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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陈勇,1964年生,四川巴中人,199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著有《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国学宗师钱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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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长华 点击:1674次 时间:2017-11-17 01:23:23
吴之珽,字乾玉,号赤谷,陇西吴家巷人。康熙年间,由拔贡历任江西婺源、江苏宝应、浙江秀水等县知县。吴之珽具有很高的史才,著述较多。所著《襄武人物志》二卷,各十六篇,共三十二传,有黄廷钰、王懋竑的序文。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取材较严,描写精细,颇得时人及后世好评。
黄廷钰(生卒年不详),字二如,一字澹园,奉天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乡试副榜,五十年(1711年)知静宁州事,五十五年(1716)年,黄廷钰与吴之珽共同纂修《静宁州志》十四卷首一卷。
由此可见,黄廷钰对于吴之珽是十分了解的。黄廷钰为《襄武人物志》作序说:“阐发幽微,具史识;书法谨严,具史律;描写生活,具史笔,可与龙门庐陵相颉颃。”
意思是说,吴之珽阐释和发掘幽深细微的历史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见识;其著作体例严谨,法度严密,遵守了历史文章书写的规律;其文辞典雅生动,描写清新活泼,具有良史之妙笔,可与西汉司马迁和北宋欧阳修的历史功绩相媲美。
王懋竑是清代江苏宝应县人,生活年代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叔父王式丹(1645—1718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状元,叔侄两人同为清代著名学者。
王懋竑评价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说:“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
大意是说: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事迹真实准确,文辞质朴优美,正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具有良史才华的人。我读他的自序,慨叹他的志向,显然是要比拟和超越唐宋以上的文章大家,并且可以和汉代班固和南朝的范晔比肩。
这两位的评价应该是相当准确和公允的。
毅然任外史之事  直笔传遗事逸闻
一部优秀的史志作品,除了客观准确地描写历史事实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很高的史识水平,这样的历史“见识”,最能够体现这部作品的史学价值。
在历代史书中,最能反映作者的“史识”水平的,就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名著《史通》中曾列举过许多此类名目,并统名之曰“论赞”。
“论赞”是著者发表的关于史事的思想、主张、见解,也就是史评、史论。这种史评、史论有很多不同标识、名目,《左传》称为“君子曰”,《史记》称为“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明史》称为“赞曰”,《三国志》称为“评曰”,《旧唐书》称为“史臣曰”,《宋史》《清史稿》称为“论曰”,《资治通鉴》称为“臣光曰”等等。
《襄武人物志》中,反映吴之珽的“史识”的,就是书中的“外史氏曰”。
吴之珽以“外史氏”自居的缘由,在《襄武人物志·外史氏自序》中,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粤稽《周礼·春官》,设太史,又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设内史,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后世小史、外史无专官。虽郡邑,莫不有志,然掌故寝废(停止;废弃;废除。)矣。
