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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男,1957年生,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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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玉顺 点击:29824次 时间:2013-02-03 00:24:47
谢谢主持人!
  刚才听了他们两位的报告,一个谈的是犹太教的历史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①] 一个谈的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以利玛窦[②]为代表的传教徒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情况。[③] 对我这个不是以此为专业的人来讲,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表示感谢!作为一个评论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两位所涉及到的这两种文明跟儒家的一些关系。他们有一些看法;我也提出我的一些看法。这也算是一种对话吧。[④]
  我先说傅有德教授这个发言。[⑤] 他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犹太教,作为一个传统的宗教,如何进行了成功的现代转型。这是他的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傅教授作为我的同事,我们私下里经常交换这种意见,)这层意思是说,犹太教这么一种成功的转型,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今天进行这种现代转型,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当然,因为我是做儒学的,所以,我和傅教授平时讨论得更多的,是傅教授会向我建议,说儒家现在要进行这种现代转型,是不是可以从犹太教的经验里面吸取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平时有些讨论。他有些观点对我是很有启发的。(转向傅教授)我感谢你啊!当然,有的观点我也是不接受的。
  关于他谈的这个话题,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诸位不是太了解,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在做什么事?我有一个概括。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儒家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我的概括是:“创教”与“干政”。
  一个是“创教”。所谓“创教”,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儒者,想要把传统的儒学改造成标准的现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构成一个“国教”——国家的宗教。这就是“创教”。
  另外有一部分儒者,不同意这个看法,或者有的是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事呢?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面临着时代的制度转型、社会规范转型,我们应该、或者说可以做什么工作?就我自己来讲,我这几年做“中国正义论”这么一个研究,就属于后者,属于“干政”的范畴。[⑥] 这个“政”当然是广义的“政”,主要是解决“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儒家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我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创教”与“干政”。这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正在做的最重要的两项工作。
  傅有德教授的这个发言,主要涉及的是第一个方面:“创教”的问题。我这儿特别想强调一下:中国汉语当中讲的“儒家”、“儒学”、“儒教”,我估计他们搞同声传译的感到很困难,因为在英语里面都是一个词“Confucianism”;但在汉语里面区别很大。“儒家”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立场。“儒学”,它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从事这种学术研究)这样的人太多了。“儒教”,历史上的“儒教”是广义的,说的是一种教育、教化;但今天,我刚才讲了,中国大陆有一部分儒者要“创教”,这个“教”是狭义的,是指的religion——宗教,是今天用的“宗教”的含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去年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发表过一些看法)[⑦]。中国大陆这一百年来,发生过多次关于“儒教”的论战;在前年和去年之交,又发生了一次,这次我是其中的一个主角,跟很多人发生了论战,我(为此)专门编了一本书,就是《庚寅“儒教”论战集》[⑧]。这里面(情况)实际上非常明显的:中国目前的最活跃的儒家,21世纪以来最活跃的儒家,就是“儒学复兴运动”,从这次论战当中,非常明显地分为了两大派,我们可以把他们概括为“儒教派”和“儒学派”。[⑨] 我刚才讲的“创教”这一部分人就是“儒教派”。还有一类人,我刚才讲的“干政”,主要是做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儒学的研究,现在非常多的人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把他们叫做“儒学派”。现在这是泾渭非常分明的。
  傅有德教授这个报告,包括他平时和我交换意见,是从“创教”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觉得,傅老师这个意见,其实也可以用到“干政”上来。这一点是我特别欣赏的,因为他的这个观念(他刚才也讲了很多),非常符合孔子的一个固有的、而长期被人们误解的基本观念。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误解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凡是谈到儒家,比如我们讲“儒家伦理”,脑子里面想到的是儒家古代的那套伦理、那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包括道德的规范、家庭伦理的规范、政治的规范、等等。然后就会想到:孔子讲“克己复礼”[⑩],我们在社会上立足,要“立于礼”[11]。你得遵守规则、遵守规范。一般是这样理解的。于是你脑子里面出现的一个孔子的形象,他是非常凝固、保守的。这样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在儒家的话语里面就叫做“礼”。我刚才讲,孔子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就是“克己复礼”。一个人在社会上、在一个群体当中要立足,就得遵守规则。这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儒家、理解孔子的“礼”的思想,是极其片面的。孔子还有一个关于“礼”的更深刻、更重要、更首要的思想:“礼有损益”[12]。就是说,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礼”也要变,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也要变。“损益”,“损”就是把旧的去掉一些,“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东西,于是形成一套新的伦理系统、新的规范系统。
