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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郑也夫,1950年生,先后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丹佛大学社会学系。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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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知识分子之自觉——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郑也夫 点击:8865次 时间:2011-12-09 16:58:40
今天讲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别人说了我们很多,我要讲的是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在十年前的时候,就是1995年,整理我从1985到1995年的杂文,汇成了一本文集《走出囚徒困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提出过一种分析模式,叫囚徒困境,后来被经济学家接过来发扬,几乎传遍社会科学界。我们社会中的很多问题确实很像囚徒困境。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自己一直处在“囚徒困境”当中,不是说我是刑事犯,而是说在心情上、思想上,似乎被四围的墙壁包围着。因此想用这个书名保留住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那种心情的记忆。
    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那时初中三年级。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在那里当农民,呆了8年半,1977年返城后参加高考。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年轻人一样,不满意成年人或是权威给予我们的生活答案。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荒诞的地方,成问题的地方。但是我们领受到的教导是没有问题,形式大好。我觉得当时的社会已经乱了套了。而媒体上总说“形势大好”,还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当时的年轻人所能感受到的每一个问题,权威们都给出了答案在等着我们,不需要我们问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被一堵堵墙包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在做着用脑袋来撞墙的尝试。进大学时28岁,当时同龄的同学多数有工资,我是以待业的身份考大学的,也有工龄,但是考学后没有工作单位,所以没有工资。大学读了一年半,为了饭票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的补助相当于当时二级工的工资。我清楚地记得,考上研究生以后,读了威廉·詹姆斯的一本书《实用主义》,书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人的需求磨砺着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人的满足伴侍着我们的每一个答案”。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受感动,我想不是每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像我一样。就是说这句话和我特别有缘分,好像是它一直在等着我,等着和我遭遇。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很多困惑,被这句话开导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世界上本来有很多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敏锐的少年。什么时候一个人满意给他的全部答案?他要安息的时候。在他还想往前走的时候,他是不会领受那些答案的。因为那些答案显见是荒诞的。而安分是和年龄有关系的。我们那时是处在一个富于想象的年龄,思维上疯狂的年龄,精神上的狂飙期,不太可能接受前辈的很多答案。我想我们的很多答案你们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们正是这样的年龄。新陈代谢总是一轮一轮地进行着。新一代少年不可能接受父辈教导的一切。他们要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生活的问题做出解答。我从青年时代这样走来,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四人帮时期,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下面我就从分析几条实为诳语的答案,开始我的演讲。
    第一条诳语实在是小小不言的事情。我曾问过一位职业下围棋的人:围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围棋就是围棋。”大家听了不免一乐。他挺聪明的,他知道有陷阱等着呢,他不往里跳。我要说的诳语是什么呢?就是围棋是体育。围棋怎么是体育呢?他是职业棋手,操练了多年,他不想听也一直听到领导把围棋划归体育。当他听到一个学者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警觉了:真是岂有此理,问我这个问题,是个套吧。于是他说:围棋就是围棋。我觉得在他这样回答的时候,已经是在反叛了,他不稀罕重复领导的话语。他不愿意接受给定的答案,我们怎么是搞体育呢?他比聂卫平高明。为什么?聂卫平经常穿运动衣参加比赛,你是要动胳膊还是动腿?愚不可及。衣装有时是身份的提示。我们的领导人为什么后来穿唐装,唐装提醒你是中国人,不要一切场合都跟随洋人。衣装有衣装的效果。你是一个围棋界的大腕、领军人物,你怎么稀里糊涂穿着运动装去了?它对你有实际功能还是符号作用呢?他没有这个孩子聪明。这孩子没有经过理性思考,但是他的感觉好。
    那么反过来问我,围棋是什么?围棋是智育啊。围棋显然是智育,而不是体育。有人可能被流行话语蒙蔽时间较长,会说围棋怎么不是体育?体能不足就发挥不好呀,老聂后来老走昏招就是因为体力不成,围棋不仅斗智,也斗力。我要反问,哪一项智力活动不消耗体力,不以体力为基础?再说,哪一项体育活动不需要智力作基础?没有一点智力能从事体育活动吗?体力活动需要智力作基础,智力活动需要体力作基础。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判断:哪项活动是智力竞赛,哪项是体力竞赛。我相信问题是清楚的,同学们不会和我争论,但可能会问: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不错,这是小事,孟子说了:弈小数也。但这关乎思想方法,如果思想方法出了岔子,会出大问题的。
    我们政治上曾经流行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的题目是“知识分子之自觉”,相当于自问“我是谁”。我充分理解政治领导人提出这一口号时的善意。将知识分子从原来尴尬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给他们更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我充分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勉强了一点。这个答案当时在政治上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答案中的问题将影响我们理解知识分子,为以后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我们甚至今天还在重复这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再重复就滑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工人阶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呢?如此混淆智力工作和体力工作,不是乱套了吗?
