平,是相当成功的。
  现在人们常常说调结构,但并不清楚调什么结构。其实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不合理,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面临最大的转型就是城市化的转型,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安居,但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提到目前经济工作的首位。
  前几年中央曾经提出新农村建设,这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中国在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恐怕还不是新农村建设,而是新城市建设,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是大量已经和将要进城人口的安置。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几百亿、几千亿的需求,而是几十万亿甚至百万亿级的需求,是结构转型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推动中国经济今后20、30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土地财政
  应下决心消灭土地财政
  
  上海证券报:对于大力推动城市化,您认为我们目前做好准备了吗?
  华生:应当说目前的应对还很不充分。比如,北京市2020年的人口规划,在2010年已经突破了。城市规划、环境资源、人口布局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
  我再强调一下,中国不可能像欧美一样用几百年时间缓慢地完成城市化过程,中国一定会走日本、韩国的道路,在今后20年、30年当中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但我们还基本没有准备好,要完成这样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需要我们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的、重大的制度变革,而这些事情至今没有做好准备。这需要社会各界达成共识,需要领导者有决断能力,而回避这些问题是目前房地产价格高企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价格过去为什么久调不下?为什么现在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主要还是我们没有把房地产问题放在整个城市化的大框架内统筹规划,调控的措施过于功利和短期化。城市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农民进城,城市要接纳移居人口。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正好以限制外来人口作为基点。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财政制度,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下决心改变土地财政的时候了。拖下去不仅会葬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还会动摇国家的根基。政府不能当商人,靠卖土地来赚钱,从农民那里拿土地,然后用高价出让土地,取得土地出让金,使政府从执法者变成盈利者,这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所有乱象的根源,当执法人变成牟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显然,要调整结构必须进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和重新设计。
  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和基础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挖掘和实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很多国家发展受挫的导火线,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有清醒的认识和应对。
  
  收入分配
  目前财富分配极端不合理
  
  上海证券报:您最近很多文章都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这属于改革范畴。您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改革的研究,就目前情况看,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我们该如何办?
  华生:很多后进的低收入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造成了社会的对抗和动荡,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形势应该说是非常严峻,如果收入分配处理不当,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内需。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有大动作。
  中国有13亿人,我们不是没有需求,是有效需求不足,财富分配出现两极化。对于大多数具有普通旺盛需求的人来说,缺乏支付能力,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他们只能吃一点米和一点肉,他们的需求集中到奢侈品市场上,使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而且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这是在我们人均收入排名全球100位后发生的。贫富差距扩大到这样的程度,追逐投资品和奢侈品的热情已经到这种程度,说明财富分配已经很不平等。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极大关系。
  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社会公共服务严重向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倾斜,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额。其中,社会服务非均等化是贫富差距分化的重要原因。另外,土地垄断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益以每年几万亿元的规模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我们管制储蓄低利息,钱每年以几千亿元的规模从储户流向银行,流向享受银行贷款的大中企业。如果不扭转这些重大财富问题不均等,就不能扭转贫富差距的趋势。除了上述垄断,我们还存在资源和市场的垄断。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根本的梳理和变革。不进行这种变革,我们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只会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会削弱内部需求的源泉,加剧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且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成长也会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来源: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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