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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男,1957年生,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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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传”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玉顺 点击:25643次 时间:2013-09-12 20:40:18

 在我看来,“西学东渐”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历史。我们今天需要谈论如何“东学西渐”或者说“中学西传”的问题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从此不要再看西方人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西学东渐”这个概念是指的中西文化相对关系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即不是一种双向交流,而是一种单向传播,这作为历史的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一、关于“西学东渐”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西学东渐”。这种影响是整体性、系统性的,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下学,乃至日常生活方式。对形而上学以下的形而下学层级做一种最大的区分:一边是广义的伦理学,一边是广义的知识论。西方文化是在这两块上整体性地影响着现代中国。知识论这一块,它的核心是科学主义,它对中国的整体性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伦理学这一块,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影响也是非常厉害的。其中对中国人影响最糟糕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现在都是倡导的动物哲学、禽兽伦理,基本上是这样的价值观念,就是“生存斗争”啊、“趋利避害”啊、“适者生存”啊什么的,都是丛林法则的价值观念。形而上学层级的影响也是如此: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哲学形而上学话语,而且甚至影响着中国人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几乎不再以阴阳“两仪”、“五行”的范畴来观察世界、思考问题了。在生活方式上也是这样,包括我们穿的衣服、用的东西,从头到脚、衣食住行,西方文化在中国人生活方式上同样是非常全面的影响。

  当然,影响是一回事,这种影响是否在中国落地生根了又是一回事。就形下学层面来看,五四以来,包括牟宗三他们,主要是关注“民主”与“科学”这样的话题。那么,科学这个玩意儿,我们可以说它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落地”、并且“生根”了,基本上可以这么判断。但是,民主这个玩意儿就不一定了,在中国,它可能“落地”了,至于“生根”没有,恐怕还谈不上!现在甚至我们儒家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或者抵制民主制度;当然了,也有赞同民主制的。就形而上层面来看,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西方的哲学形上学,今天是不是在中国落地生根了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它特别涉及到西方哲学对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层面上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西方的宗教神学的形上学,在中国是不是落地生根了?

  基督教今天在中国的传播,其实是有很多面相的,不能笼统地谈。我们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在中国大地的传播,我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基督徒是很虔诚的,是崇高的,怀着他们的一种理念。这是一种极端。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还有另外一种极端。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信仰了基督教的人,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地是直接指向现存秩序的。此外,还有很多的、大量的中间状态。

  我还想讲另一个问题,一个需要加以澄清的概念,就是“文化中国”的概念,或者说“文明国家”或“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与我们今天的主题“何谓中华心”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话题。刚才李晨阳教授讲,我们要区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华”,讲得非常好!“文明国家”是写《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列文森提出来的。他在谈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探讨,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就是说,所谓现代化,对于欧洲国家来讲,由单一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是一个基本的象征。在他的观念中,或者说欧洲人、西方人所认识的“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是以欧洲国家为标准的。但是当他面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于是,在他看来,中国的“文明”传统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一个巨大包袱和障碍,今天中国的历史任务就是从一个“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我不否认他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态度是真诚的;但他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来,根据他的观察,那么,“现代国家”的内涵就应该加以修正,“现代国家”并不等于“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一个“文明国家”。当年梁启超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但这些年来,西方有很多人,特别是西方政界的那些人,经常拿这个来说事,我特别想谈一下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有“56个民族56朵花”,那么显然,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他们这种说法其实有一种潜台词,什么潜台词呢?如果现代性的国家标准应该是由单一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国家,那么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的中国是不够格的;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意味着56个民族应该分别成为56个国家。这就是西方一些政治家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甚至说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这些西方政治家谈论这个话题,是有其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的,这一点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但是,近年来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同这种观点,也在那里大谈什么“文化中国”、“文明国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一定要澄清“什么是现代国家”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本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在一些文章里谈过:要严格区分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和前现代意义的“民族”(ethnical nationality),区分现代意义的“国家”(nation)和前现代意义的“国家”(state),不能混为一谈;现代中国既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也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单一民族,两者是一回事、一个词,就是Chinese nation;现代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文明国家。