    我要分析的第二个答案兼诳语,就是“科学是生产力”。我在科技大学和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有特别的意义了。生产力的主要部分是科学吗?科学的内容都能构成生产力吗?说科学就是生产力有可能会误导一些人。科学和生产力二者不重叠。科学中有很多东西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中也有很多成分不是由科学构成的。甚至科学的主要成分不是生产力,都是有可能的。这个命题对不善于思考的人会造成误导,他们会觉得,不是生产力的科学就不要做了。那样问题就发生了。我们综合大学中的很多学科,成不了生产力。是不是将它们取缔,不要再教了?对生产力而言,可以和科学类比的是技术。构成生产力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中的很多内容构不成生产力。那么是不是说大学里不是生产力的就不要教了。“四人帮”时期曾经批判知识分子的很多研究不实用,脱离生产。举过一些例子,说明你们这些家伙,吃着人民的饭,不为人民做事。比如某老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这对提高牲口的生产力或战斗力有何帮助?其实在科学的领域,近似的例子太多了。这些研究和生产劳动无直接关系,但可以提高我们对动物的认识,他们的直接贡献在学科内,促进学科内的人对该对象的认识。用得着说马尾巴的功能吗?可以捡大个的说。最大就是爱因斯坦了。你问问爱因斯坦,您的相对论怎样造福人类?怎么变成生产力?我不难为你,我不要求今天就有用,我问你:何年何月造福人类?当他打磕巴的时候,立刻追问:你还不明白如何造福人类,就做这项研究了?你有这么好的智力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陈景润是一样的事情。哥德巴赫猜想还未解决,就是解决了,你能告诉我们:它何年何月怎样造福人类?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干?第一辜负了人民对你们的养育。第二辜负了你自己的天赋,产生一个如此高智力的人不容易,这岂不是极大的浪费。
    今天人们几乎将爱因斯坦看作科学的化身,他全身心地投入科学,充分地体现了科学家的素质。爱因斯坦身上能发生这样令人不解的事情说明什么?科学中有相当大的成分是无用之学。暂时没有用处,以后也难说。陈省身先生做过一个演讲,他开篇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欧氏几何里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即空间当中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且只存在着五种正多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正二十面体。在欧几里德提出空间中的这种可能性后,人类在现实中——无论是矿物的结晶还是生命体,从未见过正二十面体,只看见过其他四种正多面体。在欧几里德去世两千年后,人类在自然界中才发现了这样形状的东西。无论它有用没用,总算遇上了。有用成为可能了。大家知道现实中的那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吗?就是SARS病毒。只不过它经变异每个面上长出了冠状的东西。陈省身接着说,多数数学知识当下不能成为生产力。物理学和化学使用的数学知识是一二百年以前的数学成果。有些数学成果一两百年后才变成了生产力,有些已经上千年了,却依然没有变成生产力。起码,它的产生和应用之间有一个时间跨度,而有些数学知识可能永远也转化不成生产力,但它可以服务于学科本身,帮助该学科内其他研究者有所发现,而后者的成果或许将来被用于实践。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化身,当初因为什么研究科学?因为好奇心,并不是因为要为人类造福。如果是后者,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造福人类。他的动机是安置自己的兴趣。这不够高尚吗?这和为人类造福同样高尚。因为人类就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类有巨大的好奇心。人类要解释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科学家就是要代表人们去弄清这些未知的事物。不能人人都去做这事,但是可以将智力最高的人养起来,去做这事情。我们不像其它动物那样仅满足于吃喝,我们还有巨大的好奇心,我们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物种,这正是伟大的体现。我们不是大在个子上,不是大在体重上,而是大在“心上”,我们的野心很大,愿望很大,我们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科学家是我们人类的代表,它岂是在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我们有心无力,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出色人物去帮助我们回答那些未知的事物。
    所以,说“科学是生产力”就轻视了科学中很多无用的东西。而有些无用的东西最后对我们帮助最大。科学不是急功近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这是科学的本质特征。立竿见影的是技术。这个命题本身不够完美,其中的部分如果加强,会把我们带入误区。多年前,我在北大参加一个五四座谈会,一个青年人很愤青地说:我们学校里的很多教学内容太不实用了。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的很多系,比如考古系,还有什么梵文,算一算北大有多少这样的学科,都可以扫地出门。我们要知道那么多祖宗的事情干什么?多一半历史学都可以踢出去了。最后大学能留下多少东西?最后我们的精神世界会变得非常渺小,很可怜了,不能称其为人类了。
    前面我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被别人定义成工人阶级一部分。我们还没说我们是做什么的,外人告诉我们:你们是做生产力的。我们本是给事物定性者,物理学给很多东西定性,甚至给时间定性。我们是搞话语的人,给很多群体、很多事物下定义,结果人家却给我们定性了。这是怎么回事?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古代社会没这个特征。古代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给别的群体定性,像印度的四个种姓。男权社会,女人由男人定性,三从四德。你是什么,要干什么,都是由他人来定性,古代社会少数人给大多数人定性。大多数人是缺乏自我意识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原因,自我意识觉醒了。很多群体不再满足于别人——强势群体、强势性别,给自己定性。我自己没有权利给自己定性吗?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了。很多群体都在觉醒,不同群体有不同特征。工人开始觉醒,以后妇女开始觉醒,青年们开始觉醒。