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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王小鲁,1951年生,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要专业领域: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改革、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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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中国延续高增长所需的结构调整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小鲁 点击:1869次 时间:2012-01-13 23:39:45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近日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蓝墨水新年论坛上,所作题为《2011年及未来宏观经济展望》的发言,经本人授权发布。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2012及未来宏观经济的展望”。我想首先谈一下我对近期宏观经济的看法,下面也想谈一下中长期经济的一些问题。
    
    近期宏观形势
    
    首先介绍一下我对近期宏观形势的看法。大家知道,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走低,前三个季度分别是9.7%、9.5%、9.1%,四季度我认为可能会在8.5%左右,全年增长率略高于9%。
    其次,出口增速放缓,全年货物贸易顺差可能会收窄到1600亿。这个数字是最近商务部长陈德铭讲的,我原来的估计是1500亿。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降到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幅可能会降到17%左右,比2010年降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增长仍然快于2010年,但是现在看来居民消费的增长还不能完全补偿由于投资和出口放缓带来的影响。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国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货币政策收紧,这个收紧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了资金的紧张。
    以上是2011年我们经过的事情。那么2012年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认为受到需求约束,经济会下行,这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首先是因为受到欧美经济的影响,我们的出口增速会继续放缓,净出口预计也会收窄。我推测201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是负贡献。同时,长期以来过高的投资率导致了持续的产能过剩,2012年如果我们继续实施刺激性的政策来推动投资,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所以2012年恐怕不太可能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推动投资。
    而在投资需求方面还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房地产投资,一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行业可能受房价下行预期的影响,会导致投资放慢。但是因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加快,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居民消费作为我们最重要的需求因素,在过去一年的增长态势还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2012年这个增长态势有可能继续保持,但是不一定能够根本扭转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局面。由此我推测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2011年,我预计可能会降到8.5%或者以下。CPI也会进入回落期,可能降到3%以下。同时,由于房价已经进入了拐点,所以我觉得2012年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房价下降。
    货币政策有适当松动的条件,但我认为货币政策仍然应该基本保持中性,而不要再度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我觉得现在非常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政策过度宽松导致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教训,我觉得这个教训是需要认真吸取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2012年应该是结构调整之年。如果经济增长率在8%-8.5%之间,这样一个增长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同时,特别是在结构不平衡的条件下,我们不应该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不应该继续实施扩张政策,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结构失衡的表现
    
    为什么我讲我们的经济存在结构失衡?我想具体解释一下。首先,下图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大约60年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60年当中,消费率呈长期下降趋势,而储蓄率则是长期上升的。特别是最近10年,消费率下降加速,储蓄率上升加速,可以说现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已经换位了。也就是说最终消费降到GDP的50%以下,而储蓄率超过50%。这10年当中,最终消费率从GDP的62%降到47%,居民消费从占46%降低到占34%,而储蓄率从38%上升到53%,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49%。GDP已经有差不多一半用于投资了。
    再有,就是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是2.4%,这期间一度上升到8.8%,金融危机以后有所回落。总的来看,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这个格局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我们有过一个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过低的消费率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增长,比较合理的消费率应该是在60%-70%之间,但我们目前仅仅不到50%,而且这个下降过程似乎还没有结束。
    因此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无法长期持续的。第一个理由是巨额的外贸出超无法长期维持,特别是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更是难以维系。其次,过去的高投资导致生产能力过快扩张,而与较慢的消费增长不协调,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大家都知道当投资迅速扩张的时候,接下来会迅速释放大量的生产能力,这就需要与此同步迅速扩张的消费需求来吸收;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消费增长,就会形成产能过剩的情况,进而形成无效投资。所以继续扩张投资,只能在短期内拉动内需,但是在长期会进一步导致内需不足。
    在这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稍有不同,因为它们都不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但是这两方面的投资也不能无限制的扩张,否则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前阶段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诸如高铁过快扩张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证明。所以无论是房地产投资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认为都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最后,过高的投资带来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使得增长受到了国际资源类产品供应的严重制约。我们知道国外铁矿石市场价格最近几年已经翻了好几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需求的拉动。而资源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增长带来的收益大量外流,这也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
    因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整结构,转换发展方式。假设我们最终的消费率可以从47%提升到65%,而且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长,同时资本形成率也降低到35%左右,根据增长核算分析,我们仍然可以保持9%-10%的经济增长率,而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可以大幅度下降,全民的福利水平也可以比前一种情况提高1/3左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应该能够更可持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紧迫的结构调整任务。
    
