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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求错集》、《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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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的“民族”与“民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孙歌 点击:13136次 时间:2012-07-20 22:22:50
 一、导言
    
    二战结束之时,即是冷战时期开始之时。冷战作为一个历史结构,主导了二战结束之后到苏联解体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格局。作为一个笼统的判断,这个说法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个说法放到历史中去检验,那么显而易见,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不能被回收到这个判断中去。这些问题是:
    第一, 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在二战期间,它的准备期却是从一战结束、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后就开始了。但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这个缓慢形成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对立结构,在前冷战时期并非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换言之,我们可以问,冷战时期与前冷战时期是否具有不同性质的历史内容,冷战格局是否是前冷战格局的必然发展结果?
    第二, 冷战格局形成之时,除了苏美两国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立。比如亚洲殖民地国家与西欧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对立;亚洲内部被侵略国家与日本的对立;东亚、南亚、东南亚多数国家在获得民族自决权的同时在其内部发生的分裂乃至内战冲突,等等。这种种对立是如何组织到冷战格局中去的?抑或它们并不能完全被冷战结构所涵盖,不能被冷战话语所表述?
    第三,在冷战初期,还存在着非常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联盟,以及由这样的联盟所发动和支持的民间运动。在这样一个运动的视野里,可以观察到一些与国家行为错位甚至对立的民间立场。在冷战结构显在化之前,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到朝鲜战争爆发之间的这一段时期,这些民间运动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理念,这些理念具有着对抗冷战意识形态的能量;但是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些民间运动逐渐被吸纳到冷战结构中去,从而逐渐削弱乃至失掉了自身的思想能量。在冷战意识形态依然阴魂不散的今天,重新回顾当年民间运动的基本理念,是否真的不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在二战过程中获得了民族自决权的大部分亚洲国家,在冷战格局形成之时并非立即认同这个结构。其结果,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亚洲国家中形成了缓冲冷战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由于经济落后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形成取代冷战结构的世界性主导格局,但是它却一直存在并且不断变形。在冷战结构解体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个曾经发生过巨大作用的“中间地带”?
    如果我们把冷战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世界性历史结构,那么上述问题必然被视为“派生性”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我们把上述问题对立于冷战结构,那么这些问题与冷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将会被遮蔽。在冷战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有一个基本的课题却没有失掉它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作为冷战产物的冷战意识形态,依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今天的世界认识。必须承认,当冷战结构解体、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兴起”的时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却尚未找到调整自己认识论的有效方式。因此,冷战意识形态虽然脱离了冷战历史过程,却依旧充当当今世界的主导认识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冷战视为一个思想史讨论的媒介,而非出发点或者终结点,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分析视角。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与冷战这一历史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回顾它们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确认它们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具体形态,特别是关注这两个概念中那些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却暗含了巨大潜在能量的思想要素,或许对于我们摆脱今天历史认识的贫瘠状态有所帮助。
    本文主要讨论在冷战结构形成的初期阶段,“民族”与“民主”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的主旨在于,“民族”与“民主”这两个概念都是历史性的概念,使它们在政治场域中发生关联并日益结合为一体的,是历史的理由而不是知识的理由。特别是当它们分别与“主义”相结合从而构成政治学的两大概念的时候,不追溯其历史形成的脉络,几乎无法确定其准确的内涵。
    东北亚地区在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格局和思想格局。本文希望在上述思想史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这种格局的基本轮廓。
    
    二、战后世界冷战格局中的“民主”概念
    