意思是说:考查《周礼·春官》这部儒家经典可知,在当时就设有太史和小史这两个官职,他们的职责是负责记录和整理各个邦国的史志;还设有内史和外史,负责各地方的史志,后世不再设小史和外史这两个专门官职。即使是郡一级的地方,也无不有自己的志书。但是,到了后来,这种凡是郡县都有史志的典章制度逐渐荒废了。
所以,吴之珽以“外史氏”自命,就是想延续古代这种传统,为地方修一部优良的史志。
吴之珽编撰《襄武人物志》,显然是古代中国优良史志传统的延续。
他在《襄武人物志·外史氏自序》中,列举了几个例子;
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人习凿齿就撰写了《襄阳耆旧记》,这是研究襄阳古代中国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有《益州先贤传》等史书,如同繁星闪烁,光彩照耀,名列于优秀的图书之列。明朝开国元勋宋濂,著有《浦阳人物志》,这是记载浦江乡贤的地方人物传记;明代程敏政,著有《新安文献志》(本书共100卷,分甲乙集;甲集60卷,专收徽州本郡自汉迄明乡贤所撰之诗文;乙集40卷,则兼收外郡人徽州先贤行实之文。全书共收1087篇,诗1034首。百卷之前,先列有《新安先贤事略》上下卷,上卷收列徽州籍各朝名人326人;下卷收列外地曾在徽州为官或寄居的名士114人)。
然后,吴之珽叙述了当地史志修撰的情况和自己毅然担当“外史氏”的原因:
巩昌府原来就有史志,明代嘉靖年间胡缵宗就撰有《巩郡记》(20卷),天启年间,户部主事杨恩,在胡著基础上撰成《巩昌府新志》(28卷)。巩昌府遭逢兵燹之后,《巩郡记》和《巩昌府新志》都残缺不全,甚至错讹相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上的贤达人士诚恳地对他说:
“您从事历史文章的修撰已经有很多年了,先生努力做事,不诉说自己的劳苦,大家也有目共睹!但是,秉持春秋直笔,为后世留传嘉言惠行,难道您就没有这个想法吗?何况我们陇上渭首之地荒凉寒冷,到如今士风不振,在此任职的许多官员,大都认为我们这个地方出不了人才;而土生土长于这个地方的人,则耳目闭塞,所见有限,没有感受过先贤流传下来的风尚,当然也就无法激励士气。我们不想就这样自轻自贱,也不是想扬名于天下,但还是恳切希望先生您能够不辞劳苦,担任外史修志之事。”
吴之珽听了这番话后无法谦让,喟然兴叹说:“好吧!我才能有限,确实不足以担当这个大事。但是,回顾自己涉猎各种史志已经十有余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写成了一些草稿,再补充和整理一下,就拿出来请大家指教吧!”
于是,经过一番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的艰难过程,吴之珽终于修撰完成了《襄武人物志》,内容包括从两汉以来至于当时的几十余位人物。
幽谷寒岩畜栋梁  深山大泽潜龙蛇
具备什么条件的人,才能被写入《襄武人物志》?这涉及到吴之珽的“人才观”。换句话说,这也反映了作者的“史识”问题。
吴之珽认为,那些名望才能为世人所重的杰出人才,说不定会在哪一天降生。普天之下的超拔脱俗之士,不会局限于一个地方,但有的人却不以为然。探求珍珠,必须要在深渊中寻找,没听说过在深山中去采珠的事;探寻美玉,也必须要在含有玉的璞石中去寻觅,没听说过要在木头中去找玉石。所以说:“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还有一种说法:“邹鲁文学,吴越俊秀。”如果换了一个地方,出产的东西就不见得好,人才也如此,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吴之珽还说,我曾经和天下的名士们屡有交游,纵论古今人物时发现,人才的出现,大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那些特立独行之人,无论在东西南北,都会产生,这是上天一心一意眷顾钟爱的结果。所以,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这个道理很明白,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
正是抱着这样的“人才观”,吴之珽才对陇西当地也能够产生人才颇有自信:
