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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男,1957年生。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1992-1993年任牛津大学林纳克学院高级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目前研究方向: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代表作:《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专著),《指称实在论评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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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评议书-张志林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张志林 点击:19147次 时间:2013-09-26 12:55:47
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评议意见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张志林
 
 
就汉语人文学术写作而言,我认为李学勤先生堪称典范。
用李学勤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长期致力的学术工作集中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十讲》表明,李学勤先生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上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涉及的广泛领域,特别是甲古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年代学、古玉研究等及其以之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诸方面,李学勤先生均有重要建树,加上他主持蜚声海内外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使李学勤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不过,在我看来,李学勤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研究业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本人十分看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具有自觉的反思精神。用他自己在《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导论中的话来说,就是既“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这也正是在这次由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组织评选的“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活动中,本人愿投李学勤先生一票的主要理由。
李学勤先生自觉的方法论意向“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命名过程中就得到了体现,而且这也显露出他既尊重学界同行见解,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大家风范。早在20世纪中期,李济先生就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文中呼吁:要在考古学的基础上重构中国古代史。后来,其弟子张光直先生秉此思路,在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学术会议(台北,1994)提供的论文《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指出:“我们在20世纪的后期和21世纪的前期,有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创造一个新的学科。”他称之为新的“先秦史”,并说“中国的先秦史,作为一门有系统的学科,需要从头一砖一瓦地盖造起来。有文字以前的传说古史,自《古史辨》的时代就已经知道是不大可靠的了。自从20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学改观了”。对此,李学勤先生评论说:“李济先生‘古史重建’的主要趋向,是在考古学基础上重构古史,因此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并非平行的。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了从龙山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资料逐渐加入历史资料里去’,甚至说‘传世的文献是三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其中可能也包括时代早到龙山时代的传说’,足见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当与考古学并重,但他还是接续李济先生,把设想中的新学科叫做‘史’——‘先秦史’。”(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
承此思路,参照相关的国际学术研究领域,李学勤先生建议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命名这一设想中的新学科(也有学者主张以“中国文明史”来命名,例如参见曹兵武《考古与文化》,又见三联书店编《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其实早在1998年,李学勤先生在给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对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有着专门的学科名称。比如研究古代埃及的学科是埃及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是亚述学,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是古典研究,等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单独的学科名称,这大概是由于中国文明一直绵延下来,中间没有断绝,而国际上所谓‘汉学’这个词,同埃及学、亚述学等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其实,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至夏商周三代这一大段,既不同于史前时代的纯依据考古,又有别于秦汉以下的文献完备,必须同时依靠文献和考古两者的研究,这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
李学勤先生具有自觉的方法论意向,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显著证据,是他大力倡导“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特别参见《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二书)。关于这个问题,李学勤先生的基本思路是:一系列考古证据表明“重写学术史”势在必行;而欲达此目的,则必须“走出疑古时代”。
不妨先看李学勤先生考虑的考古例证:(1)以三门峡虢国墓地发掘出的大量铜鱼为例,并联系到论述铜鱼的礼书郑玄之注,李学勤先生说:“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名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的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2)除了这些直接的无文字的实物之外,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实物也值得重视。李学勤先生举例说:“前些时候大家看到一个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玉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壁,是按照壁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壁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的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3)关于有文字的考古材料,李学勤先生特别提及1920年代王国维先生发表的名文《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并说“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李学勤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与我们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 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毋庸敖言,发掘出《周易》经传,当然有助于推进《周易》的研究;发现《老子》,当然对研究《老子》颇有助益;看到《孙子》,当然对研究《孙子》很有用。但李学勤先生更为看重这些考古材料所显示出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面貌,因为他切切实实地感到“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这件事是个大问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的。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里所谓“思潮”指的就是晚晴以降愈演愈烈,直至《古史辨》时代达到顶峰的疑古思潮。李学勤先生对此作出的评断堪值玩味。首先,他的评判力求客观中肯。比如说,他指出:“从晚睛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络,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史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其次,李学勤先生的批判具有横向的国际学术视野:“从晚晴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而且也是比较早的。”
再次,李学勤先生的评判更具有纵向的学术史向度:“晚晴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当然,在他看来,清儒的学术贡献是不用否认的,但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仍有影响,就是它“特别讲门户,一点点讲,第一步是分汉、宋,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汉,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江藩《汉学师承记》就是证据。分了汉、宋之后,再分西汉,东汉,把今、古文分开了。然后在今、古文里还要分,越分越小,眼界越来越狭窄,看的书越来越少。……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鉴于以上学术-思想史梳理,李学勤先生一方面着力揭示疑古思潮的偏颇之处,例如在《<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一文里挑明:“《今古学考》是清末今文经学大家廖平先生的名著,对康有为的经学有很大影响。平分今古是廖氏经学初变的宗旨,《今古学考》主要是依据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把汉学严格分为今文、古文两派。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经学史的常识。可是仔细覆按《五经异义》,发现很多地方与《今古学考》不合。……《五经异义》,也是有时尊今文,有时尊古文,并没有门户之见。《今古学考》强把‘孟氏’改成‘费氏’,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类例子说明,在学术史上有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今天是必须重新考虑了。”
另一方面,李学勤先生根据冯友兰论“信古——疑古——释古”的三阶段说, 在《谈信古、疑古、释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十讲》等论著中提出自己的新见。简略而言,关键点有三:其一,李学勤先生不同意有些人以“考古”取代“释古”的主张;其二,他参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和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详细分析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之间互释互证的关系;其三,他强调指出:“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李学勤先生自己得出的简要结论是:“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可以说,李学勤先生自己以其长期的探索实践和丰硕的学术成果,对这一简洁的方法纲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诠释和印证,堪为汉语人文学术写作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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