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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赵敦华,男,1949年8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哲学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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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敦华
向黑格尔学习如何做哲学——《精神现象学》的启发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赵敦华 点击:14164次 时间:2011-05-20 22:42:19
黑格尔意识到,《精神现象学》的序言(Preface)和导言(Introduction)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书序。他说,在一本哲学著作的序言里,“不论对哲学作出怎么样周详的陈述”,都是“不适宜、不合目的的”,因为那会“使人觉得,仿佛就在目的或最终结果里事情自身甚至全部本质都已得到了表达,至于实现过程,与此结果相比,则根本不是什么本质的事情。”[1](P45)在黑格尔看来,做哲学的过程应该比哲学所能达到的结论更加重要,更加贴近一本哲学著作所要阐发的真理。黑格尔从来没有给“哲学”或“精神现象学”下一个正式(formal)定义,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认为哲学即是精神(辩证和历史)的发展过程,而现象学即是做哲学的方式。他写的“序言”和“导言”既对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的发展过程,又对他做哲学的方式,作了充分说明。
    “序言”和“导言”对读者有着持久的魅力,它们被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我觉得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的文字更贴近黑格尔的哲学观了。黑格尔通过批判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来阐发他自己做哲学的方式。概括地说,黑格尔(1)批评了把哲学作为工具的认识论哲学,阐发了如何达到哲学真理的方式;(2)通过批判怀疑主义,说明了哲学为什么需要否定的环节;(3)通过对浪漫主义宗教哲学的批判,说明了神圣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4)通过对以“数学思维”为楷模的哲学方法论的批判,说明了哲学的概念思维特点;(5)通过说明“历史的认识”局限性,反对把哲学等同为哲学史;(6)通过揭露哲学的“天才作风”,反对把哲学当作诗化言谈;(7)通过对“信赖常识”的批判,反对把哲学庸俗化。
    现在的中国和黑格尔的德国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国家,但可能是由于两者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临文化和价值转换的时代任务,当今的中国哲学与黑格尔笔下的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上7条对当今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这里姑且使用这个曾经流行的术语来表达“做哲学的人”的含义)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
    
    一、“认识论转向”,还是“绝对科学”
    