而其中第一个开始觉醒的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能最先觉醒,是因为一个先知点拨了他们,这就是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个绝对的划时代的人物出场了,他告诉工人:你们不是他们规定的某种东西,你们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你们在此一社会制度下受压迫,但你们肩负着使命,要解放全人类,打碎的只是锁链。他唤起了工人们的觉醒。马克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说出了很多真理。马克思站在社会一种趋势、一种走向的最前沿。现在每个群体都在觉醒,不是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晚些时候,妇女开始觉醒了。马克思没有浓墨重彩谈妇女,但妇女肯定受了他的影响。妇女说,数千年来我们在受压迫,一项深重的压迫就是我们的性质要由你们来定。再以后青年出场了。他们说,为什么我爸爸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已经不是无知少年了,我是青年了。不光是我们的性质不由你们定,我们两代人对外界的很多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发型问题,我们的看法都不一样。不要老教导我们,你那套是陈词滥调。这种种对峙都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只有一点不好解释,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直觉醒不了,一直服服帖帖,您说我是这个,我一定记住,好好做,洗心革面。为什么这样?他们不是搞话语的人吗?为什么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一个非常费解的小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来得这样慢?因为当他们即将发育出自我意识的时候,抬头一看,眼前矗立着一个极其高大的解释系统,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在这个解释系统当中,核心词是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能在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都是阶级,而知识分子不是阶级。知识分子看了这个解释系统极其钦佩,返身自顾,自信心荡然无存。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曾经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共产党宣言》的前一部分就是在讴歌资产阶级。以后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边缘人,充其量为别人敲边鼓。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世界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传入中国后,被通俗化为皮毛理论。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口号一宣讲,打掉了知识分子身上最后一点傲气,我们是附属物。马克思以前的历史中,知识阶层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他们高傲,充满自信,因为当时他们执掌着解释世界的钥匙。当遭遇到了一个更强大的解释系统时,他们的自信一下涣散掉了。他们在精神上,在自信心上迟迟翻不过身来。
    我至今承认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是解释社会的各个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系统,但我要说,解释社会和历史,光靠着一个系统是远不完美的,无法充分解释的。它有它的盲区和黑洞。阶级斗争学说知识分子不是阶级,但它没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光打比喻不成,说是毛,什么叫毛啊?阶级斗争解释学说强调了经济和政治,特别是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轻视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功能。说文化无足轻重,行吗?绝对不行。如果这样,我们的大学可以不办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搞文化传承的。文化传承要影响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大学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比政府还要大。政府的功能太大了,但那是当下,长远地看,没有大学大。政府的影响强度大,但时间短。大学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影响整整下一代人。比较而言,阶级斗争的解释系统,不那么重视文化和知识阶层。这是这个解释系统里的盲点和缺陷。我高度尊重这个解释系统。这是近代的、抛开神权后的第一个解释系统。但是同任何解释系统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盲点。
    接下来要谈的是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的两种批判。
    一种批判是,在革命的时代,政治家在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时,认为知识分子不坚定不可靠,总处于犹豫状态。我想为犹豫辩护一下。犹豫怎么来的?它产生于怀疑。怀疑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是科学的特征,科学的本质就是怀疑精神。想得越多,想得越深的人,越容易犹豫。想得少,没有参照系,信息少,往往比较坚定。生物学家做了个实验,把鱼的大脑的一部分切掉,对它的身体没有任何妨碍,这种鱼游走时更坚定,走入一些危险地带时毫不犹豫。我们所受的科学训练,使得我们考虑问题时总要去怀疑前人的解释,寻求比前人更加完美的解答,而完美的解答谈何容易?我们没有皈依一个解释、一个答案。搞科学的人能这么说么,说我经过深入学习皈依牛顿了,皈依爱因斯坦,爱翁会给你一记耳光。他会说,这是对他最大的污蔑,他不是教主。搞科学的人精神处于悬置状态,没有去信奉什么,将自己放在一个未定的状态中,不断思考自己的前提,为“绝对”打上问号,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必要基础,是科学的本质。这种悬置状态是很特殊的状态,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的人希望很多东西都是确定的,愿意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他们不能忍受讨论了半天还没有答案。还有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忍受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不是每段时期都是一样的。同学们的这段时期,是最不愿意接受现成答案的。你们处于智力的狂飚期,疯狂的阶段。