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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李零,1985年至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方向 教学:简帛文献与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左传》,中国古代文明史,海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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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孔子的遗产: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零 点击:5355次 时间:2017-02-25 20:07:05

  

后人说,《论语》有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救中国,而且救世界。神圣化的孔子和道德化的政治,是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

   

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吗?

   孔子最神气,是宋以来。

   赵匡胤是丘八,朱元璋是农民,元代和清代,都是以骑射夺天下的异族王朝。“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们比以前的帝王更明白。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赵普,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他是以“半部佐太祖(宋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宋太宗)致太平”,二十篇,全能派上用场。据说,普平生只读一本书,就是《论语》。他是马上学,马上用,24小时内,立刻见效(“次日临政,处决如流”)。

   洪业,小时候读《论语》,也碰到过这一传说。他说:家塾老师教我开始读《论语》,大约在我十岁左右。当时老师说:“这是了不得的好书。宋初的宰相赵普用了半部治天下。”我觉得很兴奋;没有几个月,全部《论语》,竟能背诵。稚年自豪的思想:赵普才得半部,而我有其全;一匡天下,敢不勉乎!

   但是,此说见于南宋中叶的《乐菴语录》,上距赵普200年,更早的线索,似乎没有;洪业考证,“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后人的传说。他说,此说就像小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和编造,根本不可信。 [2]

   《论语》是部杂乱无章的书,赵普怎么用半部定天下,半部治天下?谁也不知道?原书也没法按用途一分两半。但很多人还是乐于相信,《论语》一书,肯定可以治天下。

   崔述,顾颉刚推崇的崔东壁先生,他就说过:

   孔子答门弟子问政多矣。而答仲弓之语(《子路》13.2),最为精要。……昔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果能熟读此章而力行之,即为宰相,亦绰乎有余裕;岂待半部也哉?(《论语余说》) [3]

   洪业虽绝不相信,赵普说过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但《论语》可以治天下,他却深信不疑。他相信,夫子之言,哪怕一章一节,一字一句,也足以治天下。他举《论语》的许多名言佳句为例,说光是一个“信”字,已经足够。 [4]

   宋以来,学者好疑古书,但疑心最重的学者,对这类效果却深信不疑,因为什么都可怀疑,圣人是不能怀疑的。

   孔子的神圣受到挑战,是到了“五四”运动。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胡适,他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公允:我们要废黜的只是孔子的神圣性,恢复的反而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 [5]《古史辨》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他连圣人(孔子)的圣人(三皇五帝、尧舜禹)都敢怀疑。

   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一次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天风扑面,风从海上来。

   我在北大讲《论语》,讲完最后一课,问学生,“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相信这个说法吗?如果相信,请具体告诉我,你怎么用《论语》治天下——用哪些话,怎么治,治什么?当然,假设前提,是他已经当了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答不出。只有一个学生说,我爸爸从小跟我讲,夫子之言不可违。

   有人说(当然是知识分子),他最想生活在宋代。

   我想,他说的宋代,肯定是东挑一块儿,西挑一块儿;上挑一段儿,下挑一段儿——没有宋江、方腊,没有辽、金、西夏。

   苏东坡,只看他游山玩水,做诗文。

   宋徽宗,只看他写字画画,玩古董。

   当时的天下怎么样?一部宋史有分教,不用我来多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都是老故事。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小红书,人人背。它的万能,大家都领教过,当年是绝无异辞。

   用《论语》代替《语录》,有意义吗? [6]

   治天下是谁的事?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8.14)。你又不是宰相。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操萝卜淡操心。

   文雅的说法是“干卿底事”,不文雅的说法是“关你屁事”。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鲁迅说,如果翻成现代话,除了“摩登圣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词。“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死后,总是被人当作“敲门砖”。 [7]

   活孔子是乌托邦,死孔子是意识形态。

   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不理想。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古代的理想主义,往往是复古主义,道理很简单。古代虽为过去,毕竟有文献记载和故老传闻,实实在在;将来是什么玩意儿,虚无飘渺。古人才不会“相信未来”。更何况,他们都是循环论者,古往今来,治乱盛衰,有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一轮接一轮。冬天太冷,人们会怀念夏天,很自然。生于东周季世的他,一心要回到西周盛世,也顺理成章。

