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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1955-),男,北京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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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之再观——文本、意蕴与修辞的初释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萧延中 点击:791次 时间:2014-06-02 03:52:32

任何一位宽厚的读者都会理解,透过一本270页的语录摘编,试图在学理角度对毛泽东的整体政治观念进行评说,显然不大可能且不合时宜。可在不久以前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本篇幅不大的“小红书”,在中国,竟构成了一道“妇孺皆咏”加“倒背如流”之史无前例的风景奇观,它的确犹如叱咤风云的“神力”,如此全面深刻地荡涤了整个中国,也搅得偌大个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如此说来,引人好奇的问题则是:当下再观,一册曾经红极一时的《毛主席语录》,其深潜的意识影响:“轻”乎?“重”哉?

   半个世纪后再观《语录》,被再次强行拽回到那个充满浓厚意识形态火药味的年代。面对《语录》“文本”,可以说其字里行间,总体上准确地捕捉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倾向乃至意志情怀,这就是:执著的信仰寻求,亢奋的“斗争”意志,敏感的权力体悟,以及抑制不住的激愤情感。

    

   意识形态工具:思想意向的清晰与编辑逻辑的混乱

   在《语录》“文本”中,一再显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仰的坚信不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题的第三章,编入语录28条,仅次于第二十二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编入语录39),居全书引证语录第二。“文本”此章首段引用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以此段充满激情的宏观论述为纲,其后又引毛泽东从1955年7月31日到1963年5月9日,从“农业合作化”的议题到“避免修正主义”的警示,凡引相关语录27条。根据这些“文本”提供的线索,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其“社会主义制度”的范畴,最重要的内涵应包括产权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两项基本原则。换言之,只要涉及到了这两块基石,就触动到了毛泽东价值理念的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

   与上述把握相一致的是,《语录》较准确地彰显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服。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座右铭,以后在其生涯的各种情境中,他的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语录》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置于全书的第二章,引用语录22条,甚为精当。其中诸如: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些断语,都成为那一时期震耳欲聋的政治训诫。

   如果说,《语录》在总体精神上的确反映出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意图,那么,在编排逻辑方面就显得让人难以理解了。以下是《语录》总体结构的框架安排:

   一、共产党(13条)、二、阶级和阶级斗争(22条)、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8条)、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5条)、五、战争与和平(21条)、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0条)、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0条)、八、人民战争(10条)、九、人民军队(8条)、十、党委领导(14条)、十一、群众路线 (21条)、十二、政治工作(21条)、十三、官兵关系(7条)、十四、军民关系(6条)、十五、三大民主(8条)、十六、教育和训练(9条)、十七、为人民服务(9条)、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6条)、十九、革命英雄主义(8条)、二十、勤俭建国 (8条)、二十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3条)、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39条)、二十三、调查研究(9条)、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15条)、二十五、团结(4条)、二十六、纪律(4条)、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14条)、二十八、共产党员(18条)、二十九、干部(11条)、三十、青年 (7条)、三十一、妇女 (7条)、三十二、文化艺术(8条)、三十三、学习(16条)。

   按说,《语录》属于《经书》一类,它不仅一个字也不能动,更重要的是它的编辑原则要与作者之形而上原则紧密吻合。不用说,开篇前三章的安排,无疑突出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思维重心,但在以后的结构中,我们则看不出某种一以贯之的清晰线索,也把握不到作者强调次序的轻重缓急,其章节编排显现出相当的随意性。诸如“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教育和训练”等又都留有军队管理的明显痕迹,并不具有价值高度的普遍意义;对于一生以“革命”为信念和使命的毛泽东来说,直至生命垂危之际还再三强调“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可《语录》居然未设“革命”一章,实在让人不可思议!或许这与林彪那“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原倒是正合节拍。当然,此种编辑漏洞实际为信仰者们“创造性地”理解领袖意志,为已所用地“打语录仗”,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至于这部粗糙的“俗经”,是否会讨得一向喜“史”厌“经”之毛泽东的真正芳心,笔者表示深深的怀疑。

    

   “力”与“心”的交织:随机变幻的治理体悟

   这里的“力”指的是“权力支配”,而“心”则指涉“心悦诚服”。当我们把“力”与“心”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就已进入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意义上的“权力-话语”的领域,是指一种已把领袖意志溶解到群众思维血浆之中去了的无意识影响力。简单说,此时强制性支配力已成功地默化为行动者“自我实现”的自豪与狂喜,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就是“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心连心”。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第二十二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征引最多,占39条语录之多的原因所在。

   笼统地说毛泽东深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恩泽,实在不够反映毛泽东本色的奥秘,因为中国历代执权者似乎无一不明晰此理。而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以其自身信仰为前提,将人群预设为“敌--我”二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由此“矛盾”为动力,推动革命一浪接一浪地不断发展。

   这一思路在战争环境就构成了第五章“战争与和平”、第六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七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第八章“人民战争”、第九章“人民军队”的主要内容。

   关于“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称之为“真理”已广为人知。在其1936年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更是把“武装斗争”(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表述得更为清楚: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人们所普遍指出的那样,对中国下层民众之“欲望-情感”结构的深层体悟,是毛泽东成功的最为深刻奥秘之一。即使在战争环境中,获取人心的进路在毛泽东那里一天也未减弱过。例如,第十一章“群众路线”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突出信念。诸如: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推心置腹之言。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1955年7月,他甚至断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此处,毛泽东甚至把“相信群众”放到了“相信党”前面,作为“两条根本的原理”的第一原理。联系后来所频繁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相信他这一排序并非出于笔误和偶然。

