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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张隆溪,四川成都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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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
李学勤先生评议书-张隆溪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隆溪 点击:22507次 时间:2013-09-26 12:52:38
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评议意见书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张隆溪
 
在研究古史、古文字和古文献中,李学勤教授应该是得到学界同行公认很有成就、也很有能力的学者之一。他非常博学,且善于在具体研究中提出带纲领性的大问题,所以对学界影响也极大。例如在古史研究中,他十分强调古代传说的阐释,多次提到前辈学者尹达先生重视古代传说的价值,并以考古新发现的出土文物与古史传说相印证,提出如何利用古代传说认识古史的方法论问题。更具体的例子之一,是他参照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青铜器等器物,重新阐释杨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及有关古蜀国历史和世系的传说,对三星堆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作出解释,认为蜀王蚕丛一系乃黄帝后裔,而后的望帝和开明则是外来的统治者。他又从时间上推算,认为“蚕丛一系三代各数百年就很可能相当夏、商、西周。”[1] 由于中国近数十年有大量重要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古史提供了前人不可能有的条件,这些发现不仅在古代研究的各方面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可能在总体上改变学界对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李学勤教授坚信此点,认为考古新发现可以打破前人的认识局限,乃至提出“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2]
在这里他所谓重写学术史,主要是针对清末以来、尤其是顾颉刚主持的《古史辨》一派疑古思想对理解历史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在历史和考古学界,也许李学勤教授最著名、引起争议也最多的,就是他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两个研究方向。读李学勤讨论考古新发现、释读甲骨文、青铜铭文和简牍帛书的许多文章,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喊出“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一个口号。宋人已经开始对汉儒解经的注疏传统提出疑问,而清代更有发展。近代以来,以实证思想扫除神话传说里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李学勤教授特别指出日本人白鸟库吉著有《尧舜禹抹杀论》,怀疑中国古史中传说的上古三代为真的历史。不过我们必须明确,这和《古史辨》并没有直接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大,尤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使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大为膨胀。在日本学界,本来早有为确立自身特性而极力抹杀其在历史上受中国影响的事实,产生尽量去中国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明治维新之后愈演愈烈,而白鸟库吉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抹杀中国古史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与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可以说毫不相干。顾颉刚疑古辨伪的影响来自胡适,他自己追溯学术上的渊源,也明说是受朱熹等宋儒的影响。提到白鸟库吉而不加辨析,是容易引人误解的。李学勤教授当然也承认疑古辨伪的意义,并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罗网,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3] 但他更明确地指出:“疑古思潮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就是说,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叫做‘东周以上无史’论。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4] 甲骨文和殷墟发掘的考古成果,使商代的历史不再可以怀疑,而商以前夏代和更早的历史,是否可以从考古发现与重新阐释古代文献相结合,得到比较确切的认识,就是李学勤教授主要关切的问题,也是他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虽然这些研究和贡献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普遍赞同,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研究相关问题不可能绕过去的成就。
李学勤教授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主要就希望在学理上奠定基础,研究上古三代的历史,包括传说当中的历史。所以他讨论黄帝和炎帝,认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互相影响、沟通和融会。这个观点恰好与炎黄二帝居处的两个地区一致,看来并不是偶然的。”[5] 他明确地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飘缈的东西。”[6] 他注重炎黄二帝的传说,目的就在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推前,所以他说:“现在看来,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肯定要在商代以前,究竟能推到什么时候,要看今后考古工作同古史研究的进展。”[7] 他讨论《竹书纪年》,也主要因为这“对于研究夏代史仍然是一部极重要的书。”[8] 由此可见,李学勤教授自己对于研究商以前的历史即夏代史,极感兴趣,而极不满于把中国古史历史局限在盘庚迁殷以后商代后期的历史。他后来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并不是出于偶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重大“工程”,1996年5月16日,由高层领导人李铁映、宋健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汇报会,开启了此项工程。李学勤教授担任此工程“首席科学家,”当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此项工程在国内,尤其在国外学界,都引起不少人批评,主要认为作为国家任务,学术与政治掺合在一起,很难分清,于是对学术的独立性产生了若干疑问,而工程得出的结论往往经不住推敲,其成果《夏商周年表》有不少矛盾和问题,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和批评。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学术受到学术之外各种因素的干扰。李学勤教授有一段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溯自己文明传统的起源,自然有更多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否有征可信?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真相究竟如何?只要把考察的视野从夏代再向上延伸一千年,就会接触到社会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9]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李学勤教授参与完成这项国家用大量资金投入的重大“工程”,其动机乃一证明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的意愿,甚至有接触“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这样的愿望,而作为一个学者,这可以说是脱离了学术本身的目的,是不可取的选择,但在古史研究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完全抹杀他的成就。我为他投赞成票。


[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页208。
[2] 同上书,页9。
[3] 同上书,页9。
[4] 同上书,页39。
[5] 同上书,页43。
[6] 同上书,页44。
[7] 同上书,页45。
[8] 同上书,页51。
[9] 李学勤“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页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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