   先秦诸子,是持不同政见者。共同点,只在不满现实。当时是乱世,谁都批,批是绝对有理。

   批判现实,古代是利器,当时的诸子,几乎都用它,谁都以古非今。

   以古非今,古是什么古?不是远古是近古。

   孔子的“古”分两层,大同社会是一层,小康社会是一层。唐虞盛世,过于遥远,他夸归夸,并不追;夏、商、周,三挑一,他从周,也不是越古越好。他所从的周,不是东周是西周;西周,不是晚期是早期。他生于鲁,长于鲁,谁都说,周礼尽在于斯。他做的是“周公之梦”。

   可惜,这个理想是幻想,从来就没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孔子的现实目标,是挽救东周。

   但这个世界,上下陵替,叛变成风:诸侯执天子之命,卿大夫执诸侯之命,陪臣执卿大夫之命,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怎么救?

   他的原则是:天子和诸侯,我尊天子;公室和大夫,我尊公室,顾头不顾腚。

   理想主义者的脑瓜,总是善恶分明。然而困境在于,如果举世浑浊,并没光明黑暗可以对着干,你将做何选择?比如鲁国,周礼最多,但当时的上流君子,谁都很无礼:鲁公是大坏蛋,三桓是中坏蛋,阳货是小坏蛋,你该跟谁对着干?

   他这一生,到处奔波,鲁国不行奔卫国,卫国不行奔陈国,楚国他也去过,全都令他失望。

   如果放弃选择,只能当隐士,他又不肯。

   周公之梦是乌托邦,浮海居夷是赌气话。

   

孔子的因祸得福

   校园里有句名言:学生是靠老师出名,老师是靠学生出名,但归根结底,是老师靠学生出名。

   孔子的时来运转,就是先例。

   孔子死后,学生很出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 [8]知识分子,全都朝从政的大道狂奔。这条道,是他老人家指出,后人趋之若骛。

   从政提高了儒学的影响,也改变了儒学的方向。

   战国晚期,儒学是显学,韩非这么说(《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也把儒学摆在头一位,出土发现,儒籍最多,都可证明这一点。

   但他们离现实越近,离理想越远。

   儒家也不是一成不变,从子夏居西河到李斯为秦相,他们的归宿是法家。

   战国晚期,荀卿“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卿有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一边习儒籍,一边读《老子》,所学帝王术,所干秦王政。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学生比老师讲实际,这是一般规律。

   秦汉大一统,是政治家的杰作。

   秦始皇,制度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头一条成功,第二条可观, [9]最不成功,是第三条。

   当年,秦始皇混一海内,尽收天下之书,悉召艺能之士,设博士之官,请他们献策献药兴太平,也有短暂的蜜月(其实也不短,有九年的时间)。他一心想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却不欢而散,跟身边的两种士,全都闹翻了。文学士(简称文学),是文科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主的人文学者);方术士(简称方士),是理科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科研人员,也是迷信家),大家都来凑热闹。

   公元前213年,“备员弗用”的文学士终于有了用——他们给秦始皇祝寿。可惜,机会方来,他们就闹内讧,周青臣面谀,淳于越拆台,导致禁书和焚书,主意出自李斯,并非秦始皇。李斯是前儒生,最懂收拾同行。 [10]

   方术士,占星候气的不敢讲话,求仙访药的携款逃跑。秦始皇大怒,非要查办他们,才殃及儒生。当时,知识分子窝里斗,互相揭发,导致460多人活埋。我们要知道,所谓“坑儒”,未必都是儒,其中还有方术士;没有活埋的也大有人在,汉初又被请出来。 [11]

   古人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文韬•文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秦灭六国,伤了六国的心,也伤了儒家的心: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孔鮒(孔子的七世孙)投了农民军,死于陈下。他是反秦战争的烈士,也是秀才造反的先驱。

   迫害成就英雄。

   汉代大平反,一切翻烙饼。六国的后代,全都找出来,置守冢,血食天下,造反的陈胜也在其中,视同六国诸侯。孔子沾了这个光。 [12]

   儒家作为受害者,终于打了翻身仗,重新扬眉吐气。当时的文化融合,物质文化主要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精神文化主要是齐鲁文化和秦文化的融合。山东人都往陕西跑。

