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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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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蒋廷黻论李鸿章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马勇 点击:3296次 时间:2017-05-04 17:09:0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等一系列作品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时间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只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的救国方案可以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部分。

   治本的方案是努力促进中国的西化,他觉得中国抵抗西方的侵略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时维持中国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治初年,当日本维新运动尚在酝酿的时候,李鸿章就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个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

   至于李鸿章的治标方法,主要是主张在中国西化尚未完成的时候,要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最大政治家,不过他也是当时士大夫最喜欢弹劾的政治人物。怎样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呢?蒋廷黻是这样解释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的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眼里,皆非根本之图。这些士大夫认定中国固有驭夷方法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他们且以为道咸年间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和帮手,他的事业推进全靠专制君主威力的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个青年文人如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邓承修等,目空一切,而其文章与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执意反对李鸿章,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每因细故就主战,就爱国,就号召强硬对外。李鸿章审时度势,尽量运用外交力量化解难题,至1884年中法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中国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尽量避免了几次大的冲突。

   中法越南问题出现之后,李鸿章依然主张继续运用外交力量进行交涉,反对开战,但是朝野内外士大夫主战者多,朝廷也就只能徘徊于战和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里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后无形中变成一面战,一面和,终于酿成了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伦、陈宝琛,于是清政府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派张佩伦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宝琛在两江任上毫无建白,而张佩伦则当战争不得不爆发之后,跑得比谁都快,贻笑大方。由此足证文人的高调除了贻误国家大事外,别无作用。到了光绪十一年春,战事只好结束,全局失败果不出李鸿章意料。

   对中法战争的重新解读并不难被一般知识界所接受,而蒋廷黻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解读则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高丽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均势似乎形成。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高丽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高丽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高丽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高丽的现状。而高丽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高丽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高丽,以免高丽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高丽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高丽,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高丽的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也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的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高丽的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这是李鸿章毕生事业中最尴尬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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