    在二战基本结束、“铁幕”拉上的过程中,“冷战”并非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固定格局。众所周知,在二战后期,斯大林直到蒋介石政权呈现了明显的败象为止,都没有真正确立支持中共打击国民党的政策;相反,进入中国境内的苏联红军,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配合国民党军压制共产党军队的措施。其后的朝鲜战争,更不是一个明确的“自由民主的联合国”与“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对垒;把中国推上前台的斯大林,一直对于介入这场战争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尽可能地对美国显示“中立”的姿态。当一切尘埃落定,事后回想这段历史的时候,后世的人们倾向于把这段极端混乱的历史过程整理为轮廓清晰的“冷战对立”,并使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这样的模式去表述它;但是这种简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那些并非可以用二元对立加以归纳的历史要素,而这些历史因素却恰恰具有非常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在这段历史里,民族与民主这一对范畴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历史性格:它们并不能够仅仅被它们的对立概念所定位。或许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最初十年里,这一对概念具有最为丰富的历史涵义。它所包含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关怀,远远超出了后冷战时期的知识能量。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亚洲国家重建自己的政治社会时,是否选择社会主义这种政治形态变成了一个实际问题。在一些共产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例如印度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由美国高度掌控的地方(比如日本、台湾和朝鲜战争停战后的韩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具有社会现实基础,因而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他者”;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这些区域,有能力制造意识形态的人们(这里说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仍然具有程度不同的宽容性和理解力。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构,这个基本结构就是以英、美、苏为首的盟国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它使法西斯成为世界公敌,而使盟国内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成为第二义的对抗。
    1948年夏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了一场讨论,并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呼吁建立和平机制、消除战争隐患的声明。这个为时两周的讨论由八位社会科学家参加,他们的国籍分别为美国、巴西、法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除美国参加者为三人外,其他国家均为一人。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远东的中国战场上,国共内战尚未结束,美国与苏联在如何插手中国事务的谈判中正在翻云覆雨;很明显,在铁幕已经启动、冷战正在推进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会议却是朝向另一个方向,即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相互理解的方向推进的。在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同年12月,联合国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而教科文组织的讨论,在事实上正是为这个人权宣言的产生所做的先行研究。
    教科文组织在这个时期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一些争议。它推动的一系列讨论虽然旨在从学术的角度追究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世界性悲剧,但是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设定的课题,却基本局限于“人类的偏见与无知如何驱动战争”这样一个框架。换言之,它的立场是设定在与现实政治保持一段距离的位置上。在原理上说,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讨论战争与和平这类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时候,它的功能是间接的,无法直接对抗冷战意识形态。同时,由于它强调了“心理”的功能,甚至提出了“战争起源于心灵”这样的问题意识,必然招致当时共产主义阵营的反感。据说早在1946年第一次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就明确反对教科文组织宪章这种“缺少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取向,认为这个组织的指导方针没有抓住引发战争的真正根源。因此,他明确地表示,南斯拉夫将不会与教科文组织合作。[1]
    与此同时,从1948年教科文组织这场讨论的人员配置上看,尽管它有着超越铁幕的意愿,但是这种超越显然力不从心。在八位参加者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而最具代表资格的苏联并未派出代表。相反,美国代表占据了八分之三。尽管来自自由民主阵营的代表中不乏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之心的学者,但是这次讨论仍然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展开的。可以说,在战后初期的各种国际会议中,这种由美国代表“唱主角”的情况不在少数。
    但是,从这场讨论之后发表的由八位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分别为社会学(4人)、心理学(2人)、精神医学和哲学(各1人)〕共同签署的声明看,他们却并非代表美国国家立场,或者充当西方阵营的代言人。相反,尽管这八位知识分子相互之间在见解上存在很多分歧,他们所达成的共识,却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冷战意识形态”。毋宁说,它具有着鲜明的对抗冷战的乌托邦色彩。因此,他们与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
    以这八位社会科学家之名发表的声明《社会科学家为和平而作的如下呼吁》,就12个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在整体上呼吁和平与和解的前提下,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值得关注:第一条指出人类本性共通的欲望并不是战争,而是远离饥饿、疾病、不安与恐惧以及和睦、被尊敬等情感;第二条至第四条提出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的条件在于调整现代生产力和资源利用状况,而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安定才导致了战争;同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依靠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需要超越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第八条和第九条提出社会科学家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和阶级的差异而相互隔绝,这使得他们不仅难以进行客观的研究,而且很难联手对抗那种为政治服务的伪科学理论。第十二条提出“为自己所属集团所进行的努力与为人类而作的努力并非不能两立”,等等。[2]
