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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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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谈再改革的逻辑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张军 点击:822次 时间:2014-03-11 22:02:16
 谈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关键词仍然是改革。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看来,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必须不断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当“开放”一词逐渐被遗忘之时,张军却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不光要依靠改革,还是要依靠开放”,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依靠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关起门开搞自主创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必须继续大力向外资开放。张军特别提醒,这有赖于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之后,国内舆论对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前景又乐观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国际舆论又唱起了反调。

   张军:的确,最近国际上对中国经济非常非常的看空。最近我参与的几次大的国际活动,包括一些主流的媒体和思想平台上,可以看到一些非常主流的、在西方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的短评。比如那个Project Syndicate上,最近连续发了诸如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以及美国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评论文章,大多对中国当前的经济不断恶化的状况表示担忧,甚至认为要崩盘。当然他们同时也不看好现在的金砖五国,甚至再扩大一些说,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目前的状况。当然他们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与以往一样,经济学家对短期问题的看法总是难免overshooting(反应过度)。

   过去几个月以来,形势在变,美国决定退出QE(量化宽松),资本流动可能逆转,所以经济学家对新兴市场经济前景的看法也在变化,更何况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问题了。现在的金砖国家情况都不好,其中三个国家,印度、巴西和南非已被纳入“脆弱五国”(Fragile Five)。这些经济体前几年的增长都非常好,但自从美联储说要退出QE,情况就变糟了。过去五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经济体,制造了短期繁荣现象。但是,上涨的水掩盖了他们的缺陷。现在资本流出,水位落下了,他们的问题还在那儿,没有改善和解决。所以,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前景值得忧虑。当然也不是上游的新兴市场经济都一个样,有一半是好的,宏观基本面基本稳健。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乃至整个发展中的经济,经济的增长不能完全依赖短期的力量,靠需求刺激只能制造短期繁荣,不能产生长期增长的动力。我们国内流行的说法“三驾马车”也是过于强调了短期的需求对经济繁荣的作用,这种想法可以说到现在还支配着我们的政策,也支配着我们公众对经济的看法。我们五年前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是这个思潮的产物。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其实从我们这三年来出现的楼市繁荣和产能过剩问题,以及这次新兴市场经济在过去半年内遭遇的问题看来,需求拉动的短期繁荣制造了假象,耽误了结构改革的时机,到头来还要为短期繁荣的退去埋单。现在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担心,拖累2014年全球经济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是金砖五国和脆弱五国,这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过去被看好的新兴市场经济是否马上引发新一轮的全球危机,要看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的调整力度和魄力了。

   中国当然跟这些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中国经济宏观的基本面比他们稳健得多。在财政的状况好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尽管这几年在四万亿政策下增加很快,它也不过占GDP的50%,甚至还低一点。与印度和巴西等不同,我们长期以来在贸易和资本项目上面都是顺差,也没有赤字。所以宏观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再加上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现在还没开放,所以还有一道防火墙。美国的QE退市其实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要比金砖其他国家、比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要少得多。

   所以,我一再说,如果说我们对新兴市场经济是短期乐观而长期悲观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就应该是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中国经济被看空的很多问题在长期都是有解的。因为中国在结构改革问题上不仅有过去的优良记录,而且中国领导人对推动结构改革的决心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正是金砖国家和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缺少的、最重要的东西。这次新兴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其实再次警示我们,靠需求维持的短期繁荣,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长期现象。那么长期的增长靠什么呢?靠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如果可以靠三驾马车,如果可以靠外部资本的需求力量来推动长期的经济的繁荣,那不就违反了经济规律了吗?

