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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男,1957年10月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8—2000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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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问题与方法: 哲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杨国荣 点击:12718次 时间:2012-03-11 17:47:46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摘要〕哲学的问题与哲学的方法无法分离。从哲学研究的具体进路看,首先应对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予以双重关注,二者同时涉及知识与智慧、实质与形式等关系。就哲学研究的根据而言,一方面应注重哲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则需要避免远离社会生活。哲学史的意义,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相涉; 社会生活则关乎哲学研究的现实根据。如何沟通世界的视域和个性品格,是哲学研究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世界的视域或世界的眼光既意味着超越某一种具体的传统,从更广的背景去考察与理解哲学问题,也要求注重并运用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哲学的个性品格则涉及哲学的创造性、独特性。合理地处理、协调如上关系,离不开辩证思维的观念。
    
    〔关键词〕问题; 方法; 辩证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769 ( 2012) 01 - 0125 - 03
    ① 本文系作者2011 年7 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问题与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0BZX043)
    〔作者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哲学的问题与哲学的方法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问题内在地规定了哲学的方法。这一点,从当代哲学的不同形态中也可以注意到。比如,对于分析哲学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与意义相关,而这种意义首先又涉及语言,对哲学问题的如上理解,同时也规定了其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语言的逻辑分析。对现象学来说,尽管胡塞尔前期对心理主义有所批评,后期对生活世界给予了若干关注,但他所关切的实质的哲学问题之一,则是如何在意识的层面为哲学提供一个本原的基础,其意向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本质直观、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现象学方法亦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追溯到以上问题。这种方法与分析哲学显然不同。
    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法与理论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关联。理论总是内在地体现于方法,方法则可以视为理论的具体运用,只要看一看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体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事实上,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都内在地隐含着独特的方法: 在黑格尔的哲学系统中,蕴含着辩证思维的方法; 读康德的著作,则可以发现其强调不同领域的区分与他注重划界的方法之间所呈现的内在关联。以上所体现的,是一般意义上方法与问题之间以及更广意义上方法与理论之间的相关性。
    
    ( 一)
    
