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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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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析真系列(4):简论10种“历史思想”类别划分之必要——兼论某“网上史学”之学术范畴混淆性
来源:川大哲学网 作者:李幼蒸 点击:2139次 时间:2017-11-17 01:19:41
【概要】一切社会、文化、学术等现象均为“历史”之部分,它们都是社会活动者、思考者及媒体界思考和论说之对象,可以说有史以来所谓“思想”主要就是指“历史类思考”,但这与后来不断趋于繁复化、分科化的“史学”或“历史的学术研究”不属同一社会文化范畴。然而二者的几千年混淆(借助于“历史”[history]一词自身不易避免的歧义性),中外几千年一直延存至今;甚至于此一“范畴混淆性”事实可进而成为当代(通过媒体业技术日趋发展)一些人士特意加以“利用”的工具:即特意通过混淆二者以遂行其“以用代学”的非学术性目的。其本质为:“借学术之令名,施媒体传播之技术”,以达排除“学术求真”目标而代之以“以学求利”之目的。此类中外社会文化中广为流布的“以用乱学”之现象(通过制造“知名度”和“点击率”等现代传媒蛊惑术),自有其本身之需要,性质上也非相关于学术实践任务,但严肃学术界本身亦须防止受到此类以学术为名义行其社会性造势目的之影响。为此,本文主张:学界应该大大增加自身门类功能划分意识,并克服功利主义积习,以朝向自身“以学求真”之目标。【读今日世界日报周刊一文,芝加哥地区来自大陆的某社区学院英语系教授抱怨说:虽然校园设备良好,文科学生今日极少对学科内容本身有兴趣,其借贷读书纯粹出于未来职业目的。因此,阅读文学经典并不被其精神内容感兴趣,而是纯粹为了完成学分任务。此即本人前文所说:青年一代欠缺了对于“精神价值”本身的感受力,包括“追求真理”的兴趣!然而正是在此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普遍气氛,反可成为炒家通过操弄人文思想传播以强化思想认知混乱之客观条件!国际学界已非真正自由思考之场地,因个体之“表达自由”是受到多方面(学者并不意识到的)背后制度性拘限的。“”2017-11-12】
 
 
1. 序言
 
无论是“历史”还是“史学”,都是最广泛使用的、最具含混性的概念,其“含混性”遂成为各种社会界、学术界思想混乱的语义学根源之一。早在大约四十年前,即自本人初入社科院后被世界史所理论室邀请参与80年代“史学理论建设”工作起,我本人一贯强调的是:根据现当代历史理论成果,强调将历史过程(历史本身)和历史思考(历史著述)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不仅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应该如此,从学界现实看也应当如此。而与此相关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识别“史学”范畴本身的不同类别?最为突出的现象表现在该概念所指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上:将历代历史思考积累作为各种现实社会活动实践之智慧来源的所谓“史学”的实用性功能(作为实用智慧)和以后者作为纯粹分析研究对象的“史学”功能(作为纯学术研究)。更为重要者为,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这两类史学功能往往(大多)不加区分;甚至于可以说,即使是表面上属于“学术研究”者,其学术实质上也是直接间接含有其作为“实用智慧”的功能的(以史为鉴观)。简言之,由于种种原因,此一含混倾向可以说无远弗届,因为大多数相关历史思想及学术实践者,都是带有浓厚的实用性动机的,都是企图使其“思考和研究”可“有用于”历史现实发展的。这一实为千古一贯的倾向当然不足为奇,中国史学传统本身就带有此种特征,其典型可举《资治通鉴》书名。这部堪称中国史学史上最具有学术上重要性的专著(《史记》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历史思想”的经典文学式表达艺术,但其“学术性”不仅弱于《汉书》,也弱于宋代史学),似乎已经奠定了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在此框架下,不仅出现了各种简明体的《纪事本末》,而且引发了各种“野史”、“史话”类写作。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影响力无比广泛的“历史小说”。实际上,历史小说发挥的史学智慧启迪作用,甚至于比“正史”还要大。这是因为,小说(历史小说当然在类别上不同于其他小说)和正史共享着同一实用性“史学特征”:通过“故事”表达的历史智慧启迪术!这个历史智慧术主要指什么呢?主要指历史上相互斗争者的成功与失败的“规律性总结”及其策略性因果分析结论。就此功能而言,史事记述和史事虚构往往作用类似或相当,因虚构历史情境(如本人曾指出的,《战国策》绝对不是史事之直接记述,而可能为后人之“据零碎传说加以想象式铺陈”的虚构产物)反而可能为更有效的“历史斗争情境类型”之经验性制作:虽非事件之真实记述,但仍可作为合乎当时传说及现实经验之概括。这类传统实用主义“史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情节叙述呈现人际斗争策术之得失。那么其“读者对象”为何人呢?为一切人,甚至于包括贩夫走卒,因为所谓“历史故事”正是人类每日经验到、观察到者,人人熟悉其内容,故最为雅俗共赏。现代以来,随着史学学术的丰富化,其专业技术性方面也趋于精密化,但其内容、描述、分析、展望均“落实于”日常经验性现象,迟至今日仍然为大众所最易于理解者。此外,现代传媒文化开展以来,每日“开卷”者——报纸及各类传媒
——均为与传统史学文本属于“同具叙事性”的文本,经此现代传媒式“当代史料构建学”的进一步强化,实用主义史学观遂可继续居于社会文化之主流,并间接地强化了专业史学的目的论倾向:以史为鉴的治学方向。【认为:只有“有用于”现实问题思考的史学,才是重要的史学!从而根本上混淆了“历史学”之不同类别,其学术上的副作用首先即选择性的限制了研究对象范围。】
 
以上所述为“以史为用”传统史学思想及其各种社会文化流变的情况。此类以史为用史学观的本质是“以历史经验作为政治实践智慧来源”的目的论。(这是我所谓的“历史1”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事件得失总结史”类型是“政治中心论”观念之体现,但它未包括对于人类“历史过程”中其他领域内的“与历史相关的”思想学术之不同目的,以为“历史学”就是“历史上人际斗争成功谋略学”,并因而将其他远为深广的文明史领域视为无关紧要【轻视精神文化史,重视政治斗争史】。除了这一缺欠外,也欠缺了对于“政治史”的现代多元学科研究之关注,竟至于并不关心与政治现象相关的各种科学研究之成果,而是将“史学”简单化地视为“实用主义地利用史料进行目的论推进”之目的,即将史料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策略表述之“修辞术材料”。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代传媒文化的发达,来进行“历史叙事编造艺术”,借以达到某种实用主义目的。这样的学术方式当然与将“历史”视为客观研究对象的科学性学术目的完全不同。持史学政治主义中心论者对于现当代史学的科学化研究的贬低,实际上反映了另外一种“文化学术观上的反智主义”。结果,此派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却可利用传媒时代的条件,直接以其“叙事意识形态编撰术”直接“诉诸”广大非人文学界大众及学界欠缺思想理论辨析能力的学人,以达到另一实用主义目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之扩大本身!
 
