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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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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祭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雷颐 点击:3028次 时间:2014-06-02 03:49:31

百余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不得不“以强敌为师”。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震动。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在书后的“跋”中,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在政治制度方面,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明显效仿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也是模仿明治维新。他们知道当时中国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也从明治维新中找根据:“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

   他们认识到,日本的强大不仅在于政治制度,还在于以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在《条陈商务折》中,他介绍说日本之变法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建议中国也要设商务局,创办商学、商报、商会,仿效日本设立劝工场及农务学堂,“讲求工艺农学”。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张謇在《代报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疏》中明确主张应“仿日本国家补助商人名目”,奖励私人工商业。

   甲午战争时的中国军队, 由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 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的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相反,早在十几年前,日本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光绪皇帝采用明治维新军事改革的办法,进行了以仿照西法编练新军为主要内容的兵制改革,以新法练兵,裁汰旧式军队。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中国的新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得正统地位。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者深知废科举在当时完全没有可行性,所以未提废科举,但提出改进科考内容、方法,尤其是朝廷下令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要求兴办各类实业教育,也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光绪皇帝上谕命令各省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者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全面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有分析、承认仇敌优点的胆量,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惊世之论,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勇敢、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整体性变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然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和体制内外的绝大多数人拒绝承认“强敌”的优点,更不可能在实践中“以强敌为师”,对维新不仅不支持还坚决反对。这样,全面向强敌日本学习的维新,确实胜算太小。戊戌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体制改革、自我完善,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来说,甲午战争如此昂贵的“学费”换来的却是如此“后果”。拒不承认敌人的“优点”,不以强敌为师,励精图治,改革振兴,等待清王朝的不能不是一个又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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