    结构失衡的内在原因
    
    接下来,我讲一下结构失衡的内在原因有哪些。首先,是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不平衡。下图是根据不同口径的数据计算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最下面的一条曲线是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上面的是加上了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和社会保障资金收入结余部分。加上这些收入之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提高了。而且三条曲线都表现了同一个趋势,就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在90年代中期税制改革之后,政府收入比重持续上升。现在政府收入至少已经占到了GDP的1/3。
    与政府收入迅速增长同时存在的问题,就是政府支出结构亟待改善。首先大家都知道,大量的腐败导致了公共资金的流失和不合理分配;其次,政府自身消费,特别是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行政管理成本不断上升;第三,各级政府过份热衷于投资,但是缺乏监督,导致了大量无效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近年来的亮点和积极方面是民生支出上升比较快,但是总体而言,欠帐仍然很多,特别是两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大多没有解决。
    第二个方面,企业的资源性和垄断性收入分配失当,这也是导致结构失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下图反映的是企业和金融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趋势。上升的部分可以说主要来自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比如说石油、煤炭、金融部门收入等等,这些方面的收入比竞争性领域的企业收入上升速度快得多。
    由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特别是企业垄断性收入的上升非常迅速,也就造成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持续下降的现象。下面这个图中用不同口径的数据来计算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曲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都是呈现下降趋势的。
    第三个突出的问题是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们可以从下图中看到1978年至今,在经历了短暂的收入差距缩小的阶段之后,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基尼系数就一直呈上升趋势,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前几年已经达到了0.47。在居民收入的使用结构中,我们看到居民储蓄呈现上升趋势。更早些时候,有一些数据告诉我们居民储蓄率没有上升,上升的只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现在来看不是这样的情况。
    
    结构失衡与中等收入陷阱
    
    以上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我们目前面临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储蓄和消费失衡首先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反映。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可以发现,收入分配失当与发展停滞有直接的关系。突出的是拉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收入差距非常巨大,特别是上世纪70-90年代,收入差距达到了高峰。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他们也经历了增长停滞和社会动荡。目前中国从基尼系数来看,已经超过了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而和一些拉美国家接近了。
    这里我们把八个拉美主要国家和东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做成两组数据,来进行对比。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拉美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上世纪50年代,这两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基尼系数基本在同一个水平上,大致是0.43到0.45。但从那以后,这些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而东亚地区的差距稳步缩小。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当时拉美这八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东亚五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的两倍。而到了2008年,整个情况倒转过来,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按照同一价格水平计算,只是东亚的1/3。特别是在拉美这些国家收入差距达到峰值的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他们的经济增长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停滞的,年均只有0.7%。
    我们看到,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与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极大、社会冲突频发、政策左右摇摆有关。而东亚国家的发展,既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也得益于社会分配比较公平和比较小的收入差距。所以,实现市场条件下的公平分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调整、摆脱结构失衡
    
    最后谈一下我对怎样通过改革实现结构调整的看法。刚才说到的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体制问题导致的。所以只有推进体制改革,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纠正结构失衡。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我们对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过预测,发现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有的增长方式不变,未来10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7%,而且年度增长率将逐步下降,高速增长期可能就此结束。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几个关键性因素:一是改善消费和储蓄结构,二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三是通过改善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我们仍然有可能使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在9.3%左右的水平。在后一种情况下,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将得以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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