襄武,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边疆地区,秦汉以来,汉族、戎族和羌族等民族错杂居住,番汉交融。自从中原王朝对此地进行治理以来,也是代有人出,不乏俊才。这些才俊之士的流风余韵,必有其源头。我的努力,就是寻求他们的本源。就算是年代久远,难以尽知,但我还是要尽量搜寻他们的事迹,不让他们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无闻。
王懋竑对吴之珽的作为极为赞赏,称赞吴之珽为“有良史材者”,他在《<襄武人物志>序》中评价说:
陇西,汉郡,故治襄武,今更以陇西为其县名。其迫近羌戎,图籍散佚,而晋魏以后多战争,人物亦罕可纪。残碑断碣,仅有一二存者,而亦莫之考也。公为之搜采史传,网罗放逸,贯穿驰骋,其勤至矣。至于近世,闻见所及,尤注意焉。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
王懋竑还将吴之珽和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班超和范晔相提并论:
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所云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则又深有惧焉。而仰以望千载之前,俯以待未来之后世,而不胜其幽遐绵渺之思也(《<襄武人物志>序》)。
王懋竑还认为,吴之珽的功绩,完全可以和明代宋濂、程敏政相媲美:
昔所传《襄阳耆旧记》、《汝南先贤传》、《莆阳人物志》诸书,今不尽可见,而《浦阳人物志》、《新安文献志》具在。以公所为较之,无弗及也(《<襄武人物志>序》)。
著作成垂世之书  列传名一时俊彦
吴之珽对其笔下的“襄武人物”,都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评价:
我曾亲往陇西首阳山考查古迹,发现有伯夷叔齐墓存在,这两位古代君子,怀抱清风,耻食周粟,我把他们二人写成《古逸过化》的文章,这是第一篇;闻听过伯夷的高风而后继者大有人在,继承他们的美德,追寻他们孤独的踪迹,具有高尚品节者,还有朱冲先生,所以,我撰成《朱先生传》第二篇;汉代以来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人,大半已消失湮灭了。缅怀他们的芳踪,披览他们的遗文,如廉褒将军和担任过郡上掾一职的秦嘉,于是我写成了《廉将军秦上掾传》,这是第三篇;庞德战死后谥为“壮侯”,这实在是一位忠贞之士,因为力非所敌,被关羽所杀,但他的刚义之声却名传千古,于是写成《庞德传》,作为第四篇;彭祈历任四郡太守,忠以事上,清以守己,威以克敌,恩以惠下;刺史任杲,因伐蜀有功,进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了宣扬他们的大名,使这二人的君子之风不至于湮没,我写成《彭祈任杲传》第五篇;天水为赵姓的郡望,在历代都立有功勋,而被赐以很高的爵位,尤其在北朝,赵姓家族的名声更加显赫,于是,写成《赵贵赵善赵昶传》第六;虽然时世动荡不安,但英俊之才辈出,五胡十六国之际,苻氏、吕氏、姚氏、乞伏氏,都兴起于陇西,于是我作了《列国人材传》第七篇;由布衣而到卿相,高居三公之位而犹存儒风,不贤之人能如此吗?这是《赵贞宪传》第八篇;江左之地,王谢两大家族的名气很大;而在陇西,诸李的名声也家喻户晓,自从李太白之后,后世发扬光大其家族之风者也大有人在,如李揆、李益、李贺,我把他们合写成《三李先生传》,这是第九篇;彭琦奉职三朝,殚精竭虑,维持大局,我为之写成《彭献忠传》,这是第十篇;大凡贤德之人,人人爱而敬之,则其人风范可知。刘锜以兄长之礼对待王德,岂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来的!我为之作《王统制传》第十一篇;李忠威是塞上英雄,大节炳燐,这位先人的英烈行为,可以光耀他的家乡,我因此作《寓公李忠威传》第十二篇;修筑城池兴建学校,防御天灾兴利捍患,其懿行得到后世的追怀,并被供奉在学宫而享受后人的祭祀,这是我作《汪义武传》第十三篇的意图;金元鼎革之际,义士各择其主,我为此而作《李忽兰吉传》第十四篇;乱世之际,群雄虎踞,比如赤亭姚氏,他们的事迹更有可圈可点之处,故为之作《赤亭姚氏传》第十五篇;贵拜住在元代至正壬午年(公元1342年)状元及第,后为一时贤相,其功业文章,有目共睹,而且贵氏一门忠义,因此作《贵氏传》,这是第十六篇;这还算是年代比较远的事了,但已经开创了近世科第之首,成为一个地方的有名望有道德者,更成了人们尊