   汉高祖吊封孔子,孔子故居,成了博物馆。司马迁访之,流连不忍去。

   汉唐以来,孔子拟于王侯,从一介布衣,变世袭贵族。皇帝还改朝换代,他却是万世师表。

   当初想不到。

   

孔子与大一统

   古往今来,全世界,统治者治天下,都靠三大法宝,一是国家(管制度),二是宗教(管灵魂),三是学术(管思想)。中国也不例外。各大文明,取径不同,只是配方不一样。

   大地域国家,行政效率高的国家,中国最典型。它是大国家,小宗教,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还有后来的罗马帝国,都不如它命大祚长。与之相反,中世纪欧洲,小国林立,至今书不同文,车不同轨,唯一统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草原帝国,还有阿拉伯世界,也都是宗教大一统压倒国家大一统。翻毛大衣里外穿,结构不一样。

   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但有学术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是靠学术大一统。

   学术大一统,宗教大一统,秦始皇都试过,汉武帝是继承者。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大一统;整齐六国宗教,是宗教大一统。前者可安定社会精英,后者可安定天下百姓,全是为了收拾人心。

   先秦六家,传到汉代,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墨家绝无后,其他三家,名、法、阴阳,都是技术和工具(名、法是刑名法术之学,阴阳是数术方技之学),没有独立地位。战国晚期,道家融名、法、阴阳于一身,势力相当大,汉初仍如此。汉武帝整齐学术,两者换位,名、法、阴阳被儒家接收(酷吏是法家的嫡脉),如同剪其羽翼。但道家仍有余威,不绝统绪,后来发展为道教,成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这是学术大一统。

   秦代有200个祠畤,西汉有700个祠畤,都是领国家津贴。汉武帝的郊祀系统,分东西两大块,西土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为中心,东土以八主祠为中心。太一崇拜(太一加三一)是所有崇拜的中心,最像普世宗教。 [13]这是宗教大一统。

   秦汉大一统,汉武帝是顶峰。到他为止,似乎万事大吉。

   然而,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最后的杰作,还会大翻盘。

   汉武帝死后,贡禹、韦玄成毁庙,匡衡、张谭废祠,王莽用小郊祀代替大郊祀(只在长安四郊设祭),是秦汉大一统的后续事件。他们推翻了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西汉的700个祠畤,被他们搞了个一风吹。这件事,意义非同小可,可惜史家不重视。

   史家说,王莽行事,多凭幻想,他的改革全都破产,其实不尽然。

   王莽有恶名。他以外戚篡汉,从王朝正统看,罪该万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可是正统儒生、大学者。他是根据孔子的梦想,来推翻武帝的宗教大一统。后世的郊祀,就是王莽的遗产。

   王莽的郊祀制度,既解决了皇家祭祀大典的正统性,也确立了儒家对宗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这是他的胜利。但他满足的只是上层精英,失去的却是下层大众。

   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失控,导致借术立教,立教的结果,是宗教多元化,国家瓦解,社会颠覆。释之入,道之立,大教领小教,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结构性的大变化。

   秦汉两朝,积400多年的社会剧变和制度创设,至此才画上句号。

   上述背景,对了解孔子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它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道德——不是哲学,不是宗教。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人造孔教”和“孔教乌托邦”

   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后学不仁,以“圣人”为刍狗。

   西化派和本土派是欢喜冤家,表面上水火不容,实际上相互学习。

   孔子的遗产,是人文主义,但受西化刺激,本土派的条件反射,首先是模仿西方,将孔子宗教化。如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孔教会,会长是康有为。他的《孔子改制考》,不但把儒家说成教,先秦诸子都是教。近代,国人目睹西方用武力传教,才有把儒学变成世界宗教(或准宗教)的强烈冲动。弘扬家,动言传统中断,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传统中断。

   中国的传统,是只取经,不传教。

   孔子的学派,本来叫儒家。儒家是思想流派,并不是僧团教派,就像当时的道家或其他家,本来也不是教派。但孔子有一套救世主张,喜欢聚合徒众,到处宣传,还有点蒙难的经历,作为思想正统,作为意识形态,又颇有几分宗教的味道。特别是与道教、佛教并立,为了保持对称,也被称为教,而且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14]