    从今天的国际关系角度看,上述这些分析似乎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尽管它们在今天可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关系中,这个声明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来,这个声明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但从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特别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已经形成的时候,这个声明却显然包含着对共产主义的“过度宽容”。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声明在当时腹背受敌的状态,但是,它却在冷战伊始便奠定了对抗冷战的思想立场。这个立场的终极目标是和平,而重要的支柱就是民主。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民主”概念,植根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它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基本源自欧美发达国家;教科文组织并非在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不偏不倚,但在充满争议的状况中,它仍然推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视角: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为基本模式的“形式民主主义”,一种是以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为代表的“人民民主主义”。它同时还明确了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这两种民主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因此两者之间的对立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3]在这样的视野之中,“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绝对性仅仅是针对法西斯主义而言的,在后冷战时期可以观察到的“民主”对“独裁”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冷战前期虽然也有显露,却并未真正形成主导性的认识论。恰恰相反,在冷战初期,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是民主主义”。
    “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是教科文组织在1948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这份问卷被发放给铁幕两侧的五百位思想家,征求他们对问卷所提四个问题的回答;教科文组织的这个举措与它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有关。在调查意向书中,教科文组织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都构成了关键字,例如1918年一战结束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胜利”;1943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在德黑兰会谈时为盟国树立的目标是建立“民主主义诸国的世界家庭”;1945年的雅尔达、波士顿宣言也都强调了“遵守民主主义的各项原则”。但是,这些场合使用的“民主主义”所指称的对象却未必是同一个东西。当二战结束之后,这样的分歧日益显露。意向书指出,在诸大国的宣言中并无分歧的各项关于民主的原则,一旦应用到具体问题中去的时候,就产生了意见分歧。例如一方认为民主主义不能在种族歧视、剥削民众和掠夺殖民地的基础上繁荣;另一方则认为民主主义不可能在一党执政、不允许反对党存在的地方发展。教科文组织认为这种对立的背景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观念的清理和哲学层面的平等讨论,它试图在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讨论的空间,并通过讨论寻找和解的途径。教科文组织给出了四个问题:
    一,如何看待民主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过程中的暧昧性以及口号性质?判断使用错误的标准是否存在?认为只有一种使用方式是正确的并排斥其他方式的做法,其历史的基础是什么?二,仅仅作为政治概念的“形式的”民主主义和作为更广义的社会及政治概念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民主主义仅仅意味着普遍选举权,还是意味着更多的平等权利——例如教育、经济?三,宽容的问题。民主主义是否意味着不加限制地容忍所有立场的团体都参加政治生活且对舆论施加影响?抑或有所限制?它是否意味着必然有多个党派存在?它有没有与“反民主主义”的团体进行斗争的义务?四,现行论争所显示的分歧,是反映了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因而不可能消除,还是在其深处也包含了意见的一致性与和解的可能性?[4]在这四个大问题项下,还有共计30个具体的子问题,教科文组织要求回答者不必全部回答,但务求回答的部分要进行透彻的分析。
    在发出问卷的同时,教科文组织还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以强调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日本《世界》杂志在1952年12月号刊登了1948年的另外两份档案,一份是起草该问卷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另一份是该委员会关于基本概念哲学分析的报告。与同一时期关于和平的声明一样,这两份档案也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危机感,它们说明这份问卷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清理混乱的概念理解,在思想上甚至是意识形态上找到通向和解的有效途径。不过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它们还对民主主义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勾勒,这才是在今天这些档案依然具有意义的原因所在。
    问卷的子问题中,涉及到了林肯“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这一演说词,它在当时被视为民主主义概念讨论的出发点;它还涉及到了托克维尔1848年9月在宪法会议上的演说,该演说反对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主义的一种形态,强调说:“与民主主义在自由中要求平等相对,社会主义是在压制和隶属中要求平等的。”[5]问卷同时还援引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说法,他们指出上述“形式民主”的核心在于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并不存在“一般性的民主主义”,只存在着多数具有不同历史和社会乃至心理机制的“各种民主主义”。针对这一基本状况,教科文组织把民主主义大致分为两种形态:政治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前者注重普选权等政治参与的形态,而后者注重的是多数人的社会平等问题。[6]
    教科文组织很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能依靠概念的清理来调解的。同时,对立的意识形态也导致了对于同一事实的完全不同的认知。但是,它仍然强调这种“哲学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因为它至少在认识论和知识的层面上让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明确化,并从混乱的问题中分离出真正的论点。针对当时冷战两大阵营各自用自己的理想来取代现实认知,并按照理想状态指责对方现实的问题的做法,教科文组织认为必须详细地分解民主主义的各个具体环节,通过对这些环节的讨论揭示这种对立的真实状态。[7]
    围绕着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日本的几位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在1953年进行过一次讨论,并从日本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深化了这个基本命题。[8]讨论者之一丸山真男提出了一个讨论前提:民主主义不是学者在研究室中制造出来的思想,它是在剧烈的斗争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与人们不断变动的日常需求和价值观等等密切相连,因此仅仅使用形式逻辑和概念加以组合,会使它丧失生命力;但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必要的整理,它的滥用和混乱又会导致不必要的摩擦。丸山呼吁,要在“两种民主主义”之间发现“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相互指责,这才是建设性的态度。