   那就和永动机一样了。

   张军:对啊。如果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增长得快,然后我的收入才能提高而不至于引起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因为你这个收入不是印钞机凭空印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大学,比如说教育部拿到了很多钱,这个钱层层地分到各个学校和教师的口袋里就变成我们的购买力了,我们的购买力就增长了。那我可以到市场去买很多东西,学校要投资扩大规模,教师要购买其他需要的东西。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门总是可以从上面拿到一大笔钱,然后形成购买力去购买东西,那最后一定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可是正常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发生呢?因为我拿到的这个钱,它背后是我也提供了可以交易的别的东西。这些别的东西就增加了这个社会的总的供给。教育和科研也是一样,只是不如制造品那么显而易见。所以我购买力的提高虽然拉动了需求,但是同时我对总供给的贡献也上去了,物价总水平就不一定会涨。但是如果只有钱的增加,看上去名义收入增加了,掉馅饼给了我们,然后分到每个人头上形成购买力,大家去买东西,这个物价一定涨。因为我一只手虽然可以去购买了,可我拿到钱的那只手没有创造任何生产力,不增加社会的供给。因此,不要一说到经济增长,总强调需求的决定作用,其实,长期而言,是生产率的增长创造了需求的增长。我们过去二十年,消费需求保持年均8.7%的增长率,主要就是得益于经济的增长而不是相反。

   如果靠消费或者加工资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那就谁都可以创造经济奇迹了。

   张军:对。所以完全靠需求来拉动的话,那是短暂的繁荣,不会有长远的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的金砖四国,他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宏观基本面之所以比较稳健,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结构改革,就是朱镕基时代做的那些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分税制的改革,比如财政停止向银行的透支,比如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朱镕基其实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资本的项目他不放开。其他的项目慢慢地开放了,人民币可以兑换了,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开,今天看起来这是对的。第二是我们对预算赤字也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朱镕基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通过了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可以向银行借钱融资,这就很大程度上堵住了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口子。还对商业银行实行存贷差的管理,为的是控制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当时这些东西可能被认为太保守,甚至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今天看起来,其实帮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忙,让我们今天的宏观基本面相对比较稳健。现在经济在短期里是出了点问题,其实就是消化前几年靠需求拉动的经济繁荣的后遗症,但是总体上还不至于像其他的金砖四国,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子就下来了。即使2008年以后,地方间接有债务的扩大,通过融资平台产生的债务增加得太快,但是总体上这个比例还是很小。再加上对外资本项目上没有开放,即使有短期的热钱,但没有出现大进大出。这就是我们的防火墙。今天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我也不主张走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道路,金融的超前自由化弊大于利。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喜欢甩大词,比如说中国缺乏创新,美国有苹果,中国没有苹果,但往往没有说明这个创新究竟对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有什么影响?

   张军:我非常不认可这种方式,但也很无奈。所以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宏观的基本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中国经济反而比较悲观呢?我前面说了,多数人注重短期分析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这在国际舆论的层面上比较典型。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或评论家总是说,中国经济现在的债务规模上来了,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过去的投资又那么多,你要把泡沫压住,就得大规模减少投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和概率当然很大。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往往注重长期的分析,更多的是从体制上解读经济,认为中国经济今天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增长方式有问题,太粗放,靠要素驱动,效率不高等等,所以要从(政治)体制上入手改变增长方式。这一套逻辑我觉得也有问题。什么是体制问题?我后来发现,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话语里面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会经常用一个词叫“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我的理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体制问题。

   在我看来,任何的经济都有体制问题,或者说都有结构问题。因为建立一套体制,比如选择一种模式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运转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形成了既得利益者,然后他们就会维护这个体制。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发现慢慢地受到这个体制的伤害了,要改变。当这个体制让更多的人受到利益伤害的时候,就要进行结构改革,就像美国的医改。中国的很多体制改革也是因为这个。但这种改革没那么容易,因为它涉及两类人,有一类人支持,有一类人反对,所以政府在里面要权衡。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超越利益集团的更高的和中立的利益,改革才有决心。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承诺可能比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改革承诺更可信。结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老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结构问题。所以,结构或体制改革应该是永恒的命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看看奥巴马在美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分裂尴尬就知道了。

   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好像就是如此,当年大面积亏损的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但又出现了垄断或者说赚钱太多的问题。