以上辨析无关于相关学术本身之善恶是非判断。广义的“实用主义历史思想”不同程度上为一切人所共有,自然也为各种政治家和政治顾问所共有:历史知识可作为认知和改变社会的智慧资源之一。本文意在指出,在自古以来至今存在的、并最为广泛流行的此类史学观,为人类“历史实践本身”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可等同于现代社会以来与各种历史主题相关的科学学术及思想文化现象。现代化社会和前现代化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在社会物质实践(历史1)之外存在有越来越独立的精神文化实践(历史2)。二者不可、不必相互取代,现代社会的“史学”观早已大大扩大了其文化与学术实践的范围与深度,成为独立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之外的“科学领域”。现代化社会就是各种科学实践日益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后者的范围之深广化发展,也即人类文明形态的自然演化之结果。几百年前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独立的“科学事业”的,实用主义史学观自然可一枝独秀。而当现代文明发展后,传统实用主义史学观一方面必然要受到现代化历史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越来越与现代历史科学文化实践加以区分。同一“史学”遂可兼指此二种不同历史活动。就传统型实用主义史学来说,也存在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因其为历史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知识来源,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世界的“实用主义史学”,其自身也会发生方法论丰富化演变的问题。但对于后一课题来说,其学术性演变(仍为历史1的组成部分)与历史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然“重叠性”,不应掩盖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本质差异性。一者以社会实践成功为目的,另一者以社会文化现象的科学性认知本身为目的;这也就是政治家(历史1内之实践者)和纯学者(历史2内之实践者)之间在社会文化实践学功能上的区别。
 
2. 历史研究类型表
我们在此将围绕“史学”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史学实践加以粗略分类,以彰显彼此之间的区别性(其相同性自然均相关于“历史”一词)。由于本文主题限制,本小节之目的仅在于呈现一份“实践类别”区分表及简要说明,但不对其展开详论。
 
  (A型)  以历史叙事为直接论述形式者(特点:不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文本;对历史文本进行事件描述与分析,以得出历史上人际斗争中的胜败得失经验总结)
 
历1 政军实践家智术思考(政治活动者)
历2 政军策略家智术思考(政治策略家,谋士,法家思想家)
历3 政军及社会历史经验研究者(古典史学家+严式历史文学家)
历4 历史哲学及类科学式历史思考(古典历史哲学家及历史规则发明家)
历5 史料分析家(考据学)和史学学术分析家(古典史学理论家)
历6 历史文学家(以史学思考形式进行类文学的史学创作者,即宽式历史文学
    家;其极端包括现当代历史小说家及影视制作家)
历7 近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式历史思考,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之)
 
     (B型)   以历史叙事为对象但以相关理论分析及建构为表达形式者(特点:区分历史本身过程及历史再现;以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现实进行各种相关概念分析为目的,不直接处理历史叙事问题)
 
历8 现当代历史理论家(现代历史哲学分析家[英美派为主],当代历史理论分析
家[战后欧陆“历史理论”,包括历史语言学家,历史心理学家,符号学家,
解释学家等])
 
    (C型)当代广义“历史”场域(当代社会、文化、政治、学术、思想全部现象及其思想表达),在社会文化各领域中呈现社会文化史过程者
 
历9 各类媒体思想表达,各类社会文化学术实践表达(特点:兼指社会文化事实
    [facts & activities]及其思考成果[thought & texts];即不对“过去”与
“现在”、“文字记载”与“事实过程”进行严格区分,从而使“史学”不限
 于传统“史学”学科[专指记载过去史事之文本]的局限性)
 
     (D型) 未来扩大“历史理论”综合建构理想(严格意义上的“全史”,以人类文明体全域为对象,以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全体为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以跨文化,跨学科为学术实践学为策略方向)
 
历10  新世纪新历史理论观(特点:以前沿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成就为根据对人类
文明史全体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理性化的分析研究系统;包括全 
文明史,全思想史,全学术史中有关各类“历史现象”的综合科研成果)
               **     **       **      **
 
以下对各史学类别再补充以简要说明。
 
历1) 政军实践家智术思考(政治活动者)
   此为古今中外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传统历史思考方式,也为“史学”之原始形态,带有强烈功利主义目的性,并结合以现实实践的策略性创造部分,其思想与行动结合为统一整体。
 
历2) 政军策略家智术思考(政治策略家,谋士,法家思想家)
   此类历史思考方式与历1同,区别在于前者不仅为思考者而且为行动决定者,这是古今中外谋士型和现代策略史分析家型(智库人员)
 
历3) 政军及社会历史经验研究者(古典史学家+严式历史文学家)
   此类人士为由历2衍生而来,其思考方式与历2相类,但与历1距离较远,即一方面不参与具体实践规划,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实践类别:史学学术门类。但是其思考目的与方式与前二者没有本质上不同,只不过增加了系统性和学术技术性;可纳入此范围的一个亚类为历史文学家,其学术性标准弱于本型,而加强了文学表现功能,属于古典史学和古典文学的交叉领域,也包括借古伤今的浪漫派史学家。
 
历4) 历史哲学及类科学式历史思考(古典历史哲学家及历史规则发明家)
   此类历史思想家在目的和形式上与前三类不再相同,虽然其“对象”仍为叙事文本,但不再以事件描述与分析为目的,而是试图发现、发明、创造历史整体的身份、规律、根源及历史发展预测。此类学术思想大大增加了独立学术分析性,其中一种方向仍然是沿经验归纳方法,另一种方向则沿假设演绎方法,二者目的均在于在宏观水平上找出“历史规律”和据以推测“历史未来”。但是基本上源于前现代科学时期的此类“古典历史理论”,因其或者是根据古典哲学体系主观演绎而成,或者是根据经验的直观性概括而来,其得出的所谓“规律”往往带有前社会科学时代的主观性和简单化特点。
 
历5) 史料分析家(考据学)和史学学术分析家(古典史学理论家)
   史料分析作为专门类型为历3之衍生者,其演化形成几乎伴随着历3发展,为由历3型的技术性部分发展而成(如古典文字学家和古典释经学家);在成为越来越独立的学科后,一直发展至今,已成为现代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历6) 历史文学家(以史学思考形式进行类文学的史学创作者,即宽式历史文学
家;其极端包括现当代历史小说家及影视制作家)
   此类学术实为广义文学的一部分,或为与“文学门类”重叠的部分,具有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功能,包括时程最为广泛,甚至于为“史学”最原始形态,不仅包括含有历史因素的远古神话与传说,后来的各种历史故事和小说,甚至于涉及诗词曲赋全领域。其历史学价值如果主要不在于严式史学,却肯定不同程度上在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生活再现”。现代化以来,此类广义历史文学类著述,随着一方面“科学家”越来越成为封闭式专业工作者、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商医农人士)和工农大众越来越欠缺文史知识准备,反而成为占有最大文化影响力的历史思想类别。
 