    这个讨论会对“两种民主主义”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有趣的是,他们并没有沿用教科文组织关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分类,而是使用了“形式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分类方式。恐怕这与1953年这个特定的时点有关。[9]论者指出,在欧美的近代传统中,自由主义通行无阻,民主却被视为含有危险性的观念。对于既得利益阶层来说,大众的政治参与具有威胁性。因此,在实质上变革社会与经济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不关涉社会变革、只是让人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序,就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就是人民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对立。讨论者特别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历史沿革过程,作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产物,它一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亦即具有含义的形式。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社会土壤,在于人民对于民主程序这一形式所具有的意味(亦即它所可能达成的结果)不仅有理解力,而且还拥有相当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有助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依赖于程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同时在另外一面,它也恰恰因为这种纯粹的技术性格而在二十世纪之后渐次失掉了内容,成为与现实割裂的抽象形式。与此相对,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巨大变革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最为缺少形式民主的传统,这些地方的为政者毋宁说是首先通过“独裁”的过程来建立实质上的人民民主社会,然后才有可能推进程序上和方法上的民主。
    形式民主与人民民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哪一方处于初级阶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在这个讨论中引起了分歧。自由主义者显然并不认可把后者视为前者的高级阶段的简单图式,他们强调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民主在两种社会制度下是同时并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形式民主的局限性,认为人民民主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诚意下,这些立场不同的日本知识分子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对峙,把话题最终转向了日本如何民主化的问题。但是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共识——曾经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的“两种民主主义”,现在却互相以对方为敌,而以民主主义自居的欧美国家对共产主义显示了明确的敌视态度,这种非宽容的精神本身就是违背民主主义原理的。毋庸置疑,这种略显书生气的论述并无扭转现实国际政治局势的现实功能,甚至也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国际政治状况进行批判,特别是当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与社会实践刚刚从苏联推向更多国家的时候,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轮廓还没有真正定型,日本知识分子显然具有很多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些论述却很鲜明地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认知状态:比起后冷战时代贫瘠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冷战初期的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的理解显然更丰富也更历史化。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冷战意识形态形成的时期,这种历史化的认识本身反倒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很难直接参与到意识形态对抗中去。而正因为如此,它才保存了那个时代思想生产的复杂张力,为后世留下一些重新进入这些问题的线索。
    
    三、“民族”概念的亚洲定位
    
    在二战结束之后,“亚洲”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独立范畴。作为远东战场的主要构成部分,东北亚的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权问题都被作为以美国和苏联为主的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筹码,而中国和朝鲜也反过来利用美苏争霸的局面,试图借助于外部力量解决内部政治势力的对立,最终确定政权形态。东南亚各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也面对了如何利用二战结束的时机转化欧洲宗主国在自己内部的势力、从而消除内部的异己力量建立政权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亚洲各国在二战过程中谋求民族独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内对外”的对抗过程,这个逐步实现的民族自治,恰恰因为具有了某种程度的“西方内在化”的因素,这就迫使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不得不与外来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发生融合,其结果,使得独立之后的亚洲,不再可能回到西方入侵之前的状态。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政治主权独立的亚洲各国,也同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使西方大国内在化了。日本是一个最为极端和显在的例子,它的“独立”是以美国最初的军事占领(尤其是对于冲绳的长达二十年的管制)以及其后的美军基地驻留为前提的;其他并非如此显在化的地区,状况也有着某种类似性:朝鲜半岛至今仍然处在“停战”而非“休战”状态;中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产生的大陆与台湾的对立,也同样并非仅仅是内部的分裂,苏美的介入与掌控一直以各种形态起作用。摆脱苏联与美国的介入,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却在实质上使得这种“纯粹的亚洲”不再具有现实可能性。
    但是“亚洲”作为一个论述范畴,在战后的历史里却依然是重要的和无法回避的。因为,它意味着东方的旧殖民地已经开始摆脱殖民统治,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这个变动是剧烈的,它必然带来价值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变动。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民主意识形态与和平的关系几乎同时,另外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以下简称为IPR)也以类似的方式推动着关于亚洲民族主义的讨论。1950年10月,IPR在印度的勒克瑙(Lucknow)召开第十一届国际会议,中心议题为“亚洲的民族主义及其国际影响”。与教科文组织组织讨论时参加者的构成情况相类似,这次会议上美国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主导性的。
