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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徐贲,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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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徐贲 点击:8245次 时间:2016-04-27 14:20:55

1.当你因为批评官员和政府被人喷“不爱国”时你终于能够把道理拎清楚了

   “国家”是一个由疆域、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原初因素形成的单一总体。这样的国家连同它的政府成为国民爱国的“自然”对象。这里的“自然”可以是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也可以是由于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而不得不然的那种自然而然。这是你的祖国,它的一切,包括可能是很糟糕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构成一个与你自然有联系、你不能不接受的认同对象。

   爱需要理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示。

   

   2.明明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一致通过,零票否决呢?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够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就一直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3.在历史中有许多我们大多数人被迫要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很多人看起来都对过去的事情(哪怕是巨大的灾难)都毫不关心、语焉不详,沉默的仿佛失忆

   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4.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行政系统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或许你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政治目的的宣传不那么容易进入你的大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宣传的失败

   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是使人有正确行为。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按照所宣传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

   “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

   

   5.或许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和判断力的现代人,不会那么轻信宣传,也许事实恰恰相反

   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6.然而即便如此,极权宣传的效果也常常与它的投入不成正比,它有着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区别。

   

   7.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生活的宣传并不相同。民主社会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那么正常生活中“说服”和带有欺骗性的“宣传”要如何分辨呢?

   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

   

   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

   

   8.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实质是在为愚民政策买单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9.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

   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10.要追求真正的好生活,就不能食嗟来之食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

   由哲人或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是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集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

   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而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的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者党民教育时,它欲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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