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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罗志田,1952 年生,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攻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兼治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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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清华国学院的独特追求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罗志田 点击:18563次 时间:2013-10-12 20:48:06

 摘 要:北伐前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在文化立场上偏守旧,而学术取向则更趋新,有着与众不同的主动追求。主事者吴宓想办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新式书院,通过培养“正直高明之士”来影响社会。他并无太多口号和宣传,尽可能以静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质的变革。吴宓坚持讲授经史小学为主的“普通国学”与向西学开放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针,以师生必须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触方式挽救新教育体系下的师生疏离,通过分科以教授个人为主来颠覆西式的学科分类。这是一场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后以吴宓辞职黯然结束。

 
  关键词:国学; 书院; 教育改革; 学科分类; 清华国学院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时在金陵神学院读书的朱维之于1927 年观察到:“年来整理国故的空气,弥漫全国,老的少的,莫不以国学为大事。各大学争前恐后地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各杂志也纷纷置国学栏。”
 
  这些争先恐后设立的国学机构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在当时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在“国学”或“国故学”这一名目之下,麇集着各式各样或新或旧的人和机构,他们从文化态度到治学取向,都差异甚大。其中东南大学(包括从南京高师到后来的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东大”)与北大在文化上的对立和竞争,持续甚久。而不同的文化态度,又对其治学取向有着明显的影响。
 
  或可以说,“国学”能够风靡,部分正因其认同模糊。这虽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为国学的努力,却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维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钞写得洛阳纸贵了”。此本胡适等人推动整理国故所致,但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方面与胡适态度不同的陈独秀,稍早就曾质疑“国学是什么”,他的结论是:“‘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对于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学术取向的少壮学人,这样含混糊涂的“国学”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学术认同。然而“国学”的含糊与多歧,乃是当时的常态。也因此,当年或欣然或勉强地接受“国学”这一认同的趋新群体,往往在“国学”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故那时以“国学”命名的机构虽多,其具体的治学取向,却相当不同。除北大和东大的典型歧异外,一般视为偏新的清华国学院(正式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之国学部,以下仍用时人惯用的简称),在文化立场上明显比北大守旧,而其学术取向则似乎更新。
 
  作为整理国故事业的一部分,清华国学院的成立确实得到北大方面尤其胡适的帮助,然这一帮助不宜夸大。其实清华国学院有着较强的“东大色彩”———研究院主任是来自东大的《学衡》主编吴宓,先后任用的助教也常出身东大(如陆维钊、赵万里、浦江清等)。其所聘请的教授、讲师中,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文化态度上大不同于北大诸人,而赵元任和李济则在治学取向上与北大异,陈寅恪更是两方面都不与北大同。故清华国学院的与众不同,特别是其独特的主动追求一面,还略有可述之处。
 
  清华研究院的《章程》,最初大概是教务主任张彭春起草的。 张氏本注重国文和国学基础知识,倾向于《学衡》,这方面与吴宓接近,所以该《章程》大体能得吴之认可。而其定稿,则不仅有吴宓的色彩,且有王国维的参与,不过起草者的痕迹仍在。故《章程》基本是个妥协的产物,其中仍有吴宓不甚同意者,后来也因此而产生问题。大体可以说,吴宓既是清华国学院实际规划的主要设计者,更是其开办前期的主持者,他的见解和主张,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吴宓自己一再强调:清华“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清华研究院之研治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 故像清华研究院那样“讲授国学之机关,在今中国,尚无有见”。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些话显然不是随意所说,在国学研究院的定位方面,吴宓实有其独立的看法。
 
  例如,尽管研究院的《章程》已经明言,清华学校是因为考虑到“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吴宓却利用他在国学院开学日的演说,对研究院的地位予以完全不同的诠释。他在界定“研究院之地位”时非常肯定地说:研究院“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瑏瑠作为国学院的实际主持人,吴宓这种明显不依据《章程》说话和做事的行为,后来导致了国学研究院的危机,最终致使其停办。按吴宓的观察,正是《章程》的最初起草者张彭春一手策划了清华学校的改制,其中的国学院须“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专题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吴宓自己则进而提出,应当确认“清华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故“章程亦宜酌加修改”,明定其“专以国学为范围,故其性质为独立,而并非清华大学院(即毕业院)”。
 