    1925年IPR创立于美国,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以学术的方式讨论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基本状况,并通过促进相互理解来维护和平,这个主旨与教科文组织非常相近。在创立当初,中国、日本、朝鲜都是其成员并在本国建立了分会;但是在1950年,中国已经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国民党时期的IPR中国分会因多数成员流亡国外,已经在事实上解体,替代的组织未及形成;朝鲜正处在战争状态之中,只有日本分会在1949年以“复归”的方式重新获得认可,得以派出代表团。
    这次讨论会虽然以“亚洲”为基本视角,但是与会的九个代表团中有五个来自亚洲以外地区,[10]且来自亚洲的参加者几乎全体都受过良好的西欧思想教育,有能力使用西欧的概念框架来讨论问题。尽管他们未必因而赞同西欧的立场,但是他们的教育背景却构成了以西欧思想为前提的对话框架。[11]这一在亚洲崛起时期形成的讨论亚洲问题的知识模式,其长处在于避免了因为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状况的陌生而无法对话,因此可以很好地找到接触点,也不妨碍东西方知识分子共同批判西方霸权;但弱点在于这种对话框架有意无意地把亚洲作为西方世界的派生物或者反命题,它妨碍亚洲原理的自主形成。
    这次会议中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印度首相尼赫鲁的基调讲演。他在开头就指出:亚洲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更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它没有办法缓慢地改变;这种急剧的变化伴随着危险,但是亚洲人别无选择,而这正是亚洲人最大的苦恼。尼赫鲁说:“如果大家想要理解我们,那么,只是讨论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或者其他问题,并不能真正达到理解。必须更深入一步,理解亚洲心灵中的这一苦恼。”[12]
    美国代表维拉·麦克尔兹·德恩在其报告〈亚洲想要什么〉中呼应了尼赫鲁的这一提议。他在报告开头指出:“即使是美国那些通情达理的官员,说起中国人朝鲜人来,也不把他们视为民族,而是看作‘家畜之群’。这看上去就是在说,我们在亚洲面对的是不具有自己的观念、恐惧、希望、愿望,就连表情和声音都没有的群众,他们似乎是被机械性的冲动所操纵的机器人。”[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与“家畜”对立的,是“民族”概念。“民族”代表的不仅仅是被歧视的有色人种的尊严,更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和理性。这也正是尼赫鲁所说的“亚洲的心灵”。近代以来西方的种族歧视,正是以无视有色人种的“心灵”为特征的。与此同时,德恩的这种用法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1950年代,“民族”被理解为拥有自身观念和理想、可以被有机组织起来的政治群体,这种能力一度被视为白人社会的特权。
    尼赫鲁在他的讲演中指出,亚洲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很难说清所谓“亚洲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是针对欧洲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称霸亚洲的“反作用”。在同一个意义上,尼赫鲁也定义了“民族主义”。他说:在殖民地条件下,民族主义是很容易定义的,它就是反对外国势力的力量。但是在获得了自由的国度里,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免出现分歧。他承认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仍然强调,构成它的一大要素是否定的或者反对的精神。尼赫鲁说,本来作为一国之内进步的解放势力,民族主义是健全的,但是往往在获得了独立之后,这种否定的要素会把它推向反动的膨胀的地步,成为觊觎他国的侵略势力。因此,民族主义是好的还是坏的,要看它是如何作用的,以及它是存在于哪些层面的。“因此我重视民族主义,并非因为它是好的,而是因为现在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它都是必须承认的要素。”[14]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尼赫鲁迅即表达了印度的中立态度,并尽最大努力在联合国斡旋,试图把这场战争阻止在萌芽状态。这次IPR的圆桌会议上,以美国代表为首的很多人对这种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中立在战争状态下一定是对某一方有利的,所以印度是在帮共产主义势力的忙。尼赫鲁在演讲中从原理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恶抗恶的后果是自己也感染恶,这个世界的问题并非是可以靠军事解决的;但是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放弃自己组织起来的暴力机构。尼赫鲁在这个现代世界最大的悖论面前大声疾呼:当一国的国民和政府助长军事气氛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国民将是没有希望的。即使战争不得不发生,在可以制止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制止;“否则,战争将使我们堕落。”[15]
    民族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亚洲后发达国家反对殖民地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悖论性格。正如尼赫鲁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的双重性在亚洲的历史进程中是相互纠缠的: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平等和歧视,存在着暴力和战争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将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与此同时,它的否定性格也就同时规定了它可能具有的暴力与扩张性。在一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就将走向它的反面,转化为它曾经反抗过的霸权。在健康的民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只有在历史的语境当中才是可能的;理论上的预设可以推进问题,却无助于进入现实中的这个极限状态,因为理论没有能力涵盖“心灵”,亦即没有能力涵盖不断变动的状况背后的精神动力。
    民族主义问题上处于亚洲最尴尬状态的,无疑是战后日本。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在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推翻了他们在战败之初对美国占领当局“民主政策”的信任,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问题。把民族主义作为日本法西斯的社会动员能量加以否定,并且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和平国家,这个在美国占领之初深得人心的共识,很快就被美国占领当局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事实所打破,而朝鲜战争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人对“和平国家”现实性的怀疑。如何才能不与日本右翼同道,在杜绝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复活的前提下建立“健康的民族主义”,或者找到替代民族主义的更有效的方案?
