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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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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由内政而外交:重评义和团战争的一个视角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马勇 点击:56519次 时间:2012-07-10 23:03:20

1900年是二十世纪开端,这一年所爆发的义和团战争是中国历史巨大不幸。这场战争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被解读为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稍后又被解读为愚昧民众的排外主义。其实,如果结合1898年之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演变,分明可以觉察到清廷内部围绕着大阿哥事件的权力斗争始终左右并深刻影响着中外关系。义和团战争其实只是中国内部政争的延续,由内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内政。各国公使和各国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宫内部的权力厮杀,到后来还是清廷内部比较明了世界大势的力量出手遏制了这场冲突,化危为机,引领中国从头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
    如果从1840年中国被迫踏上现代化之途算起,至1900年,中国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六十年。六十年中国虽说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1884年中法之战和1895年甲午战争三场对外战争,只是从总体上说,这三场战争都属于局部战争,且中国方面注意及时止损,避免了大规模冲突。六十年的主基调就是和平发展,赶超东西方。然而后来回望,为什么经过六十年发展,中国竟然在1900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排外运动,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反帝爱国运动呢?这场运动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视角进行观察,究竟应该怎样评估呢?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被撩拨的民族主义情绪
    
    义和团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中国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一个无法避开的重要环节,是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开始交往后民族主义情绪的总爆发,也是先前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利用国家管制方式发展经济获得了巨大成就,确实恢复了往昔盛世气象,即便传统史观所说的“同光中兴”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真实,中国在1890年代初期确实与先前不太一样了。然而到了1894年,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中国先前几十年的积累。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先前几十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新政可能只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另找参照系,中国必须在政治上有办法。这就是稍后所谓“维新时代”所要直面的主题。
    从比较严格意义上说,“维新时代”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了。整军经武,允许地方进行自治试验,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为新社会阶级诞生扫清制度层面障碍。应该说,经过几年发展,到了1897年,以模仿明治维新为基本特征的“维新时代”进展顺利,缓慢的政治变革一直在有序进行。中国确实走上了一条正确轨道。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在甲午战后恢复发展太快,特别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自由创办企业,允许自由贸易。那时的国际资本正如列宁所说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的重要性远大于对领土的觊觎,因此在甲午战后不几年,外国资本就像潮水一样涌进了中国,先前争论不已的铁路开始修筑了,而且很快构筑了影响后世的基本路网;沉睡几万年的矿产资源开采了,近代中国许多基础项目差不多都在甲午战后迅速开建。这是一个近乎失控的大发展,衍生出许多问题。
    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凭借的是国际资本。国际资本除了要获取利润最大化,当然还看重资本的安全和便捷。我们过去说列强在甲午战后有个“瓜分中国的狂潮”,其实就是指国际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后,一方面希望“整片开发”,减少成本,提升利润,与中国政府协商集中投资,比如英国将资本主要集中在长江领域,日本集中在福建,德国集中在山东,法国集中在西南;另一方面由于中外贸易额度大幅增加,远洋巨轮在经过漫长航海靠岸后总需要修整维修,常年漂泊在大海大洋中的船员也需要登岸休养甚至需要一些“无烟工业”,因而在甲午战后不久,在中外贸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列强相继向中国政府提出仿照英国人租借香港的前例,在中国沿海租借一些尚未开发的港湾,以备各国民用及用来护航的海军舰队使用。这种要求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不是不可理喻的烦难问题,不涉及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放弃,但在一个被动的后发国家,这样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对主权的侵害,因此中国政府明明知道列强的要求只是经济上的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道这样的要求应该满足,但在实际操作上总是一拖再拖,总是在内心深处希望对方能够放弃这些要求。
    在列强中,比较急切需要一个沿海港口的是德国。德国在1895年马关议和谈判中支持中国,并联合俄国、法国向日本施压,让日本将已经占领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了中国,尽管中国为此多花一大笔银子,但“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维护了中国本土完整,其战略意义不容低估。德国之所以如此积极帮助中国,当然有其外交上的考虑,只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目标在于,德国希望与中国政府的亲善,能够有助于德国顺利地从沿海拿到一个港口。中德贸易大幅增长,德国太需要一个港口了。
    对于德国人的要求,中国政府原本是答应的,只是碍于体制,碍于传统领土、主权观念及法律因素,中国政府在答应了之后一拖再拖。不得已,德国政府接受某些人的建议先斩后奏,乘着山东“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倒逼中国政府和其谈判胶州湾租借问题。
    胶州湾的租借在清廷最高统治层原本并不构成问题,只是德国人的做法无疑使日本人很不高兴。日本人觉得三年前“煮熟的鸭子飞了”,肥沃的辽东半岛被德、俄、法三国干涉还给中国了。仅仅三年时间,德国人竟然异想天开从中国获取如此大的利益。日本人对德国人的做法很不认同,于是一个原本并不张扬的军事行动,一个细节并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外交,竟然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全程报道逐日追踪。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被充分调动,一个甚至比甲午战败还恐慌的危机情绪在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迅速蔓延。严复呼吁中国人“急求所以自立之道”,而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一大批更加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作“亡后之图”,计划将正在进行维新试验的湖南转变为中国复兴基地,计划一旦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可以据湖南而独立,进而成为未来中国复兴基地。[1]