   张军:朱镕基改革的时候,国企是政府的财政包袱,改革以后,新的体制要比原来的体制有效率。但经过十年以后慢慢地发现,央企盈利了,不仅盈利了,而且可能在有些行业出现了暴利。由于它处在上游,带有垄断色彩,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有了暴利以后,它的控制力就越来越强。它的手伸到各个领域,甚至可以在政策上“绑架”政府,可以影响发改委的政策。去年曾报道印度大面积的断电,然后我们的央企就出来说,中国要避免类似的灾难,需要大规模更新我们的输变电网络。这就很容易获得政府的投资和有利于自己部门的产业政策。至于这些投资是否合理,我不去评论。

   这就是典型的国有大企业的问题。国企太大了,挣钱太多了,已经开始影响市场公平,影响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甚至影响我们的产业政策。这又是一个结构问题,新的结构问题,新的体制问题。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有些问题虽然被挂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嘴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构问题。比如国内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把消费占比(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经济体理解为我们的结构问题,也把我们的产业结构里面的高能耗的占比高、技术创新的比重低理解为结构问题,把我们的制造品中的附加值率低,技术创新不够,我们没有出现像微软,像Facebook、苹果这样的公司也理解为结构问题。但其实这些都不是结构问题,更像是我们的潜在的结构红利,structural bonus。这个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你还不到那个阶段。发展的水平决定经济的结构。如果这些问题不存在了,那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为什么我把这些问题反而叫做潜在的结构红利?因为这表明我们的经济结构还有变化的空间,而结构变化是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我们的产业结构里,第三产业比重还不高,制造业里,高技术含量的这部分不高,创新能力不如发达经济体。这些现象不应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正视。哈佛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教授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现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对我们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非常重要。

   我前不久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做了一个报告,讲了中国的消费占比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问题,收到很多与会者的积极评价。一方面我发现官方的消费和投资统计有系统性的偏误,低估了消费,高估了投资,另一方面,消费占比偏低和下降趋势与经济工业化的阶段有关系。其实,日本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四小龙在快速发展的阶段上都经历过消费占比下降和偏低的那个阶段。中国作为高速增长和结构变化迅速的经济体,如果遵循类似的模式和逻辑,不足为怪。

   我们的经济结构继续演进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从大的方面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还要继续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要继续上升,这个过程还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基本结束,而这个时间也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较高的时间。但是,与之前二十年相比,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更低。这不仅仅因为要素的投入增长,特别是劳动力的增长率越来越小,也因为我们的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也必然会慢下来,毕竟我们模仿国外技术的余地在变小。根据我这样对增长方式的解释,很容易推算出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很多年以前,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和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曾经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匡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在进行增长核算时,他们假定了不同的情形。如果未来二十年(他们指的是2005-2025年)中国要保持9%的GDP增长率,并且如果投资率保持在25%-35%之间,那么,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就要求维持在4.8%-4.3%之间。而如果仅保持6%的GDP的增长率,并且投资率也保持在25%-35%之间,那么生产率只要实现平均每年2.2%-2.7%的增长就可以达到。过去我们的生产率每年增长了4%左右,很显然,未来十年生产率要实现3%以下的增长当然并不难。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根据生产率增长的可能区间来推算,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7%—8%之间是有保障的。

   这和林毅夫的观点一样。

   张军:7%—8%是潜在增长率,要实现这个增长率是需要很多条件支持的。在这些条件中,需求当然很重要,但我希望这个需求是生产率的增长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反过来,再靠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能靠兴奋剂维持,因为它不提高我们的生产率。