    就当代研究哲学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哲学研究过程中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借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表述,这里同时涉及理性与知性之间的关系。从更内在的层面看,这一问题进一步关涉智慧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就宽泛意义而言,所谓理论的思辨包括哲学沉思、直觉、体验、洞察( insight) ,等等。借用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表述,其方式则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等相关。相对于理论思辨,逻辑分析的基本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辨析,一是观点的论证。前者涉及概念的界定、厘清,后者则包括基于一定的根据和理由提出命题、对论点进行逻辑的辩护、揭示不同论点之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等。
    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无疑是两大主流的思潮,二者在哲学研究的方式上也展现了各自不同的侧重。比较而言,现象学更多地涉及理论思辨,这一特点与前文提及的其主要关注的哲学问题相关联。就现象学以及以现象学为视域的各种流派和人物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实质层面的哲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逻辑辨析。从早期的胡塞尔到后来的海德格尔,以及更晚近的各种现象学余绪,都表现了对实质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即使是从现象学系统发展出来、注重文本考察的解释学,也往往将人的存在、历史过程等问题引入理解过程,从而展示了实质之维。在现象学系统对实质层面问题的关注中,确实可以看到其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智慧的关切,而他们的理论思辨本身与传统哲学对智慧的关切也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当然,对思辨本身还可做进一步的区分。思辨可以是具体形态的思辨,也可以表现为抽象形态的思辨。具体形态的思辨总是涉及现实的历史过程、涉及现实的生活实践。抽象形态的思辨则往往疏离历史过程、隔绝于现实生活。借用中国哲学的表述,以上差异涉及“即器而言道”与“离器而言道”的区分。这里的“道”可以视为哲学思辨的对象,“器”在宽泛意义上则指现实的存在形态以及现实的历史过程和生活过程。具体的思辨以“即器而言道”为内在特点,抽象的思辨则呈现为“离器而言道”。
    现象学的理论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抽象思辨的意味,在胡塞尔那里便可以注意到这一特点。尽管他曾提出以追求严格形态的科学作为哲学的目标,但是他实际的下手工夫更多地却表现为对意识现象的直观和还原,他强调悬置现实存在、悬置历史过程,这在宽泛意义上都表现为“离器而言道”。就此而言,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一方面触及了实质层面的哲学智慧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抽象思辨的形态。
    从分析哲学看,如前所述,他们对逻辑分析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之相关,其哲学思维展现了严密性、清晰性等特点。然而,在关注逻辑分析的同时,他们对形式化往往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限定于语言的界限之内,而不越出语言的雷池一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语言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关系悬置起来。即使涉及所谓形而上学的领域,分析哲学也常常强调他们所谈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如关于何物存在,等等,并不是指物理世界中实际的对象,而更多的是语言之中的存在或人们在讨论存在时所运用的语言所具有的涵义。用斯特劳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讨论属于描述的形而上学。在区分存在本身与我们用来讨论存在的语言时,他们似乎也将两者分离开来。可以说,在分析哲学中,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康德意义上的现象和物自体的关系。他们把语言主要限定在现实世界之外,由此呈现的理论后果之一,首先是智慧的遗忘,其次则是哲学向技术化、知识化形态的某种演化,二者从不同的层面表现为“道”流而为“技”。与之相联系,在相当的意义上,分析哲学往往消解了一些实质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这是分析哲学走向极端所引发的逻辑结果。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以上进路,无疑应当作必要的扬弃。人们往往将思辨视为一种玄学意义上的、具有否定和贬义内涵的概念。事实上,哲学如果离开思辨,便很难真正回到哲学自身的探索研究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理论思辨就不会有哲学。就此而言,对具体形态的理论思辨,显然需要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如果缺乏逻辑的分析,则很难有效地推进哲学问题的研究。从以上方面看,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都是今天从事哲学研究思考过程时不应忽视的方面。
    
    ( 二)
    
    作为追问存在理论活动,哲学研究同时涉及哲学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哲学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构成了哲学研究过程中的相关背景。哲学史的意义,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相涉; 现实的会生活则关乎哲学研究的现实根据。
    哲学学科和它自身的历史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要真正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便无法离开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很多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这种渊远而流长的问题,与哲学史本身内在的演化过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方面,哲学与其他的经验科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现在从事实证科学的研究,比如研究物理学,便不必回到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物理学。但是,研究哲学,则必须不断向其以往的传统、过去的历史回溯。从哲学的历史出发,哲学的问题便呈现内在的连续性。在这一意义上,需要有历史的意识,对哲学本身的传统也必须给以高度的关注。总之,哲学的研究要避免无历史的哲学,尤其在涉及理论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其历史之源及历史根据。在试图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如下倾向,即认为以往的历史都是错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如果要讲历史,都倾向于从否定性的角度着眼。这种倾向便缺乏深沉的历史意识。事实上,从哲学研究本身来看,对哲学历史的演化过程,需要高度关注。
    哲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背景是现实生活。社会生活是丰富多样、变化不居的,哲学问题的提出不能离开这样的现实背景。具体而言,现实生活对哲学问题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使哲学的问题获得新的内涵。如前所述,哲学问题不同于经验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古老而常新”,这里的“新”即来自现实生活。举个简单的例子: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哲学史中无疑有悠长的历史,然而,这方面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呈现不同的内涵或形态。从今天来看,历史已处于一定意义上的信息时代,与此相关,诸如虚拟的实在、虚拟的关系等问题开始不断地提出来。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虚拟的实在、虚拟的关系涉及某种新的形而上的问题,后者便与现实生活的变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的发展,常常也会使哲学中的某些问题变得比较突出。这一点,从时下的哲学研究趋向中也不难注意到。如果留意一下就不难注意到,政治哲学在今天似乎逐渐成为显学,在可见的未来中,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延续。政治哲学为什么会成为显学? 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就需要回到现实的背景之中,后者包括政治变革越来越显得迫切、国际政治关系渐趋复杂,等等。从上述方面看,在从事哲学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封闭在历史的狭隘之域,而应对现实生活背景加以必要的关注。
    总起来说,在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应避免没有历史的哲学,另一方面则需要避免远离社会生活的哲学。
    