这是天赋,多数人青少年时期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有好处。这样经过左顾右盼,经过摇摆,经过思考,拓宽了自己的眼界,自己的认识基础。到了成年,变得比较确定了。可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白过,那段时间为你的智力生活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座。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团,过共产主义生活,离开主流的、等级的社会,很叛逆,到了三十几岁,很多人成了白领,成了律师,循规蹈矩,变得判若两人,你无法相信他们当年去搞公社。这就是人年龄变化的典型例子。多数人都要变的。青年是比较疯狂的,成年时老成了。社会是由青年、成年、老年人所组成的。青年人贡献很大,但青年人也很可怕,特别是当青年人可以支配这个社会时,是很可怕的。青年人看问题很疯狂,很激烈,易于冲动,做起事来有些理想主义,果断、决绝。青年人给世界酿成了很多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不乏优秀青年,有理想且有牺牲精神。最典型的是日本青年军官,他们反腐败,将腐败的老官僚杀掉,暗杀首领等等。起步的时候是什么?是理想主义,是反腐败,是拯救民族。最终给亚洲带来了灾难,给自己民族也带来了灾难。那时候很多老年的政治家不愿那么做。所以社会需要不同年龄的平衡,激进和保守的平衡。
    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作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在大学里,知识分子不被认为是“怪物”,但在车间,在菜市场,他们会被认为“有毛病”。在世俗中他们是怪物。我和一位美籍华裔心理学家交流过这种感受,我们享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只能呆在大学里,我们考虑的问题难与外人道,除了大学里的同仁和学生,外面的人听了我们的问题一定不想说什么了,以为碰到了病人。但学生们听了我们的思考,还挺钦佩老师的观点。你说,我们还能去别的地方吗?其实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些人固守一些观念,还有些人富于怀疑精神,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人,但不能人人都这样。
    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批判是“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一个人不脱离整体的。说我们脱离,你不脱离吗?每个人只知道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事情都不知道。所以给我们扣上“脱离社会”的帽子,我们是不接受的。你也一样。说我们脱离实际事物,脱离工农业生产,可是这种脱离有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接触实际事物的人所不具备的眼光。从事实际事物是有代价的,他们往往眼光很局限。我们正是因为脱离实际事物,而具备了超越实际事物的一种眼光。直接参与实际事物的人容易养成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教育在更大程度上不只是要培养实际操作能力,更是要培养出一种眼光,要帮你获得更多的参照系,要开拓你的想象力。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从事实际工作,因为没有卷入阶级,他们不是一个阶级,所以知识分子才具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所以你谴责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要批判的第三个诳语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在语义上不通,逻辑上混乱,混乱得一塌糊涂。群众不可能是英雄,英雄是群众中出类拔萃的。群众要达到了这个水准,水涨船高,英雄就提升了。大家不可能齐步走。大家都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勇气也不会是一样的。英雄和群众在语义上是对峙的,这话根本不通,说这样的话是有很深的用意的。“文革”中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呼吁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是荒诞的。第一,可不可以只关心自己的活计,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做鞋的,鞋做得很好,怎么样?好鞋匠。有人不满意吗?不满意我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很霸道吗。第二点,是能力问题。要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人会说:我关心的了吗?我有这份能力吗?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不需要人人都去关心的。有人做好本职工作和社会交换,比如做鞋,是好鞋匠,好工人,好人。还要他做什么?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人来操心公共事务,不是他。再往下说,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性格。有人不具备这种性格,他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活,精益求精,做男鞋女鞋各种鞋。术有专攻吗?还有一些人性格上就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智深,人人都能做吗?开玩笑。你有这天赋吗?这既要膂力过人,又是一种性格。一见不平事,血便涌上来,这是天生的英雄。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人人都是鲁智深,这社会就麻烦了。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是一种性格。说是性格,是最深层的道理。所以一定有些人不关心,也一定有些人关心。在人为的分工发生前,就有了自然的分工,有的人安分守己,有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有社会价值的,有价值就应该有报酬,否则这样的人不能存活。英雄的报酬是什么?在原始的、狩猎的社会中英雄天然地有报酬。现在的经济学家帮助人类学家认识,原始社会中英雄的报酬是什么?经济学家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要能够继续,因此就要有激励机制。做英雄有时是吃亏的。比如我们出外打猎,如果打到兔子,可以藏匿着进村,偷着吃掉。打到野猪、老虎,就不能由你独食。为什么?老张家里没有冰箱,肉会腐烂的。第二,别人今天没打到动物,他们手里有梭标,他们和你打招呼时眼光是犀利的,你只好回答:来,你也来一块。老张敢不让人家吃吗?