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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男,1956年7月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Husserl-Studies杂志编委 1976-80年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1991-94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副教授。1994-97年任职于东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1998年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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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
枕头下的书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倪梁康 点击:57次 时间:2010-10-21 19:48:15
自觉小时候属于喜欢读书的一类。也许是因为父母的职业都与书有关,得到书的机会很多。那时没有高考的负担,可以尽情尽兴地读。读的书既多且杂。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汉语古典名著之外,更多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著作,现在想起来,大都是俄、法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看。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雨果,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曾胡乱地读过。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如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此等等,想下去可以列出一长串。相比较而言,更喜欢的是俄罗斯作家而非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雨果是例外。而在俄罗斯作者中最喜欢的又是屠格涅夫。或许因为自己本性上是理想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
  那时读书已经成瘾,至少可以说是爱不释手。拿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常常会舍不得看,就像拿到稀有的糖果舍不得吃。因而枕头下既会藏着几本小说,也会藏着几粒糖果。也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怪癖:把期待的感觉看得比当下的享受更美好。
  或许受小时读书的影响,大了以后常看的小说也是俄罗斯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白夜》,外部是如此地现实,内心又是如此地理想。当然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属于此类,既是如此地真诚,又是如此地残酷。而所有这些归根到底还是理想。——对这些书只能说,全身心地喜欢!
  较少喜欢传记——这也是理想主义者的毛病。但有一本除外:柳比歇夫的传记《奇特的一生》,是苏联作家格拉宁写的。记得当时很佩服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把传主单调、机械的一生,写得如此“奇特”。之所以说“当时”,是因为现在读起来,常会感觉里面有造作的成分,也许是因为如今少了投入,也许是因为今天多了成熟。
  当然,文笔的魅力只是一方面,打动人的还有那些数据,它们让你惊异地知道:一个人一生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那段时间也曾读到资料,说一个人一生平均要消耗几百吨谷物、上千头牲畜,还不知多少鸡蛋、牛奶、咖啡等等,因此有过文学青年般的沮丧,甚至质疑人生的究竟意义。看了《奇特的一生》之后忽然悟到,生命完全能够创造出比她所消耗的更多的东西。固然最主要的可能还是从这部书中看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追求最最朴实的人性的生活方式。那时便在书的内页上录下其中一段话: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对人、对那门科学,都要好一些。
  柳比歇夫的长处首先在于他懂得这些道理要比其他人早一些。
  无法知道这部书是否对自己日后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产生过哪些具体的作用力。能够确定的只是:以后自己常常会想到这部书的内容。例如每当自认为,或者被看作是坐功特别好的人时,也会像柳比歇夫一样自嘲,认为自己属于那类照相时不该照脸,而该照屁股的学者。
  这类坐功多半是有前提的,这是在许多年之后才悟出的道理。这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是个柳比歇夫意义上的“狄列坦特”。这个词的原意是“半瓶子醋”或“业余爱好者”,但柳比歇夫说它出自意大利文的“狄列托”,即“愉悦”,据此而把它解释为一个做起事情来深得快感的人。我想,倘若一个学者坐功好,但却不是“狄列坦特”,那他便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了,因为他的坐功无异于自我折磨。
  前年和一位大学同学见面,才知道自己那时对这部书竟然如此痴迷,还买了一本送给他,内页上也抄录了这段话,自己倒是全然忘了,他却一直还留着。
  另一本无法忘怀的小说是《你到底要什么?》。也是那一时期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很喜欢里面伊娅的角色,至今也一直很欣赏她的态度:在物质利益方面要求不高,但也不是禁欲主义者。
  而最主要的是书名所要说明的东西,每每会给人以触动,虽然其中的情节已经模糊。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做大的决定时,都会用这书名来自问。
  人在江湖,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也无暇自问: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许如书中所说,“只不过是不喝一百里拉一瓶而喝两千里拉一瓶的酒,不住一个小房间而住有十个大房间的公寓,不是只有一套衣服而是有十五套衣服罢了。”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是你的自由,精神的或肉体的自由。
  我想,一旦一个人能够回答书名所提的问题,他便算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就我自己而言,虽然不知自己何时有了世界观,但却知自己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世界观。这话听来拗口,却是真实不妄的。
  原先的那些书,大都是借来的。偶然有一些不必归还的,也因不经意而没能留存下来。《你到底要什么?》在1972年出版后似乎未曾再版,一直没有再见到。以后对这部书牵挂得多了,便借一篇文字征询:何处可以再得?后来果然有一位做编辑的朋友看到文章,给我送了一本他的藏书。于是像是得了一个天大的惊喜。——这也属于书的命运之故事中的另一个章节了。
  关于这两本书已经说得太多,在这篇短文中所占篇幅已经不成比例。但既然是回忆,也就无法整齐划一和面面俱到。不敢说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最大,只能说它们至此对我印象最深。
  此外,读起来兴趣不算很大,但却仍有影响的是一些拉拉杂杂的《中华活页文选》。里面文史哲什么内容都有,读起来不成系统,读到哪算哪。但也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些书的编写水平实在是比较高的,竟可以让一个中小学生读起来不感到厌倦。近几年看到书店还在出着这个系列,便又买了一些,但终究没有时间再去细读。
  写到这里便有些感慨。若计算一下,恐怕现在花在写书上的时间要比花在读书上的时间要多,而且还多出许多。虽然自己绝不属于那种想读一本书便可写出七本书来的角色,但读书更多带有功用的目的,这已经是无法否认的了。纯粹的读书,亦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少。
  当然,话说回来,什么才叫纯粹的读书?如果将它定义为不带功利目的的读书,那么儿时的读书也不算纯粹,因为那时也有满足好奇和兴趣的基本意向,尽管是无意识的,却也是功用的一种。如果说纯粹,那时的读书可说是纯粹地审美。这样一来,现时的读书也就可以或多或少地称作纯粹地求真。这个时候,主观感性的满足退居于次席,客观理性的追求充当了主角。与历史的和现今的思想家们对话、论辩,其中也不乏深度的愉悦。这些恐怕都与儿时的读书有关,至少不能说,现时的读书与儿时的读书完全就是两码事。
  费希特曾说,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我常想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反过来同样可以说,你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个道理显然也可以用在读书上: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书!反过来,你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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