    “导言”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物本身之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件很自然的想法。”[1](p51)我们现在把近代哲学称为“认识论的转向”,就是因为从笛卡儿、培根开始,一直到康德、费希特的哲学家都有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想法”。近代哲学家指责以前的哲学在没有考察认识的能力、性质和界限之前,就对认识的对象下了武断的结论,结果是受到“错误的乌云”遮蔽,而见不到“真理的青天”。黑格尔对实施“认识论转向”想法的哲学家进行了一连串批判。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批判,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推向极致。康德的批判表明,在认识与事物本身(Ding an sich)(康德称之为“物自体”,黑格尔有时也称之为“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人所认识的对象不是事物本身或“绝对”。康德谈到两点不能认识“物自体”的理由,一是我们只能认识本体显现给出来的现象,二是我们只能通过主观的“纯形式”(如时空、范畴)看待事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第一点理由好像是说:“使用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的变化。”[1](P51)第二点理由则是在说,认识形式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消极的媒介物”,我们看到的事物“不是像它自在地存在的那个样子,而只是它在媒介物里的那个样子”。黑格尔把康德的语言转化为“工具”和“目的”的关系,为的是指出这样一个吊诡:批判哲学本来只是为了研究事物本身而作的先行的、准备的工作,或者说,只是为认识“绝对”这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而结果却是,“我们使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目的相反的东西”,这“根本是件与理不合的事情”。[1](P51)通过分析“工具”和“目的”的关系,黑格尔批评认识论哲学或批判哲学反客为主,放弃了对“绝对”的认识,而把认识本身作为哲学的对象,这是把工具或手段当作目的本身。
    费希特和谢林等哲学家并没有接受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他们试图挽救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看来,这些“补救”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仍然颠倒了认识与“绝对”的关系。他们的第一点“补救”是说,认识并没有改变“绝对”,而只是接近了关于绝对的真理。黑格尔说,就好像是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改变,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但“绝对”不是孑然无依的“小鸟”,它“本来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1](P52)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在“序言”中论述“实体就是主体”时有更充分的说明。第二点“补救”是,媒介(如光的折射)虽然可改变事物本身,但可以通过认识媒介产生错误的根源(如认识折射原理),通过消除这一根源而达到正确的认识。黑格尔说,这一想法是“完全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
    不管是康德之前的认识论,康德的批判哲学,还是康德之后的“补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假定认识只是一种工具和媒介物,认识是目的不是为了认识“绝对”,而是为了避免认识“绝对”时犯错误;因为害怕与“绝对”沾边而犯错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把认识自身当作是“自为的”、“真实的”。黑格尔尖锐地批判这种“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是“无用的观念和说法”,把“绝对”和真理区别开来是“模模糊糊的区分”,是“没有能力从事科学的人找到的借口”,他们使用的“绝对、认识、主观与客观”等等字眼是“一种欺骗”,“一种计谋,想逃避其主要任务”。[1](P53)他所认为的哲学“主要任务”就是认识“绝对”,“从事科学”就是对“绝对”进行研究。科学(Wissenschift,这个德文词汇有比英文的science更丰富的精神含义)就是关于绝对的具体的真理。通过对以前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宣告自己的哲学是关于“绝对”的科学,但这门科学不是在所谓有错误的现象之外,而是在现象之中认识真理。“精神现象学”的含义是:在精神的现象中解释出绝对精神的科学。
    现在的中国哲学界受现代西方哲学影响,把“绝对”或“绝对真理”当作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惟恐与其沾边而躲避不及。哲学工作者们未经考察地接受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说法,视之为哲学的进步。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哲学的工具(认识途径、语言分析、文本解释等等)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哲学于是成为一种“元科学”(meta-science),比如,伦理学不研究道德行为和规则,而成为研究表达道德思想或描述道德规则语句的“元伦理学”(meta-ethics);再如,形而上学本是研究物理学的“二阶学说”(meta-physics),但现代形而上学却成为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反思或重建的“三阶学说”(meta-metaphysics)。哲学放弃了对世界、社会和人的真理的探索,甚至认为知识和价值根本没有真假、是非之分。如果说,近代认识论还保持了与自然科学的同盟关系,那么现在哲学家们所沉溺的“元学说”、“元元学说”完全是非科学、非真理的话语,这些远离了现实世界和社会的话语理所当然地失去了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世界性的哲学危机,原因盖出于此。
    
    二、“害怕错误”,还是探索真理
    
    黑格尔揭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根源是:“害怕错误”。这种态度也就是他在另一个地方批判康德“在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害怕下水就永远也不会游泳,黑格尔说:“害怕错误,实即害怕真理。”真理只能是关于“绝对”的真理,如果认识害怕与“绝对”接触,就只能永远站在真理的彼岸而“望洋兴叹”。通过对“害怕错误”这种心理的精神分析,黑格尔说明了“害怕错误实即害怕真理”的道理,同时也说明害怕真理如何超出自身而追求真理。黑格尔说,从事科学的人之所以害怕错误,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Erscheinung)”,而“现象的科学”(das erscheinende Wissen)是“不真实的知识”,而以现象为对象的科学即黑格尔所说的“自然的意识”。
    但“自然的意识”总是意识到与之对立的概念,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走出自身。概念不会停留于个别的感觉对象而要超出自然意识。这是一往无前、不可遏止的力量,黑格尔形象地称之为自然意识内的“暴力”,“迫使它超出它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的就是它的死亡。”面对暴力和死亡的威胁,“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黑格尔接着写道:“恐惧的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这是因为:第一,意识不会处于“无思无虑”的“懒惰”(这是在说自然主义的自我批判);第二,即使它会巩固为“一种心情”,仍然会感到“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这是在说来自理性主义的批判)。如果对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抱着“听其任之,不去管它”的态度,那就会“陶醉”、“满足”于“虚浮的意识”之中,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望”。
    我们看到,黑格尔通篇都在使用心理的词汇,说明现象的科学的一方面产生了对概念知识的怀疑,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不能不依赖概念而感到绝望。黑格尔说:“这条道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1](P55)“恐惧”、“绝望”和“死亡”等词汇,使得一些存在主义者以黑格尔为前驱和同道。但是,黑格尔可能不是在描述怀疑论者的心态,而是把“自然的意识”当作一种个人的心理状态,它或者超出自身而成为普遍的科学,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画地为牢而自绝于科学。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当代的怀疑论,是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它看到“自然的意识”不能作为知识和价值的标准,同时也不信任先验的标准,由于害怕错误而走向相对主义;更由于缺乏任何确定性,“见到的结果永远是纯粹的虚无”,而又走向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人也死了”,除了表达理论上的绝望,还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三、浪漫激情,还是神圣精神
    