    德国人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反对而中止对胶州湾的占领和稍后的租借谈判,而更为蹊跷的是,中国政府原本寄托俄国政府能够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劝说德国人注意适可而止,别让中国政府在民众面前太丢面子;俄国人爽快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然而实际上俄国人不仅站在德国人方面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和德国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以出师威吓德国的名义占据了旅顺和大连湾,中国在痛失胶州之后再失旅大。稍后,英国人也利用这些机会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向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列强的这些要求只是租借,根据约定,租借总有归还的一天,但在当时那种特殊背景下,中国人面对这些租借总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亡国之痛。
    列强相继向中国租借港口是否真的使中国主权丧失,在世界经济交往日趋扩大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租借港口和土地,这些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实严重困扰着中国人,一大批充满激情的年轻知识分子真诚感到民族危机空前。
    即便民族危机空前、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和土地是对主权的侵害,那么进一步是否由此能够得出中国必须改变三年前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呢?也就是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理由呢?
    
    二、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后果
    
    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使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看,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2]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基本共识,那时朝野各界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皇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自己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康有为、梁启超犯上作乱,而西方国家不仅不帮助中国将康梁缉拿归案,反而协助他们出逃,予以庇护,拒绝引渡,甚至允许他们成立什么“保皇会”,发行报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肆意攻击诋毁天朝,最可恶的是列强允许康梁肆意攻击她本人,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无法容忍的。专制体制独裁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西方社会价值取向和民意,无法理解立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分际,这也是慈禧皇太后在戊戌后逐渐左转成为西方文明反对者的原因之一。
    慈禧皇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新政的那些大臣已经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光绪帝主导的政治改革,或因皇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一般民众当然没有这种深刻认识,不过他们出于最直接的感受,觉得五口通商以来,外国商品与传教士毫无节制涌入中国,他们的日子不是比过去更好些,而是比过去更糟糕,旧式手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再加上甲午战后巨大战争赔款压力,大量兵勇遣散,流民数量成倍增加。更为不幸的是,那几年天灾不断,尤其是华北地区大面积持续干旱以及黄河连年失修所导致的灾难,造成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一般民众当然不会进行这样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具有多少深刻认识,但他们直观知道日子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艰难,大概都是洋人来了之后所造成的,洋人在中国大规模造铁路、开矿山,将中国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洋人在城乡遍设教堂,把传统神祗、祖先得罪了、侮辱了,这些神祗、祖先也不保佑中国人了。
    基于直观感受与判断,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要想恢复往昔宁静生活,就只有将可恶的洋人驱逐出去不可,将洋教士特别是追随洋教士为非作歹的“二鬼子”教民杀掉不可。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发酵,终于酿成此伏彼起连年不断的教案。仅德国占据胶州湾后一年半,山东境内因铁路、矿山及教案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就有一千余件。排外心理已占据整个中国社会。
    就大清王朝统治者来说,列强在戊戌后对中国内政毫无收敛的干涉,也使他们相当恼火。追根溯源,他们认为是新政象征光绪帝依然在位的结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只要光绪帝在位一天,甚至只要光绪帝还活在人世,不仅康有为等流亡的所谓维新志士还有精神寄托,还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而且西方国家就会继续以光绪帝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无所作为束手待毙的光绪帝竟然一度成为“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早在皇太后出园训政时朝野间就弥漫着光绪帝病重甚至已去世的传言,这些传言既有清廷政治高层有意向外释放的信息,以便为未来政治决策预留足够空间,也有海外流亡者故意夸张的成分。政治流亡者清楚的很,只要光绪帝一天不倒,只要光绪帝依然活在人间,即便他们现在吃够苦头,他们终究会扬眉吐气重出江湖,因为年轻的皇上终究要比年迈的皇太后活得时间更长些。
    光绪帝的存在成为皇太后和那时当权者的一个心病,起初他们或许真的企图通过宫中太监使用药物等办法摧毁光绪帝的肉体,但这一做法很快遭到各方面公开谴责,中外各界一致警告那些政治野心家不要违背民意进行这种阴谋。
    不过,传言中的这一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皇太后指使,是很值得怀疑的。作为一国领袖,皇太后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下作,她如果想置光绪帝于死地,应该并不困难。光绪帝虽然不是皇太后亲生,但多年养育之恩,使光绪帝正如自己所辩白的那样,并没有对慈禧皇太后表示过不忠。现在能够看到的比较可信资料,即便是光绪帝确实感到皇太后对新政干预太过分时,即便他与皇太后发生过言语冲突后,他找杨锐所要商量的也是考虑怎样既能推动新政进行,而又不使皇太后生气。光绪帝的真情实意并不难被皇太后所理解。政治流亡者所宣传的皇太后指使宫中太监使用药物从肉体上摧残光绪帝,未免过于夸大了帝后冲突,也过于戏剧化。
    政治流亡者虽然吃尽了苦头,但却获得了道义同情和支持,且较清廷拥有更大话语权势。相反,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用“六君子”鲜活生命换取了政权,不管怎么说似乎都在道义上亏了一层。再加上,专制政体信息不透明,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了话语弱势。所谓皇太后利用宫中太监向皇上使用药物的说法,基本上来源于海外政治流亡者,并没有档案或其他方面的证据作为支持。