但是老张面临着选择,打大动物有风险,可能受伤害,打到了还要分给别人;也可能打不到,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最终一无所获。那么老张为什么还要去打大动物?在自然的生态里,英雄永远有他存在的土壤,英雄是有报偿的,可以被人们承认,也就是牛逼。人们钦佩的目光让他得意,除此还有实际的东西。我为什么非说牛逼,用别的词汇不行,因为炫耀是从性吸引力开始的,比如雄孔雀的尾巴。而原始社会中的英雄确实可以得到更多的性资源。我打的食物被别人分享了,但是因此我在吸引异性上具有了别人不可匹敌的优势。这种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打大动物,作英雄。如果肉被分食了,异性也躲得远远的,英雄就死绝了。但是社会不会这样。现代社会英雄行为升华了,不是和性一定有关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作英雄。因为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两性共同的青睐,受到关注,有成就感。现在政治运动结束了,没有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具体到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侏儒,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的,不然影响评职称。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动员,天生就有这种人,但是可不可以宣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关心公共事务?这么说也是滑稽的,因为这是一种天赋,一种性格,它们对社会有好处。他去打老虎,去拔刀相助,有什么不好。不然我们这里有个牛二,没人敢管。我们老在左右摇摆,一阵子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阵子又说不要关心公共事务。后一主张可是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觉得不要提倡关心公共事务,反对也大可不必。这种做法不当。其实每个阶层,每个职业中都有关心公益事情的人。知识分子因为学习的东西更多,参照系更多,眼界更宽,从中产生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工人里面有这样的人,真正的工会中的就是这样的人。其他职业也有,而知识分子中应该更多。比如历史学,其中有些人只是考据,也很要紧,没有他们哪里有史学?但是还有另一种角色,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人们怎么治理国家。再比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书叫《国富论》,如果是操心帮助资本家赚钱那不叫经济学,必须是考虑国家致富,这不是公共事务是什么?我所研究的社会学,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些社会问题,公共事务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做了细致的分工,但是他们当中应该有更大比例的人关心公共事务。这对社会是有积极功能的。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不必提倡,也不应反对。这是自然的生态和分工,这是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是社会上通才和专才的分工。在社会走日益向专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特别宝贵的资源。
    最后小结一下讲过的内容。我们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是我们自己。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前身是巫、祝、卜、史,是占卜的,搞宗教活动的,做记录的。当时,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太要紧,他们在打仗前为人占卜似乎没有士兵的长枪厚盾有用,可正是这些人的占卜和记录中,完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当初似乎最无用的东西,产生了最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当时似乎没用的人为后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潜能和方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是专家,另一些人还会关心公共事务,这是性格所致,但是在分工加剧的今天,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更加稀缺和宝贵的人才资源,应该爱护。知识分子群体在进一步分化,甚至他们将终结于专业化。
    十几年前我写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这样一部书,去年才得以出版,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其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大,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管理者,等等,他们的差异甚至高于共性。你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这些职业人。总体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只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知识分子,时下的一些说法激发了我的一点冲动,有感而发,做出以上发言。谢谢大家。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是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一般,您恭维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问: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发挥出费边社那样的影响?
    答:有一些人在这样做。北京的天则研究所似乎是中国最像费边社的。我希望他们坚持按照这个路数走下去。也就是坚持和政府合作,同时保留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做反对派,坚持出好主意,但不是为政府的主张作注脚。费边社的一个观点是,你有一个好想法,对方是可能接受的,不要认定对方保守、反动。当然费边社存在的条件也是很苛刻的。其中很多人是贵族出身,和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条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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