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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李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 教学: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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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说鼎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零 点击:9014次 时间:2014-01-13 17:39:59

 9月27日,河南省博物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内近20家文博单位在河南省博物院举办了一个“鼎盛中国——中国鼎文化展”。这个展览本来是为了向中共十八大献礼,没赶上。筹办过程中,我受邀参加展览大纲的审定,在北京大学开过会。我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简到不能再短,这里展开说几句,讲一点感想。

   中国最大的四个鼎,大名鼎鼎。

   商代:司母戊大鼎,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把它挖出来,因为怕日本人抢,埋在地下,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又挖出来。抗战胜利是大喜事。1946年,当地驻军把大鼎运到南京,准备给蒋介石当寿礼。1947年是他六十大寿。蒋介石批示,交中央博物院,即南京博物院的前身。1948年,大鼎在南京展出,蒋介石跟这个大鼎合过影,但一年后,时移世易,天下鼎革,蒋介石走了,大鼎仍留在南京。1959年,大鼎从南京博物院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叫中国国家博物馆),放在新首都。这事很有象征意义。司母戊,有人读后母戊,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件大鼎还是该叫司母戊大鼎。司母就是司母,不必读后母。

   西周:淳化大鼎,高122厘米,重226公斤,1979年陕西淳化史家原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大鼎,耳朵特别长,因此在西周大鼎中,个头最高,过去认为是西周最大的鼎。但2005年,国家文物局从香港买回一件子龙鼎,个头也不小。此器传说是上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出土后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旧藏日本,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高103厘米,没有淳化大鼎高,但重230公斤,超过淳化大鼎。

   东周:铸客大鼎,高113厘米,重400公斤,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大墓(现属长丰县)出土,安徽省博物馆收藏,高度不及淳化大鼎,但重量超过淳化大鼎和子龙鼎,仅次于司母戊大鼎。战国末年,楚国行将灭亡,楚王还做这么大的鼎,耐人寻味。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在省委书记曾希圣陪同下,他看过这件大鼎,也留下一张照片。这件大鼎,确实惊人,当时他说,“里面能煮一头牛”。

   鼎是个吃饭家伙,是从吃饭家伙演变成的一种高级礼器。

   鼎是王者之器,至尊至贵,但原来却是普普通通的东西。人类的吃饭家伙,不外锅碗瓢盆,这类东西自古就有。新石器时代就有陶鼎。青铜鼎只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吃饭家伙。三代是青铜时代。我们的祖先,喜欢用青铜做吃饭家伙,做工非常讲究,就像欧洲人喜欢用银制餐具一样。

   当年,我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当地老乡有句话,很有意思,“请客吃饭是个礼,锅中没下你的米”。我在老家那阵儿,一到晌午了,村上的人就纥蹴(意思是蹲)在路边,端着大碗,稀里呼噜。你从路上过,他们会热情地问,吃了没哪?吃上些俺的饭吧。我呢,必须左顾右盼,一路回答,吃哇吃哇。这一问一答,只是客套。礼是个象征,是个符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送礼,礼物往往是吃喝。孔子49岁那年,阳货请他出山,不是提个点心匣子,而是抱个小乳猪,孔子躲着不见,但人家送礼,出于礼貌,他得回拜。他想瞅他不在,门口通报一声,留个姓名也就得了,不想在路上撞个正着。阳货说,你再不从政,可就晚了。孔子拗不过,只好说,好好,我会出来做官(《论语?阳货》)。

   俗话说,当官不打送礼的,礼多人不怪。在礼物面前,大家总是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半推半就一番,最后还是收下了。

   拉拉扯扯的风气跟礼物分不开。

   中国最重要的礼是跟吃饭有关的礼。

   礼是社交手段。吃饭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我们中国,吃饭跟礼仪有不解之缘。鄉即饗的本字,字象两个人,面对面跪坐,中间搁个簋,在一块吃饭。

   吃饭是一种交流。不光人与人交流,要靠吃喝,跟神鬼交流,也靠吃喝。人吃饭,神鬼也吃。神鬼吃饭,只是闻闻它的气,古人叫“歆享”。

   古代礼仪有乡饮酒礼,一块吃饭的人都是老乡(乡党、乡亲)。六乡之长曰卿。卿大夫的卿字与鄉字本来是同一字。卿者,古之乡长之谓也。

   中国的青铜礼器分四大类,都跟吃喝有关。

   第一类是鼎、鬲,属于吃肉的家伙。鼎的功能是煮肉,相当炖肉的大锅。鬲是用来放肉羹、肉酱,不是白煮白切的肉,而是七滋八味,放进各种佐料和菜。这一类,鼎最基本。个头最大的鼎可以煮半扇的牛、羊、猪。