   那长期增长的能力靠什么维持呢?我个人的看法,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要不断地防止结构问题的出现,也就是说不断地进行结构改革。不断抑制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出现。现在我们遇到的那种新的结构问题,正在对我们的长期增长能力带来影响。现在我们经济里面经常讲到的一些竞争不公的现象,垄断、寻租和大范围的腐败都是结构问题的表现。第二个就是确保实体经济的活力。如何确保资源的分配持续地流向实体经济,2005年以来成了一个我们不再笃定的问题,随着以房地产和金融为代表的资产部门的出现,大大刺激了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制造了经济的短期繁荣,也改变了资源分配的结构。跟新兴市场经济体类似,这些资产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大比例的资本,包括国际资本。但是,你仔细研究会发现,投资和消费增长得很快,可实体经济的生产率没有改善,就业没有扩大,而财富更多流入了资本的手里。房价和物价上去了,但大多数人的收入没有增长那么快。这个问题在美国更严重,最终引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第三个是宏观上要做到稳健。这个是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目前没有做到的。但就这一条,他们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Dani Rodrik教授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Death by Finance,就是死于金融。他分析了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在金融和其他宏观政策上过于不审慎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从现在到未来十年,这三样东西我们都要有,都要解决好。第三条我们历来做得还算不错,也得益于朱镕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尽管2008年以来,我们在审慎的宏观政策上走得远了一些,房地产和金融玩得有点过火,宏观的稳定受到了债务增长过快的冲击,特别是2008年的地方融资平台受到鼓励导致了地方债的过度增长。不过,好的消息是,地方债务的增长已经受到抑制,而且由于财政上还相对比较牢靠,还有外部的防火墙建在那里,所以还不至于产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的严重后果。

   刚才讲的第一条,结构改革,任务艰巨,但希望不小。第二条需要做很多政策的调整。第一条做好了,也有利于第二条的调整。现在我们的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这十年一直低于房地产和银行。最典型的案例应该是温州,温州已经没有人想搞制造业了。如果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不能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这是需要改变的,这个改变不仅仅要从政策上抑制资产投资和投机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借机鼓励产业的升级。

   本来,朱镕基结构改革以后,中国有了十年黄金增长期,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泡沫,大量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都流入了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得很好,出口行业发展得很好,出口行业变成了我所说的领先部门,生产率增长得最快,然后就吸纳内地的劳动力到沿海来,这些人就分享到了增长成果,挣了钱,扩大了消费。这就是典型的生产率增长创造需求的逻辑。但是到了2005年以后,房地产起来了,特别是到了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其实是更加支持了房地产,把房地产再次作为支柱产业来支持。而自从有了房地产的过度繁荣,经济就面临短期繁荣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了。

   但房地产的兴衰也是一个课堂,让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应该看清楚了很多问题。土地供给制度的缺陷也暴露了,金融政策上该如何引导房地产的需求和抑制投机需求也比较清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超常扩张的时代基本上结束。接下来的房地产也就是慢慢地往前走,绝对不可能像十年前那样快速扩张,这不太可能了。这当然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不利的方面是,由于资产部门和部分家庭财富的过快增长,我们现在的物价和工资成本等被抬上去了。而这些成本的上升不是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在这里我要提及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一般来说,应该是可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最快,当然收入增长也最快,然后因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原因,少数领先部门收入的增长终将带动非贸易部门的工资上升和其他成本的上升。

   我顺便说一下,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我发现一个宾馆服务员的工资比我的高好几倍,难道她的生产率比我高这么多倍吗?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高,产生了高工资,并传递到非制造业部门,从而使得像普通服务业的工资也要提高以维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萨缪尔森上世纪五十年代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如何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这个现象的。但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非贸易部门,不是受可贸易部门生产率扩张的推动,而是房地产、金融和其他虚拟部门的过度繁荣抬高了物价和成本的话,那么潜在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反而受到了伤害。我们知道,实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总是大大快于虚拟部门的。这样的话,总体的生产率就要下降,而成本和汇率反而上升。中国现在的经济就差不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的制造业,特别是出口行业的制造业是生产率增长最高的行业,过去是它的扩张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到制造业,然后这些劳动力的收入开始增长。这个时候,成本的上涨是缓慢的。但如果房地产和金融等虚拟部门扩张太快,就会抬高整个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和成本,那制造业成本也就跟着要涨,因为工资要均等化,否则制造业的就业者就不能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按照萨缪尔森-巴拉萨的假说,我们的实际汇率就被大幅升值了。可是这个升值不是因为生产率,而是因为国内的成本高了。无奈的是,这时候你再也回不去了。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境,它的生产率很可能陷于不增长的境地。一旦如此,面对工资上涨的压力,企业的盈利就持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仅要在政策上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防止资产部门的短期过度繁荣,更重要的是借机推动产业的升级,这样才能够把实体经济进一步推进到生产率增长的轨道上去。