  这是从现实出发来观察、思考问题。我经常这样来想问题,然后再来说理论上怎么来表达它,或者说学术上怎么表达它。纯粹从学理上考虑问题,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于司马迁所批评的“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在最近左、右两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中,儒家既不赞成“唱红”的极左派,也不赞成要“公审毛泽东”的极右派,因为:对于现存秩序,极左派把它描绘为美国的买办,希望回到“文革”式的毛时代,其结果会是重新闭关锁国,牺牲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极右派把它描绘为暴政,希望实行西式民主、美式民主,其结果会是国家分裂,同样会牺牲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而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是:儒家“左右为难”、“左右不是人”,可以说是“集体失语”、“集体缺席”了。在这场斗争中,儒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可能在座的有人知道,我为此编了一本书《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这次我带了几本过来)。当时那份反对在曲阜建教堂的《意见书》,我没有联署签名。实际上我是非常赞同签名者的立场的:坚决反对在这个地方建教堂。我没签名的原因是:《意见书》表达了一条很重要的意见,希望把儒家变成和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一样的平等的五大宗教之一。这一点是我极力反对的,所以我没有签名。这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对儒家与基督教等所有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解。时间有限,我不能展开讲,只能以打比方的方式简单说一下。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宗教传入中国,当然佛教是最大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当时的情况和今天有很大的区别,当时儒家和各个宗教、包括中国本土的道教之间的关系,打一个比方:儒家文化是导演,而各个宗教是演员。《意见书》我没有签名,是因为他们要求儒家也来当演员。这是一个比喻。也可以换一个比喻来说:儒家是裁判,而各个宗教是运动员。现在《意见书》要求儒家也上场当运动员,跟他们进行激烈竞赛和“平等竞争”。这是我特别反对的。当然,今天的儒家早就不是裁判了,也不是导演了。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儒者来讲,我们希望至少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儒学或者说儒家文化的那样一种地位。这是我们的基本追求。至于儒家文化具体怎么才能恢复导演或裁判的地位,那肯定也是有很多分歧的,会有很多不同的道路。

  其实,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一向是可以容纳外来文化、包括各种宗教的,历史上就是如此。我在我的文章中也谈到这一点,我很希望这会成为将来的一个事实:基督教传入中国,会像佛教当年传入中国一样,最终完全中国化,成为未来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愿望,至于能不能实现,我们还不知道。这需要基督教自身主动地中国化。

  

  二、关于“中学西传”

  

  如果如上所说,西方文化在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那么,反过来讲,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走向西方,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整体性、系统性的影响?我去年很想写一篇文章《中国如何引领世界》,后来因故没有写。我没说我们过去已经、或者现在正在引领世界。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引领”,是软实力层面的东西,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层面的东西,即:中华文化中哪些东西是普世性的?具有普世价值,它才可能引领世界。这是我现在做“中国正义论”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比如说,在“礼”也就是制度规范这个层面上,孔子认为,“礼有损益”,每个时代的制度规范是不同的,因此,这显然不是普世的东西。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普世的东西。所以,中华文化要引领世界,肯定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不是像有的学者那样重建“三纲”,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天的中国大陆新儒家在思想上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民国年间,我们知道,现代新儒家,他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我们今天把它概括为“中国特殊论”,就是说:我们中国跟你们西方是不同的,你别管我的事,我也别管你的事。而今天,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大陆新儒家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恰恰就是要超越现代新儒家的那种观念,恰恰认为中华文化不是特殊的,而是普世的。我们追求这个目标,就是:重新发现儒家文化的普世价值。当然,具体地说,儒家文化里哪些东西是普世的,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中国正义论”的研究,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今天的大陆新儒家和民国年间以及后来港台的新儒家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这是我想介绍的一点情况。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他们接受中华文化,而是怎样让他们接受的问题。当年西方要中国接受他们的文化,是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我们不会采取这种野蛮的办法,而应该采取孟子所说的办法:“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也就是软实力、感召力的问题。

  

  三、儒者何为

  

  在西方世界,这么多年来,基督教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不一定是自觉地去想它是怎么样的。我们儒学在中国曾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越来越不成其为生活方式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它恢复。怎么恢复呢?是不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呢?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面临困境。应该怎么面对这么大的困境?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

  儒家曾经在历史上做着今天基督教在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人生的两件事情:生和死。今天没有儒家学者在做这两件事。我的文章也谈这一点,叫“儒者何为”的问题。当然,学理的探讨也是非常必要的。基督教它也在探讨理论,但是它也大量地渗透到民间生活当中去,两者缺一不可。今天我们的儒家基本上全是教授在那儿弄,这是一个问题,很严重的问题。

  我感觉有个问题在这儿:我们缺乏一种态度。我们老是想去教化别人,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缺乏怎么为别人服务,例如有人送丧、有人结婚的时候,你如何去满足别人的需要。这个方面,基督教就做得很好,而儒家没人做。它需要转化,需要现代性因素。

  

  * 载于《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此文为尼山圣源书院“尼山会讲”第一期( 2011年6月6日-7日)发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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