崇和敬仰的对象;近世如韩缙,明永乐丙戌(公元1406)年间进士,历仕三朝,敏于辞翰,书类欧阳,诗法杜陵;杨仕敏,曾官拜监察御史、山西布政司右参政等职,退休之日,行李极其简单,巩昌当地人无论贤良还是不肖者,都以父亲之礼对待他,我为此而作《韩省郎杨参政传》第十七篇;明朝近三百年来,文职官阶中有八种高级官员,但列为名臣者仅两人而已,这就是忠正刚直的宋琮和才兼文武的范镛,我为此作《宋冏卿范中丞传》第十八篇;明代正德和嘉靖之间,人文风气浓郁,蔚然大观,如正德丁丑进士(公元1517)畅华,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明断刑狱;嘉靖辛丑(公元1541)进士刘应熊,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但仍然保持着儒雅的气质和朴素的家风,朝野上下,都认为他是贤明之士;还有嘉靖辛丑进士王朝用,断狱除奸,卓有建树,我为此而作《畅刘王传》第十九篇;文人中有宋琮和范镛,军人中则有种勋和雷龙,他们都是名卿贤将,共同跻身于高官之列,我于是作《种雷二都督传》第二十篇;世代食禄之家很少,特别是历代都是军人的家庭,要让后代成为彬彬有礼之士,这就很难了。但阎震一门,却代有儒风,我为此作《阎指挥震传》第二十一篇;何士玮,历任贵州按察司副使、毕乌永赤兵巡道;祁继祖,曾任贵州游击,两人都曾在贵州立下了赫赫功绩,声威著于当地,我为此作《何观察祁副戎传》第二十二篇;明代堪称忠臣,而为国尽节者,以关永杰(字雎陈)最为壮烈,因此我作了《关雎陈传》第二十三篇;王广文,明正德间以国子监生授河南沈丘县学训导,汴东盗贼攻破城池,王广文与其子王礼及学生们奋力巷战,最终被盗贼杀害;杨广文,明崇祯间以岁贡为渭南县儒学训导,后被李闯王的军队杀害。近代贤良往往受恩于往昔贤哲,这二人合起来堪称双美,我于是作《二广文传》第二十四篇;郭充,字损庵,是今朝(指清朝)隐逸之民,也是先朝(指明代)遗老,我为之作《郭损庵传》第二十五篇;不买名山作为隐身之所,不攀青云作为晋身之阶,只有几卷残稿零落人间,馨香之气惠泽后人,我因此而作《王菏泽传》第二十六篇;宋朝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入庶常散馆学习,历任江南主考,曾参与编修明史,最高职务为通政使司左通政,他不刻意凌空蹈虚,但立足于当朝,也有良好的政声,这也算不失士大夫的清流怀抱,我于是作《宋通政传》第二十七篇;甘于寂寞,生活清贫,但著述终身,于是我作《杨潜斋庆传》第二十八篇;有一点善举也必须发扬,有一处美行也必须表彰。例如,东良惠,在元朝官至商州总管,后死于红巾军之乱;陈芳,拜四川道监察御史,风纪肃然;汪寿,屡立战功,名重当时;杜俨,任太仆寺少卿,以清廉孝友而为当世典范;刘钺,简朴笃实,有古君子风,以廉吏著称;王尚质,历官直隶涿州知州、永平府同知,颇有政声;何溥,曾任保宁府通判,端庄严肃有君子风范;陈三奇,明万历年间在军中效命,出奇策而建军功。为了这些人的事迹能够得到传扬,我作《拾遗传》第二十九篇;虽然是布衣匹夫,但大节不亏,也有值得君子仿效之处,如:曹敬德、成勋、张世昌、关世安,父母去世,搭起草庵在墓旁守孝;阎绅,妻子汪氏去世后,他才三十九岁,誓不再娶;车廷臣,有一位同父异母且贫困鳏居的兄长,终身侍奉而不断;孙绪,拾金不昧,我于是作《孝义传》第三十篇;闺阁中也有行为可堪表率之人,足以令须眉男子惭愧,如明肃恭王妃杨氏;田氏,夫早逝,家贫,产一遗腹子,誓不改嫁;还有王氏、齐氏、张氏、李氏等等,不一而足,我于是作《列女传》第三十一篇。
修身饬行,有意于后日之名
丰功骏烈,以见于国家之史
静宁知州黄廷钰对吴之珽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吴子乾玉,非一乡之士也;《襄武人物志》,非一邑之书也。”
和吴之珽同时代的学者王懋竑,对他的评价最为全面准确。
古代列国都有史志。自封郡建县以来,列国修史的传统就费弃了。此后就有了图志,而图志也属于史志之类。作为一种书籍,大部分都是供有关机构参考,重在记录故事而已,对于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记载较详,而对人物则略而不记。于是,有识者认为,这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后世就有了《先贤传》、《人物志》,这个传统自汉代以来就有了,而把它传承下来的则寥寥无几。