    在“序言”中,黑格尔考察了西方文化从神圣到世俗的变迁。他说,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这是在说中世纪。到了近代,“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现世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1](P5)这是在说近代科学产生。到了黑格尔的时代,近代科学造成了社会和文化的普遍的世俗化。黑格尔说明了世俗化的两个后果。直接的后果是:人类沉溺于“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像蠕虫一样以泥土和水来自足自娱”。但是,精神的极端贫乏引起了人们对神圣的渴望:“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1](P5)这种饥不择食的渴望产生了第二个后果,那就是,对神圣的非理性的、浪漫或狂热的态度。黑格尔在这里揭露的,明显地是同时代的德国浪漫主义和谢林的“天启哲学”,他把两者形容为“不是居于神圣的爱的中心的存在,而就是这爱的中心自身的存在”。[1](P5)谢林和施莱马赫等人明确地说,宗教的基础是情感和直觉,而不是概念知识。如果我们追溯得更远一些,也可以包括康德。康德要限制理性以便为信仰留出地盘,把神圣领域置于理性之外。在耶拿的手稿里,黑格尔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在路德的罪和恩典的宗教体验的“旧瓶”里灌装着先天综合判断的“新酒”。如一个评论者所说,“按照这一观点,康德的独特之处在接受了新教关于人类理性的坏消息,而又没有接受相应的关于启示和恩典的好消息。”[2](P48)康德哲学被看作是德国虔诚派的新教徒的曲折表达,而它所继承的是路德的反理智主义的宗教热情。
    黑格尔心目中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绝对”,它也是神圣的存在,是上帝的代名词。但他反对同时代的宗教家和哲学家“不是用概念去把握绝对,而是用感受和直观”。[1](P4)在经历并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他激烈地反对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他说,如果不把神圣文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那么,追求神圣就是“只寻求启示,……只追求在模糊不清的神性上获得模糊不清的享受”。[1](P6)
    黑格尔要用理性的精神对待神圣的事物,这种理性的精神不是与近代以来的科学相对立的,而是它的后续的发展。新科学的诞生和不足是时代精神的特征。黑格尔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的世界相决裂。”[1](P7)“旧日的生活和观念的世界”(der bisherigen Welt seines Daseins und Vorstellens),在J.B.Baillie的英译本中,Daseins被译为“事物的旧秩序”(old order of things),把Vorstellens被译作“旧的思维方式”(old ways of thinking)。[3]我觉得这种译法更准确地表达了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概念。
    黑格尔像康德那样,把近代科学看作是知性的规定性,但与康德不同,他不只是把科学的精神限制在人的认知范围,而是文化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个“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1](P7)而且,科学的精神也不会局限在知性的范围内,“通过知性以求达取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的意识的正当要求”。[1](P8)但是,康德认为理性不可能给予人们以知识,只能提供科学体系的一个合理的框架,黑格尔称之为“形式主义”。黑格尔接过了把时代精神“高举于尘世之上”的神圣任务,说明如何继续近代科学的道路推进这一任务,以及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这一任务,通篇都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精神。
    中国过去对宗教的大批判是精神领域的“去神圣化”,就连马克思哲学中应有的神圣精神也被祛除。最近20年来,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中的神圣精神逐渐得到恢复。但也应该看到,现在一些“宗教文化”利用人们对神圣精神的兴趣和渴求,充满着很多庸俗和迷信的色彩;一些本属于巫婆神汉的东西也乔装打扮,在学术殿堂上装神弄鬼。如何把神圣和世俗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中国哲学界任重道远的任务。
    