    两宫之间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皇上在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之后确实病倒了。第二年,皇上的身体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大有一病不起的迹象。12月20日,皇上发布一道上谕,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造谣诬蔑,强调皇太后出园训政以来上下一心,宫府一体,希望臣民不要听信康有为等人瞎说,妄为揣测。
    皇上的谕旨证明两宫之间没有矛盾,然而为时不久,一个流传很久的传言竟然变成了事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开始为皇上物色继承人,至1900年1月24日,上谕宣布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隽为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由于这一天为农历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此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确乎为光绪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具有相当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弄清了,其本质应该与光绪帝的病情恶化,以及清代权力传承有关。
    满洲贵族入关建政虽说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满洲人没有弄清传统中国政治权力传承精粹在哪里。中国文明很早就确立了政治权力父死子继的大原则。如果没有子嗣,中国文明中政治权力传承小原则是兄终弟及。再次,假如兄终弟及也无法实现,比如皇帝没有亲兄弟,那也没有问题,按照血缘关系,以与皇帝血缘关系的远近确定皇位继承人。中国文明的这种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皇族内部的权力冲突,是一种自然顺位。然而由于满洲人是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清廷长期面临着皇位继承问题的困扰。
    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主要是因为光绪帝的身体经过1898年的折腾可能实在顶不住,而且光绪帝大婚已经十几年,看来已经很难有自己的龙子龙孙——在过去两年中,也曾有外国公使馆的医生为皇上看过病,已经证明皇上的肾病相当严重。为了大清王朝长治久安,为了防止光绪帝万一发生什么不虞,特别是因为皇上需要静养,而清廷繁琐的日常典礼实在太多,如果有一个大阿哥代劳,至少可以使朝廷日常事务重回正常状态。这是立大阿哥的真实原因,是为光绪帝的身体着想,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光绪帝本人的主意。
    从善意去理解“己亥建储”是对的,清廷官方文书也都这样解释。然而由于此时离1898年政治变动太近,许多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出于政治原因,清廷正常的政治运作,在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阴谋。他们认为这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试图更换皇帝的做法,为了保护他们心目中的英明皇上,他们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保皇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出于挚诚,通电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呼吁朝廷中的健康力量如庆亲王奕以及荣禄等公忠体国,奏请皇上不要有退位之想,“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将一个正常的人事调整视为影响中外关系的大事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注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三、失控的发展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于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社会民众再次自发联合起来,他们用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中国经济渐渐处于失控的发展状态,与外国资本大幅进入中国相配套的政策并不完善,强劲的发展势头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人“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不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地涌入,这一方面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难度在加大,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活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他们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到直接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实际上,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失控的发展”终于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这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无疑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很好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即便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中外发生冲突的概率无疑在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使铁路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还有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妓女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失业,四处流浪。甲午战后急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反而因发展使很多人的经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急剧且近乎失控的发展等原因,义和拳的兴起也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造反,只是那几年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到了1899年,黄河领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影响,怒火中烧,随时崩溃。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大刀会、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但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四、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这一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一定的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一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是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大量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形成严密的组织,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失去土地的流民、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认为:既然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一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3]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做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前述大阿哥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父亲端王爷。