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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黎风,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先后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诗歌方向、文艺学专业影视理论方向、传播学影视传媒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著有《理解文学要素》、《爱的文学》、《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审美心理与诗学论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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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的仪式传播与文化认同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颖 点击:2308次 时间:2017-12-11 20:43:39

中华民族文化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根源,凝聚力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在当今时代,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是凝心聚力的宝贵资源。而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核心凝聚力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节日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璀璨遗产的一部分,是古往今来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寄托着炎黄子孙记忆的纽带。节日文化有深刻的寓意,寄托着炎黄子孙的民族记忆与文化情感。对节日文化进行仪式化传播是我们当前的民族凝聚力构建的主战场。

一、节日仪式传播的概念

美国传播学者罗兰布勒曾经对仪式做过如下定义:“仪式是某种模式行为,一种自愿性的行动表现,造成符号化般的影响或参与真诚生活的过程。[1]”通过仪式,我们参与群体生活,表达情感、敬畏、崇拜,体味群体的归属感,维持群体秩序。仪式是中华文化中一种古老的历史现象了,从历史来看,远古的先民们就借助一种集体性的朝拜、祭祀、舞蹈等仪式活动来获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集体认同。通过仪式,人们在同一时刻、通过同一行为表达同一种意义,从而对自我进行确认,获得相应的社会安全感。所以,仪式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凝聚成员意志。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仪式传播观,在他看来,传播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仪式,从仪式观的角度,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2],在他看来,仪式的的作用不是提供信息,而是一种确认。而在他看来,仪式传播的主要作用也在于特定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展示与加强。在凯瑞的仪式观中,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了各种正式的仪式和日程生活中的各种仪式。

在节日仪式传播的过程中,代表传统文化的各种符号被创造并加以传播,借助符号的力量,受众在传播中感知着符号所携带的文化与意义,从而价值观、文化观得以不断加强。因此,我们认为各种节日仪式是世界观传递的主要载体,是民族核心凝聚力构建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具有的象征意义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缅怀过去,更是扶慰民心、顺应民意。其意义在于唤醒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缅怀,时刻保持清醒,以史为鉴,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

(一)象征是国家公祭的核心

按照传播学者米德的象征性互动理论,象征能力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以语言为代表的丰富的象征符体系,从而创造了多姿多采的人类文化世界。美国人类学家C.吉尔兹曾对文化做过如下定义:文化是“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

象征是仪式的核心。通过象征符的传递,仪式的象征及其含义构建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它将习以为常的行为归入大的关联体系中,从而达到增加民族核心凝聚力的作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了丰富的象征符体系:(1)声音的象征符:国家国歌、青少年在国家公祭典礼上宣读《和平宣言》、南京大屠杀的视频资料、警报声等。此外音乐是国家公祭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仪式现场共演奏三首乐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公祭献曲》《和平献曲》;(2)行为的象征符:敬献花圈、集体默哀、青少年集体朗读《和平宣言》、部队、国家主席为国家公祭鼎揭幕等;(3)物品的象征符:国家公祭鼎、遇难者名单墙,出自南京本地、由菊花与松枝组成的“五层花圈”,最后放飞的寄予和平祈望的3000羽白鸽、来自北京的三军仪仗队展现了国家形象。这些丰富多样的象征符共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象征符体系,通过强有力的传播向我们阐述着历史的悲痛、文化的记忆。

2009年,森福特和巴索出版了论文集《仪式传播》。两人认为仪式传播是“人为的、表演的符号,语言占主导但不是唯一,这些符号是形式化的、重复性的,因此在特定社交语境下是可以预测的。”节日仪式传播通过各类政治符号的传播,从而去影响现实的文化世界,重塑人类的行为模式,彰显着国家对文化的渗透与介入。

(二)象征符的“强化”作用

象征是世界性语言。象征背后的真理超过我们言说的能力,不是语言能表达的。德国学者汤·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就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的全部文字、图片和仪式的综合。象征是每种文化的表达。他们创造文化,同时又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承载者。节日文化传播的各种形式,创造着自己的象征形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通过各种象征符将历史与现在进行了现场关联,在象征符蕴含的哀悼、悲愤、缅怀中,将国家公祭仪式隐喻的含义传递到了每一个受众。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通过宏大叙事的基调,以整体象征完成一定文化与意义的展现。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通过仪式传播,通过象征符的传递,超越了个体、家庭和小圈子,也超越了血缘、社交圈与乡土的情感,我们是一个整体,是共同在悲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体会到国家统一强大的重要性,让民族精神提升,让社会主义凝聚力再次提升,中华儿女对中国文化的集体认同得到强化,从而增加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三、节日仪式传播对核心凝聚力的构建

(一)节日仪式传播对互动模式机制的构建

功能主义者迪尔凯姆在《基本形式》一书里指出,宗教崇拜实际上是社会崇拜,这种崇拜有赖于把神圣性灌注于社会力量之中,借此规制社会成员,并通过仪式设定在情绪上对之加以把握。

迪尔凯姆指出,团结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基本行为机制在于仪式的设定,由此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刺激其感情并塑一非普遍的团结感。后来的学者在他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仪式传播是创建与维持互动模式的关键机制。

兰德尔·柯尔林在互动仪式理论中提出:仪式传播可以增强受众的道德感,通过互动,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受众在仪式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系列的情感变化。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通过多媒体联合互动,线上线下完美配合,形成了互动机制。现场敬献鲜花与线上“为他献花”相互配合;形成了“天地共此时”的神圣场域。通过互动,公祭仪式的所有参与者融为一体,共同感受着历史的悲情与精神的慰藉。

(二)节日仪式传播的对文化认同的“培养”功能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播学者G·格伯纳等人就提出了培养理论。培养理论的的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众对世界的认知,进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判断以及世界观的形成。

格伯纳的研究是以电视媒介为代表来进行的。而电视媒介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传递本阶级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本质上来说,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是具有阶级性的舆论工具。

节日仪式传播通过电视等这些强有力的媒介形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发挥了一定的“培养”功能。节日仪式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着共同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借由媒介的传播,通过受众对象征符的感知,在最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文化的认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中传递的以史为鉴、维护正义的理念通过媒体的扩散,最终内化为每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四、媒介造势构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场域

美国传播学者诺依曼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能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多数传媒报道内容上的类似性会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传达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能产生“累积效果”;媒介信息到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能产生“遍在效果”。媒体对节日仪式的宣传造势能够借助媒体的利用,将仪式传播的本身的功能进一步提升,构建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场域。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当日,中央电视台1套全程直播报道,同时央视新闻频道与江苏卫视也参与报道。纸制媒体也积极的参与进来,几乎在当天所有的主流报纸都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作为重要的新闻事件进行了报道。新媒体也积极参与进来,央视网、新华网、光明网、中青网、环球网等主流网站也积极的对此事件进行报道,不少媒体用专题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关注。

另外,很多网民也利用微博、微信等终端参与了进来。经由媒体线上线下的配合,为节日仪式传播营造了信息传播的场域。网民也通过自己的积极参与,与与会者一起感受到了本次祭奠仪式的内涵,借助时空的穿越性,召唤起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在媒体的传播中强化了中华儿女共同的爱国情怀,增强了民族核心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l ceremony.Rothenbuhler,E.W.1998.

[2] (美)詹姆斯·W.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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