历7) 近现代历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式历史思考,现当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属之)
   自从两百年来社会科学形成和发展以来渐渐在职业化层次上形成了“历史科学”学科类别,今已成为学院派的典型职业领域。其内容包括了上述各种历史思想类别,并一一加以规范化、程序化和职业化。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职业化的发展,其与历史现实本身的观察距离和覆盖程度,也越来越疏远,渐渐成为建立在纳入学科的历代文本资料上的既定科研程序操作者。但其包罗广泛的门类各自均积累了可观的技术性成果,直接或潜在地成为现代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过,职业化的分科结构目前显著阻碍了各门类之间有效沟通和整体合作的目标。
 
历8) 现当代历史理论家(现代历史哲学分析家[英美派为主],当代历史理论分析家[战后欧陆“历史理论”,包括历史语言学家,历史心理学家,符号学家,解释学家等])
   二次战后欧陆渐渐形成的新型历史思想类型,可称之为“历史理论”,一方面用以区分于传统“历史编撰学”,另一方面用以区分于古典“历史哲学”,其形成方式是广泛跨学科学术运动的产物,而在其相关历史材料方面基本上限于西方历史学传统,主要为欧美和中东地域,极少涉及远东区域。此类属于今日历史科学理论最前沿的类别,主要根据于以下现代学科综合而成: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考古学,文学理论等。此派对于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影响结果可举法国年鉴派史学。但是由于近三十年来“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的结合性创造成果有限,所谓当代“历史理论”主要表现为纯粹理论性论述。此一纯粹“历史理论”身份,第一次使得历史编撰学与史料学等传统学科与对其进行的“理论性分析”成为具有不同形式的学科。此一学科区分化现象自然导致传统型史学家(历史叙事本位学者)对其产生反感,但后者未能意识到此一区分源于人文理论发展之自然现象。
 
历9) 各类媒体思想表达,各类社会文化学术实践表达(特点:兼指社会文化事实[facts & activities]及其思考成果[thought & texts];即不对“过去”与“现在”、“文字记载”与“事实过程”进行严格区分,从而摆脱了传统“史学”学科[专指记载过去史事之文本]的“对象”局限性)
   此类历史思想表达主要相关于当代史、当前史对象,故与各种新闻式思想(相当于当前“历史”之史料部分)几乎合一。本人在2009年芬兰符号学大会上的关于史学分类学的讲演(参见《历史与伦理》)中,特别以现代新闻学、媒体学、情报学等貌似“非历史性专业”的跨时代发展为例指出,我们必须重新进行“史学学科”分类。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有条件对于“历史现实”进行直接观察、记录和研究,已使得传统上“史学”主要研究“远古传说或以往记载文本”的情况根本不同了。这是就“史料”身份而言的,至于新闻学与情报学作为“类史学专业”与历史理论、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的学术性关联,更应当成为今日历史科学建设应当加以特别关注者。
 
历10) 新世纪新历史理论观(特点:以前沿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成就为根据,对人类文明史全体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理性化的分析研究系统;包括全文明史,全思想史,全学术史中有关各类“历史现象”的综合科研成果)
   这是本人在国际符号学领域内提出的一种新历史科学观,当然属于“宏观视野”,即学术建设理想域,尚非现实实践域,但可对后者进行方向性、方法性启迪。其特点为将传统上的“历史”范畴扩大为“人类社会文化生存过程”本身,因此。大大扩大了“历史范畴”幅度,也因此必须将人文社会科学全部知识纳入相关研究,以形成历史上真正的“全史”(universal history)视域【欧美人历来所谓的“通史”或“全史”,不仅在范围上有局限,而且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大有局限】。这样的“宏观视域”当然属于未来学术发展之模型,其当前准备性步骤则为强调认真贯彻跨学科、跨文化方法论,尤其是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性(西学理论的双视野局限性:在时空界域上和在方法论深广度上)。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东方(主要是中华文明史)部分有机地与世界各地史学传统相结合,其中包括将中国传统史学的广义“史学方法论”与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进行真正有机的结合(符号学和解释学即是此一努力的沟通工具之一)。我们提出的具有特殊含义的“中国符号学”(或“国学符号学”)就是为此总目标服务的当前科研领域之一。(在此专门意义上我称“古史辨”一派为中国历史符号学的根源之一,其前的古代历史反思学、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字学则均可称之为古史辨派的根源之一)
 
此类新“广义历史观”(还不能称之为“学说”)即一种史学界的“宏观视野”,其观念之形成具相当合理性,但尚处于最初始的观念建构阶段。之所以发展缓慢之主因在于:作为当代历史理论前沿的西方理论主流受到两类客观的局限性而未能在西方学界形成此“新广义历史观”:对于东方(中国)历史和史学无法从理论上加以驾驭(汉学家仅为“前现代理论”阶段的学者),以及当代学术商业化演变导致的学科本位主义僵化现状,限制了充分跨学科理论交流的条件(国际符号学理论的衰落主要即缘于此)。我们“敢于”提出这样的貌似“大而无当”的理论观,是完全有其理性和经验基础的(为此也必须首先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的狭隘或单维理性观,也就是绝对不能误以为当前欧美历史理论界的成果即为唯一可靠之理论基础),同时与本系列文前此提出的“宏观视野”与“现实学术”的对比关系思考有关:一方面这是全球化精神文明史发展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相关于“现实学术”本身的改善(首先与后者的方向感、价值观和方法论有关)。按照“千里始于足下”态度,重要的是学术思考方向的正确性,而非一时一地的“学术成就”本身。为此本人提出的相关之“足下”主要包括:
    1)摆脱西学中心主义立场,对当代西学理论本身进行充分跨学科综合研究(他们的功利主义治学观怯于为此,因此我们必须独立地、创造性地为此);
    2)提出“中国国学符号学”理念以及实施方略,在用新理论工具对传统学术各门类进行与时更新的现代化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理论化研究;
    3)在当前西学理论科班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泛滥局势下,不受其影响,而是遵从中华精神文明思想中的核心瑰宝——仁学伦理学,作为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和认识论指南,以恢复人文学术的人本主义科学化研究大方向;
    4)认清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物质类建设”和“文化精神类建设”的功能性划分,本“学术消长,匹夫有责”观,克服以学谋利意识,发扬古代读书人“安贫乐道”精神(比喻而言,热衷于物质享受的时人对此“迂腐之论”不必紧张!),坚守为人文科学而献身的读书人人生观。
 
