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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男,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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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雷颐 点击:10323次 时间:2015-12-13 21:50:41

   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宣告了使李鸿章位望日隆、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而他代表清政府赴日“和谈”,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万夫所指。中国政治文化中“反贪官不反皇帝”、“骂昏官不骂昏君”的传统,使他几乎是独自承担了整个王朝、起码朝廷本应由承担更多却丝毫都不承担的罪责。当然,朝廷从来都乐得让臣属替自己承担骂名,所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完万人痛骂的“马关条约”后,入京晋见光绪帝时遭到割地赔款是“失民心、伤国体”的严责,仿佛这些条款最后不是由朝廷决定而是李鸿章一己所为。晋见皇帝之后,李鸿章被朝廷留在京城“入阁办事”,实际失掉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位。

   由于李鸿章在京城并无房产,只得借居在贤良寺。俗说墙倒众人推,李鸿章失意赋闲,许多门生故旧纷纷离他而去,另寻靠山,贤良寺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可罗雀。如李鸿章于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此时袁见李失势便投向其政敌翁同和、李鸿藻,甚至代翁来劝李鸿章告退,以便让出协办大学士由翁顶缺,结果遭到李鸿章的痛斥。虽处逆境,权欲仍强的李鸿章并不愿就此认输,轻易淡出政坛,几十年饱览政界风云变幻使他感到官场升沉起伏并无定数,因此实行韬晦之计,闭门谢客,静待东山再起之机。

   1896年2月,的李鸿章突然受命出访欧美,命运似乎出现一线转机。而正处困境中的李鸿章能重负重任,盖因远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甲午战争前,远东的主要矛盾是英、俄对峙,争夺霸权,而日本本身还受一些不平等条约制约,不得染指。甲午战争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强国,挤进侵华列强之列。朝鲜名义“独立”,实际被日本控制;“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使日本突然成为远东势力最强的帝国。因此,与一直想独霸东北的俄国矛盾骤然尖锐。为制止日本在远东势力扩张,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法、德两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日本本想向英美救援,但英、美也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迅速膨胀,建议日本接受俄、法、德三国主张。在这种压力下,日本被迫对三国让步,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强索三千万两白银。

   看到日本势力在远东如此迅速扩张,俄国也加紧对华活动,加速修筑横贯欧亚大陆、穿越中国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向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清政府提供巨额借款。修筑穿越中国东北的铁路,当然需要中国政府同意,但由于各国对中国东北都虎视眈眈,俄国认为公开谈判难达目的,于是决定利用1896年5月举行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之机邀请中国重臣到彼得堡秘密谈判。由于惨败于日本,中国举国上下当然产生强烈的仇日情绪,而俄国的干涉“还辽”和借巨款于中国,使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强的清政府开始对俄报幻想,“联俄抗日”一时成为朝野不同派系的共识。奕訢、翁同龢、张之洞都主张联俄抗日,刘坤一甚至还提出由于“干涉还辽”实际是俄国主动,因此如果俄国能迫使日本“还辽”且不向中国索要“赎辽费”,中国可主动将新疆数城拨送俄国为谢,更不用说素来亲俄的慈禧、早就主张“联俄”的李鸿章了。在全面“亲俄”的氛围中,清政府立即同意派大臣访俄,但并未想起用投闲京师的李鸿章,而拟派此时正在法国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就近前往。然而俄国最讯却对此提出抗议,认为王之春地位不够高,明确提出要李鸿章前往。清廷无奈,只能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

   对此任命,李鸿章肯定喜不自胜,但却上折请辞,表示只要有利于国,不辞艰险本是“人臣之义”,自己一直不敢忘记这“致身之训”。不过自己时年七十有四,年老体衰,步履艰难,即便忍受几万里之舟车颠簸劳顿,“亦岂能以残躯暮齿从事于樽俎之间。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国体”。他的恳辞,一方面是表示自己仍然“闭门思过”,并不愿重新出山;另一方面则是以退为进,明知此事离了他还真不行,所以故意摆架子要“拿”朝廷一把,表明自己的重要。果不其然,朝廷不允其辞,并降旨慰免一番。这时李鸿章立即上谢恩折,表示“但有益于交邻之道”,自己不怕路程遥远。而与他一直矛盾尖锐的翁同龢甚至也专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之事。命运突变,使李欣喜不已,曾兴奋地对人说:“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向来喜怒不形于色、被曾国藩称赞“劲气内敛”之功的李鸿章此时竟如此得意忘形,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大半年的委曲与怨恨均可想见。

   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经天津到达上海。他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此行“要策”是“联络西洋,牵制东洋”。西方一些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争先恐后邀请李鸿章前往访问,并想法设法要李首先访问自己国家。俄国则唯恐李先至他国,为他人“抢得先机”,坚持李鸿章应首先访俄。3月28日,李鸿章一行从上海乘法国轮船出发,经红海、苏伊士运河抵埃及后换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于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由此乘专列于4月30日到达彼得堡。在俄期间,参加种种活动、到多处参观,会见了新即位的沙皇,与俄国高官进行了长期会谈。俄方深知中国此时对日本的恐惧,以支持中国保持完整性为诱饵,使中方步步退让,最后于6月3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通常所说的《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日本进攻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时,中俄应共同出兵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都对俄国兵舰开放;为了俄国在战争期间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快捷妥当,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直达海参威的铁路。虽然条约中还规定“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皇帝应有的权利”,但俄国毕竟得到许多特权,因此中国根本无法阻拦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迅速扩张。完成“联俄抗日”外交使命后,李鸿章于6月13日从乘火车离开俄国,开始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英属加拿大访问。

   在这些国家,他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诸如俾斯麦等达官贵人。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在日本马关谈判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他赞叹不已。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议院,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他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9月14日,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轮船在日本横滨停泊时,李鸿章需转乘他船,日方已在岸上准备了他的食宿之处,但李鸿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不论别人怎样劝说,他就是不上岸,坚持在船上过夜,改乘轮船招商局的“广利”号回国,于10月3日到达天津。

   虽然李鸿章以“懂洋务”著称,但以前他对西方毕竟都是“听说”而来,没有亲身体验,这次历时近七个月,行程九万里的欧美之行使他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他曾对人说此行除为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博考诸国政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欧美之行使他认识到“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在给吴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此语虽然简略,未具体言明怎样才能“上下一心”,但毕竟接触到“政教”层面;他又说自己以前感叹胡林翼所说如果中国能“生财”、“天下事尚可为”这句话,现在看来这其实是第二位的,他实际承认能否“富强”的关键是背后的“政教”,所以中国不仅仅是“器物”不如人,而根本原因在于“政教”不如人。在给吴氏此信及给其他人的信中,他还几乎以同样的字句都谈到欧美新闻记者对他的追踪采访:“各国接待情形及沿途行止,西报逐日记载至为详尽,译布中夏者不过十之二三。西人好名,所至之处,辄有馆人执笔相随,朝夕不离,有如监史,即一言一笑之细,纤悉无遗。投老远行,供人描画,一何可笑!”其中有对近代新闻业见所未见的惊讶,更有对自己如此引人关注的洋洋自得,这也是对前段在国内备受冷遇的心理补偿。在给吴氏和其他几位亲朋信函的最尾,他都同样写道:“忽从西海,重履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所谓“东坡还朝”即指宋神宗时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容于朝廷、被贬官外放直至被捕系狱,后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新法俱废,苏东坡在厄运中突然被招还朝再受重用之事。

   看来,游历欧美的无限风光使他真以为自己要重握大权了。

  

下:原则与自保

   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为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将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深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见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骇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样,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但是,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俊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为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只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拒绝。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非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予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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