    日本的进步知识阵营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和平”。尽管和平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最大利益,但是它绝不是仅仅限于一个民族的“内部事务”,它必定是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合作结果。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和平运动中,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们并未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但是显然,这个和平运动的真实结果是造就了日本社会新的“民族感觉”。尽管在后来的“和平主义”论述以及和平运动过程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和思想分歧,但是毕竟在理论上,日本的和平运动有着与尼赫鲁的中立主义相连的思想能量,它是对于“以恶抗恶”思维模式的最真实的抵抗。在后来的历史中,当和平运动发展到了跨越国界的程度时,日本的“民族主义”至少已经找到了它脱胎换骨的契机。
    
    四、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社会制度与民族自决精神
    
    当民主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出现在战后思想空间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少被作为一个明确的课题加以讨论。但是,在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推进的时刻,如何建立国家主权、如何设计政治制度,却使得这两个原本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具有了密切的联系。
    尼赫鲁在IPR的讲演中是这样回答人们对他是否支持共产主义的询问的:“亚洲国家无论哪里,无论是否是共产主义,只要是与民族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想法,就都不会得到重视。”[16]他强调说,共产主义或许对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还有更多的其他威胁同时存在着。印度因此要在种种威胁中进行权衡,才能确定自己如何判断。
    在同一个会议上,其他代表也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维拉·麦克尔兹·德恩这样分析:亚洲人“对于他们所见成为西欧列国傀儡的亚洲领导人——特别是保大、蒋介石、李承晚,抱有深刻的敌意。亚洲人无论自己如何反对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毛泽东政府的政策,只要它是反对西欧诸国侵略亚洲诸地域的,只要它意味着排除‘外国’干涉,他们都会产生共鸣。……今天,如果中国在与大陆其他国家的关系上能够避免走过头,那么,它将会在日本失败之处获得成功。”[17]德恩的分析凑巧是在中国向朝鲜战场派出志愿军前夕作出的,它很象是一个预言。[18]
    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插入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西方干涉给亚洲带来的威胁”。印度的尼赫鲁和美国的德恩阐述了同一个逻辑:对于亚洲人来说,当国际政治关系中存在着西方大国控制亚洲的不平等结构时,民族自决权的定位就将高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在这个层面上,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是否“与民族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当民族自决权被确立之后,民族精神是否会如尼赫鲁所担心的那样,转变为反动的侵略势力,这就要看社会制度的制约能力了。德恩显然对于毛泽东的中国有着某种期待,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避免走过头”,不要把民族独立的精神导向昔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德恩认为,在战后初期的亚洲,独立并非意味着自由。政治经验的缺乏和国民素质的低下使得亚洲并没有西欧和美国那样的政治选择,它只能“在两种独裁——共产和反共——中二者择一”。[19]显然,德恩的判断与同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判断是不同的,他并不承认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民主主义。但是,由于民族自决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在麦卡锡主义已然在美国刮起旋风之际,德恩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极右翼的反共立场,他显然把民族立场置于民主立场之上,并以一种历史的态度对待亚洲的不同国情。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波尔则指出,在欧洲,国家主权从统治者转移到一个阶级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形成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这个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三百年,而在亚洲,仅仅用了几年或者几十年就试图完成这个过程,它必然具有自己的特征;作为西欧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权利原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才能形成,在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革、缺少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亚洲,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否适用是一个疑问。资源匮乏和经济落后,使得亚洲人无法容忍经济个人主义所必然带来的浪费和不平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1950年的这次IPR会议,除了尼赫鲁和一位印度代表之外,其他的报告人和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兼整理者都来自西方世界,而且基本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尽管在圆桌讨论中亚洲代表与西方代表就美国的评价等等问题发生了分歧,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会议的欧洲自由主义逻辑是被共享的。值得慎重对待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思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采取的并不是敌对态度,而是“于他在之中理解他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与会者虽然并不认同共产主义逻辑,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专政”部分对于欧洲自由主义立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理论在亚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基本立场,IPR才遭受到麦卡锡主义的“亲共”指控并在十年之后解散。[20]
    在1950年代初期,苏联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中国)之间的差异已经成为一个思想课题。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国的新政权显示了有别于苏联的历史文化要素,它在建立的当初体现的清廉、公正让人们相信它代表了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体现了亚洲在反殖民过程中对抗西方的民族自决精神。中国的政权更迭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们希望看到有别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亚洲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这种期待,恰恰与他们对于西方殖民历史的反省和批判直接相关。虽然在IPR会议上没有看到例如拉斯基那样的对于欧美民主主义社会中公平、正义观念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没有通过正面的检讨把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相对化;但是,与会者却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亚洲在当时不可能接受欧美式民主主义,它只能在共产独裁与反共独裁中二者择一;而这种状况并非源于它的人民落后愚昧,而是主要源于西方对亚洲的殖民地掠夺。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不得不走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但同时却没有机会像西方那样从内部发展出以市民社会为基点的民主政治形态。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良知上出发,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法对亚洲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居高临下的讨伐,他们体现的恰恰是西欧彻底的自由主义精神。