    四、概念思维,还是数学逻辑
    
    黑格尔把哲学定位在“概念知识”。他从“概念”和“知识”的联系上说明了概念思维的特点。首先,黑格尔强调,概念不是抽象,而是本质的、具体的内容。他说:“这个新世界也正如一个初生儿那样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首先呈现出来的才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者是它的概念。”[1](P7)黑格尔既反对把概念仅仅作为形式的柏拉图式的传统理解,也反对把概念作为经验内容的抽象的经验论式的理解。在他看来,概念是意识的直接呈现,但不是主观的意识,因为现实不是意识的对立面,而是意识所建立的实体或对象。所以黑格尔说,哲学的“要素和内容(指概念)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1](p30)
    其次,概念思维是这样一种真理观:它认为概念的单一形态是不完全的,它的本质内容不是完全的真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错误。黑格尔把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只是处在“绝对”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即使是最近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的“新世界”的概念也是不完全的。他说:“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的真理,“过错和虚假也不是像魔鬼那样的坏”。这是因为概念的本质内容是实体,而“实体自身本质上也是否定的东西”。[1](P25)
    第三,概念思维还是“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来把握命题”的方式,[1](P44)这又是把概念组织成有机联系整体的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黑格尔说:“科学只是通过概念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有机的体系。”[1](P35)“概念自己的生命”指由概念扩展到哲学命题、再从哲学命题扩展到体系的运动。概念在命题中承担主词和宾词的语法功能。在形式逻辑的命题中,主词是主词,宾词是宾词;而在“思辨命题”中则包含着“主词与宾词关系的反击”。即两者关系的相互转换,在一个命题中陈述一个主词的宾词,在另一个命题中成为主词,被另外的主词所陈述,这是“概念的内在节奏”,[1](P46)构成了“命题自身的辩证运动”。[1](P44)而这一系列命题环环相扣,首尾相贯,构成了哲学的体系。黑格尔说,精神“在这种知识因素里自己发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运动过程,就是逻辑或思辨哲学。”[1](P24)
    黑格尔说:“概念思维与形式推理是相互的对立的”。[1](P40)形式逻辑属于“表象思维”,它只能借助表象或经验把概念作为固定的主词和宾词,而不能用思辨把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运动。经院哲学和近代的莱布尼兹等人的方法论把形式逻辑当作哲学方法。黑格尔对形式推理的批判,是对这些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黑格尔又说,“概念的必然性”不同于“科学里学究式的严格推理过程”。[1](P32)“科学里学究式的严格推理”指数学推理。近代以来,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人认为数学是严格、精确科学的楷模,他们把数学方法作为哲学的方法论。
    黑格尔对“数学的真理”评价甚低。他说,对数学至为重要的证明过程不过是“外在于对象的一种行动”。[1](P27)意思是,结论在证明之前业已存在,证明“这个运动是受一种外在的目的支配着。”数学引以为自豪的“自明性完全建筑在它的目的之贫乏和材料之空疏上面的”,数学缺乏概念的分析和概念的运动,数学命题是“固定的、僵死的命题”,[1](P28)“数量的原则,即无概念的差别的原则和同一性原则,即抽象的无生命的统一性原则”,[1](P30)等等。
    黑格尔对数学进行的严厉的批判,表达了他急于消除数学对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毕达哥拉斯一直延续到当代,黑格尔认为,哲学根本不应该和数学的“非现实的真理”打交道。[1](P28)他说,使用这些严厉的措辞“有些危言耸听或带有革命语气”,他之所以没有避免这样的语气,是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数学遗赠给我们的科学体制,……至少在流行意见自身看来也是过时了的。”[1](P31)
    但是,很多现代哲学家,特别是分析哲学家认为形式逻辑和数学思维作为哲学方法论并没有过时,过时的反倒是黑格尔的哲学和方法。在黑格尔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对峙中,现在很多人认为黑格尔哲学晦涩难懂,模糊不清,分析哲学似乎显示出表达精确、思维缜密的优势。其实,人们往往是由于不理解黑格尔哲学而指责它晦涩难懂,由于满足于技术上的一孔之得而崇尚逻辑分析的方法。从现在的分析哲学与黑格尔主义的合流趋势来看,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抵制黑格尔哲学至少不是明智的做法。[4]
    