自汉代班固和南朝宋范晔之后,史传大都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还有的本身就肤浅丛杂,不值得一看。自宋代以下,尤其琐碎烦杂,纷乱不堪,没有法度。这还是聚集了当时的文人才士编撰成的,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地方的史志与人物传,本来就是一个人的见解。前者,由于时代久远,作者没有亲闻亲见,如果没有记录和注解做说明,就变得空疏而不可考证;后者,由于容易掺杂个人的好恶之心,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往往不完全合于公议,或者因为是同乡旧友的缘故,有所回避和隐讳;而且,作者又未必通晓史传文章的写法,拙于取舍,繁简不当,使优秀人物的事迹得不到彰显,所以,这样的文章终究留传不了多久。
士人君子修身养心,规范言行,即使穷苦困顿,仍然能够以之自立于世;荣华富贵和显赫地位,已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对于身后之名,却不能不有意。就算没有尊爵高位、丰功伟绩,被载于国家历史,但却未必没有雄奇瑰丽的篇章,留传千百年,这就是修撰史志的目的!如果后世的人们,没有把他们的事迹传承下去,那么,这些人以穷苦困顿,而自立于世的事迹,终将湮没不闻,不能光耀于后世,这是非常可惜可叹的事!
王懋竑还列举了有功于其家乡江苏宝应县的几位人物,来和吴之珽作对比。
我们宝应县,自从孙克己(1604——1684,字礼选,号勿斋。康熙九年(1670年)敕封文林郎,宝应县知县。1681年,诰封奉政大夫、户科掌印给事中)以来,以儒雅之风整饬吏治,俨然有两汉循吏之风,至今没有继承之人,但见到吴之珽先生,孙公良吏之风终于再现了。孙公曾经修撰过宝应地方志,但没有完成,后来,乔莱公(乔莱,字子静,号石林,扬州宝应人。康熙六年进士,十八年举博学鸿词,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二十四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再升侍读。后因河臣之议触犯权贵,被罢官归隐田园,著作有《归田集》、《石林赋草》)终于将其完成了。乔公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有过撰写史传文章的经历;汪琬先生(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所作的列传,卓然独立,超然绝世,足以传之后世,但后来其版本毁于火灾,后来庸俗之人,将他的作品胡编乱造,简直糟践了这部优秀的作品!从此又经过了三十多年,后人想接续汪琬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担当其事之人。
现在读到吴公之书,我才有了深切的期望。吴公必定能够继承孙公、乔公的作为,为宝应留下一部优秀的志书。后人如果披览我们宝应的地方志,应当不会有什么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黄廷钰的序言和吴之珽的自序,可知《襄武人物志》应该成书于康熙乙未(1715年)。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遭逢战乱,此书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尤其是同治丙寅(1866)年,巩昌府被回军攻陷,史册典籍毁于一旦。
光绪乙酉(1885年),巩昌知府颜聘卿,礼聘陇西士人原浃续修府志。在四处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原浃在陇西东乡黄某家中偶尔得到此书,欣喜过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原浃之子原鹏翎邀同人措赀刊刻此书,中间经历了180年。
又过了113年,公元2008年,陇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按原版重印此书,这才使得这部珍贵的典籍,重新得以与世人见面!这令人唏嘘不已!
300年后,当人们重新披览这本记载陇西先贤的《襄武人物志》时,不禁会生出良多感慨!尤其是“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可谓道尽了人才出产的规律!当政者不可不借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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