   儒家是宗教吗?这个问题,对宗教第一的西方是大问题。当年的礼仪之争,就是争这个问题。中国人,烧香磕头,拜天地君亲师,是宗教不是宗教?对罗马教廷是无法绕过的大问题。他们不但向中国传教,还把中国介绍给欧洲。我们要知道,最早输出“孔教”,不是我们是他们。他们引进孔子,前后反差非常大。这事,对反省中国有帮助。

   中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欧洲自己。

   西方初遇中国,孔子是代表“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宋明理学塑造,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但在欧洲人的心中,却经常改变。17世纪,充满神秘;18世纪,狂热崇拜;19世纪,骂声一片;20世纪,臧否不一。中国制造的孔子,西方制造的孔子,都是人为制造的孔子,作为过程和连续体,有人叫“人造孔教”。 [15]

   孔子的以德治国,曾经是启蒙时代的福音。有人叫“孔教乌托邦”。 [16]

   乌托邦的本义,是到处找不着又说不定在哪儿撞见的好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地理大发现,使他们逼进了这类幻想。

   17世纪,传教士把遥远、古老的中国介绍给欧洲,西方突然发现,中华帝国,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西方的古老传统。这个传统,可推始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以道德文章选官,君王也饱读诗书,曾使西人误解,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朝思暮想,想在海外发现哲学王。 [17]

   18世纪,启蒙时代,是“孔教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哲人王(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民最幸福”,“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他们真是赞不绝口。

   康熙皇帝、乾隆皇帝,被启蒙思想家吹上了天。与之并世的欧洲君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他们的游说下,皆奉中国为榜样。“孔教乌托邦”,一度成为反迷信和暴政的工具。

   用孔子的理性哲学代替宗教,用中国的开明君主代替他们的专制君主,当时很时髦。

   这是中国和欧洲的蜜月期,国人最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理性变成疯狂,哲学变成荒唐。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群众的激情,有如洪水猛兽,他们埋葬了启蒙时代,也埋葬了“孔教乌托邦”。

   革命废止教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却创造了另一个专制君主,拿破仑。他不但恢复了法国的教会,还请罗马教廷加冕他为皇帝。这个“革命的皇帝”,把欧洲拖入了一场长达14年的血腥战争。

   人们终于发现,欧洲君主,都是穷兵黩武,极端专制,美好的理想,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中国的皇帝也一样。

   19世纪,人们不再相信“孔教乌托邦”。康德说,不能指望国王变成哲学家,或哲学家变成国王。

   虽然,法国恢复了共和,国王没有了,政教分离了,文官考试被制度化,但和最初的理想,完全不一样。

   中国被西方打败,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也暴露了真实面貌。真实的中国,让他们越来越失望。

   他们宁肯呆在自己的浪漫幻想中,或在中国的边疆地区,另外寻找新的乌托邦,也决不愿看到这个腐败、堕落、停滞、专制、邪恶、黑暗的鸦片帝国。

   中国的形象跌入谷底。

   幻想的孔子本不存在:道德不是政治,理想不是现实。 [18]

   真实的中国平淡无奇:过去不是天堂,现在不是地狱。 [19]

   

东方之道德不能大行于天下

   近代有一种说法,“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 [20]

   亚洲,只是东方的一部分;东亚,只是亚洲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东亚的一部分。中国即东方,是大言不惭。 [21]

   文明是传染病。西方的病是世界通病:第一是穷兵黩武,第二是疯狂开发,没问题,都该批判。但这类病,发达国家得的早,急性转慢性,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不发达国家得的晚,一般都是急症。

   一个经常上急救室的病号,自救之不暇,还要救别人,可笑。读《新儒家宣言》,我的感觉,一是空洞,二是滑稽。 [22]

   古今中外,人心同理。

   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是种族偏见。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阳货》17.2),推广于世界,是同样的道理。

   道德多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差不多。孔子教我们学好,人家也没教他们学坏。

   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精神;重技术,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

   我国,大家庭早已解体,养老院正在兴办,啃老族日益增多。道德是生存策略。以前不理解,现在该明白。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

   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

   中国近代争体用,老是喜欢说,“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有人说,“现在道德差,祖宗水平高”。我也不相信。比如孔子大讲道德那阵儿,就是社会太缺德——哪朝哪代,盛极而衰,都有这一段儿。 [23]

