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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张三夕,男,1953年9月生于武汉。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社会科学应用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生指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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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评议书-张三夕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三夕 点击:21225次 时间:2013-09-26 12:52:15
李学勤学术成就评议意见书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三夕
 
 
自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起,李学勤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来,他在汉语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先秦史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勤奋耕耘,取得了杰出成绩。他曾经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或“中国古代研究”这一“特殊的学科”。(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截止2012年,他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余部,其间虽不无重复之处(如《走出疑古时代》中第一篇第一节谈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中第二讲的部分内容重复,此文又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与《失落的文明》第三十七至四十三则基本重复;又如《中国古代文明十讲》一书里重复提丹尼尔、克拉克洪有关“文明”要素的观点,分别见第35、84、90页),但仍可见出其学术研究的旺盛活力,这些学术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学术影响。
在汉语古文字研究方面,按李先生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常常被划分为四个分支: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研究与简帛研究(参看其《古文字学的四个分支》,收入《失落的文明》)。李学勤先生在这四个分支学科里均有自己的建树。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李先生就对甲骨文“很有热情”,当时年少的他认为,“符号逻辑与甲骨文有共同点,即神秘难懂,所以很有吸引力”(《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自序》,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他参与了殷墟发掘的甲骨文的缀合、整理工作,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提出殷墟甲骨的“非王卜辞”说,并就历组卜辞等问题提出两系九组的新分期法。他还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甲骨学研究的种属、形制、整治及文字识读等方面多有创获。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至文革期间,因参加修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得以对青铜器著录与出土材料进行整理。他注意到,青铜器研究不能过分偏重铭文,还要考察形制、纹饰、功能、组合、工艺技术等问题,特别是纹饰,堪称青铜器的“语言”。1980年代是李先生发表青铜器研究成果的一个相对集中期,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收录了43篇论文,该书《后记(二)》还附了另外13篇论文的目录。后来他在国外及港台地区访问时考察当地收藏的青铜器,又写了许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这两部著作集中反映出李先生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贡献。
李先生自1974年以后关注于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他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参与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医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他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进行探索。后来他又投身于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战国简的研究。在对大量简帛实物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简帛文字的研究对中国古文字学是有很高价值的”(《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并积极推动战国文字学的学科发展。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是与他重视考古学分不开的。因为,他意识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失落的文明·序》,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是最明显的”(《古文字学与相邻学科》,见上书第11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先生的学术起点是考古学。1952年他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墟文字缀合》,开始其学术生涯。他运用考古学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来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可谓驾轻就熟。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殷墟发掘的考古学报告,帮助他纠正过去支持“文武丁卜辞”说的错误。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得益于他有机缘在海内外许多地方近距离实地考察出土文物。李先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还表现在他具有一种世界眼光,善于对中外考古学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点从《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得以窥见。尽管这种博大的世界眼光,是从中国现代考古学前辈李济、夏鼐等先生那里继承而来,但李学勤的比较考古学也有自己的见识,他把比较考古学的范围划分为由近及远的五个层次,从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扩展为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参看《比较考古学随笔·引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商代通往东南亚的道路》诸文,很好地展现了李先生比较考古学的世界眼光。
在李先生的学术版图里,与汉语古文字研究、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古典文献学研究。他赞同饶宗颐先生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拓展为“三重证据法”: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同时强调“研究古文字一定不能放弃文献方面的功夫”(《理论·材料·眼界》,见《失落的文明》)。在古典文献专书整理与研究方面,他早年参加过方以智《东西均》的审校加注工作(点校本《东西均》,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来写过《周易经传溯源》的专著(长春出版社1992 年版,修订本改为《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李先生对一些先秦典籍的文献学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如孔子与《易》及《春秋》的关系,《老子》的年代、《管子·心术》等篇的学派属性、《鹖冠子》真伪等。《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集中收录了李先生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成果。李先生研究古典文献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有出土文献的参照,1986年,他根据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显存古书相比较,概括出古书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的十种情况(《对古书的反思》,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现在看来,仍然是精到的。
 李先生对先秦史的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早年研究过殷商的地理问题(见《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后来集中在文明问题上,其中《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一书表明,他把考古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看作是广义的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重建已被湮没遗忘的古代历史”,因此,他关心的问题是“怎样将考古学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知识结合起来”(见该书《1984年版序言》)。这部著作在李先生学术著作中“结构性”或“体系性”最完整(李先生多数著作是由短小的论文结集而成),不仅翻译成英文与日文,还在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增订本,补充了“新发现与新研究”一章,在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补充了“跨世纪的进展”,把对新材料的补充拓展到2007年。由此可见,李先生是一位极其注重新材料的先秦史专家。由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虽然是集体成果,但“李学勤教授从总体构架方面,贡献了指导性的意见”(见该书王宇信《后记》)。
李先生研究先秦史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成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这项工程带有“政府行为”的意味(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但其追求的总目标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李先生虽然是首席科学家,但参与这项工程的专家多达200余位,我们不能把这项工程的结题报告书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视为李先生的个人成果。这项重大工程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我们对其中涉及的天文学、天体力学、核物理与化学(测年技术)等,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过,我们对李先生在领导这项工程中所形成的个人著作如《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还是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李先生指出:“世界上曾经有一些人,处于不同的动机,宣传中国文明的外来说,竭力贬低甚至否定中国文明的历史成就”(《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任务》,见《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1999年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正本清源的现实意义。
李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正本清源的学术思考还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走出疑古时代》本来是李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用作一本著作的书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于这个提法是直接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所以它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李先生一方面认为“晚清以来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走出疑古时代》,第9页)李先生既肯定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提出层累的造成古史观,有三点进步作用,即进一步打破了“古代就是黄金时代”的传统观点,对几乎所有的古代文献进行重新审查,对传统的古代观进行大扫荡,有利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同时,又批评“古史辨派在疑古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对古代的否定常常过头,对一些本来不应怀疑、不该否定的内容也加以怀疑和否定,结果在辨伪上造成了不少甚至说是很多的冤假错案。而如果对古书和古代全部加以否定,那么古代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中国古代也没有什么历史、学术,中国也没有什么传统文化了。如胡适就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5至6页,又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我们认为,李先生对晚清至现代“疑古”思潮的反思和批判意义重大,他不仅通过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来为很多古书的“冤假错案”平反,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走出疑古时代”来重写中国学术史。今天看来,古史辨派的疑古不仅经不起考古发掘的历史事实的检验,更在于这样一种理论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或定势走向极端,就会导致民族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导致中国历史文化的“无根”状态。这绝对应该引起我们的深谋远虑。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想学术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代表李学勤的一种理论创新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创新还是太薄弱,它只是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实用性很强,并没有展开逻辑严密的正面论述,没有形成理论著作,难以产生深远的理论力量。李先生是学哲学的出身,金岳霖先生的弟子,1960年代曾跟随侯外庐先生参与《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工作,应该说他有良好的理论思想的素质。但是,由于他长期专注于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年代学等学术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导致他的学术成果多以短小的论文见长,其理论视野基本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李先生得天独厚地面对近年出现的如此丰富的新材料,却没有对“走出疑古时代”后的“释古时代”提出自己新的理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有所遗憾。
纵观李学勤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我赞同其荣获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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