   这个是知易行难。

   张军:对。过去做服装你可以出口,现在你不能做了,成本太高了,只能把这些转移出去,但不可能什么都转移出去,从长远着想,你也面临这个产业怎么升级的问题。我认为李克强总理到目前为止的政策在方向和战略上是对的,“克强经济学”稳住了这个局面,把重点放到了长期,希望找到有助于产业升级的机制和政策组合。怎么升级?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也没有那么玄乎。日本和四小龙都有这样过来的经验教训。我的看法是,产业升级不能过分依靠产业政策,还得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要在政策上营造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环境。我最近发表了一篇短文,专门讲了产业升级。我们有很多的成功案例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产业升级的机制从哪里来。在深圳,由于多年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移动终端产业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相当成功。今天深圳提供的移动终端产品已占据全球将近60%的份额,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这当中,供应链管理的专业提供商的出现和外包机制功不可没。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靠的主要都是市场和企业家自己的力量,不是依赖资源整合和产业链的高度一体化。政府的推动往往是干这样的事。当地的企业家告诉我,他们靠的是不断的生产链分解和外包(outsourcing)所聚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巨大推动力。

   说简单一些,他们是尽量不断地把自己可以做的变成自己可以购买的。这就用到市场了,由第三方来做,其实是一个分工专业化的逻辑。在我们很多领域里,升级的潜力巨大。过去的做法过于受到政府的干预,往往走了一体化的道路。政府的做法就是推动企业的一体化,什么东西我都给你,由你统起来,组建更大的公司,而最后能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成本巨大,教训惨痛。

   我觉得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不能一味用过于直接的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上一届政府搞了很多产业的目录,还批准了战略性行业的支持计划,定下来九个,然后分解到各个省市去,总体上都是自上而下推进。这里面市场和企业的色彩太淡。最后定下来的产业能否成功升级,我看政府说了不算,还得由市场来筛选。在这方面,继续向外资和跨国公司开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汽车产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去做汽车产业政策,一定是我们自己搞研发,到现在也未必搞得出来有竞争力的发动机,而且价格弄得很贵。你一开放了外商投资,升级就变得很快。汽车产业升级了,我们才能享受更好品质和更低价格的汽车消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景,说到这儿,不光要依靠改革,还是要依靠开放。由市场选择来确定你的领先部门,然后政府把结构改革做好,房地产跟实体经济平衡好,宏观稳健做好就功不可没了。产业政策上尽量做到中立和中性,要尽量减少直接干预,不要带有太强的扭曲彩色,就会有助于产业的升级。

   一旦未来升级快的部门在生产率上变成领先部门,它们就会通过前向和后向的联系带动更多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这是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可是这样的话,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现在和未来数年在对外关系上到底应该坚持什么原则?

   从舆情上来说,大家都说中国不差钱,因此对外资的兴趣也没以前那么浓。而您的意思是,外资对我们的重要性,还不光是钱本身,而更是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

张军:我们经常讲这个微笑曲线,我们现在是在曲线最下面了。产业升级要往两边走,让那个曲线笑起来。这就涉及外资要把这些区段放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自己关起门来去研发,这个做不到,而且风险特别大。将来研发出来了,如果完全没有竞争力,也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进一步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不是很清楚我们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在论述到这一部分时的一个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那个韬光养晦,其实是跟当时我们需要外资、需要开放的政策是吻合的。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叫马凯硕,一个印度人,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最近一系列在外交上的“强硬表现”可能是要付出等价的代价的。这句话如果放到我这个语境里面来,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个将决定中国未来生产率的长期增长。那么中国就需要一个更加合作的周边关系,包括日本,需要能够跟他们的经济正常往来,互信和对投资的保护能够坚持,目前两国这种紧张关系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非常不利于我们的产业升级。

   三中全会的决定说,全面改革的核心是经济改革。这也意味着,其他的东西都要服务于经济改革。那么,我们的外交政策要不要服务呢? 当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其实就是一种,客观上服务了我们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未来我觉得这个关系依然还是没有改变。

