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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1965年生于浙江绍兴,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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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评议书-干春松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干春松 点击:17998次 时间:2013-09-26 12:54:56
历史学科评议意见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干春松
 
 
     历史学科所列的候选人李学勤和葛剑雄先生,均是我所尊敬的。葛剑雄先生一直以他的历史地理学名于世,对于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疆域变迁做出了十分精深的研究。葛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思考的引发巨大争议的作品《统一与分裂》,也是用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所提出的结论,即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远远要长于统一的时期。他有一个类似于制度决定论的结论:即“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最主要的标准是客观性,而不是是否有利于国家。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等于是历史的价值,对于如何研究历史,当然可以有很多种路径,但是,对民族的历史是否抱持一种同情和敬意,在不损害客观性的前提下,为民族发展提供正能量,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种更值得肯定的历史观。
葛剑雄先生有很强的社会关怀,近年来对学风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值得推崇的。
然后,如果选择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我会选择李学勤先生。
作为一个非专门的历史学研究者,来评价历史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对李学勤先生的许多成果的评论可能是外在的,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对于李学勤先生的关注最初并不是他所做的许多具体的考古上的成绩,而是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走出疑古时代》,这是一本影响巨大也有很多争议的作品。
在1992年的同名演讲中,李学勤先生就对20世纪影响巨大的“疑古”派提出了反思。“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李学勤先生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发表于《原道》杂志的文章中,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而大量出土的简帛书籍似乎给李先生以更多事实上的证明,“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
在我看来反思疑古学派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用事实来考订古史的真伪,而是对于这段历史的态度,即我们如何认识中国早期的历史,以及后世“层累”构建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固然是描述一种真实发生的事,但是如何理解这样的事,则是历史哲学所必须具备的视野。就这一点而言,李学勤先生的著作,就有了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品的意义。这就好像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辩”其意义也远远超越历史研究一样。
古史的研究,一个必然会存在的问题就是文献和材料“不足征”的问题,因此是信古、疑古还是“释古”,就是历史研究者据以思潮处理历史材料的不同方向,中国的现代史学缺乏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所以,或者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或者成为解构历史的利器,在这一点上,以“释古”为方法的走出“疑古”时代被关注,也是自然而然的。
李学勤先生横跨历史、考古、思想史等多个领域,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但出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后又担任清华大学思想史研究所等社会职务,尤其是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在使他获得巨大的社会荣誉的同时,也受到了更大的质疑。
然后,夏商周工程虽然因为其政府出资的背景,导致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但是,批评者似乎也容易忘记费正清先生的许多研究和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研究的官方背景。这么说的意思是要说对于断代工程的评论应侧重于对研究成果的评价而不应该以课题支持者来简单的否定,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客观的方式,而国际上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属于政治立场式的批评。
当然,这样的评判并非是要反证李学勤先生的所有结论的准确性,相反,我也注意到李学勤先生有许多过于匆忙的结论,无论是在考古上,还是最近所展开的清华简的研究,其超越于简本身内容的许多判断,的确是可以存疑的。
 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李学勤先生作为历史学科近三十年最有影响的写作者,其获得历史学科的终身成就奖是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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