  我想,傅老师讲的他的那个态度、那个观点,和我所理解的孔子关于“礼”的思想——完整的理解,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尽管)傅老师有些细节上的建议我不一定采纳,但他这个基本的立场我是非常赞同的,也是切中时弊的。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评论吧。
  博莱利博士[13]关于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讲了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我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我这儿想说的,也是跟刚才傅老师讲的话题有关的、跟“创教”有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相当一部分儒者想要“创教”呢?这直接跟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我们知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是比较久的了,(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几百年了[14];但是可以说,一直到了今天、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成为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一种忧虑——强烈的忧虑,包括儒者当中的一种很强的忧虑。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时间有限,现在我不展开谈。我只是想谈一点,就是:我现在不清楚,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将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想到一个历史的情况。
  我们知道,原来的佛教,那不是中国的,那是印度的。但是我们知道,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情况),有不同的历史研究,比如说,有一种说法,佛教在十三世纪就在印度本土消失了。我们知道,佛教,除了它的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支,就在我们中国的西藏。[15] 大乘佛教,就是北传佛教,它的主体、它的大本营,传到了中国的中原;从隋唐时代开始,在中国的中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16] 乃至于我们今天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换句话说,佛教,这个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传统,特别是大乘佛教,今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国的传统。
  这么一个历史的经验、或者说历史的情况,有时候让我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今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历史的类比,可以供大家来思考、来参考的。我也就这个问题跟我们儒家内部想要“创教”的这部分人经常讨论,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路?
  这是我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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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文是2012年11月10日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对傅有德教授和博莱利博士发言的即席点评的录音整理稿。该论坛是由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组委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和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题为“超越国度,不同信仰,共同价值:儒家与基督文明对话”,于2012年11月10日至11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①] 傅有德教授的发言《犹太教的现代转型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意义》。
  [②]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1583年来到中国传教。
  [③] 约翰·博莱利(John Borelli)博士的发言。
  [④]“对话”指这次会议的主题“儒家与基督文明对话”,也指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宗旨“文明对话”。
  [⑤] 傅有德:山东大学教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
  [⑥]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孔子的正义论》、《孟子正义论新解》、《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制度规范之正当性与适宜性——〈周易〉社会正义思想研究》、《“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等一系列论文。
  [⑦] 参见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⑧] 此处口误,应为:《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黄玉顺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⑨] 参见黄玉顺:《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前言,第3页。
  [⑩]《论语·颜渊》。
  [11]《论语·泰伯》。
  [12]《论语·为政》。
  [13] 约翰·博莱利(John Borelli):哲学博士,梵蒂冈宗座各宗教对话委员会原顾问、乔治敦大学校长跨宗教事务特别助理。
  [14] 这里所说的“几百年”是指的利玛窦等人的来华传教。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有争议。卓新平《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认为,“基督宗教在中国有四次传入的曲折经历”,“基督宗教第一次来华传播为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基督宗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的‘也里可温’的发展”,“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利玛窦即在此时期),“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见卓新平《基督教知识读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15] 这里是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是指的在中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南传佛教”是指的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印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一带地区的佛教,并不包括藏传佛教。
  [16] 佛教虽然早在汉代便已传入中国,并且在晋、南北朝时期相当兴盛,但是从隋唐时代开始,才在中国占有了近乎“国教”的地位,“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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