   舆论都爱谈创新,但创新跟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却几乎没有人说。

   张军:与其说创新,还不如说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当然是非常必要,但未必一定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我最近还写了一篇英文的评论,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的。我觉得现在国内对这个的批评也没有到点子上。比如说,很多人讲我们是要素驱动的,所以要批评,说这个模式不好,要转变要素驱动的模式到生产率驱动模式。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对的,什么外延式增长,什么内涵式增长,但你仔细分析,也有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把两个模式,外延和内涵、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对立起来了。

   好像是说,要么你要素驱动,但缺乏效率。要么你效率驱动,你就可以少用要素。我猜测,大家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应该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否定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的影响。苏联解体之后不久的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又捡起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这个陈旧概念来批评东亚经济,特别是新加坡的增长方式。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站出来公开批评了克鲁格曼,认为苏联与东亚的增长模式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基本常识是,东亚基于市场机制的投资分配要比苏联基于计划体制的投资分配有效率得多了。

   因为我自己做生产率研究,我觉得二十年来,全球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生产率的时候,都发现中国的生产率在所有的经济里面增长率是最高的,每年大约4%。你想想看,将来中国的经济生产率的增长,能不能超越4%。我相信不可能超过了。因为你穷的时候,你容易学别人啊,而且效果立竿见影,所以你的增长快啊,简单说来,就是模仿的空间很大。

   到现在三十年过来了,很多能学的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你后面学得越来越慢了。所以4%的生产率增长纪录将来是保不住的,将来可能也只有2%到3%,反正到不了4%了。如果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增长方式,改由生产率驱动,且不说能否就改得了,将来生产率的增长连现在的4%都达不到了,还能不能叫转向了效率驱动型的增长呢?所以这个逻辑上其实是不通的。

   第二个,有些人讲,你看美国的GDP增长里面,效率提高贡献了多少呢?贡献了80%。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可以高达80%甚至更高,但由于其GDP增长率很低,平均仅有2%-3%,所以生产率的增长也不超过2%。现在美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基本在1%左右,即使其贡献份额高达90%,也只推动GDP增长1%多一点。如果我们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要把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在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岂不是要跌到5%以下?那就远远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了。如果我们增长得更慢,当然也就拉长了我们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的时间。

   比如生产率每年增长2%,还要贡献到GDP增长的80%,中国经济增速恐怕是连3%都到不了呀,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崩溃吧?

   张军:我刚才说某些经济学家对我们很多问题的批评都过于简单化,把很多东西都尖锐地对立起来。其实,要素驱动的增长也伴随生产率的增长。日本和东亚经济的经验是,两者可以并存。要素增长对于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特别重要,而且要素增长往往是因为生产率增长得快导致的,这是东亚经济与我们曾经实现超常增长的原因。可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教条看法却是,如果经济的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来驱动,就应该像前苏联那样,生产率就不会改善,只会恶化,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粗放的,就会走向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经济也罢,情况常常相反,资本扩张快的时期,也是生产率的改善记录最好的时候。中国的案例也不例外。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那倒可能是因为生产率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的扩张。所以,中国、日本与东亚超常增长经济体各自的增长历史,看起来并不支持要素扩张与生产率两者必然彼此消长的推论。

   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否认,而且今天的美国当然靠的是创新,美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就是研发创新维持着增长。可是,美国每年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1%吧,也就是说投入不增加,产出每年平均就增长1%,这当然是创新的功劳。但你不要以为,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技术进步,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模仿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实现了更快的生产率提升,每年4%啊。

   美国为什么特别需要创新,因为美国已经没有机会模仿别人了,美国在最前沿,去模仿谁啊?所以每年只能花大量的钱去做研发,然后生产率每年也就增长1%,这个1%的生产率增长拉动了1%几的GDP的增长,因为生产率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80%以上。

   反过来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逻辑。如果我要这样转变增长方式,我就转到研发驱动生产率增长,我放弃4%的技术进步,我只要1%的进步,我GDP能增长多少?更大的悖论在于,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选择依靠模仿的4%技术增长,你如果一定要选择自主创新,反而你需要更多的政府的干预,逆市场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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