    五、哲学史,还是哲学
    
    黑格尔认为,概念思维既不是数学的认识,但也不是历史的认识。“历史的认识”指从哲学的史料出发,对过去的哲学观点加以分析、概括。黑格尔说,这些论述是“纯粹的历史性东西”,由此得到的结论“所涉及的是个别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带有偶然性和武断性的内容”;“为了认识这样的真理,就要与很多其他的真理进行比较,参考很多书籍,或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来加以分析研究”。[1](P26)黑格尔在这里批评的是把哲学史与哲学理论隔离开来,把哲学变成了历史材料的堆砌,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从以前哲学家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个别观点;从过去的哲学到自己的观点的引申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是“武断”的,在没有必然理由的情况下是偶然的。黑格尔说,历史的真理不应该是这种“赤裸裸的真理”,而应该是“自我意识的运动”。[1](P26)他后来写的哲学史把全部的史料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证据,把过去的哲学理论转化成辩证运动中的一个个环节,最后必然导致“绝对观念”的真理。他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史”和“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思想”和“学问”等关系,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六、诗化言谈,还是严格科学
    
    形式逻辑的方法、历史方法和数学方法虽然过时或不恰当,但都有或多或少的科学性。如果取代它们的是完全没有科学性的方法,那将是更糟糕的哲学。黑格尔用这样的话形容这样的哲学:“取得灵感和预感时的那样全不凭借方法”,“预言家说话时的那种任意武断,预言不仅蔑视上述的那种科学性,而且根本蔑视一切科学性。”[1](P32)黑格尔把这种哲学表达方式称为“天才作风”。“天才作风”指这样一种学风:有些人“不进行重新审视而妄自以为占有了现成的真理”;[1](P46)他们没有经过哲学思维的训练和文化陶冶,以为不需要知识和研究,“每个人都能直接进行哲学思维并对哲学作出判断,因为他在他天生的理性里已经具有了哲学判断的标准”。[1](P46)其实,这种作风“根本不能思维一个抽象命题,更不能思维几个命题的相互关联,他们的那种无知无识的状态,他们的那种放肆空疏的作风,竟有时说成是思维的自由和开明,有时又被说成是天才”;[1](P46)“自认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1](P47)黑格尔揭露说,天才作风是诗意的“创作活动”;不过,创作的结果是假冒哲学之名的赝品。黑格尔用这样一些语句揭露了伪哲学:“创作出来的并不是诗,而是淡而无味的散文,或者说不是散文,那就是一些狂言呓语。”又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一些既不是鱼也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1](P47)
    我之所以要大段引用黑格尔的话,是觉得这些话不仅是针对德国当年的伪哲学而言的,而且也是对当今哲学状况的描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者也在反对用概念的、推理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而把哲学解构成创作(“写作”)的修辞方式(“文字学”),哲学是泛文化的“言谈”和“游戏”,而不需要严格的科学方法。在中国,也有把哲学教条化、简单化的“学哲学”的群众运动,现在则有不断地在创造哲学“体系”的“民哲”(“民间哲学家”的简称)。甚至在学术界内部,有人鼓吹“诗化哲学”、“体悟哲学”等等。他们把含糊不清的表达当作“综合”,把肆意武断的结论当作“直观”,并宣称这种意义上的“综合”高于概念分析,“直观”高于逻辑推理。在这种风气之中,哲学既不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思维的训练,也不需要严格的论证和概念思维,只要凭个人宣称自己具有的“直觉”、“体验”、“灵感”就可以了。凡此种种,说明伪哲学的泛滥是哲学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现象。
    
