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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主编,学术辑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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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
“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兼谈“身体写作”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余虹 点击:209次 时间:2015-01-24 01:56:30

  我们的时代正在书写着一个巨大的词:“身体”,这一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回忆一下人类在几千年的过去所书写的那个词:“灵魂”(思想、良心、天理、上帝)以及相关的历史,就能咀嚼出某种意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几句顺口溜,说的是“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的焦虑自此而愈演愈烈,后来一位从海南来的朋友还教育我说:时代变了,你要有堕落的能力。我知道他的意思,转变思想,搞好身体,才能与时俱进。从那时起,我便对“身体”这个词有了异样的感觉,它似乎与一个新的时代、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起在召唤我、逼迫我。近些年来,“身体”这个词瘟疫般地传播,更是加剧了我的莫名恐惧。

  “身体不好”成了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身体不好”还不是一个问题,那时候的焦虑是“思想不好”。我记得那时正上初中,因为出身不好加上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学校教导主任,他在背后十分严肃地说我的坏话,说的就是我“思想不好”。“思想不好”(及其别的变种:“思想有问题”、“意识不好”、“觉悟不高”等等)曾经让几代人焦虑不安,而思想不好就是“灵魂”不好,所以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现在思想好不好,灵魂好不好已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身体不好。于是,我要问的是在我们和身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成问题的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什么?还有,与我们发生关系的这个身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人的存在曾经被一分为二:身体/灵魂(良心)。身体是欲望和罪恶之源薮,灵魂(良心)与上帝(天理)相连,身体是要死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被赋予了防范、审判、管制甚至于消灭身体(存天理灭人欲)的责任和权力,灵魂(良心)的工具是上帝(天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就是将身体的某种精神能力从身体分离出去,将这种能力所造就的上帝(天理)从身体分离出去的历史,这是一个对灵魂(良心)以及相关的上帝(天理)进行大写的历史,一个用大写的灵魂奴役小写的身体的历史。

  第一个有力地反抗这种大写的人是尼采。在尼采看来,唯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身体,因此,不是上帝创造了生命-身体,而是生命-身体创造了上帝,同样,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不是什么上帝(天理)机能的延伸而是身体的分泌物。生命-身体是一种小写的、有生有死的存在,因此,被生命-身体创造的上帝是“有死的上帝”,与生命-身体一体的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是“有死的灵魂”。尼采那句人尽皆知的大白话“上帝死了”的确意义重大。这句话的含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常常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上帝的“有死性”和“有生性”。这个有生有死的上帝是一个小写的上帝,一个有身体的上帝,而那个无生无死的上帝则是一个大写的上帝,一个无身体的上帝。前者是尼采眼中的上帝,一个生于病弱生命-身体(奴隶)之怨恨和狡智的上帝,一个已经死去的上帝;后者是虔诚的基督徒心中的上帝。

  尼采用身体改写了上帝与灵魂,使之从大写变成了小写,从而揭露了身体被自己所造的上帝与灵魂所奴役的历史。尼采的动作是一种示范,他的后学仿照他的方式对形形色色由身体所造的大写之物进行改写。形形色色的上帝死了,身体自由了,这似乎是尼采以来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尼采借助身体的小写而对大写上帝(灵魂)的改写逐渐演变成了对身体本身的大写。这一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对身体进行大写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人类思想的艰巨任务,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否则人类无法察明自己的后现代处境与命运。

  人类有一个古老的梦:自由。但人类很悲惨,他一直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过去他被自己大写的灵魂(上帝)所奴役,现在他正在并将要被自己大写的身体所奴役,不过,人类也很悲壮,他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将一切大写之物改为小写。

   “大写”是人类的一种病,一种将一切变成非凡超越之物(形而上学之物)的妄想症,包括他自己,比如大写的人。福柯所谓“人之死”说的就是大写的人原本是小写的人,这个人诞生于19世纪,现在正在死去。将大写“小写化”是人类疗救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争取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然而,人类的大写是那么轻易,而小写是那么艰难。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写身体的运动,这个“身体”完美无缺、欲望充盈、体能卓绝、风情万种、这是一个飘在影像中的斯瓦辛格-梦露,以及形形色色变体的斯瓦辛格-梦露。这个身体离我们那么近,它在我们床边的晚报杂志中与我们同居,在公共汽车的车身广告上与我们同行,在饮料的包装上与我们同饮,在服装的标签上与我们同穿,如果幸运的话,它还从舞台上走下来与你握手……,但它还是那么远,远得高不可攀。