   第二类是甗、簋、瑚、盨,属于吃饭的家伙。甗的功能是蒸饭,其他是用来盛饭。这一类,簋最基本。台湾故宫办过一个青铜簋展览,他们嫌读音不吉利(簋与鬼同音),改称粢盛器展览。

   第三类是尊、罍、壶、卣、觚、觶、爵、角,属于喝酒的家伙。有些用来盛酒,有些用来喝酒。这一类,壶最基本。酒是饮料。人类最基本的饮料是水。古人把水叫玄酒。

   第四类是盘、匜、盉、鑒,属于盥洗用具。这一类,盘、匜最基本。古人吃饭前,要洗手、洗脸。匜是水舀子,用来浇水。盘在手下,用来承水。盉是水壶,也可以浇水。鉴是洗脸盆。

   肉食的重要性。

   鼎和肉有关。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人,现在说法变了,改成吃肉创造人。肉和大脑进化有关。

   动物有食肉、食草之分。人也有。上世纪80年代,有人抱怨说,中国文明太落后,原因是吃粮食太多,吃肉太少,好像咱们跟兔子一样。所以闹到后来,有人说我们要当狼,要当海上的狼(海上哪有狼?海上的狼是帝国主义)。

   鼎是吃肉的家伙,在礼器当中排第一。中国古代,只有贵族才配吃肉。大家都说,吃肉才聪明。

   但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山西人爱吃面。

   山西人爱吃面,五谷杂粮,各种各样的面,白面、玉米面、高粱面、莜面、荞麦面、豆面,甚至榆皮面(当粘合剂),菜吃得少,肉也吃得少。吃面,不能没有醋。人家晋北,挨着牧区,自古就是农牧过渡带。他们喜欢养羊,喜欢吃羊肉。咱们这里不太一样。我们爱吃面,但不怎么吃羊肉。过去,吃肉不容易。我在老家那阵儿,养口猪,卖了;喂个鸡,也卖了;鸡下了蛋,拿到供销社换针线,什么也舍不得吃。鱼鳖虾蟹,水库里都成了精,人又不敢吃。他们说,那可léngshēng了(那读wài。léngshēng,指一看之下,心里发毛,有生理反应)。过去,温饱解决不了,吃饭最重要,吃肉喝酒很奢侈。但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是咥上碗面(“咥”音dīe,意思是吃)最好。

   现在的饭局,日怪的很,只喝酒,不吃菜,或只吃菜,不吃饭。人,好像屁股上安着弹簧,根本坐不住,不是围着桌子转圈有如圆舞曲,就是一个家接一个家(山西人管屋子、房间叫“家”),瞎纥窜,根本吃不成个安生饭。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吃饱肚子,离不开吃饭。现在的人,饭不吃,菜不想,光往肚里灌白酒,这叫舍本逐末,忘记了吃饭的重要性。

   礼贵简。

   古代,大家有个印象,儒家喜欢讲老礼儿。大家给儒家定位,是“繁礼君子”。其实孔子重礼,他重的是简。关于吃饭,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意思是米要舂得尽量精,肉要切得尽量细,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厌”就是“不厌其烦”的“不厌”,不烦改读。脍炙人口,脍是生鱼,炙是烤肉,一生一熟,最好吃。这两样都是比较原始的吃法。中国后来的美食,煎炒烹炸,几两几钱,选材配料简直跟抓药似的,有人考证,是明清以来才大行其道,放辣椒也晚得很,孔子根本见不着。

   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我不认为,外国什么都好,但礼是外国的好。他们不光比我们守秩序,讲礼貌,懂得尊重人,就是吃喝也有人家的优点。他们的饭菜太简单,不是生菜、水果,就是烤肉、奶品,中国人吃不惯,但好处是原生态,古风犹存。他们的饭桌不像咱们,中间有个“懒苏珊”(lazy Suzan)。“懒苏珊”是什么?我一说,你们就明白,就是大圆桌上摆个转盘。据说,这是咱们海外侨胞的一大发明。我们的席,总是七碟子八碗,不转够不着。这样吃饭,最容易超量,七滋八味,互相打架,肚子里闹得慌。西餐,一人一个盘子,自己吃自己的,中国人觉得别扭,其实很健康。胡耀邦提倡分餐制,我很赞同。