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无须细说。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满洲贵族的操作,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的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说清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是一点一点被塑造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向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会不同。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位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并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端王爷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作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府的威望;中国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中国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就在此时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的纵容或默许,义和拳、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增长,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年底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了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拳、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义和拳、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时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中国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中国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与其放掉卜克斯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顾及卜克斯事件。
    中国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中国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会议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一个惊人决定: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也就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中国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布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去尽快镇压义和拳、大刀会。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无暇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
    
    五、列强冷对大阿哥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一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一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施,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照旧。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种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与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反省、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多,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还有一个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启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卜克斯善后尚未处理,中国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机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的忠告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此时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拳、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这大约是列强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强的不满容或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拳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的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借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说实在的,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招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兄弟,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拳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摇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拳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拳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拳不仅是你们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敌人。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4]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拳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拳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这些人,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拳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拳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拳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形势,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所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拳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拳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
    
    六、被误解的“宣战照会”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波高过一波,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于6月10日浩浩荡荡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此举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拳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十七天时间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说,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拳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所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必须充分保证津京之间交通不能中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绝对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职责所在,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只是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因此他们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们看来并不与中国方面的利益相冲突,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及直隶总督裕禄作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七十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提前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五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一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拳,还是以要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保住大沽炮台[5]。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19日下午五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该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表明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一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天晚上,十一国公使愁眉苦脸聚集在首席公使官邸召开会议,争论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德国公使克林德建议天亮之后集体前往总理衙门要求会晤,至少要表达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太短了,那么多的公使、家属及传教士,根本无法撤退完。然而外面的局势或许真的很混乱,其他公使竟然全部反对克林德的建议,不敢集体前往总理衙门。
    
    七、奇怪的局部和平
    
    克林德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人,别人的反对并没有阻止他单独行动,何况他与总理衙门原本第二天中午有个约会,所以第二天(6月20日)上午克林德还是带着秘书乘坐轿子离开了公使馆,不料刚到东单路口,就被清军神机营枪手一枪毙命。
    克林德之死是1900年中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先前勉强还能维持的外交窗口至此全部中断,各国公使退守使馆区组织卫队严密防守,并将散在各处的传教士、教民尽量接收到使馆区。从这一天开始,使馆区与外界几乎隔绝。
    在使馆区外面,确实有一支清军,清军外面有中国民众,这些民众被统称为义和拳,其实也不尽然。使馆外面的清军,按照过去流行的说法是在围攻公使馆,但按照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荣禄等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中国民众冲击公使馆而实施的保护措施,当然在此后局势日趋紧张时,这些清军也与公使馆守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只是从总体上说,清方的解释更合乎情理。
    公使馆不仅和中国政府失去了联络,与天津以及它们各自政府也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形使各国政府非常焦虑,各国驻天津领事和海军将领只好抓紧时间组织联军往北京进发,准备用武力去解救被包围的公使、侨民,还有聚集在西什库教堂的传教士和教民。
    各国海军将领对中国方面的力量估计太高了,他们一定要等到各国援军到来方才准备向北京进发,于是时间在一天一天消逝,北京的僵局没有办法打破。直至8月初,各国后援部队方才完成集结。8月4日下午,两万名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直扑北京。清军虽然在津京一线集结了十万军队,然而总体上说,清军并没有组织像样的抵抗,因为联军只是去解救公使和外国人,并不是要和清军交手。8月14日上午,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突破北京防线,顺利进入使馆区,被困两个多月的使馆终于重获自由。
    当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廷内部一片混乱。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清楚联军真实目的只是来解救公使,挽救侨民、教民;虽然联军与清军在过去一段时间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荣禄处理得当,中国方面与各国公使的联系时断时续,大致说来,各国公使对清廷以及荣禄,还有一点起码信任,所以各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通过管道劝说清廷不要离开北京,联军一定会保证两宫在紫禁城的安全。
    清廷当然知道联军的好意,但是事关国家体制和尊严,假如联军进京之后少了一点约束,两宫威严受到任何伤害,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为郑重起见,两宫在作了一些善后安排任命一些留守大臣后,于8月15日凌晨在枪炮轰鸣声中出西华门,奔德胜门,经颐和园稍事休息,然后经居庸关,向太原方向行进。
    两宫出走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酝酿筹备过程。大约在总理衙门改组、克林德被杀,中外沟通受到严重阻碍的时候,两宫就对后来的政治发展有所安排,留有后手。
    6月9日,总理衙门改组,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十天后,6月20日,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被枪杀。当天,朝廷向各省督抚发布了一道密旨:
    各省督抚均受国厚恩,谊同休戚。时局至此,当无不竭力图报者。应各就本省情形,统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护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
