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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孙承叔,1948年3月生,浙江奉化人。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总支书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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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叔
中国古代皇帝都是怎样做检讨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学泰 点击:1755次 时间:2018-01-15 22:49:33

 摘自《写在历史的边上》(东方出版社2017-01)一书,系先生生前读史笔记的合集。

   “罪己诏”是中国传统中极富特色、独家专有的政治现象。

   “罪己诏”是皇帝在国家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错误时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书面检讨。它源自君王对于自己责任和失责的确认,这件事儿在上古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国家小,社会风气淳朴,君民相隔尚不太远,君主的职责相对较为明确,出了问题,人们都在看着,想赖也赖不掉。推诿责任则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做了坏事赖账,上天示警也视而不见,这在民众之中就丧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赖不赖账、认不认错视作政治优劣的指标,这逐渐成为一种机制,作为君主专权的补充。

   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遗留下诏书全文的大约有二三百篇。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退回来又想继续当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为此还下了一份《罪己诏》,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份。它以喜剧方式为《罪己诏》划上了句号。

   过去史评认为第一位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灾”连年歉收,文帝下诏自责(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这被认为是传世的第一篇罪己诏。其实,史籍中并没有说这是罪己诏,《全汉文》称此文为《求言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颁下诏书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责之意,包括他的遗诏,风格大类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实的话,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

   

   感情深挚的检讨文字——《秦誓》

   史书说“禹、汤罪己”,但没有具体文字传世,而《秦誓》收在《尚书》之中,而且是“今文本”中,没有造伪的嫌疑,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中也有很翔实的记载。

   秦国本来是西方边陲小国,被视为野蛮,不得参与中原诸侯朝聘。经秦襄公、文公、武公、德公等数百年的经营,秦国日益强大。为了改变秦的身份地位,秦穆公继位后特别重视与相邻的晋国交好。

   春秋中叶,晋是诸侯中的老大,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为妻,目的在于挤入“世界文明体系”。然而晋献公身后,晋国内乱,秦积极插手,可惜里外不讨好,两国甚至发生战争。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7)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他是在秦穆公支持下返晋为诸侯的,后晋文称霸,秦晋关系貌合神离。秦想乘晋有丧事之机偷袭郑国,挑战晋霸主地位。

   秦国元老蹇叔反对,秦穆公不听。当部队出发时,蹇叔到军前哭送其子,断定他们必败死于殽山。穆公大怒,痛骂蹇叔。结果蹇叔预料成真,晋在殽大败秦军,孟明、西乞、白乙三帅被俘。后晋襄公听文公遗孀文嬴(秦女)劝告,释放了三帅。秦穆公亲自到城郊迎接这些残军败将,但并未责备他们,而是深刻自责,表示认错、忏悔。这便是《秦誓》的背景。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崇怀,亦尚一人之庆。”

   《秦誓》行文自然平实,读者感到这是一篇真心实意的检讨。文章开门见山,痛陈决策的错误。他从人性说起,“责备别人不是难事,难的是,像流水那样顺畅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此时秦穆公已经执政三十余年,年龄约近花甲,他的打入中原的理想还未实现,又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我的忧虑很多,光阴白白流逝,再也不会回来)。

   秦穆公的“罪己”不单纯因为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初即位时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精神(蹇叔就是百里奚推荐、从宋国请来的)。“我垂询老成的谋士,他们不肯迁就,我不高兴;而一些顺着我的想法提供意见的谋士,我便觉得亲近”。他进一步检讨说“对于那些巧言如簧,善于谗毁,使正人君子陷入困境的,我却能与他们相处。”都知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从感情上人还是爱听奉迎话。然而有作为的政治人物就不能这样。

   秦穆公说,我经过深思,体察各种不同的臣下。有这样一个臣子,他精诚专一、没有其他技能,但却胸怀宽广而能容人;别人的能力,他视为己有;喜爱优良之士,这种喜爱发自内心,超越了他的口头称道。用这样的人主政,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为他们造福。与此相反,嫉妒、厌恶有能力的人,心胸狭窄、阻挠哲人贤士,使其不能为君王所用。用这种人主政,不能保护子孙、黎民,还会带来无穷祸患。最后秦穆公总结出来:国家的危险不安,因为用了这个坏人;国家的繁荣安定,是由于善人之赐!

   秦穆公的“罪己”有两点,一是听取不同意见问题,二是用人问题。专制制度是人治,在“人治”之下,这两点是永恒的问题,也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人”是有弱点的,诗云“具曰予圣”,其实没有全知全懂、永不犯错的圣人。把治理寄托在明君贤臣上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但中国人就这样幻想了两三千年。

   秦穆公的“罪己”与禹汤等古人有很大区别。禹、汤罪己,是因为职责有亏,首领必须承担罪责,而秦穆公检讨的是错误耽误了自己的大计。

   

   汉武帝政策转向的标志——《轮台罪己诏》

   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有两个,一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一是唐德宗的《兴元罪己诏》。

   随着电视历史剧的热播,汉武帝成为荧屏名人,《轮台罪己诏》也广为人知。微博上有些小青年还认真地讨论,并提问:你若是汉武帝会下此诏吗?大多回答“不会”。

   汉武帝青年继位,力图超越乃祖乃父的“文景之治”。他在位五十余年,扩大了朝廷的影响力,使“汉”成了“大汉”。对外,汉武帝攻打匈奴、开通西域,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在内,出游封禅,祀神求仙,造宫殿、苑囿,挥霍无度,糜费无算。为此加重了对百姓的盘剥,大大削弱了国力。

   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汉武帝肆行暴政,滥杀朝臣名将。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汉武帝又重新捡起,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农令颜异因对币制有异议,未敢言,只是嘴唇嚅动,就被指为“腹诽”(内心不满),处死。汉武为人多疑,诛杀无度,动辄诛灭三族、九族,血流成河,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株连者有数万人。汉武晚年,下有百姓造反,内有摆不平矛盾,再加上李广利远征失败,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举国愤怒到极点。老谋深算的汉武帝悲哀、悔恨、恐惧交加,感到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不行了,于是有了这篇《轮台罪己诏》。

   这篇“罪己诏”也不像后世写作规范的诏书,大体上是个皇帝口头检讨的笔录: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皇帝高高在上对群臣讲,既像在作检讨,又像发出最高指示。表示以后要改变政策,改弦更张。以前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不可追悔”,意思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再伤害百姓也就是了。除了这段以外,《汉书》所载诏书的主要内容都是就事论事。如第一部分讲,有司请求派人远戍轮台(乌鲁木齐西南600公里),为此全国每人加税30钱,汉武帝不同意,因为当年打车师的军队给养跟不上,死了许多人,何况轮台还在车师以西千余里。第二部分讲李广利北征匈奴的决策过程与失败原因。其中既有无可奈何的悲哀,也不乏自我辩护之词。最后是公布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清除横征暴敛,鼓励百姓努力务农,搞好民间养马替代赋税徭役,以解决马匹短缺(意为不必再到西域弄马了)。

   《轮台罪己诏》的出笼意味着汉武帝武力扩张和暴力施政方针的转变,原来的方针推行不下去了,祖宗积累下的钱花光了,老百姓被搜刮得活不下去,也起来造反了,因此只有改变政策,国家才不会出大乱子。对此,英雄过、风光过的汉武帝也只能唤奈何!《轮台罪己诏》的基调就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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