3. 对“以史为用”和“以论带史”之某网路史学个例之点评
 
在十年文革教育耽误、西学译介大量涌进、全球化时代急功近利价值观泛滥、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商知识专门化、广大民众失去认真读书兴趣的时代,唯一雅俗共赏的学术类信息形态即“历史叙事话语”,其原始形态为“评话、演义”等,其现代形态为历史小说和“影视历史片”等。至于真正学术性的历史议论和学院派历史哲学等,因“隔行如隔山”而难以为一般知识分子接受,更不要说普通大众了。因长期在外对于国内学界情况孤陋寡闻,直到最近才知悉,新媒体的现时代出现了一种更为有效于传播历史思想的新体裁,其组成诸环节为: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以古喻今,未来预测,生存指南;其功能为:通过特殊传播手段迅速产生大众认知与信仰效果。作为当前的一种“社会学现象”,对其应该另有专门论述,现仅结合本文主题就其若干特点予以点评,以说明同一“历史材料”,如何既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可作为制造社会舆论效果之工具。历史上一向意指含混的“史学”,遂成为“以学为用”之名目,其 “两栖效果”(学术令名与社会影响)遂可同时遍及大众与学界。
 
因对此一新近接触到的现象了解并不详尽,以下“点评”仅只代表本人至此所获得的相关印象和感受。仓促点评之目的仅在于重申:人文科学建设的理性大方向不可受到电子传媒时代网上思想造势活动的影响。
 
——此一新史学体裁,其特点非仅在于其“产品”之内容组成,而尤其在于其“传播方式”之特点,后者是其学其说得以在新传媒时代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首先,其学由具有天才形象的作者之讲演表出,关键点体现在该讲演体文本之“实行方式”(performance)的设计本身:借助于个人超强记忆力、超快联想力以及背后团队之配合,通过“快捷海量”的口头宣表方式,以传布一套“夹叙夹议式的”(历史因果故事与某种新“历史天道观”之结合)“历史专题片段”系列,其最终目的在于产生有关人类历史命运之大众信仰。由于讲述话语为人们熟悉的“历史生活”本身,故容易受取,而其取信于听众的最直接因素为“讲者”具有的“准特异功能”:超常记忆力和快捷联想力。几千年历史上的快捷“取信手段”首为“特异功能”之显示,如神医显灵,灾难警示,天象预言,群体仪式行为规定等;其取信效果主要为信仰群体之营建。传统上的“造信之方”多属明显的迷信类别,因其特异功能隐含着信众不得其详的“魔术伎俩”,而科学时代和传媒时代的此一新创“史学信仰学”则具有“理性学术型”外观,其“特异功能”虽“超常”但并非“超自然”,其人仅为具有“超常智能”者。因而其取信之第一原因为:听众对其超常智力之折服。但在本质上,古今二者仍有一共同点:“以信达知”(而不是“以知获信”),支持此“信”之效果者,首先均为某种引发听众立即产生崇敬感的“特异功能”。由于讲者具超强记忆力和联想力故可在“演示”(performance)事件过程中大量迅速呈现出人名、地名、事件名之繁杂串列,令人目不暇接,遂使大多数并不熟悉史事之读者对其高度博学产生坚强之信任感;而另一重要的文本构成学特点则是侧重于在各类事件链之间迅速建立因果关系,遂使“历史故事”具有了“理性特征”和 “思想性”(传统“史话派”单纯讲述故事,虽然情节生动,但欠缺此类“理性化特征”),虽然大多数读者对于其因果性分析是否合乎历史情境根本没有判断能力,而在讲话体中炫示的“博学”和“敏捷”这两个形式上的智性特点,足以引发对其表述的历史因果链条之信任。此外,在事件叙述片段中的因果关系陈述之后,又进而提出了具有“准形而上学史观”(历史上“形而上学”永远给“大众”以高深莫测之感)色彩的“历史生成学规律说”:所谓历史秩序的建构,秩序消费和消失之“历史逻辑学”等,遂可进一步提升讲演系列的整体论高度,并可加深对于此历史思想的信任深度。最后,此一政治史中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又进而转移向“历史预言”领域:大胆为人类历史发展提出纯粹主观性臆想的所谓“大秩序解体观”和“小秩序合理观”(以古事作为未来演化必然性之“伪证明”),而其“史学根据”竟然是最粗糙的历史发生学还原论:以远古时代假设的“理想世界”作为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模型(可类比于古人的“三代理想世界观”)。此一新历史哲学推理链的最后一环——预言学,为其学最为荒谬的部分(还援引并非属于现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史本格勒、王国维、陈寅恪的“历史文学观”为据)。作为一种当代历史文学观本来也未尝不可作为一家之言,但因其生存于现代高媒体化世界和普遍追星时代【此一全球化俗文化时代的“文体追星”现象,可成为当今广大群众失却精神文化价值感受力和人文科学知识的明确标识:为什么会有“追星”冲动?因为精神空虚,故可填充以任何有刺激力之“”“表演”】,而可导致其学之“接受学”快速流通,并可最终形成了另类“信仰团体”,可称之为以“学术形式”为表达介质的一种“类信仰学”现象。这样产生的认知形式上的误导力,使得本来就不喜读书、不熟悉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理论的广大读者,有可能将其思维路径(实为:其传播思想之特异功能方法)“最终”导向一种“准未来学”,后者并可成为另类“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说”以及由此而形成另类“史学型教派信仰”。该学之“接受学次序”可概括如下:“特异功能立即引发的惊异感,纪事本末体的适当性,局部因果关系论述的合理性印象,局部历史为整体历史规律之例证说所引生的宏大历史哲学形象,根据历史哲学提出的未来预言说,以及根据以上诸论提出的现实生存建言”。在以上各“演示”环节上都表现出相应的各种“取信术”。
 
——按照其人论述,他似乎极其不熟悉、不了解(或有意忽略)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他读过的大量书籍都是文学类或历史文学类或政治史类的文本(这也是社会历史思想现象的共同倾向),于是他的历史哲学话语保持了典型的前理论性特点,其表面上的政治史方向在风格上夹杂以历史文学写作特征。其心目中的“读者”实为学院派以外的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同样不熟悉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泛媒体世界。当前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社会“公知们”,之所以仍然把或鲁迅或胡适当做他们社会文化批评思想的典范,反映了他们普遍地不熟悉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未曾区分“社会文化批评”和“社会文化研究”属于不同思考类别,其学术关注标准往往针对于可直接地、表层地相关于社会现实说明者,而对“现实”的多范围、多层次、多类别之构成及因果关系,欠缺深入认知的兴趣。“以学为用”的治学观遂最易于引发大众之重视,这样也就最易产生学术思想影响力。其学术影响力大小是与普遍社会学术文化水准相一致的,而世人往往仅从前者判断学术实践之高低与是非。全球化时代的人文学术思考遂具有了朝向“传媒化”方式发展之势。泛媒体式思维直接关注社会现实的倾向,不同于学院派学者,后者疏离于现实而不得不依循既定学科规范与程序,因此反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不如媒体式思想家来的“切合实际”,而媒体人或公知人则由于欠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准备而使其议论只能停留于表层(时政评论多属此类)。而正是此一表面上的“缺点”,恰可有助于其产生更大社会文化影响力,获得更高的文化学术市场价值!对于判断传媒时代的媒体式学术思想来说,对于其学术思考的性质判定,因此应该同时关注其“作品”之构成部分和其作品之“演示”部分。二者并非一事,但可相辅相成,以产生其传播学的合力效果。
 
