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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许章润,安徽庐江人,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墨尔本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刑事法学,法律哲学,比较法学与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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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命题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许章润 点击:4484次 时间:2015-08-10 22:28:12

   本文认为,对于此刻中国来说,以“后民族主义”为进路,重在消弭极度民族主义冲动所可能导致的国族解构和分裂倾向,既要继续培植国民认同,又要努力养育公民德性;进而,在全球伦理和世界公民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恒为集体形态的双重意义上,营造平等互动的国家间政治与均衡的世界体系。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多元要素,经由理念演绎与制度铺陈,以支撑起邦国大厦,收拾好这一方水土。其中,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地方关怀与世界图景、国族本位与全球体系、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国族利益与人类福祉、历史时空与普遍正义,等等。

   凡此理念、价值、制度及其实践,涉关自然生态、社会政治和历史人文,二元对立,却又内在牵连,得为梗概。历史而言,它们既是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必要构成要素,而构成民族国家的制度背景,也可能是随着民族国家这一新型人间秩序的呱呱问世,联袂牵动而来的一系列后果,经磨历劫,丁一卯二,层累地积淀为今日省视国家问题时必得面对的基本因素。

   一方面,它们在历史进程中递次呈现,逐层推展,构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无法回避。可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意味着必将内在潜含着凡此多元互动的复杂博弈关系,它们生存于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借助它们而成型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它们必然成为民族国家时加宣扬的主题;又因为是民族国家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因而甚至有可能撕扯开民族国家的固有结构而成为自我解释的对象。

   另一方面,正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紧张甚至激烈的冲突,故而要求民族国家提供足能涵容它们的政治体制安排、思想理论说明、实践回旋空间和心理承受能力。就是说,需要形成足以承载它们的国家制度框架,锤炼政体的张力、涵量和国族的心理能力。理想而言,将它们统归于抽象一体性程序主义法权安排,在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宏大建构中容涵之,调适之,整合之,消融之。如此这般,地缘格局中的人民横向联合组成国家,人世遂得铺展为一种人间秩序。

   从社会政治技术角度(socio-politicaltechnique )来说,达臻此种开合有度、措置裕如状态的国族,蔚为进境于政 治成熟状态的国族,所谓“政治民族”者也。此为国家建构的理想状态,也是具备文明基础的现代国族都曾奋力追求的建国目标。揆诸历史,某个角度来看,诸如“大英帝国”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之张合有度、迎拒无违,一切均以国族利益打转,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盖源于进臻此境矣。

   英国国旗

   “大英帝国”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之张合有度、迎拒无违,可谓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盖源于进臻此境矣。

   从法政哲学而言,理想的情形是,全体国族成员具有坚定而明确的国族认同自觉,同时秉持公民理想与世界主义关怀的浩然心性;政体安排提供了将生民、市民、国民和公民等诸种身份统合一体的制度条件;优良政体妥恰分配了共处于同一民族国家政治屋顶下的多元族群自我族性的尽情彰显可能性与共享的公共空间。从而,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一个追求国族利益边界最大化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一个明悉如何在全球体系中寻求国族的最佳生存发展之道的伦理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此为理想,既是政治民族的特征,也是成熟国族的上佳之境。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背景和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理想的政治国族这一理论愿景和国族的政治成熟这一理论命题,本文于国家学层面,循沿政治社会学理路,紧扣中国语境,提出下述六项命题,允为国家建构的必要理论作业,也是建构理想而成熟的“现代中国”的必备心智。

   

   世界格局中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国家利益本位             

   一方面,成熟的政治民族坚决恪守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与国家利益本位,养育国族意识,并以此作为自我定位、凝聚和保存的手段,在此绝无讨价还价余地;另一方面,坚持在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和世界主义文明中运思,涵养天下意识,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从而谋取本族本国本文明的最佳境遇。

   有关生民、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的分际,无论是其中哪一种,均以特定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而分享安全、平等、尊严和自由等自由主义公共产品。国族身份界定及其时空疆域内的法政安排所提供的上述公共产品,既是它们的共同生存条件,也是它们获享生命意义的前提。与此相对,没有上述优良政体所提供的自由主义公共产品所彰显的政治正当性,特别是善待自己的国民,民族国家就没有文化合法性,从而难免出现全面的政治与文化危机。

