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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韩少功,1953年1月生于湖南长沙,汉族,曾下放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曾任《主人翁》、《海南纪实》、《天涯》等杂志主编。出版《韩少功文集》(10卷)以及翻译作品《惶然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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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慎用洋词好说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韩少功 点击:8556次 时间:2012-01-01 23:03:44
关于“××化”
    
    “现代化”这个词已用得耳熟能详,但何谓之“化”?依中文的用法,推广、普遍、完全、彻头彻尾谓之“化”。那么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是什么模样?筷子很古老,不要了吗?走路很古老,不要了吗?窗花与陶器很古老,不要了吗?农家肥料与绿色食品肯定古已有之,还要不要?特别是在人文领域里,孔子、老子、慧能、苏东坡等等很不“现代”,怎么不要以后又要了?天人合一,实事求是,惠而不费、守正出奇等等,在不同时代虽有不同表现形式,一如男女求爱可以抛绣球也可以传视频,战争屠杀可以用弓矛也可以用核弹,但它们的核心价值能不能变?或该不该变?把它们都“现代化”一下是什么意思?
    现代很好,特别是很多现代的器物很好。我眼下写作时就惬意地享用着现代电脑,还离不开现代的供电、供水、供热系统,离不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各种成果。即便如此,“现代”仍是一个容易误解的词,而英文中的-sation或-zation已经可疑,译成中文的“化”便更可能添乱。
    这个词抵触常识,折损了我们的基本智商。谁都知道,无论怎样“革命化”的社会,很多事大概为革命力所难变,比如食色之欲、基本伦常、很多自然学科等等。无论怎样“电气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用不着电器代劳,比如教徒祈神、旅者野游、孩儿戏水等等。无论怎样“市场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遵市场法则,比如法院办案、义士济贫、母子相爱等等。无论怎样“民主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走民主程序,比如将军用兵、老板下单、艺人独创等等。这就是说,世上很多东西,即便是好东西,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彻头彻尾的“化”。
    倒是千篇一律的“化”必定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化”必定缺乏生机与活力——这是从热力学到生态学一再昭告的警示。世上的生态系统、文化系统、政治或经济系统等一旦进入同质状态,就离溃散与死寂不远。那么革命、电气、市场、民主一类哪怕是好上了天,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有效,不必顶一个“化”字的光环,被奉为万能神器和普世天宪。
    
    关于“××主义”
    
    “主义(-ism)”也是意识形态的权杖。这个词在汉译过程中还不时加冕一个“唯”,如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成了“唯物主义”,审美主义(aestheticism)成了“唯美主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成了“唯理主义”。于是既“主”且“唯”,如同天无二日和国无二君,大大强化了一元独断的霸气——其根据和好处到底是什么,至今没有个像样的交代,却实在该有个像样的交代。
    有没有简约、尖锐、偏执乃至极端的思想适合“主义”一词?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情况并非全部,也不是多数。特别是在多元而开放的环境里,在人类文化丰厚积累之后,凡成熟、稳定、耐打击、可持续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有内在丰富性,不过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下各有侧重,如此而已。当今的大多社会主义者不会因“社会”而仇视个人和市场经济。当今的大多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因“自由”而仇视平等与国家监管。他们均离各自的原教旨甚远,也都不会排拒孔子、柏拉图、佛陀、耶稣、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一些共同的思想资源。这就是思想大于“主义”的常态。那么,描述这样一些思想组合体与多面体,是不是可以有“主义”之外更合适的说法?如果创新一些更合适的说法,撤掉一些玩命PK的主义擂台,那么多年来捉对厮杀不共戴天的“公正”与“自由”之争,“民主”与“自由”之争,“民主”与“社会”之争,“社会”与“共和”之争,作为很多有识之士眼中的小题大做甚至无聊虚打,是否可以少一点?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诚然有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是表还是里,是果还是因,是相对甲还是相对乙而言,也常被人们粗心对待,于是“主义”的单色标签常常过分放大某些信号而删除其他信号,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简单化,甚至混乱化。十九世纪的俄国和美国都冒出资本家,又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那么对这种资本加奴隶的共生体拦腰下刀,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而非“奴隶主义”,用“主义”削足适履,似乎并无充足理由。另一个例子是:古代中国确有近似欧洲的采邑、藩镇、领主、封臣等“封建”现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权漫长历史,有文明国家体制的早熟迹象,与欧洲的情况大有区别。漠视这种区别,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进而等同于集体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用一个大得没边的“封建主义”帽子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打发宗族、帮会、教门、官僚等各种权力形态,也显得过于粗糙。显然,“封建”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大而不当;谈“封建”更不一定意味着到处颁发“封建主义”。一旦竖起主义大旗,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晕,越辩越累,越辩越怒目相向,直到离真理更远。
    主义之争,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5卷385页,第2l卷54l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看来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
    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乱源。这种闭嘴令,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
    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入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人开眼,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入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人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头栽进2008年的金融风暴吧?
    “主义”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
    
    思想与文字的一体两面
    
    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与“凡旧必弃”的激进程度。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
    中国人以前不说“主义”和“化”,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在论及人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活情死理合之为“情理”……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涵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这与中国古人喜欢“利弊互生”、“福祸相倚”、“因是因非”、“法无定法”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阴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性。
    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日益坐大,为人们的线性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赎之爱,是一神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精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爱”,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神圣天理(1),即true。在这一过程中,真理(true)高于事实(fact),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2)。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
    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比如当今的“国家”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国家”一词仍然兼有国土(coun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比如“情理”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必须是一个词,是一回事,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
    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始终难以响亮起来。谁要是拍着胸脯自封“精英主义”或“大众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子。
    当然,“现代化”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情绪。但多年来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等多种附加成分所拓展,词组越来越长,内涵越来越繁,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或可视为一种名理上的破蛹待飞。
    
    自主实践须自主立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迎头相撞,恩怨交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大概含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与磨擦,比如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人比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会与藏独闹事期间的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磨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与竞比,比如引入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国人比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东南亚、美欧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
    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主义”和“××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
    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操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
    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
    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
    一个不岔也不懵的美满结局未必可靠,也未必是结局。
    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如果这一片土地上确有文化复兴的可能。
    如果这里的知识群体还有出息。
    
    注释:
    (1)如亚里士多德称:…something eternal and immovable and independent…such beings are the celestial bodies.——《Metaphysics》by Aristotle.基督教重要理论家拉辛格也说:Being is thought and therefore thinkable.——《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by Josph Kardinal Ratzinger,1990
    (2)见《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Harold.Cook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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