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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杨念群,男。1964年1月出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等,合著译丛《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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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重新回到“新民说”的意义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杨念群 点击:10631次 时间:2013-01-21 13:34:39
一、重新回到“新民说”的意义
  
  大家下午好,我觉得今年是任公先生发表《新民说》110周年的纪念,今天晚上这个聚会要纪念任公先生发表《新民说》这样一个日子,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又是在北大百年讲堂,就变得更加有意义:北大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圣地,从五四以来就是一个象征,我们不懈奋斗的志士聚集的地方。
  从“国家”到“人”:从新民的角度而非国家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国
  谈到《新民说》,大家都读过任公先生的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印象。任公先生一生不懈要变革中国人的气质,来打造一个新人,这是他一辈子奋斗的目标。我记得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打造的一个品牌叫理想国,理想国是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这个理念,今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又联合凤凰网和《经济观察报》打造另外一个平台,就是“新民说”,从新民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我们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我觉得这样一个路线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从国家到人这样一个路线。这点也比较符合任公先生在他一生中所探讨的一个脉络,任公先生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这篇文章里面曾经把中国变革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从文化上感觉不足。从这三个阶段,我们中国人一直在不懈地努力改造这个世界,改造我们的国家,改造我们自身(人的本身),是有这么些个阶段。
  为什么“新民说”历经百年而亘古不衰?
  但是我觉得“新民”这个词或者这个词的意思,作为第三阶段,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年陈独秀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伦理的觉悟是最终觉悟的觉悟”。这是陈独秀先生实际上也是把梁任公新民说的看法贯彻下来,最后归结为人本身。其实我们看这三个阶段,我们会注意到所谓三个“期”:器物上的不足,我们有洋务运动;制度上的不足,我们有戊戌变法;当我们感到人的素质需要提高的时候,或者人本身需要改造的时候,就有文化上的变化和变迁。所以整个近代发展的脉络是一个从外到内,从外在的器物、外在的形式向人的内心不断地进发、不断演变的过程。这是新民说之所以能被认为是亘古不衰地始终激励我们的命题,其意义也就在此。
  如果我们把整个新民说的背景的提出和它经过的漫长变迁,跟我们现在的现实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其实在近二三十年来经历了一个同样的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提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并不包括政治制度和人的现代化,我们看“四个现代化”里面并不包括制度本身和人的变化。这也说明我们当时的现代化还处于引进科技、注重器物的阶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人是改革的主体,人已经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可惜的是在八十年代末,人的改变、人的本身的解放、人的启蒙被迫中断了。大家也可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包括制度的变化也在八十年代末被迫中断了。
  改革的循环周期:重回“新民说”,重归百年改革之路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最大、最深刻的教训是器物本身层面的畸形膨胀。大家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是最重要的,人本身和制度的变化摆在了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上,所以制度和人的觉醒和整个器物和经济的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脱节到什么程度?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所导致的实用主义的一些策略、实用主义的一些方法和办法,使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人和制度的变化严重滞后。我们现在提出的“新民说”和“理想国”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已经重归百年来改革的旧的路子。所以我们看改革,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循环的周期。八十年代大致在1981年到1989年,整个改革出现了小的循环周期,跟梁任公所提出的从器物到制度到人的变迁这样一个周期,在十年之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重复和反复。可惜这个反复在一个阶段被停滞了,现在我们重新启动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实际上是重接八十年代真正启蒙的传统,同时我们更要往远追溯,重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改革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变迁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使命,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的一点。
  重启新民说,与百年国运衔接,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再出发
  也就是说百年中不懈地追求完美的社会和人格是大循环中的一次小的循环,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小的循环,但是被迫中断。所以我们今天重启新民说,就是要接续一种未完成的使命,而与中国百年的国运进行衔接,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再出发。这是我对新民说本身意义,从长时段来说的一个相当粗线条的理解。
  
  二、从任公个人出发,理解新民的真理与要义
  
  回到新民这个话题,前面是从学理上勾勒出中国历史演变的不懈追求变化的一种大的轮廓,如果谈新民本身的论述太过复杂,我们可以只从一点,即任公本身的性格、经历上展示新民的真理和要义。我们过去总把任公先生理解为爱国者,也就说他就是一个政治家,这也是他相对比较固定、比较刻板的一面,当然这也可以作为新民的一面,就是爱国,但是他是一个多面体,他本身的经历非常复杂,他当年是从科举制度里面出来的的士人,他当过民国的财政总长,当过新式学校清华国学院的国学大师,同时他的日常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他提倡趣味主义,也就是我说的他会知道我们怎样做父亲,处处展现的都是人性鲜活的一面,这是任公用他自己个人生活经历展示新民的要义。
  关于人本身的身份:多元与限定
  我们知道在百年前,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身份是士农工商,你在哪个位置就必须在哪个位置上从事你的活动,从事你的工作,科举是衡量你的位置的一个标准,其他都以此为据。清帝逊位以后,在职业上多样化起来,特别是在民初到五四这20年之间,是士农工商完全解体的过程。就任公先生本身而言,任公本身显示出他新民的色彩--他既是一个士人,同时也是介入民国政治的一个伟人,同时他还写过小说,当过国学院的导师和教师,同时他也是专栏的时评家,他当父亲,家里出三个院士。有人说,他是流质易变,其实这正是他鼓吹的一个新民的特点。当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受现代学科或者科学发明的束缚,我们总认为一个人应该作为相对稳定的在某种位置上应该固定下来的人,比如他应该当大学教授,他应该当政治家,他应该当记者,或者他应该只是一个在他位置上从事他职业的一个人,其实五四前后到二十年代人们身份的不断变化,创造了一个新的境界,创造了一个新民给我们提供的新的选择。这是当时多样化的色彩给我们提供的非常重要的特点,也就是不断尝试新的领域。当事人通过类似的特点展示了他们多元的一面。
  还可以举个例子,蔡元培,你很难想象他当年搞过暗杀,他当时亲自参与策划暗杀清朝大臣,没有干成,但是你没有想到他后来当了北大校长。一个斯文人怎么可能去动武呢?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沈定一,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人知道他,沈定一当时是地主老财家出身,搞过最初的农民运动,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成了杭州国民党议会的议员,他在当地方官的时候鞭打过一个贪官。所以当时人本身的身份是不断多元、不断变化的,有各种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到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后,被迫缩窄,尤其是三十年代以后,所有的人的身份都被划分为或“左”或“右”,或革命或反革命,被缩窄到一个非常狭隘的路径里面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的自由活动空间,我们对所有的思想和行为的选择都受到很大限制。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不断被缩小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身份的单一化导致评价系统的窄化。比如说我们要当一个大学教授的话,我们很难在这样的位置上去从事别的活动,他受很多的指标,包括你的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好,还有现代的评价系统(的评价)也好,受这样的制约是非常厉害的,你自己变成整个运行体制里面的一个零件。所有的这些都是违背任公先生当年对新民的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提倡新民,或者继承任公先生新民的传统,第一要就把它放在中国百年的历史演变的逻辑里面,去重新发掘“民”和“人”本身的意义。第二,我们应该从任公先生,包括他那一代人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他的身份的转变里面,去感受新民的意义。只有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方面去重新诠释新民是什么,我们在未来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改革过程中(在我们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之后),我们才能发现我们自身的弱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未来的前途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重新使人获得新的生命,获得启蒙意义上的真正的觉醒。
  
  20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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