——该学说话语之形式上特点为: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历史社会形态演化规律说,以形成其说具有的理论化外表,另一方面重点陈述了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系列,遂可将其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巧妙地组合为一体,学说演示中则可使二者相互趋于协适。但其宏观部分显示出明显的构成学上的主观选择性,其微观部分,虽因其原则上忽略史料真伪考证学而难以“论证”其合理性(不要说“实证性”了;他对“历史实证论”的批评表明他对此方面的学理认知极为单薄),但其重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态度”是可取的,也是大多数学院派学者因泥于“教程规矩”而容易忽略的(因制度化程序所限,职场学者的自由推理思考空间受到了限制,在西方学界亦然)。尽管其论断因欠缺学术技术性上的耐心准备可能时有失之武断的问题,但其关注事件的因果分析态度,原则上则具有其积极启示性一面,这是体制内学界也应该加以重视的。
 
——其学具有影射史学、以古喻今倾向。其史学具有的此类实用主义性,不仅表现在对现实进行的说明方式上,也表现在对于未来的预测方式上。在此意义上,其历史学具有明显的个人价值观诱导性,或另类“以论带史”特征。即其目的性明显影响到其思路的方向性,因此在大方向上失去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性格。此正如80年代史学界广泛流行的“三论史学”具有明显的现实指向特征一样,“理论”遂成为“实用主义地支撑现实指向址目的”的装饰。当时“三论史学”之流行主因:广大青年文革失学,极其欠缺知识准备而又期待立即获得有关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真理”认知(不能据“良知意识”而耐心营建自身学养而急于采取揠苗助长式的速成法,表现出了时代青年之文革后遗症特点)。实际上,创论者与接受者因均属于同一知识水平,所以一拍即合【这就是今日学界往往乐于怀念80年代学术现象表现出的“意识含混性”:将学界风习状态与其知识水平性质混为一谈,从而反映了一些80年代精英们直到现在也少有人对自身当时知识状态进行重新反省的意识。这样欠缺“自知之明”的心态遂难以切实推进自身认知之提升。真实学术不是仅仅指任何知识积累的数量本身!】按照百年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惯习,一旦取得知名度,即可将该知名度本身(而无关于其学之质量)加以连续利用(其国际忽悠的手法为:用西方“三论”术语装饰西人不懂的中国历史故事,而海外泛汉学界因素来不善理论思维,遂亦视之为中国史学方面的一种重要理论性发展!)其实按照今日史学理论认知,历史宏观模式之创造,实乃历史学研究之“大忌”,但却可对广大“理论素人”继续产生“博大精深”的伪印象。不过此一新“传媒派历史哲学”与当初“三论派”之一无可取不同,其人的“智力特异功能”使其的确具有对历史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具有较强之敏识,也包括在处理事件因果和事件评价二者间的关系性判断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将该学的“整体历史哲学臆造”与其“局部因果关系敏识”予以分别看待。
 
——对于其学的不少批评性文章中也有不少涉及个人学风方面的,对此本人了解不多,但据本人最近几日密集阅读的初步印象加上阅读他人的批评来看,不排除其人也相对地沾有“文革后遗症”:即为了求快而有不当治学风格方面的问题。但因对此了解不深,我在此所关注者仅为此类“投机取巧”方式会给学界带来的负面冲击性。前面指出,其学似乎极其欠缺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背景,而其“西方学理思想”多为直接取自西方传统历史家的和文学界的“著作”(尤其乐于提及中外历史名人之著述以作为其学具有较高背景之证据,而不知这些历史名人大多属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之前的人物。传媒界和新闻界的准理论性讨论也颇习于这类表现方式),即历史编撰学类著作。据其行文中偶尔可见的现代理论思维部分,不仅非常像是仅只得自于二手资料,而且可能是泛泛“掠自”他人的理论性著述而特意加以掩饰者(见网文批评)。他的这类当代学术思想点评属于其学最薄弱部分之一。80年代以来,最为常见的“学术剽窃”往往为学界青年精英中的“聪明人”,此类人善于将得自他人长期积累完成的理论性论述,改头换面后另以更为通俗方式表出,以示该理论思想为其首先获得(还伪饰以“原文出处”。他们以为读者难以察觉真相,其实有识者和当事方不难发觉,只不过不与理睬罢了。一般来说,急功近利必定导致剽窃抄袭之风),并由于其“转述”之通俗性而可获得更大知名度,虽有可能进而掩蔽其所抄袭的原著之作用。有不少新时期的青年理论家的西学理论论述就是这样获得的。有识者则不难直接间接察觉到个中隐秘,虽然不屑于与此辈理论,但指出此类现象是为了提醒青年学者对学界善于造名的名流之学问实际应有一批评性认知,如此才不至于为其学术思想所误导。
 
——不过,围绕着其人外语和翻译能力的问题,应牵扯出另一中西学术思想交流中的态度和方式问题:通过翻译风格来看中西思想交流问题。由于其人对于现当代人文理论极不熟悉,以及其追随者中多不属于体制内学者,所以他们根本不懂西方学术理论翻译问题之要义为何(此一翻译热捧现象,足证其信众对于新知新学之普遍无知)。从他们盲目颂扬严复翻译(顺便一谈:从其热情颂扬王国维而根本不谈顾颉刚一事,可见他们也根本不懂“考据学”对于历史学的关系为何?)原则上看,这是“翻译外行”意图通过利用清末民初名人加以“忽悠”之故技。(以此廉价方式来拉一派打一派,以示自身高明)。严复之价值只能从中西思想交流史角度对其筚路蓝缕之功给予称赞,但绝不是意味着他可以作为其后日益发展的学术翻译事业之“典范”。这是纯粹贻笑大方之错误判断。而其人拟用半文半白体模仿严复时代“译法”(所谓“雅”),更是既不懂现代语义学又不懂何谓“理论语言特征”!文言文本身作为传统文化学术之“载体”自然绝对恰当并不可复制。将古代文史作品译为现代语体文,仅能达意而不能“传神”!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文言文具有“普遍适当性”,文言文是属于一去不复返的传统历史文化时代,正如一切古代文艺作品属于该相关时代一样,后世今人虽必须通过“古文载体”对其继续有效接受和欣赏,但绝不能将其误视为现代人亦可采用的现代思想表达工具。此人操其“形似而无神”之文言文来传达现代思想,大有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之意,绝不可取。可以断言:西文学术理论翻译工作,必须用现代语体文处理才属合宜。(至于特意用文言文翻译诗歌散文以产生另类美感效果,则属另一种翻译,自无不可。但对于思想性小说和历史书来说,用文言文翻译还是不恰当的)。
 