  也就是说,在吴宓的设计里,国学研究院既非过去清华那样的预科,也非清华正在开办的大学本科,又不是类同今日研究生院的毕业院,而是一个不与学位挂钩的独特机构。他恐怕是想办一个类似马一浮后来在四川乐山所办复性书院式的机构,即一个专门招收不计名利的有志之士,不授学位,以培养影响社会的高明人才为宗旨的新式书院。这一点似尚少为人所关注,却很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清华国学院之独特性的隐衷。
 
  所以吴宓申言,清华国学院不仅限于清华本身,而是要“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 研究院治国学的取向,不仅要整理材料以成“历史的综合”,也要“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日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最终还要达到让“中国对于解决全世界之迷乱纷争或可有所贡献”的目标。 而研究院《章程》也主张:国学院培养的学生要能“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这在基本精神上与吴宓的愿望相通,不排除就是吴宓自己加上的内容。就当日的社会现实而言,像这样不考虑学生出路的宗旨显然过于“清高”,愿意接受的青年学生甚少。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从一进校就开始要求取得学位(包括从博士、硕士到学士学位),甚至不惜大幅降低身份,要求享受清华预科生的出国待遇。这使对国学院寄予厚望的吴宓痛感“学生之所志非高”。在后来研究院确定将被撤销时,学生因吴宓未能维护其地位而群起反对,使吴宓非常痛心,他对“今之所谓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问,盖有过于新文化之党徒”,深感失望。
 
  清华国学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且因为是由一个预科式的学校创办大学本科之后的研究院,被不少人视为“畸形”。如钱端升就曾说,“研究院为畸形之发展”,他这一观念甚至被写入后来的校史之中。但创建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机构,虽可能显得不伦不类,却恰是吴宓的目标。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他可以说静悄悄地实行了一场小小的革命。
 
  吴宓等首先以西方模式来给中国的书院方式正名,明言清华国学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同时,“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他特别把“注重个人指导”明确为“研究院性质”的两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相对虚悬的“研究高深学术”)。
 
  梁启超稍后也申论说,“我们研究院的宗旨”,就是不满现代学校中“呆板的教育”,而想要“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他甚至说,“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换言之,梁氏来此教书,是有意要以旧入新,让传统融入现代。这虽未必就能代表其他老师,却是他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他对当时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深表不满,感觉“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故带着“相当抱负而来”清华任教。其抱负即是拿“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他计划以“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要“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尽管梁氏知道“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但他还是希望能“约到多数教员合作”。
 
  早在 1920 年,梁启超等人筹备改造中国公学时,蒋方震就主张“万不可用‘大学’二字”;盖“一挂大学招牌”,就给人以“贩卖货物,授人以学”的印象。若要选择仿效的典范,则日本的“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这一看法在同人中并未形成共识,张东荪就认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 Academic(讲学舍) 不能尽同”。若“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所以他觉得应“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
 
  这次讨论或对梁启超有影响,到 1923 年,他又想借助南开大学创设一个文化学院,整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以贡献于人类。梁氏“确信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故其拟创设的文化学院,就打算“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方式。 清华国学院的创办,使他有了尝试这一设想的机会。
 
  清华国学院在摹仿英国导师制的同时,确有意把传统的教学方式“输入”新的教育体系,而有所革新。一些人眼中视之为“畸形”,乃是把当时仍在引入之中的西方学制视为“正形”。那时在《清华周刊》上非常活跃的张锐便承认:清华的研究院,“照外国的看法,实在是非牛非马”。然而他或不知道,今日所谓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及其相关机构在大学或整个教育中的定位,那时在西方也仍在发展之中(欧陆较成熟,而英美尚不完善)。所以,一些人心目中的“正形”,其实尚未定形。不过张锐也提出,中国人不必一行一言都要惟外国人马首是瞻,“就是我们缺乏创造的勇气,我们本国历史上的书院制,也不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吧”?他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受到梁启超试图创设文化学院的启发。
 
  在民初尊西崇新的流风盛行之时,也只有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趋新者和一些留学生,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吴宓非常不喜欢的胡适,却是他真正的知音。胡适在 1922 年就提出,要“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才“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次年他在东南大学演讲,进而强调“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而清末改革把书院废弃,“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有意思的是,与吴宓用英国导师制来为书院正名相类,胡适也特别强调传统书院方式“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他在演讲中四次提到道尔顿制与书院的类似,其中开头结尾两次更是直接以道尔顿制为他“不得不讲这书院制度”正名。胡适并说,“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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