   毕竟,在民族国家是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上,人民和国家是一种权利义务的联合形式,更何况,失却公正,人世岂非赤裸裸的匪帮?因此,上述“矛盾”不仅并非矛盾,恰恰相反,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各显身手的恰当场域。否则,彼此错位,将自由主义施用于国家间关系,要么是天真,要么是霸权,而暴露的恰恰是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极端性。

   当然,如此措辞,并非等于无视全球伦理与国际正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首先肯认具体国族及其法政边界的合法性,这才需要彼此让渡部分合法性,而于集结汇合中造就了后者,予调处中达致圆融。否则,这人世早就是赤裸裸的匪帮了。

   也就因此,需予乡愿、“爱国贼”与成熟的政治民族所当秉具的民族历史文化自觉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民族主义常常饱受诟病,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便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

   不添乱,不抹黑

   民族主义常常饱受诟病,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便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

   爱因斯坦说它是人类的童稚化现象,人类心智上的麻疹,还真的不失其真理性。但是,凡此“恶棍”或者暴民,并非一定孕育于民族主义,比如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暴民,就并非是民族主义的产儿,毋宁,是启蒙以还的自由主义鼓动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负面产品,甚至,不过是“胃的造反”而已。

   毕竟,对于本族、本国与本文明的利益边界保持高度敏感,是天助自助的应然,正如任何人首先自助,便也就是在助人,任何国族和文明共同体必得自助、自救、自爱与自强,其后方有可能助人、救人与爱人,不为他国他族添麻烦。所谓“爱国” 与“民族主义”概念的外延,通常也就止限于此。逾此边界,惟我独尊,却不知众生平等,六祖所谓“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一切皆有前因后缘,将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强加于他人他族他国,那才真叫做爱国贼呢!由此,牵连出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及其双向互动这一更为广大的问题。

   

   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             

   成熟的政治民族总是立足现实,高扬理想。既心系本土,又畅想天下。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辩证处理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

   就刻下的中国而言,如何因应,怎样措置,可从内外两面来看。自内而言,需要对于民族主义进行重构性阐释,经由充满同情地审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历史,将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种自学术至政体、由民间到思想的全民族文化自觉,从而将中国的文化本体与政治本体、思想本体与社会本体,恰予连缀整合一体,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的情感,也是公民的心智。

   自外而言,刻下可能做与应当做的是,充分运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藉政治权能谋取经济实利;同时,以大国之担当和全球胸襟,“协和万邦”,主张国际正义,伸张全球伦理;而首要牵引百年转型的主流政治意志所念兹在兹的优良政体登堂入室,支撑起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华夏邦国的政治屋顶。

   正是在此语境下,的确,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太过强烈,已经到了应该退场的时候;相反,倒恰恰是太过羸弱。较诸成熟的现代国族,弱到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的地步,也就是前述唐君毅先生所说的欠缺“国家意识”的问题。

   此种情形,不惟存在于清末民初现代样式的民族国家初步登场之际,其实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正说明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养育的家国情怀,需要有意识地培育和引领,方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是在此,与其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太强或者太弱,毋宁说是一个成熟与否的问题,表达方式是否妥恰的问题。

   而在上述不同语境中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念,一以国族利益和国民福祉为最高宗旨,正为走向国族政治成熟的进路之一。因而,一方面,以此在中国这一在境性思考来回应世界主义要求,于“本族、本国、本文明” 的生聚作息中追求惬意生活,将充盈的世界主义关怀具体兑现为对于此在国族,特别是它的具体实在个体的关爱,于落地化努力中兑现世界主义诉求。