    ( 三)
    
    在历史已超越地域性而进入世界历史、不同的哲学传统已彼此相遇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世界的视域和个性品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哲学研究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所谓世界的视域或世界的眼光,也就是要超越某一种具体的传统,从更广的背景去考察与理解哲学问题。随着历史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哲学的世界维度就逐渐凸显出来。个性品格则涉及哲学的创造性、独特性。
    世界视域下的普遍性维度,与哲学自身的建构与发展相联系。从后一方面看,世界视域进一步涉及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问题。这一意义上的世界视域意味着超越单一或封闭的传统、运用人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多样智慧形态,进一步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和哲学思考本身的深化。就哲学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的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对中国哲学而言,在近代以来中西哲学相遇之后,如何走向世界哲学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同时可以视为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总体背景。进入21 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我们有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视域。
    同时,哲学的研究需要运用多元的哲学智慧,而不能仅仅限于单一的思想资源之上。对中国哲学家而言,既要总结中国已有的哲学传统、哲学发展的成果,同样也应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智慧给予实质性地关注。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涉及今天经常谈到的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不同的偏向,如或者简单地以西方哲学附会中国哲学,或者试图在中西哲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要求“以中释中”,等等。事实上,对中西哲学关系的理解,恐怕要跳出中西之间,而从更广的世界哲学视域来考察。后者意味着将中西哲学的思想成果都看作今天思考哲学问题、建构哲学系统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哲学研究同样也需要个性的意识或个性的品格。从古希腊、先秦一直到今天,哲学思考总是表现为对智慧的一种个性化的追求和探索。事实上,任何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系统都具有个性的品格,哲学的创造无法与个性化的探索相分离。世界视域下的哲学与哲学的个性化、多样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步入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境遇下的哲学家们所做出的哲学思考依然会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世界化与个性化并非相互冲突,毋宁说,世界化的思考正是通过个性化的进路而体现的。在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中,每一哲学家所处的背景、所接受的传统,等等,都将既表现在他对问题的独特意识和思考之中,也体现于他对不同哲学资源的理解、取舍之上,其思考的结果也相应地会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就其现实性而言,哲学的世界化与哲学的多样化、个性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一意义上,在形成世界视域和眼光的同时,也需要具有个性的意识并关注个性的品格。这两者之间的交融,是当代进行创造性哲学研究的前提。
    从更直接的方法论角度看,哲学研究同时应该注重辩证的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回到康德似乎成为一种主流性的趋向。事实上,我们对黑格尔哲学同样需要高度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本身的理论洞见,而且从哲学研究的进路来说,黑格尔所展示的哲学思考方式对避免仅仅执着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的思维习惯具有积极的意义。前面曾提到的,哲学研究过程中往往面临多重问题和关系,在思维过程中常常容易执着于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如关于哲学研究中理论思辨和逻辑分析的关系,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学人,往往对理论思辨给予更多的关注; 注重分析哲学的研究者则常常给予逻辑分析以更高的地位:在忽视辩证思维的情况下,对两者如何相互融合这一问题每每缺乏自觉的意识。同样,对于哲学的历史之维和现实关注这两重背景的关联问题,也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 注重历史的研究者,往往对现实生活有所淡忘; 以回到实际生活为进路,则有时多或少会对哲学这一学科独特的历史品格会有所忽略。进一步看,关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往往也容易执着于一个方面。如果能够形成或接受辩证的观念,无疑有助于扬弃不同的偏向,达到对相关问题更合乎实际形态的理解,由此进而深化当代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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