   人的胃,几乎都有幽门螺杆菌,混吃容易传染。有两个澳大利亚人发明一种药,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从此胃溃疡不用切胃。他们中的一位作客中央电视台。他开玩笑说,他应该得的是经济学奖。

   古代吃饭,有音乐助兴。

   古代,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但天子一天吃四顿饭。

   钟鸣鼎食之家,除了吃饭家伙,还有青铜乐器。

   现在吃饭,喜欢划拳行令,不是吵,就是闹,还有专门陪酒劝酒的,又唱又跳,美女帅哥,打情骂俏,满嘴荤段子。

   《论语?微子》提到四个乐官,大师挚、亚饭干、三饭缭、四饭缺,四种乐官负责给四顿饭伴奏。外国吃饭,也有唱歌、弹琴的,但不像咱们这么闹。

   西周对喝酒有限制,喝酒要合于礼。

   商代亡国,周人历数其罪行,有些可能是夸大。但商人酗酒,肯定没错。《尚书》和西周金文都这么讲,反复告诫后人。

   孔子推崇周礼,包括喝酒的礼。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酒,喝多少,虽然没有数量规定,每个人的酒量不一样,但有一条红线摆在哪里,就是你别喝到“乱”,借酒撒疯,丢人现眼。现在倒好,喝不到胡言乱语、上吐下泻、手脚抽筋,不叫喝好。

   西周的美酒叫矩鬯,不是茅台、五粮液,不是汾酒、竹叶青。古代的酒是糜子酒,所谓矩鬯,是用黑壳的软糜子酿造,加了种香料,名叫郁金(中药铺里有,跟郁金香无关),不是现在的白酒。古人喝酒,都是三杯两盏淡酒,温热了,慢慢喝。高兴了,浮一大白,不是喝一大碗白酒,只是说杯子大点儿,酒还是米酒。

   鼎不仅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古人有九鼎传说,传说是大禹铸造。九个鼎代表九州。文武克商,周公营建洛邑,据说就是定鼎于洛阳王城。那里至今有定鼎路。九个鼎一摆,就把整个国家都镇住了。这批鼎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大家有各种猜测,越说越神。楚王问鼎中原,九鼎对它很神秘。出土发现,楚国的鼎很大,一摆一大排,所谓升鼎,其实是学西周中期的鼎。

   周亡,九鼎不知所终。秦代、汉代,大家找呀找,谁也没找着,据说有一件掉在了泗水里。汉画像石上经常有“泗水捞鼎图”,可以反映大家的想象。人们甚至相信,掉在水里的鼎会逆流而上,不定在哪儿出现。有一回,古代的汾阴,也就是山西万荣县的后土祠(原来是魏国的墓地),河水冲刷河岸,滚出一个大鼎,汉武帝说是祥瑞,把年号都改了,叫元鼎元年(前116年)。

   王莽喜欢复古。西安博物院的展柜里有2007年西安市张家堡新莽墓出土的九鼎,包括铜鼎五,陶鼎四。现在也有复古风,到处铸大鼎,比王莽那阵儿还热闹。

   《周易》有革、鼎二卦。

革是革除,把原有秩序推翻,改地换天,重建合法性。什么叫合法性?古人说,老天承认谁合法,谁就合法,这叫受命于天,就像美国总统登基,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国)。天命是古人所谓的合法性。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把命运从对方手里夺过来,攥在自己手心里。

 《易传》说:“天地革而万物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彖辞)日本人用“革命”这个词翻译西方的revolution,非常贴切。阿伦特考证,revolution这个词,原指天体运行,循环往复(《论革命》),很有“天地革而万物成”的味道。它跟“造反”(rebellion)有关,但又不太一样。造反是不成功的革命,革命是成功的造反。古人说得好,革命的要义是“顺天应人”,上合天道,下合人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顺乎时代潮流,合乎人心向背。表面是逆,其实是顺。