    亚洲内部唯一一个在二战中站到了亚洲对立面的国家是日本。当亚洲人强调自身民族主义正当性的时候,日本的知识分子却在检讨日本民族主义中的“超级国家主义”是如何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末路的。IPR的日本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丸山真男的一篇论文《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性考察》,这篇论文是由日本IPR的民族主义研究小组集体讨论、由丸山真男执笔整理的,因此它具有丸山特有的思辨色彩;同时,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亚洲—欧美”这一认识框架的结构性视角,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另外一种视野。
    《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性考察》不仅论述了日本民族主义以家族、乡党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封建特征,以及它与明治时期“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过程相关的体制化特征,而且指出了日本民族主义在战后与冷战结构的关系,从而推出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一个动态的理论视野讨论观念之间的历史关联性的。丸山指出: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础,在前近代的江户时期表现为“攘夷思想”,而明治维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封建势力自上而下建立的帝国,它完成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却妨碍了民主主义势力的发展,而民族主义则基本上是内在于这个帝国的统治体制之内的,它不但不具有牵制体制的功能,反倒在推动日本的对外扩张方面与体制共谋。丸山认为,日本民族主义与体制的这种共谋关系,至少与两个要素相关:一个是日本的明治时期成功地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确立,抵制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可能,因此没有产生足以对抗体制的民族主义能量;另一个要素是民族主义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概念。因此,它以天皇和皇军为象征,也随着天皇和军队的溃败而受到重创。
    与此相对,丸山谈到了中国民族主义与上述日本民族主义形成对照的两个特征。由于近代中国并未完成日本那种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陷入了半殖民地和被侵略的困境,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孙中山经蒋介石到毛泽东,都延续了反帝运动与社会革命(即变革旧有政治体制)结合的传统;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政治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这样的特征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像日本民族主义那样与国家体制如影随形,它总是具有自己的某些独立选择空间。中华意识由于是以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为其支柱的,因此,它不会轻易由于政治体制的崩溃和军事的败北而发生动摇。
    不过丸山并非意在进行比较研究,他关注的重点是日本这种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战败之后的解体状态,以及当它被重新整合时的危险性和可能性。由于日本民族主义特殊的封建集团特征,它很难被打造成国民连带意识,更难以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所利用。在战后被占领的特殊状态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渐次抬头,但是它却更多地被亲美反共的日本右翼所利用,在冷战结构中渐渐趋向右翼保守势力。丸山断言:“为了在日本确立健全的民族主义亦即民主的民族主义,恐怕必须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所有方面都要推进比现在所谓‘健全’的政策更为‘左’的政策。”[21]
    联想到本文上述两节所讨论的关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识,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状况是,民主和民族在历史语境中一直是相互缠绕的问题,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也不能单独地进行讨论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日本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占领的最初几年曾经一度溃不成军,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美国输入了日本所匮乏的民主制度,使得底层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而且在占领初期很注意避免刺激保守国民阶层的传统感情,例如保护天皇和神社等,这使得一代日本人确信放弃民族主义立场是一个好的选择。否定了日本军队的和平宪法受到进步日本人的拥护,其原因也在于它被视为民主的样板。
    但是,当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社会的蜜月结束之后,日本人发现原来美国恩赐的民主并不可靠。冲绳的社会重建和归属问题等等自不待言,本土的日本人也发现,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美国开始干涉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包括集会、罢工和言论自由。因此,日本人开始跟美国占领当局和占领军士兵发生冲突。日本的左翼和右翼几乎都在1950年前后试图重建民族主义,但是由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特质,使得右翼更有可能利用它。正如丸山真男指出的那样,明治维新在使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的问题上失败了,日本尚未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当国民的政治选择能力没有达到成熟状态的时候,国民的爱国心就将是对于作为环境的政治秩序的情绪性依赖。因此,丸山援引了法国思想家勒南(1823-92)在《民族是什么》(也有人翻译成《国民是什么》)中著名的关于国民就是“每天进行投票”的论断。勒南认为,构成民族(国民)的并不是种族、语言或者其他要素,而是人们希望成为同一个民族的意志。他指出:民族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每天进行投票选择的结果。丸山真男把这种每天投票的比喻解释为国民作为政治主体的“高度自律的契机”,并认为这是防止日本民族主义重蹈法西斯主义覆辙的唯一途径。[22]
    丸山作为日本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关联起来的构想,这就是在民族主义内部建立民主主义的契机。当然,这种民主主义契机并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年所谈论的政治民主或者社会民主;它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国民的政治成熟度。这也就是丸山政治学一贯强调的“近代精神”。按照丸山的一贯思路,民族主义只有在确立了近代性格亦即具有“高度自律的契机”之后,才能超越其非理性的、本能的层面,获得国民的政治决断力。同时,他敏锐地揭示,亲美反共的日本右翼和以民主之名行反共之实的美国占领当局,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
    一个有趣的细节证明了丸山真男的这个揭示。1948年开始《世界》杂志陆续刊载了教科文组织关于维护和平的呼吁和其他相关的围绕类似议题的讨论,却没有刊载“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问卷以及相关的档案。这些资料是在1953年才发表的,这个五年的时间差正与日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起大落同步。换言之,到了1953年,日本知识分子才产生了讨论民主主义是什么的需求。他们在追问,民主是什么?民族又是什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有识之士正在努力为了和平寻求突破冷战格局的“全面和谈”之路。虽然这个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它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这就是在培养普通日本人政治民主能力的过程中打造“健全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尝试。当丸山的论文作为日本代表团的讨论资料提交给IPR大会的时候,它也正是在回应尼赫鲁的那个深刻的忧虑:在民族独立完成之后,民族主义如何才能避免走上对外扩张的危险途径?