——其人对所谓“黄金十年”的否定和嘲讽,则属于其学特意混淆政治与文化的另一例证(此与其“游士土豪说”一脉相承)。关于二次战前的政经成就,史家多有论述,但非本文关注者。本文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战前三十年中西思想交流过程中的突出成就,表现出中华读书人整体的极为优秀之传统性“为文素质”,至于作为其高潮的“黄金十年”更为中华精神文明的特殊骄傲之明证。此公对此现代化期间杰出成就的贬损,虽然源于其“政治史唯一主义”之教条观,但亦再次暴露其人对于文明、文化、历史观之认识肤浅。殊不知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粹”首指其文化上的成就,并特指其精神文化创造上的成就。其人沿法家与战国术士思想创建的“唯一政治史观”,对此一历史和文明史的真正核心部分加以如此系统的贬低,而将“权力消长史”持为其“历史哲学”价值观之基型,遂体现了其人之一种夸大其词的史学认识论之“法家-雅基马弗利中心主义”。此一史学信念,如印证以其“土豪说”,岂非暴露了一种权势中心主义史学观?
 
——其学属于政治策略史类及历史文学类,不仅与现当代历史科学内容十分疏远,而且也对历史上的一切史学技术性研究不甚了了。【】其论述中的所谓“经”完全不合原意,表现出为学不严肃态度。因为,既然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题,就应该扣紧中国历史上的“经与史”概念论述,结果其书不过是另一肤浅之“六经注我”!借古学古史材料来“表达”[演示]其个人政治史观!顺便指出,该书后半部分行文极其粗糙,可谓敷衍成篇!】其人最“天真的”说法是:对于能力杰出者,史料欠缺根本不是治史学的障碍,因有识者应善于自行营建“格局”(大意),然后可据此格局对疏漏事件细节进行随意“填充”。这样的反科学论述类同于司马迁说的“整齐百家之言”。至于所谓具格局直观能力者不需充分史料也可“治史学”的论断,正可证明其学术观与现代科学观相去多么远,我们完全可以仅据此立场宣示以证其“学”非“学术”之谓,而是“以学造信”之谓,或“以学促行”之谓。对此“以学造势”观而言,史料多少,史料真假,当然均无所谓,因其治学目的仅在于:利用有限史料(想当然地)编织一具因果关系形式之故事文本,并使其可与其宏观历史观配合,利用当今学界生态特点,以对学界以外中小知识分子产生预想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他还在此褒贬了史家之“高低”,说高端史家本不屑于做技术性史学研究,而是着眼于其史学创造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相当于将政治家,投机家与史学家的不同功能混为一谈!)这岂非就是要将“史学”纯粹当做社会政治实践宣传之工具乎?结果显示,其学完全合于其人歆慕的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术士派史学观”!无论对于社会文化现实还是对于历史学术,此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是其学最严重的败笔之一,而其强烈的“以史用世”立场,不仅会误导正确的学术方向,也根本上会误导社会合理实践方式,结果既伤害了科学的学术方向又歪曲了合乎理性的现实行为。
 
——其学表达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对历史、政治、法律诸史学著述进行分类、分段、分主题的综合概述,并加以自身创造的的因果分析和评价。应该说其体例是一种并非无益的大众化史学形式,而其创造性特点,如前所述,除了其“传播方式”上的“语用学修辞术”外,还表现为在其现代“评话体”中增加了密集因果线条和宏观框架之布置。其读者、观众、听众对象是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非对口专业人士,其目的不是“研讨”学问,而是对于大多数对于相关领域欠缺知识的大众【此学如今在海外大行其道的一个外在原因在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90都是不熟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科技工商人士!其学一贯不针对于专业学者而针对于一般大众,其中难道没有其策略性思考吗?】“宣传”其史学意识形态,以达形成信仰团体之“语用学”目的。其学自然表现出“贵在自得”特点,所以不同于海内外职场内以“泛复述方式”为主的治学生态,而此一本来属于学术具创造性的优点,却被用来制造历史意识形态宣传品了。简言之,其学不仅是“以论带史”,“以史用世”,而且意在实现“聚集信众之目的”。而此信众团体成员本身都是对人文学术一知半解者且无意于主动深入研究者,或为仅以“获得信仰团体资格”为满足者,即通过共同分享派内统一术语(暗语)和“理论体仪式”,以凝结特定的信仰派系(与宗教派系的形成方式不同,所采取的是知识形态的信仰类型)。
 
——作为当代一种实用主义史学,还具有着一种未来实践学特点,其“证史方式”则为前述宏观模式与细部因果分析之结合,既包括历史规律之一般“原则性”理论展示,又通过史事“例证法”来“喻示”未来历史发展方向之轨迹。其信仰学策略表现在:以过往历史之规律来推演未来历史之演变方向,在本质上其“学术功用”类同于一切实用主义历史哲学(天道论,宇宙论,地理决定论,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种历史规律说)。无论是这样的企图以过往历史规律总结为基础来推断未来发展方向与方式的“历史理论”(泛规律演绎派),还是历史经验主义的“以史为鉴”类型的“史学理论”(泛经验归纳派),均主张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及今人参与推动其发展的认知根据,都基于对以往历史的经验性认知之结果。这样的历史主义实践学,应该说与当代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实践学完全不同。人类的最新历史学认知虽然以历史经验为主要参考框架,但其一切现实历史思考和未来实践都应根据当下可掌握的一切主客观经验性条件(知识,技术,环境,手段,资料)来进行综合理性的、经验实证姓的运用。古代“资治通鉴”史学观是在知识、技术与生产水平甚低时代将传统经验主义史学作为其可能的主要认知工具,而在现代化的今日人类社会的主客观条件已然全面改变,在日新月异的现时代,社会实践家和历史研究者都不再可能仅根据过往历史遗产来判断和设计未来社会政治实践之方略了。在此专门的意义上,其人提出的各种“未来学”的“唯一古代历史根据论”,也仅为一种新史学浪漫主义而已。不过,其史学理论虽然难以实际付诸社会实践,而其史学浪漫主义感染力却足以达成聚集信仰团体之目的:不仅是歌星需要粉丝,粉丝也需要歌星。此一以学促信史学意识形态的成功出现,如不少批评者所论,正可反映今日社会知识青年有关社会人文认知力之缺失以及体制内学者的方法论之局限。
 