   道德的供求定律是:越没道德才越讲道德。我相信,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平就提高了。

   

国学和国粹,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80年代骂祖宗,90年代爱祖宗,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就像脱了棉袄换单衫,气候变了。但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

   孔夫子是中国传统的符号,但中国传统并不等于孔夫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一个儒字所能概之,特别是在五四之后的视野下。

   什么叫国学?我说过,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第一,西学不入,无所谓国学,它是成心跟西学拧着来。第二,所谓国学,都是不中不西之学。太中不算,太西也不算。比如传统考据,太旧,应归入清代学术;考古学和比较语言学,太新,是地地道道的西学。我所认可的国学大师,都是以新材料、新思想或新学术改造旧学的大师。

   大师,都是另起炉灶,足以转移风气的人。完全拒绝新学而名重一时的大师,好像还没有。有,也是徒有虚名。

   什么叫国粹?国粹,也是因西化而起。西化,从海边向内陆推,从城市向乡村推,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武术方术、中医中药,穷乡僻壤唐人街,老人爱听的地方戏,愚夫愚妇的各种拜拜,更是国粹中的国粹。古迹、古物和古书,祖宗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就像大熊猫,应该抢救保护,我完全同意,但说发扬光大,那就过了。古董可以放在展柜中欣赏,但不必把自己摆进去。

   西方有科学幻想,我国有人文幻想。比如侠客和奇女子,就是这等幻想。金庸弘扬了这一传统,读者无其数。武侠,是中国的名牌产品。据说,打义和团那阵儿,中国人就有一种精神(《神鞭》)。这种精神是什么?实在耐人寻味。港台武打片,杀入好莱坞,很让国人自豪。它们有个永恒主题:东方不败(如国术家霍元甲、方世玉、黄飞鸿、陈真)。李小龙是经典。他的墓在西雅图,我吊谒过两次,截拳道,号称道,“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墓上题辞),然而,他却死得早。我看过一篇文章,他浑身精瘦,是用一种超强度的器械,而且服药,有时会昏倒在地上。

   中国近代,兵败,气短,让人觉得百不如人,但俺们有功夫。擂台上,外国大力士,蛮壮如牛,瞅准肚皮,狂击无效,叫人着急,最后,还是倒在了俺们的脚下。日本武士怎么样?他们有功夫,也顶不住俺们的精神,中华有神功。

   还是老舍写得好,夜深人静,沙子龙把门关好,一气札下六十四枪,遥望星空,微微一笑,只说“不传不传”(《断魂枪》)。不传才是最大的自尊。但近百年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类幻想,却绵绵不绝。毛贼般,飞檐走壁、上房揭瓦,早成过去。现在的功夫片,钢丝悬吊,空中对打,背景如诗如画(《卧虎藏龙》)。幻象升级,升不上去怎么办?不妨来点荒诞。《功夫》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齐声喝彩:要的就是荒诞。

   有种说法很流行: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我在香港的体会是,越是殖民地,才越讲国粹。 [24]

   难怪西人以为,唐人街最能代表中国,拍个《龙年》给你看。

   

知识分子的宿命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乱法犯禁的结果,是整顿和归顺。轴心时代的先知、哲人和宗教家,全都难逃此劫。孔子也不例外。

   大众所爱,也能成为意识形态。勒南(Ernest Renan)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 [25]

   阿育王皈依,君士坦丁受洗,孔子成为帝王师,到底是谁的胜利?

   孔子的乌托邦,不是烟涛微茫的海上神山,不是隐士幻想的世外桃源,只是周公时代的君子国。他的听众,也不是他叫小人的人民大众,而是他叫君子的读书人。孔子不是大众英雄,也不是宗教家。宗教的基础是人民大众。

   知识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让他们管国家,谁都觉得踏实、放心。其实,这是危险的托付。

   真理难容谬误。知识分子心明眼亮,比谁都专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丧命的,就是他的同类。

   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

   我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抗得住当官的诱惑。从“铁肩担道义”到“脱骨扒鸡”,也许只是一步之遥。

   《理想国》的理想是知识分子专政:一切靠道德和智慧——和孔子的设想相似,至治之极,政刑将无所用之。柏拉图,一怕暴君,二怕暴民。在他看来,由最聪明的人当政,才是唯一出路。