   再者,前文曾说,“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此不惟天下主义的中国文明传统势能一直对冲民族主义的结果,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民族国家唯有“以自由立国”将国民和公民的自由平等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目的,切实护卫其身家福祉,才能吸纳公民忠诚,促使国民皈依,养育全体国民充沛的国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进而形成所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晚近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谱系中旨在护持消极自由的“最小国家”(minimalstate )概念,仿佛逐渐有被鼓励积极自由的“关爱国家” (caring state)理念取替之势,其因在此。反面来看,它透露了导致多种族多族群的大型民族国家恒具离散倾向的诸多纠结,其折冲樽俎之间的万般无奈。其中,族群关系是重要一项。

   

   公民模式的族群关系             

   以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调处统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意味着必须启动公民互助,形成各族群和平共处的法权政治形态,从而,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法政屋顶下,各自持守文化单元立场,于弘扬伦理主体性之际建构自己的政治主体性。

   传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旨民族主义,因为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具可行性,早已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秩序所取代。统一的民族国家治理中的一大难题,也是造就成熟的政治民族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于民族国家时空内多民族、多族群关系的折中调处。此于现代中国这一栖息生聚着多种民族或者族群的大国,尤为凸显。其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经由各民族的平等参与,既尊重各民族的族性表达和政治自决,又于共享的公共空间制度框架内维续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而最终达致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

   重申一遍,不是别的,正是“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构成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的头等大事,考验着一个政体的治理能力,更是现代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殚精竭虑所在。

   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构建理念,对外以国际正义和人类的永久和平为帜,对内体现为以民族主义的公民模式取代民族主义的族裔模式的策略,旨在由此将民族转换为藉由共享的法权安排而表现出来的公民的地域性共同体,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团结和文化凝聚。就此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就是一种后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

   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其可欲性为前提,如果大家就是不想一起过日子,非要分家单干不可,则意味着政治失败,只能转入后政治或者非政治状态了。大选是常态政治,全民公决是政治的极端形式,而战争则意味着政治失败,法权基础不复存在,只好非政治手段上场了。

   

   弱国外交与普遍正义             

   成熟的政治民族不仅在大国政治的层面上纵横捭阖,而且善用弱国外交与普遍正义, 以软、硬实力的交替运用,求得国族的生存与发展。

   当今之世,中国的软、硬实力均还有待提振。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仍在继续,文化合法性与政治正当性均需获得进一步强化,表明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屋顶尚非坚固而妥帖,软实力存在着重大缺陷。在此情势下,至少在策略上,依然必须交替运用“弱国外交”与“大国外交”,尚不到处处洒金之时。

   目前来看,中国的基本策略是首先着力经营亚洲,调处好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关系,特别是努力追求印、日、韩的睦邻共存,进求博弈于欧美大国政治,同时善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机制,以及诸如“东盟10加1”等区域性组织,创用了诸如“博鳌论坛”之类的软实力形式。

   大国外交

   可以预计,“东方地中海意象”,必将上演本世纪最为宏壮的国家理性活剧,迎应的是太平洋文明时代的惊涛拍岸。。

   实际上,在笔者观察,自勘察加半岛、库页岛往南,至日本海和朝鲜半岛、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东西外展至关岛和印度洋,一直到南太平洋的澳新两国,这是一个类似于18世纪的地中海的地理空间、文明空间和政治空间,蔚21 世纪的“东方地中海意象”,串联起太平洋和印度洋,形成跨太平洋的亚太大格局,进而,连贯起整个世界,可以预计,必将上演本世纪最为宏壮的国家理性活剧,迎应的是太平洋文明时代的惊涛拍岸。

   此外,笔者乙未初春修订本文之际,“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正在上演,极大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纵深,为构建均衡的东西方关系更添权重,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增加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搭建起国际性制度平台。那边厢,美日则仿佛多少有些沉不住气,甚至于气急败坏。尤其是日本之倨恭失态,反证了中国在此之措置裕如,是中国近年来大国博弈中难得的大手笔。

   在此,伴随着策略上对于“弱国外交”与“大国外交”的交替运用,中国依然需要诉诸普遍正义,阐扬全球伦理,这不仅是道义高地和中国文明标领超越性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关系条件下中国文明超越既有霸权的自我理论武装。其中,对于普遍历史观和世界观念的中国文明理解,既是一种知识论进路,也是不可回避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命题。

   