——与不少具有史学长才(首先是具超强记忆力者)写出的优秀通俗历史书相比,此一通过“片段主题式”的概述体写作,具有比仅只提供简明叙事的“历史演义”体,更具有知识启迪性,因其主题性论述含有密集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因为其对象主要为非史学专业的青年大众,此一文体可提供各种专题性历史知识,如果仅就此体例而言,其作为对广大青年“通俗化传播历史知识”的优点颇可关注。至于各主题式论述合乎“历史真实性”程度如何为另一个问题。此一“历史专题断片式”体裁的确含有其优越性,一是将繁复历史长河中按事件系列进行“分段演绎”(如中国古史中的“纪事本末”体)。这样的方法在技术上不难办到,因市面上存在有大量通史、各国史、断代史材料,可将这类现成材料加以“选摘糅合”,制成一个一个“历史专题”再加以逐次密集宣读(有“团队”参与乎?)。将分段“纪事本末”文制成易于“消化”的书面文本为一事,而将其通过当代日新月异的传媒技术手段和炒作技术加以呈现,则为另一事。其学其说的真正目的在于产生“社会文化效果”。这是一个属于现代传媒学文化现象【其实际有效实行,当然须配合以“团队”或“公司”的集体性运作,“口头文本”之“实现”(performance),不过是一条“新型文本制作链”的最终产品。关于“脚本”和脚本之最终“实现”的意识形态关系,可参照本人《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相关论述】。此一当代文化社会学现象,与学术本身关系甚小,而与借助于“学术材料”制作“传媒商品”的“语用学”关系甚大。简言之,因其目的不在于探讨学术,而在于进行“文化产品之推销”;即:“文本产品”为“工具”,传销获“利”(影响力)为“目的”;不是“学术实践”,而是“宣传实践”,因此它不再属科研学范围,而是属于“社会传播学”领域了(学术界对此现象的分析一般忽略了此一社会文化语用学层面)。同时,在此“文化品生产”过程中,制作部分与传播部分相互分工,如制作过程大体如旧,那么当代“传播技术”则已大为发展,传播过程成为现代广告学“细腻讲究”的课题,出现了制作品之“推销术”专业。例如:通过以多取胜,以快取胜,以令人目不暇给的繁杂呈现方式来制作特殊“接受学效果”,这些都是电子时代可通过特殊设计来达到的。由于“受众”难以对内容进行独立考察,结果“演示方式及过程”本身可成为历史思想“接受学”的真正决定性因素。(此一现象可成为社会文化符号学分析的重要课题之一)
 
——其学具有明显的自我矛盾性:价值观唯情主义和机械观唯理主义。前者体现在其偏好史本格勒、王国维、陈寅恪等惋叹文明衰落和预测文明衰亡这样的人生观上,后者则特别表现在其机械主义的历史发生学上。二者因其“以史为用”认识论而提出了极其错误的所谓现代“诸夏”观和大东亚日本中心观。本文不拟从任何个人价值偏好角度议论其论断之正误,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点出其观点具有的严重认识论错误。此判断错误仍基于其“机械历史主义”,将古今历史情境进行机械一元论的随意比附,误将以往情境视为历史发展的恒定图式。其判断的偏误源于其“以偏概全”手段:如将百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后一度发挥的东西文化沟通枢纽作用视为日本如今将继续具有此类作用的“时代误会式证明”,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误读。不懂得“此一时彼一时”之常理。当时中国与西方接触甚浅故一段时间大大得力于日本作为“先行者”的便利性,而今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沟通是全面性的,而中国文化区的学术性意义是:它将是西方精神文明与东方精神文明间汇通的自然场地。日本作为文明史上长期模仿其他文明(中华和西方)的文化形态,则恰恰欠缺了此种独立精神文化史根源。今日做此比附无乃贻笑大方乎。同理,对于所谓战国时代作为“小秩序原型”的比附,更加属于其“以情害理”之标志,表明了他对于今日文明之深度、广度欠缺全面与深入认知。将文明史视为政军中心史的立场,根本不认识历史构成的多面向性质,也不了解所谓精神文化也不仅限于传统文学式文化。其人基本上的文学式思维使其难以进入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主流领域,而其自信的根据所谓源于其“理科生背景”的解释,则表现出了“理科生”在论政、论文、论学上表现出的另类片面性(自然科学家处理社会人文现象的片面性)。自然科学家式的社会活动家,当然可以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政治家,但不可能成为高端社会人文科学家。(西方哪位政治家会涉入此领域?)一方面他们在局部现象上倾向于较强因果分析意识,而在全局现象研究上却欠缺足够的人文社会理论之支持,反而大多简单化地诉诸于文学式畅想。(文学作品作为雅俗共赏文化,并不属于“人文科学”本身,而仅只是人文科学之材料,政治与经济亦然)不能正确判断“王国维-陈寅恪”殉清论意识含有的惟情主义幼稚性的文明史观误区,而对中华文明历史上空前大变革之际出现的民国初年社会文化负面表现,与新时期展现的人类文明新视野、新格局的关系,不能对其全面深入把握与合理辨析,而简单化地以其文学式的“情”取代科学式的“理”来判断如此复杂而重要的历史局势!(何人没有“思古之幽情”?而何人能以此感情反应作为其判断客观局势之合理根据?现代派文艺为文士之价值观反映和情绪性反应,但并非可视之为对历史、社会、文化空前变革时代之理性认知与评价。所以时至今日一些“艺术万能论”者的历史解释都是另类“反智主义”之表现)。在此“文理不分”立场遂进一步导致其历史认识论混乱。(参见本人《儒学解释学下卷》)一方面他能够和余英时一样读出《柳如是别传》的情绪性流露,却不能进而判定该书应属于“历史文学”类别(自有其文学的伟大性)之事实(关于辨析历史鼎革之际的善恶是非问题之科学理性研究,不能等同于对相关主题的文学式抒发)。
 