   在建立新国家以后,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力”进一步向“心”的方向融合。即将进城时的1949年3月,他就意识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但在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把目光主要地转向的“人”,启用卢梭的术语,毛泽东的志向对准了“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性”。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在1957年5月24日修改原讲话记录稿时,毛泽东加入了两段新的内容: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

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出现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样含混而危险的政治概念。在《语录》第四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这些思想均有全面的反映。这里我们之所以说此处的观点、概念很“危险”,一方面是指一旦把观念、思想、态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那么,就难以避免以自身的偏好去评价甚至强制性规训他人,进而“阶级斗争”扩大到精神领域;另一方面,在“敌-我”二元对立的前提下,毛泽东关于“敌”“我”的界定十分模糊,例如,1950年6月23日和1957年6月1日,毛泽东就分别说过: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 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读者不难看出,在如何判断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反革命派”,谁可归为“人民”,谁又被归为“敌人”的重要标准方面,存在着高度的模糊性,从而为沾染情绪的主观臆断留下了巨大的弹性空间。上述两段论述都已被《语录》收录。

   从《语录》的性质看,毛泽东思想原则上是在近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中试图替代儒学的一种信仰体系,毛泽东也坦率自称只承认一个“伟大导师”的称号,即政治“领袖”的合法性最终要靠精神“导师”得以支撑。因而,“教育和训练”也就成为《语录》中必不可少的一章。按外国学者的分析,毛主义实际上试图并且期望扮演一种“新教伦理”的角色。由此看来,把《语录》类比于当代中国的《圣经》,就不算什么臆想式的天方夜谭了。

    

   道德箴言与毛氏修辞

   众多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道德箴言在《语录》中十分醒目,甚至有学者据此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定义为“德性的统治”或“道德的王国”(The Reign of Virtue)。回到“文本”,这些论述在《语录》的第十七章《为人民服务》,第十八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第十九章《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一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中都有集中体现,甚至可以说它们散见于全书各处,可谓比比皆是: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这些被谱写成曲目的“语录”歌,曾经唱编了中国大地。

   与饱含激情的高调道德相适一致的,是特有的所谓“毛氏修辞和语体”。出身乡野的文人毛泽东,对宣传鼓动来说,可谓语出惊人,行家里手。语言在他嘴中和笔下,从比喻到讥讽,从状物到拟人,自由潇洒,犹如出入无人之境。

   《语录》开篇第一章就是“共产党”,第一条则是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那句带有对仗性质的政治诗句: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再有,阐述毛泽东革命的“三大法宝”时,他连续用了三组“一个,一个,一个”的拟排比句,以强有力的语音韵律,阐发自己的经验主张: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在倡导学习白求恩的共产主义精神时,毛泽东再次运用这种“一个,一个,一个”的强调式修辞手段,从而给听众和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还有就是从毛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就是那段出自于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的豪言壮语,曾被谱写成政治流行歌曲,唱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不会说“官话”的毛泽东,对那种言之无物“套路”厌恶至极。在他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中,其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更是令听众笑声四起。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喊出了所谓“开除球籍”的著名“毛氏格言”,号称:“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最后补充一句,毛泽东超凡的修辞才能并不意味着其语义逻辑就更接近于真理。

   我们前文引证过毛泽东1940年1月使用“博物馆”这一象征来比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资料。18年之后,一位被誉为“莫扎特式的史学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其名著中无意中也用过“博物馆”这个比喻,指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由此在欧美学术界最终确立了权威地位。我相信,列文森不可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无论谈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谈及“儒教中国”,每当把某一思想体系的“命运”跟“博物馆”之“化石”的“死”功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使读者眼前一亮,顿时为这一精美绝伦的比喻而深深刺激与叹服。当然,这一惊世绝伦的比喻未必严谨,正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纪念列文森的文章中所“更正”的那样:与其把某一文化或思想体系比喻成仅具有欣赏价值的“博物馆”,还不如更恰当地把它们比作“图书馆”,因为“写书的人都热望将[自己的]书保存在图书馆,但这不等于让他们的思想死亡;汗牛充栋的卷册或许确实会从此束之高阁,但谁也保不准它们就将永远沉默无语。”

   毛泽东这种讥讽笑骂的“风格”带有强大的攻击性,也会伤害他人的自尊。有文章回忆,在1938年下半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会餐。餐后,毛泽东神情兴奋,指着身边工作人员执意讯问: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讽刺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自然,谁都明白,这个被轻蔑戏弄的牛皮公司经理是指王明。

   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上看,《毛主席语录》并不好说算是作者著述遗产中的“珍品”,可一旦将它置入具体的历史语境,那么,其中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比比皆是的对称格言、排比警句、慷慨陈词乃至即兴亢奋,总之,无论是“应然”的“谆谆教诲”,还是“实然”的“喜怒笑骂”,就都已作为一个以往时代的精神符号,带着时下中国人所特有的深沉体味与敏锐反思,一并汇入进了当代中国政治记忆那并不平静的浩瀚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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