   普遍历史观与中国的世界概念            

   在尊重现代性主导下的普遍历史观的同时,构建中国的世界相概念。

   历史而言,经由历史省思、观念梳理、思想阐释和文明观照而实现文化自觉,是整个中 华民族面对纷繁世界之际启发自我认同的精神先导,也是今日中国亟需续予推展的文明进程。历史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历史理性也就是历史精神借助政治运动,包括其特殊形态的战争,而展示在世界面前的政治理性。在此,中国文明的普遍历史憧憬和大同世界观念,特别是它的和平主义处世精神,它的文化天下的渐进理路,获得了重予创造性阐发的机会。

   其中,“家国天下”是一个重要概念。其为一种四位一体的伟大修辞,一方面,将“政治时空、世界图景、文明景象和道德理想”,混融一体,网罗配置起人类政治上和平共处可能涉猎的基本伦理一政治单元,实际上搭建了一个世界主义的公共空间概念, 意味着普天之下无远弗届,又构成了古往今来,其愿景,其极致,真所谓“中国如一人,世界为一家”。

   另外,“家国天下”提供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和公民憧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景象,而将个体独立、集体尊严与世界主义情怀统揽入怀。也正是其间的沟通缠结,使得家国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恰恰需从国族建构起步,并托付于国族。进而,“家国天下”廓然于世界格局,放达于天下大观,却非消解国族建构的重要性甚至迫切性,毋宁,将它置放于这一总体格局之中,而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以此观照,中国,包括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不仅是一种政治邦国与伦理组织,而且历来是一个“中华世界”。

   中华世界

   中华世界与全球秩序如何协调,既是当下亟需思考的课题,也是“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的转圜契机。

   即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被迫并自觉进入了近世西方权势主导的世界历史,一种全球体系下的列国体制,但其内在文化理想与深层政治抱负,还是一种中华世界秩序,也不得不总是从世界体系来思考中国问题,于全球纵深来措置中国的起居作息。

   故尔,“现代中国”的创世纪获得了世界主义价值,中华儿女的生聚教训凝结着人类的意义。 就此而言, 中华世界与全球秩序如何协调,既是当下亟需思考的课题,也是“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世界”的转圜契机。在此,反思现代世界历史的野蛮性,阐释中国文明的多元人间秩序,遂为一项必要的思想作业。

   

   现代世界历史的野蛮性与中国文明理想中的多元人间秩序            

   对于罪恶的种族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深度理论检讨与理性的道义控诉,反思现代世界历史的野蛮性,同时反思性地拥抱现代性人间秩序,逐步探索和彰显一种中 国文明的多元人间秩序。

   1999年4月,“非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会议,200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大会”,均就奴隶制、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要求当事国进行反省和道歉,而竟然无一获得上述国家的任何反应。

   这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反映了后发国家自我集体历史意识麻木,从而将自身历史虚无 化的弱势现状,所造成的世界历史本身的非均衡性,而且,在表明西方文明道德虚伪性的同时,更说明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明中种族意识的道德谱系并未获得真正的理论清算,以至于遗骸贻害世界至今这一惨痛现实。而就亚非后发国族而言,在“进步”、“发展”与“全球化”等语词光环中将民族历史文化意识自我解体,反而不是获得现代世界入场券的捷径。

   另外,西方之所以在此集体失声,恰恰说明身处这一现代时段,回首往事,颇多难言之隐,说明时至今日,难掩自家的集体道德卑微。而就此偶一发出的声音,诸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希望西方不至于因为曾经的罪恶殖民历史而在未来受到报应云云,表达了历史深处微弱的不安和歉疚,却依然不足以充实历史叙述的空白。

   而且,鉴于殖民势力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蜕形以经济帝国主义继续控驭世界体系,此种历史反思不仅在于掌握道义制高点,也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换言之,经由道德清算,反思近代世界历史的野蛮性,有利于形成一个挣脱往昔两百多年桎梏的多元世界文明图景和政治格局,也更有利于营建一个多元的人间秩序和全体人类政治上的和平共处。

   