   鼎卦和革卦是一对,含义正好相反。鼎可训定,有安定、稳定之义。鼎有三条腿。三足鼎立,从力学角度讲,最稳定。革是破旧,鼎是立新。革命不是为颠覆而颠覆,而是要建立新秩序,把社会稳定下来。社会也有三条腿,经济、政治、思想,一样不能少。鼎卦初六至九四讲“鼎颠趾”、“鼎耳革,其行塞”、“鼎折足,覆公餗”,不但鼎腿朝天(俗语把头足倒立叫“拿大鼎”),把鼎里盛的肉块肉汤(“鼎实”)扣一地,而且鼎耳掉了,鼎腿折了,想搬搬不动,想挪挪不开,怎么办?第一,你得把它重新扶正,让它三条腿着地,稳稳当当,立在地上;第二,你得把弄坏的地方重新修理一下,换上“黄耳金铉”或“玉铉”,能够用杠子穿鼎耳,随时搬动它。

   总之,革故是为了鼎新。

   毛泽东帮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国靠皇帝统治,统治了两千多年,老百姓习惯了,根本无法想象,皇帝不在,生活会怎么样。民国初年,脑筋急转弯,很多人转不过来。他们寻思,皇帝没了,这还得了,那不天下大乱了吗。您还别说,民国时期,真是天下大乱。“走向共和”在中国是什么意思?“民主自由”在中国是什么意思?人们看到的是国家分裂、军阀割据、党派林立,谁都靠枪杆子说话,有枪才有发言权。比如咱们山西就是由国民党的老同志阎锡山割据。

   于是,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说的革命,主要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现在,大家怕谈革命,主要是怕法国革命,怕俄国革命,怕暴力革命,怕共产党革命。他们说,革命还是英国的好,不流血;美国革命更好,纯自由。其实,“自由”(liberty)和“解放”(liberation)本来是同源词。不解放,哪来的自由。英国神话,我就不说了。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求民族独立,南北战争,求国家统一,不正是以这两条立国吗?如果他们不摆脱英国统治,不统一南北方,不解放黑奴,不打仗,不流血,哪有今天。

   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蒋介石一辈子都想统一中国,但除江、浙、皖、赣,一直统一不了。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最后,还是毛泽东帮他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的割据势力,非叛即降,不叛不降者,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马步芳、马鸿逵等等,全都去了台湾,从此没有军队。民国的问题,至此才有了局。大陆是大一统,台湾是小一统。躲进小岛成一统。

   蒋介石的献鼎闹剧。

   1943年,借抗战的东风,中国终于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值得庆祝,但怎么庆祝是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如日中天,大家对他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1944年,借这个势,朱家骅(国民党的组织部长)给蒋介石拍马屁,导演了一出献九鼎的闹剧。鼎是金石学家马衡设计,铭文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刘起釪起草,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者。蒋介石初闻窃喜,但不明确表态。不表态就是默许,默许就一定有人拍。这个道理,大家都熟悉。

   有人批评说,九鼎是王权象征,难道蒋介石要学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就是有一帮人劝进。

   有人批评说,顾颉刚,你不是说大禹是虫不是人,怎么又把传说当信史。

   当时,中国还在抗战中,如此靡费公帑,于心何忍,幸亏有人敢说话。

   蒋介石终于大怒,斥之为无耻。

   历史教训,不要忘记。

   中国现代史,党是关键词。

   党,甭管一党、两党,还是多党,都是现代政治的产物,跟皇权专制无关。中国历史上只有“乡党”、“朋党”,没有这种党。清代有“会党”,朝廷说,那是“乱党”。革命党,甭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从王朝正统看,都是“乱党”。但中国的“乱”,没有“党”还治不了。

   1924年,孙中山跟蒋介石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致蒋介石函五件》)中国革命的老师是苏联,国共两党都曾师事之。

   苏联,吹党拍党—吃党喝党—亡党灭党。这是大家谁都知道的三步曲。吹党拍党才能吃党喝党。等把党吃光喝尽,还是这拨人,干脆挖个坑,把党埋了,摇身一变,照样代表“先进”——国未因此强,民未因此富,好处全让他们捞走了。咱们山西话怎么说?就剩丝些些了,sāgā了吧(意思是就剩一点点了,干脆吃光了吧)。

   殷鉴不远,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墨吏花革命”吗?

   我说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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