    这道上谕的词句非常奇怪,许多阅读者认为这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发布的遗命。不过,该密旨赋予各省督抚便宜行事权力,希望各省督抚调动能动性切实保护各自管辖的省份,尽量对北京危机局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天(6月21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又收到荣禄发来的密信,忠告李鸿章不必再对北京的御旨继续给予重视。这一消息在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外交官中很快传开,大家一个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端王载漪可能已经篡夺了清廷政策主导权,因而此后来自朝廷的指示,他们都可以视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不合乎需要或者说不利于地方稳定的可以视为“伪诏”。这就为稍后发生的“东南互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依据。
    6月22日,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郑观应致信主管盛宣怀,以为联军在北方的战事持续下去必将对南方发生重大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人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国人一定担心南方也会像北方一样混乱,因此英国人一定会与列强一道向南方用兵,在上海登陆,进而向整个长江流域派兵,稳定局势。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为避免不必要损失,郑观应建议盛宣怀不妨抓紧将一些中国公司转换到外国名下,或许有利于保护。
    郑观应的提醒启发了盛宣怀。三天后即6月24日,盛宣怀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从权”与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将上海租界交给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便在目前复杂局势下保全各国及本国商民财产及生命安全。
    盛宣怀的提议获得了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东南督抚的首肯,在这之前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有类似考虑,以为在目前困难局势中只能尽量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刘坤一、张之洞等又邀集东南各省督抚共同讨论,终于达成与各国合作,共同维护东南半壁相对稳定的局面。他们相信这一办法并不违背朝廷密电“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精神。
    根据这些共识,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谈判,并达成《东南互保章程》共九条,东南各省在没有丧失主权、治权的前提下,与各国友好合作共保东南、长江流域各省和平与稳定,严格禁止北方义和拳以任何方式南下,各国承诺不在上海、长江流域登陆用兵。
    
    八、踏上政治改革不归路
    
    “东南互保”是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大局危机情形下想方设法为国家保全元气,这一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清廷那份神秘诏书的启示,还值得研究。不过由此可以知道,清廷内部某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在总理衙门改组、端王爷主政,特别是克林德被杀之后,也确实开始做了一些善后准备,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渠道维持与各国公使的联系,尽量营造一些友好气氛,并通过各种管道向各国求和。
    总理衙门的改组为6月9日,然而也就是几天后,慈禧皇太后于6月16日电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北上,争取早点开始与列强谈判。
    李鸿章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善于外交的人,他与各国公使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在接到通知后虽然并没有及时北上,但确实迅速利用各种渠道与各国进行接触。他通过驻外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情况,请求和解,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准备了条件。
    由于北方战局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清廷在克林德事件之后既没有集中力量镇压义和团,也没有拿出勇气与列强开战,北方战局在不破不和中僵持着,各国司令官在军事力量没有达到预想状态时也不愿冒险向北京进军,北京局势的僵持使李鸿章无法顺利北上。直至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一个月后,李鸿章方才有机会于9月15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中外之间的正式谈判方才有可能开始。
    在李鸿章抵达北京前,联军当局已经与中国方面进行过接触。清廷在离开北京时任命有留京办事大臣,这些大臣通过私人关系很快与总税务司赫德取得联系,然后再通过赫德与联军当局建立沟通管道。在赫德帮助下,跟随两宫播迁的庆亲王很快被追了回来。庆亲王在这场巨变中的特殊功能在此后的议和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他既代表了清廷内部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也利用这次议和比较重地羞辱了朝廷内部莫名的对外强硬派(也都是大阿哥事件中的受益者),内政与外交的纠葛在庆亲王那里有比较充分的展示。
    应中国政府要求,赫德在与各国公使磋商后,于9月1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了一份善后清单,并私下告诫中国大臣无论如何不能将围攻使臣的事情看得太轻,更不能误看,因为这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赫德在这份文件中详细列举事件始末,分析中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为中国政府要想息事宁人,必须承认姑息纵容义和拳的错误,必须就义和拳围攻公使馆、枪杀公使、教民等事情认错道歉,并给予适当赔偿。
    大致说,中国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能够接受赫德的建议,此后的交涉也大致按照赫德的提示进行。只是中国政府想不到各国在善后谈判中不是一味要求赔偿,更不是要求割地,而是要求追究煽动义和拳排外的责任,追究德国公使、日本使馆书记官、传教士、教民等死亡原因和责任。这确实出乎中国方面的预料。
    知道列强真实心迹的俄国人很早就向中国方面作过类似建议,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让列强牵着鼻子走,中国应该主动惩办一批可以牺牲的“肇乱大臣”,以此换取列强的信任,为后续谈判铺路。
    由中国政府自行惩处所谓肇乱大臣或许是缓和时局的一个办法,在俄国政府提出这一动议前后,法国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表明类似立场。法国人认为,推动善后议和的前提有四:一是中国政府务必确保各位公使的行动自由与安全;二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将端王载漪等“肇祸大臣”革职查办;三是将各处军队撤回,不得再与外国军队接战;四是中国政府务必彻底剿灭义和拳。
    惩处所谓“肇祸大臣”的想法在李鸿章等一批稍具国际视野大臣那里早就想到了,只是碍于同朝为官,碍于“肇祸大臣”中多有皇亲国戚。而这些皇亲国戚依然盘踞在皇太后周围,不仅掌握着清廷大权,而且似乎依然受到皇太后信任,所以始终没有人敢向皇太后提出。文献表明,至少在7月中旬前后,李鸿章准备奉旨北上时,就已意识到中国政府自行惩处煽动排外的愚昧大臣可能是缓解中外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只是怎样实现,李鸿章就没有把握了。
    李鸿章不敢冒然弹劾那些宫中实权大臣,但对不在宫中的“肇祸大臣”,李鸿章当然一点也不客气。9月2日,他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奏请将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署奉天副都统晋昌罢斥治罪,以为寿山、晋昌二人纵容义和拳毁路构衅,一意主战,致使许多地方失陷,殃害人民,贻国家无穷之累。