   结语          

   综括上述六项命题,不外乎是在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场域中,围绕着族群关系、国家治理和公民理性、永久和平等核心主题展开,而一统为“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政治命题”。它们涉关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地方关怀与世界主义理念、国族本位与全球体系、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历史时空与普遍正义、主导性的世界体系与多元的人间秩序,等等。

   凡此诸端,既是当今世界的难题,更是此刻中国迫在眉睫的课题,而为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超大规模文明时空和法政实体的最终落地加冕所必须应对处理的基 本问题。

   以“公民模式”提纲挈领,原因在于凡此命题虽然命意和指向不同,但都致力于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这一终极理想,在国家的旗帜下,诉诸个体选择及其良知良能。同时,将族群政治、国家建构和政体选择等一应选项,全部置诸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和公共责任这一沟通交往的语境之下,而落实为“同意”与“承认”的王道政治。进而,以大同世界和永久和平作为自己的道德底色,防范民族主义可能走向偏执,对于民族国家实行双重规训。

   以“后民族主义”为进路,就在于此间努力,旨在消弭原旨民族主义不加约束的集体自私冲动,既以民族主义引导国民认同,期期以为立国之本,而为特定人民提供分享的历史文化公共空间,同时又以自由主义养育公民理性,重申民族国家之为公民共同体的公共属性,将民族国家置于世界体系和全体人类生聚作息的整体格局之中。

   在此,如果说当代欧美认同层面的后民族主义意味着“对于民族主义的直接挑战”,主要体现为国族认同向超国家认同转移,向性别、生态与和平主义等非政治认同转移,抑或向次国族认同转移,而需启动“后民族主义宪治体制” (postnationalconstitutionalism)以为因应的话,那么,对于此刻中国来说,恰恰重在消弭极度民族主义冲动所可能导致的国族解构和分裂倾向,既要继续培植国民认同,又要努力养育公民德性,以公民运动的族群政治化解民族政治,在平等政治参与以造就举国之内的公民共同体和恪守文化特性以护持族群承认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进而,在全球伦理和世界公民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恒为集体自私形态的双重意义上,营造平等互动的国家间政治与均衡的世界体系。同时,它也提醒我们,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尚未彻底完工,有待于递进中收束,而中国重返大国或者超级大国行列的进程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因而,防范“帝国负担” 的冲击,遂具有内政意义。

   以“国家政治命题”来收束,就在于一切政治主张,不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世界主义的,更不用说立基于民族主义还是后民族主义,抑或超民族主义与非民族主义,说到底,还是以既定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在此时空依托内辗转腾挪。而政治决定着国家的品质,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安危起居,是它们共同直接指向的思想作业与政治抱负所在,同样紧系内政变革与世界体系而展开,以“国家政治”提纲挈领,允为恰当。

   就刻下中国而言,鉴于多元族群杂居、文化多元主义与一统政制和法制这一现实,考虑到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旨归,则既要维系民族国家作为集 体认同的法权体系。

   毕竟,当今之世,尚无可见的取代之物,只有民族国家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政治公共领域,又要保证民主自由制度获得稳定支持一一毕竟,当今之世,这是人类能够获得的较为不坏的民族国家法权体系的制度安排;故而,以“宪法爱国主义”措辞笼统的一整套政治设计,的确是一种较好的调和者与粘合剂。

   换言之,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王道共和法理”得堪其责。至少,它为多元伦理共同体提供了确保自我身份认同前提下的共存感,又为多元文化的政治表达设定了最后底线,最大限度地达致归属与自由的平衡。

   也就因此,鉴于近代中国历史是一种“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体进程,而以政治建国为主轴,重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建设,而政治的本质在于建构主权、分清敌我、区辨公私、提供秩序和进行决断,则“国家政治命题”标领下的动机和憧憬,其实仍不外紧系于“现代中国”及其“家国天下”。凡此归总一句话,念兹在兹,指向优良政体和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

   

   【注】本期推送许章润先生《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命题》一文的精编版。本文提出六大命题,以期阐述为建构理想而成熟的“现代中国”的必备心智。文意气象恣肆,文脉绵长厚醇,行文间念兹在兹的确是这土地上的生活和劳作。

   欲览全文,敬请关注《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思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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