    七、信赖常识,还是追求真理
    
    如果说“天才作风”用含混不清的方式创作出伪哲学,那么“健康的常识”创造出用优美的词令表达的庸俗哲学。用黑格尔的话说:“流驶于常识的平静河床上的这种自然的哲学思维,却最能就平凡的真理创造出一些优美的词令。”[1](P47)黑格尔说,庸俗哲学的特点是用优美的辞藻包裹着肤浅的内容“本来早就可以不必花费气力去表述,因为它们早就包含在像答问式的宗教课本里以及民间流行的谚语里了。”庸俗哲学是简单地接受现成的结论,而对达到结论的论辩过程不感兴趣,“诡辩乃是常识反对有训练的理性所使用的口号,不懂哲学的人直截了当地认为哲学就是诡辩,就是想入非非。”[1](P47)庸俗哲学不求甚解,缺乏思辨的理解力,不愿做艰苦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黑格尔说:“如果有人想知道一条通往科学的康庄大道,那么最简便的捷径莫过于这样的一条道路了:信赖常识”。[1](P48)这样的人只要读一点第二手的评论,或原著的序言和开头,就心满意足了。
    黑格尔对“信赖常识”的批评是对肤浅的、非学术的庸俗风格和风气的批评。非学术的哲学风气至今随时可见。人们由于不能理解一种哲学的精致内容而把它说成是“学院式哲学”、“书斋里的哲学”、“象牙塔中的哲学”,鄙视之为“无用”,为“诡辩”。另一方面,通俗读物和公共媒体上的哲学语录、故事,甚至漫画,却大受欢迎。这种风气诱使学者放弃严肃的学术道路而争当文化传媒的“明星”。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温黑格尔的话,回到书斋潜心研究,不亦乐乎。
    黑格尔说,哲学有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普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是穿着家常便服走过的;但在另一条道路上,充满了对永恒、神圣、无限的高尚情感的人们,则是穿着法座的道袍阔步而来的”。[1](P48)前一条道路是依赖常识的通俗哲学,后一条道路则充满伪装神圣的启示、灵感和迷狂。黑格尔宣称,做哲学的科学道路完全不同,它是“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1](P48)黑格尔深知,这一条道路与世俗的流行观念不同,甚至相反;也知道他的体系和陈述“不会受到读者欢迎”。但他满怀信心地说:“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事实上优秀的东西之所以被人承认为优秀的东西,完全由于科学性。”[1](P49)历史实现了黑格尔信心,与黑格尔同时代的伪哲学、庸俗哲学早已灰飞烟灭了,黑格尔的著作却因为他所说的科学性(理论性和学术性)而被人承认为“优秀的东西”,成为哲学的经典。黑格尔最后引用了《圣经》中两段意味深长的话。第一段话是“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跟从我吧!”(马太福音8:22)第二句话是“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使徒行传5:9)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前言里对这两句话做了详细的解释。第一句话被用来说明:“全部哲学史就是这样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头……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跟着我走”的意思是“跟着自己走”,“这就是说,坚持你自己的信念,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但是,“那要驳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学也不会很久不来”。[5](P382)黑格尔认为,哲学不害怕错误,近代怀疑论就是因为害怕错误而陷入绝望的。哲学要勇敢地直面错误、危机,甚至死亡,才能获得新生和永恒的希望。信哉斯言!
    
    【参考文献】
    [1]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M. Westphal. History & Truth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M]. 3rd. e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J. B. Baillie. Phenomenology of Mind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4]W. Sellars. Empiricism and Philosophy of Mind[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 Stekeler-Weithofer. Hegels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M]. Paderborn, 1992.
    [5]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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