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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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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社会的“心态紧张”消磨中国的改革能力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郭于华 点击:5729次 时间:2014-01-03 22:27:45

 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中国新一轮改革,以及社会变革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只是主导改革者唱独角戏是不行的。但既往社会心态的恶化,它在当前的新的变化,消磨着人们参与和行动的能力。如何找回这种能力,成为一个严峻考验。

    

   《南风窗》特约记者就此访谈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

    

   我们还缺“开放”

   《南风窗》: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来10年基本已经明朗化了。而整个社会的心态,各个阶层的心态,也已经有了一个可以感触得到的转变。你认为这些心态说明了什么?该如何看待?

   郭于华:这次改革的呼声非常高,公报出来后,好像给了一个特别强的信号,但有些人却反应平平。到现在仍然如此。这首先就是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它们取决于大家怎么理解改革的本质。

   对改革本质的理解有三个东西,需要我们注意。这一改革话语高调,却并没有很明确的改革对象,这两者之间是有问题的。可以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改的是什么,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次新改革,改的到底是什么?还是经济。对象呢却没有说。在我看来,这次改革的对象就应该是要破除这30年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既得利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另外,要改革的话,得有开放的东西相伴。80年代改革就叫“改革开放”,有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那时候倡导解放思想,有比较开阔的胸襟,有比较开放的心态,有比较开明的思想,才能充分的使社会活力释放出来。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为什么“撤退”

   《南风窗》:或许我们对“去感受”没有了兴趣。这背后,过去的那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挣扎感,已经被压抑和麻木代替了。它们似乎是治疗不安全感的药方。如果是这样,如何能够期待各个阶层参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新的进程呢?

   郭于华:确实是。中产阶层始终就是争议的话题,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中产,研究者研究中产阶层,就发现这个阶层其实处在特别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他觉得他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完蛋就完蛋了。虽然他们无论在财富、声望,还是职业、社会地位上都还不错,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且一个政策出来他们先观望,能得点好处就得点好处。不行的话,随时准备撤退。

   前不久,跟企业家阶层、白领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公务员等社区业主这样典型的中产阶层接触,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考虑,要不要移民。甚至这些人当中已经办好了国外的身份。只不过他今天还在这儿挣钱。实际上他对这个社会,对这块土地,就是索取,不再承担责任,如果这个社会中层是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挺令人堪忧。

   下层就不用说了,我觉得下层经常是,每次改革、发生变化,他们都很容易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权利被剥夺,而且更要命的是,维权无门表达无路。这时就会是充满怨恨、暴戾之气。所以不同阶层在这样的改革当中,他们的社会心态,其实跟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每天经历的切身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信心的话,或者他也闹不清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即便你释放很高调的改革信号,他也不再信任,我觉得这就到了必须真的改变的时刻了。

    

   心态的演化背后

   《南风窗》:你说到80年代大家是朝气蓬勃有激情的状态,到现在中间已经过了30年。这30年,如果我们以10年为一个阶段,90年代跟21世纪的前10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慢慢导致现在这种社会心态?

   郭于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在会形成一种很明显的比较。那时候有自由开放的局面,今天是收紧。那时候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各个阶层普遍都有奔头,觉得只要我努力,只要我付出了,我就有相应的所得收获,可能会改变处境,改善生活,提升社会地位,不同层面的人,哪怕是最下层的人,都会怀有希望。

   到了9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就是权贵结合这个体制坐大,中国进入到权贵体制形成扩张、固化,进入到这样的阶段,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过程。恰恰中国跟其他社会的改革不一样,就在于经济结构变了,而且走得很快,走得很靠前,但是政治结构跟不上。这时候就发生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到了新世纪,这个东西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重视社会的主体性

   《南风窗》:很难想象既有社会结构的“结构紧张”,以及人们的“心态紧张”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未来。新一轮社会变革的进程,迫切需要整合各个阶层,以及社会的心态。很自然地有一个问题:怎么办?

   郭于华:重建社会或许是唯一出路。这是一项理性的、温和的、持久的、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任务。从国家层面,改革在出发,能够给人信心的,还是要回应民众的强烈呼声。

   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以下基本面向:首先需要制约权力,法律要至上,从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权力不能比法律还要大。

   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如同国家和市场一样,有着实质的含义和内容。对于社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作为领域的社会,即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存在的一个领域。把社会领域内的事办好,如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主体的社会,即我们所理解社会必须将其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中,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我们所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即培育一个独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性社会。另外在政府层面上要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信任了才有信心,不至于有绝望、无安全感、猜谜等等心态。完善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质疑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压制社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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