    
    结语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在今天越来越成为两个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抽象概念。在它们踽踽独行之际,冷战意识形态又为其赋予了价值判断色彩。民族主义在今天基本上被视为一个负面的现象,它被视为非理性的、具有对外扩张威胁性的社会思潮;而民主主义则在抽空了具体的历史含义之后,被绝对化为正面的价值。在冷战结构已经解体之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带来了国际政治关系的迅速调整;一方面,二战结束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基本完成现代化准备条件之后,开始进入向发达国家靠近的阶段;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控制世界的格局中并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退出中心位置。在这样一个全球都处于剧烈变动的时刻,国家作为基本的国际单位,它的结构方式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导致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产生了空前未有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回到战后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里这些概念是如何纠缠如何制掣的,从而打破今天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超稳定想象,这也许是一个紧迫的思想课题。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2002),《竹内好的悖论》(2005),《文学的位置》(2009)。目前主要研究课题是日本战后初期思想史走向。
    
    参考文献
    
    [1] 参见1948年日本《世界》杂志所载座谈《唯物史观与主体性》,《丸山真男座谈1》岩波书店1998年。90-91页。本文关于教科文组织哲学和思想取向的讨论所参考的资料,全部来自日文文献,特此说明。
    [2] 参见日译本,载《世界》1949年1月号。以下为部分译文。“第三条……正是经济的不平等、不安定、失望,引发了所有集团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抗争。而所有这些事实,又往往诱导人们盲目地相信那些错误的意象,以及过于单纯的解决方案,或者听信煽动家们转嫁责任的动员。这种情况往往构成下述紧急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甲集团把乙集团作为目标,将其设想为一大威胁。”“第四条 国家间乃至国家群间的近代战争,被国家代代相传的自负的神话、传统、象征之类的要素所孕育。今天通行的社会象征中,依然包含着众多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正是这些要素,在世界事实上已经相互依存一体化之时,依然阻碍着超越政治的国境所进行的自由的思想交流。”“第八条 现在有许多社会科学家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们至今仍然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阶级的差异而相互隔绝。而且由于这种差异,当那些为政治指导者自身目的服务的伪科学理论出现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对其进行有效抵抗会非常艰难。”“第十二条 社会科学家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民,可以提供揭示下述问题的力量:一国国民的自由、幸福,最终是与世界上其他国民的自由、幸福紧密结合的;世界不应该成为弱肉强食的场域。”上述引文转引自《世界》1985年7月临时增刊号《战后和平论的源流》,岩波书店。99-102页。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世界》1952年8月号
    [4] 同上,22-24页。
    [5] 《世界》1952年8月号,28页。
    [6] 《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教科文组织问卷》,《世界》1952年8月号,26-29页。
    [7] 《委员会成员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世界》1952年12月号,42页。
    [8] 《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日本》,《世界》1953年1月号,73-106页转129页。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蜡山正道、平野义太郎、古在由重、鹈饲信成、辻清明、丸山真男、久野收。
    [9] 与1948年的国际形势不同,1953年已经在东亚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中国革命的成功、朝鲜战争的停战、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方式和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民主政策虚伪性的暴露,使得日本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美国式民主的好感,反倒对新中国的民主前景充满了期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60年代初期。
    [10] 会议正式代表团为:加拿大、法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英国、美国。列席代表团为:澳大利亚、缅甸、锡兰、印尼、马来、荷兰、越南。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亦派出观察员。
    [11] 加拿大代表爱德格·马提尼斯在总结发言中特别强调了亚洲代表受到的西方思维训练。见《亚洲的民族主义:勒克瑙会议的成果与课题》,岩波书店1951,265页。
    [12] 同上,4页。
    [13] 同上,14页。
    [14] 同上,10页。
    [15] 同上,13页。
    [16] 《亚洲的民族主义》,10页。
    [17] 同上,16页。
    [18] 中国正式向朝鲜战场派出志愿军是在1950年10月19日。IPR的这次印度会议则在1950年10月3日至15日召开。
    [19] 《亚洲的民族主义》,18页。
    [20] 1957年美国上院国内治安分科委员会曾经对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团体以及共产党人进行过调查和迫害,IPR亦在其列。从1957年该委员会对访美日本教授都留重人的传讯来看,美国政府当时是把IPR的活动作为共产党活动的手段加以定位的。参见《都留证词》,(《世界》1957年6月号,292页。)事实上,至少从1950年的这次会议发言看,当时构成IPR主干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左派,他们对于共产主义随有同情,却并不同调。
    [21] 《丸山真男集》第5卷,岩波书店1995年,121—122页。
    [22]同上,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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