    清廷很快同意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然仅将寿山等人做替罪羊是远远无法平息列强的愤怒。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肇祸大臣”绝对不是这样几个人,即便不追溯到慈禧太后这样的最高层,也必须追溯到在混乱时期出任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端王载漪,及庄亲王载勋等。
    对于这些皇亲国戚,李鸿章等汉大臣当然不敢向朝廷提出,因为这几个人都是皇上、皇太后的至亲,更是未来国主大阿哥的至亲。只是如果“肇祸大臣”这一概念能够成立,那么问题是迟早都要爆发的,只是看怎样处理而已。
    中国大臣不敢说,那就由外国人先提出吧。9月5日,德国政府正式提出议和条件,第一条就是“中国政府必须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
    在德国政府提出要求的第二天,俄国人也正式提出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惩办所谓“叛乱首犯”,包括端王载漪、董福祥、刚毅、李秉衡、毓贤等。俄国认为,将这些大臣完全罢斥是中国持久和平的保证。
    德国人要求惩处那些“高级社会”的人,俄国人提出一个具体名单。显然,俄国人很想帮清廷忙,以最小牺牲换取安宁。然而,列强似乎很快发现俄国人的用意,因此列强很快就哪些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展开讨论。经过漫长的调查取证和讨价还价,列强与清廷终于在1901年2月6日就惩处“肇祸大臣”达成共识: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中方判处其死刑,然后再以皇帝的名义赦免,流放新疆,永远监禁;尽快剥夺董福祥的兵权,然后予以严惩;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等处死;对于已死亡的李秉衡、刚毅、徐桐,由清廷宣布追夺原官,撤销恤典。
    与此同时,清廷与各国政府还达成一个共识,为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立山等大臣恢复名义,平反昭雪,他们在义和团战争期间因反对围攻使馆和对外作战而被清廷下令处死。
    此外,各国公使还在4月4日向中国方面提交一个上自藩王督抚,下至知县士绅的142名必须惩处的名单,后经交涉,清廷于4月29日发布上谕,以义和团战争期间奉行不力、致酿事端、焚烧教堂、伤害教民、教士等罪名,分别情罪轻重,将山西归绥道郑文钦等56人予以严惩。
    6月3日,清廷再发上谕,将盛京副都统晋昌等11人发往极边充当苦差。8月19日,清廷三发上谕,又惩处地方官员士绅58人。至此,列强要求的所谓惩办“肇祸大臣”交涉大致结束。
    惩凶之外是就克林德和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进行道歉和赔偿。这一谈判比较简单,中国政府同意以皇帝名义致信德、日两国元首道歉,并派遣高级代表分赴两国当面认罪。中国政府还同意在克林德遇难处修建一座纪念物,至于支付必要的抚恤金更是无须讨论。
    而战争赔款的谈判比较艰难,列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德国人、俄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确实希望利用这场战争大发一笔横财,有竭泽而渔的味道,但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特别是总税务司赫德并不认同德、俄两国的看法,谈判的结果就是既要中国就战争实际花费和损失进行赔偿,又不能超出中国实际支付能力,更不能过度透支这一国家的财政力量,不能存有任何肢解中华帝国的念想,“合理的赔偿部分可以通过已经增加的保证外国的权利和豁免权的安全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平等通商来实现”。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声明,该声明后来成为各国谈判基础。
    根据各国公使建议,赫德于1901年3月5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就中国究竟能够支付多少赔款,最适合的偿付方式是什么,中国能够最容易获得的岁入是什么,以及列强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控制权四个问题提出了方案。赫德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总管,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各国公使后来又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就赔款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和讨论,以为要保证中国经济还能正常运转,中国能够支付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4.5亿两。至于各国如何分配,当然只能参照各国实际损失和实际军费支出。
    善后谈判还涉及使馆区的扩大、使馆卫队、武器禁运,以及在中国驻军等问题,确实关涉中国主权和尊严,但从各国公使刚刚结束被围困的经验说,他们的目的就是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尽力引导中国走上与世界同步的轨道,而不是容忍或者纵容中国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肆意蔓延。也正是从该种意义上说,以上述内容为基本构架的《辛丑条约》只是一项共识[6],中国为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为了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中国又有一个继续改革、逐步与世界接轨、成为世界大家庭合格一员的郑重承诺。1901年的这一条约,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尊严跌至谷底,也是中国重新起步、从头开始的起点。这一年重新启动的新政就蕴含着这种因素,几年之后开始的预备立宪,实际上也是“辛丑共识”的逻辑发展。中国因义和团战争蒙受巨大耻辱,也因这场战争重新开始,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
    
    (相关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谭嗣同等湖南人士格外恐慌,他们计划以湖南独立获取未来中国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于是他们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广地方自治,增强人民的政治能力,“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 清廷官方文件指责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见《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 给事中胡孚辰说:“岂知今日时势,不仗兵力而仗民心;各国之觊觎而不敢遽动者,亦不畏兵力而畏民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84页。
    [4] 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81页。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11页。
    [5] 直至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清廷仍发布上谕,要求裕禄报告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最新进展,仍不知道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着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见《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157页。由此可见,清廷在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时仍以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以为仅仅是外交争端一类的事情,故而比较容易取强硬的态度。
    [6] 所谓《辛丑条约》只是中国人的说法,因为谈判、签字在“辛丑”年。西方人称为“北京议定书”,共有“正约”12款及19个“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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