   其典型表达是:让哲学家当国王,或让国王当哲学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共产主义,名曰哲人专政,实为军人专政,不但共产,而且共妻(令人想起红色高棉)。学者说,它的灵感来自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加奴隶制。柏拉图三说叙拉古国王,均无功而返。失望之余,他叹气说,我理想的头等国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国家,还是交法律去管吧。

   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圣门之徒,常常分不清。

   乌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现存秩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护现存秩序。 [26]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宿命。

   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本文原载自《21 世纪经济报道》(2007.1.15)。

   注解:

   [1] 此节是以杂感的形式写成。

   [2] 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辨》,收入《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405-426页。

   [3] 崔述疑古,是为尊孔。顾颉刚对他有所批评。我们在第一讲已经提到(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4] 同注2。

   [5] 他说,“我相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么,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参看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9页。

   [6] 参看Leonel M.Je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 UniversalCivi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 fig.3(两种小红书:左为《毛泽东选集》,右为曲阜县文管会仿《毛主席语录》印的《论语》)。

   [7]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248-254页。案:拿孔子当“敲门砖”,他提到袁世凯、孙传芳和张宗昌。其实,还有孔教会长康有为,宋明理学加基督教的崇奉者蒋介石。

   [8] 《史记•儒林列传》特别提到他的五个学生:子路、子张、澹台子羽、子夏、子贡,其中子路是死于孔子前。

   [9] 宗教大一统,是他开的头,他立过的国家级祠畤,估计有200个左右。

   [10] 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取六国,以吏治为重,儒术不过为缘饰。他请知识分子兴太平,“别黑白而定一尊”,只是为了统一思想,和汉武帝并无不同。其禁书、焚书,也和清初类似,只是为了消除民族记忆。李斯熟悉知识分子,也懂政治,下手特别狠。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是老传统,李斯害死韩非,已经开了头。

   [11] 这两件事,焚书是焚书,坑儒是坑儒,相距有两年。

   [12] 司马迁作三十世家,是以《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并列,他称陈胜为陈涉(涉是其字),属于尊称。

   [13] 注意,太一是道的别名,既是哲学本体,也是宇宙中心。汉代学术,虽定儒学于一尊,但宗教,却和道家关系更大。汉武帝后,道家在政治上丢了阵地,但在下层社会,在宗教方面,影响比儒家大,足以同儒家做长期抗衡。东汉晚期,道家变道教,接收了两汉宗教的所有遗产,仍然保持着这种优势,儒道之争是古代思想的两极,延续时间最长。

   [14] 西文,Confucianism,既可以是儒家,也可以是儒教,就像Taoism,既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道教。

   [15] 上引Leonel M.Jesen的书。

   [16] 周宁《孔教乌托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17] 当时人,喜欢把什么学问都说成是哲学,他们把中国的人文学术叫哲学,把中国的文人叫哲学家。

   [18] 上引周宁书,123页。

   [19] 上引周宁书,128页。

   [20] 王国维《致首野直喜》(1920年):“世界新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收入《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11页。

   [21] 东方,是道地的西方概念。西人所谓东方,概念很笼统,就像一切非基督教文化,全叫异教文化,不是西方,就是东方。欧洲人的地理视野,是随欧洲势力的扩张,由近及远。他们所谓的东方,本指北非、西亚。后来,扩大到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就是他们的笼统印象。

   [22]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评论》第九卷合订本(上册),香港:民主评论社,1958年。案:此文所说的“世界人士”是西方人。他们向这些人提出要求,你们“应向东方人学习”五件事,第一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是“一种圆而神的智慧”,第三是“一种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第四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是“天下一家之情怀”。

   [23] 汉以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抱朴子•外篇•审举》)。宋以来,以忠孝治国,也很失败。

   [24] 参看:鲁迅《述香港恭祝圣诞》,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42-45页。

   [25] 参看: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523-552页。案:勒南受过法国天主教的最佳训练,却把耶稣还原为凡人,研究《论语》,我会想到他。参看:〔法〕欧内斯特•勒南《耶稣的一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6] 上引周宁书,129-130页引曼海姆(K. Mannheim)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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