——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文学者,虽然在具体细节观察和分析上可能比文科学者更为精确,但对于与人类、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复杂综合现象的处理,却较比容易犯“简单化直线因果论”分析的毛病。近现代西方学界中既有黑格尔式历史哲学和汤因比式经验主义的文明模式演化论,也有形形色色的“单维逻辑的历史哲学家”,如生物学决定论,地理学决定论,种族主义决定论等。由此产生的各种历史发生学观点都是某种“规律决定论”之亚类。按照当代历史理论分析,一切泛机械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都属于“意识形态性质之创造”,根本不可能用以合理充分说明历史“发展”之脉络规则。历史规则研究,仅只是经验描述性的初级材料,远远不是最终归纳或演绎之“成品”。古典历史哲学固然无人再可视为科学性论断(偶尔看到某“信徒”援引当前某西方论著遂妄言“历史哲学”正在复兴!至于将史学划分为什么“历史哲学”和“史料学”的二分法,更只能证明此网路作者对于现代历史理论思想之乏知,其得以在网上流传,可证网络时代之发表自由也提供了“宣传性误导之方便”)。其学具有的历史发生学模式(所谓大小秩序演化论等等),除了其方法论上的落伍外,其害处还表现在其欲以其历史发生学作为其“未来预测学”之“伪科学根据”!严肃学界本来对此误谬之论可不必理会,但其意在以此方式对并无现代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的广大读者进行影响的企图,对于人们应该对现实和未来进行合理的思考、判断、预测和抉择的理性主义需要来说,颇可产生“观念混乱”作用【如今网上海量的自由“思想表达”已成为制造大众观念混乱之重要根源。所谓“传播符号学”不应该是“传播技术学”,而应该是“传播文化批评学”】。对于广大科技工商青年来说,由于他们欠缺相关文理知识,极易为其貌似科学的(发生学溯源学和单线因果关系论)的图式所诱而轻易信从(这毕竟比自身亲自花时间进学容易,而广大科技知识分子中颇有“爱好”社会人文而又欠缺相应知识准备者,由于取得“信仰”之心急切,遂易于接受此类“以学起信”之捷径!)。有鉴于此,人文学者的任务虽不属此类现实问题实践领域,但确应拒斥各种非理性史观对于人文科学的理性方向之伤害。此外,我愿提醒注意,千万别迷信任何未来学,特别是“历史发生学之未来学”!现实和未来问题,绝对应该按照当前相关经验性认知进行现实有效的经验理性之思考(即该学反对的“实证论”思考),而绝对不可轻信什么“准形而上学的客观规律说”对现实和未来所进行的独断论宣导(“大洪水论”只可视之为文学比喻,其貌似的合理性所造成的真实效果是:反而瓦解了人们有关现实思考判断的经验理性能力)。时至今日,该学术类教派竟可以此方式凝聚如此多信众,足见时代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理性之长期忽略产生的严重后果。其学高标所谓的“参与历史”、贬低“历史科学研究”的观点,亦属于对理性主义历史思想方式之颠覆。今夕何夕?文明高度发展之今日,仍旧要将政治实践和学术实践混为一谈!此论尽管根本不可能有损于前者,却肯定有损于后者。其学值得学界警惕的关键性理由,不在于其社会性效用方面(根本影响不了),而在于其对人文思想界的效用方面:破坏理性逻辑思维力!因为正是在此领域,科学理性的学术系统还远远未曾建立,故留下了对其加以破坏性利用之空间。
 
——其耸人听闻的“游士”说,则暴露了其学本质上的深刻“反智主义”(其反智主义表现在甚多方面,此文不拟进一步论列)。因他所谓的历代“游士”正属历代“文士”或“思想家”类别(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其所谓的“土豪”,正是历代权势人物之原型。在此,他再次严重混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与文化,政治与文学;将二者纳入同一价值学体系(成王败寇体系)施予“统一轩轾”。实际上二者的历史功用截然两途:“文化思想家”朝向于精神文化品创造,“社会权势者”朝向于社会制度品创造,二者各自的“历史功能”不同。我们在此不对二者进行正误是非判断,仅只进行身份认知类别判断。如将二者纳入同一框架,将“精神文化”归为“物质文化”之附庸,岂非暴露其学最隐秘之本质:高唱历史上的权势至上主义!而古之“游士”岂非正好包含今之人文学者?难道其学之真正目的正在于向人文学界本身进行“攻击”乎?通过将“学术范畴”与“政治范畴”混淆,之后又以“社会性成败”作为“学术性高低”之标尺。这究竟是要干什么?(自然此一情况也可反映,为什么其学内容表现出了对于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之全面无知!)
 
——历史故事性特点,可成为各路“炒家”加以充分利用者。因为:世人喜闻故事情节,中外几千年史学之主体即为“史事编撰学”,也即历史故事串联学,但因古代“历史作品制作”的主客观条件之远不完备,其所谓历史著作“反映”历史之主张,根本无从充分实现。但因古代史学带有强烈实用主义性质,不过是供政军活动者获得相关经验知识之方式,故无需过分关注其学术上合乎理性的程度。所谓史家忠实于记事,无论主观客观,自然都具有高度选择性。因此今日留存的古代史籍,只能部分地反映当时之“史事”,不仅就其观察记述之范围言,而且就范围内“事件描述之精细度”言。因此,“历史叙事”文本是充斥着“细节空隙”的。然而正是此“缺欠”反成为后世炒家的最佳利用工具:他可以任意“填充”该“事件空隙”(不仅指史书未纳入之事件,而且指已纳入事件过程之“描述细腻性”)。事件空隙观念更应该专指“事件因果关系描述之密度”。因为古人之观察记述本身还有一个“精细度”问题。但所有这些关注与记述的“疏漏处”,均可成为后来“好事者”根据自身主观需要加以想象发挥之场地,因此后世可对在先事件系列想象和制作无数不同的“因果关系”网链接。请注意,奥妙即在于:对此一现象无可证实与证伪!于是才有了“整齐百家之言”的作史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仅可视为“思想史”和“历史文学”类的著作。其人特别以《史记》为范本,固然立即反应了其人之治学目的不在于客观地“求真相”,而在于直观地“制造图像”。其人轻蔑技术性专业史家而盛赞“历史思想家”,其实是表现出范畴混乱,因其人志向不是为了“学术求真”,而是为了“借史生事”!在此将“学”与“事”这两个不同的人生实践类别加以混淆,其所谓“事”之是非为一事,而欲以此作为产生“贬损严格学术”之附带作用,才是引起我们担心的更主要原因。因为他在此欲以其大而无当的“志在天下”的抱负(此一所谓“抱负”之意义并非在于其个人真正志向之宣表,而在于此“抱负修辞学”对乏知青年产生的乌托邦空想效果)“取代”学术实践目标的企图,不仅为古代“以学为用”治学观之翻版,而且为当今海内外人文学界处境堪忧之际对后者加以打击之效果,可谓相当于从价值观和认识论两方面企图瓦解人文科学建设的科学理性方向。
 
【跋:本文写成于2017年11月10日至13日。一周前注意到此史学网红现象,经过几天来密集研读,决定将原选定之下一系列文题目换为本文题目,自然并非对该现象之全面深入研究,而是对其学相关于史学分类学问题部分先予点评,以期有助于促进国内人文科学与史学理论之健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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