  大写的身体是一种要求,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许诺,它虽然来自人的身体内部,但通过后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市场化的方式,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以现代媒体的方式,以学术理论的方式,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身体之外的大写的“身体”,一种后现代机器制造的欲望指令,一种超个人的普遍规范和对一切小写身体的普遍强制。“身体不好”的焦虑就由此而来,因为,相对于那个大写的身体,小写身体之“不好”就是注定的。只要你膜拜它,这个大写的“身体”就会诱惑你,威胁你,即使你在某个时期身体“很好”,“不好”的威胁也总在前头,因为“身体好”是一种超时间的要求,它永远出现在银幕上、小说中、广告上、包装上……,它以大写的方式包围着你,既对你做出示范,同时也蔑视你的身体、嘲笑你的身体、威胁你的身体,它让你生活在永恒的遗憾和怨恨之中,除非你像尼采摆脱对上帝的膜拜那样摆脱对身体的膜拜。然而,上帝似乎是死了,正在诞生的身体离死还很远很远。

  难道人们摆脱了大写上帝的奴役又落入了大写身体的奴役?

  所谓“身体写作”就是当代人被身体所奴役的见证,同时它也是大众文学参与身体之大写运动的见证。这里,我仅以木子美日记的写作与传播为例。

  我们先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关于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追名逐利或反叛传统等等,但我认为她写作的主要动机是身体性的爱好,对此她自己说得很清楚。她说她有两大爱好,即做爱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可以给她带来直接的身体性快感,这就是她写作的目的。木子美说她的写作是“液体写作”,即纯粹生理性的内分泌,任快感的液体在纸上流淌,她日记中的词就像一些分泌物,没有任何精神性的色彩,比如“做爱”这个词,虽然是分泌得最多的一个词,但又是完全不经意、不上心的一个词,就像“的、地、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是什么大词,这就是木子美的写作方式。从木子美写作的动机、目的、方式来看,她的写作完全被身体所控制(或者说被身体所奴役),这是极端的身体写作。

  再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内容:日记记载她自己的做爱过程,那是一种彻底拒绝灵魂和情感介入的肉体行为,一种她自称为没心没肺,或完全不动心不用情的纯粹欲望化行为。她说做爱就是做爱就像抽烟就是抽烟,没有什么精神意义,她有篇日记的名字就叫《把情绪抽成食物》。此外,她日记里还写了一些与她做爱的男人,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有家有室或正在与别的女人恋爱,但他们都那么容易和她上床,她想告诉人们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些被欲望支配的人。

  从木子美的写作动机、目的、方式以及她所写的她自己与别人,都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被欲望化的身体所支配、所奴役的存在状态,这其实是正在急剧扩展的当代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以木子美的方式成了所谓的身体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体文学被资本迅速纳入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很早就有敏感的书商说木子美比卫慧更有投资潜力,果不出他所料,《遗情书》第一版就推出10万,并很快出现了几个盗版,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惊人,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2000余万飙升到3000多万。在身体文学被资本所纳入的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被进一步加工,成为一个既深入每个人身体内部的身体又成了一个公共的巨大的“身体”,一个大写的“身体”。这个既在我们之内又在我们之外的“身体”纠缠着我们就像我们过去被“灵魂”所纠缠,但身体对我们的纠缠远比灵魂对我们的纠缠高明得多和可怕得多,因为它常常以反判灵魂奴役和反叛政治奴役的面貌出现,并让我们获得快感。但就像“启蒙的辩证法”一样残酷,“身体的辨证法”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了快感,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

  人类又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为了身体的快感放弃自由是否值得?就像过去那个问题:为了灵魂的得救放弃自由是否值得?

  自由的生存对人类还是那么陌生,但它绝非不可能。这里我想顺便谈谈福柯。福柯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身体写作的先驱,但事实上,福柯绝不是一个受身体奴役和认可身体奴役的人。福柯提倡艺术的生存方式并努力而为之,但这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过把瘾就死和放纵欲望,而是一种自由的探险。这种自由的探险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抗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规范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好人,这看上去像放纵;也反抗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欲望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坏人,这看上去像苦行。无论是这种看上去的放纵还是看上去的苦行,目的都是为了自由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品。因此,福柯最后选择的是自由。在这种意义上,福柯是西方历史上为自由的生存进行艰难探险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写作决不是什么身体性写作,而是一种自由的写作。

  自启蒙以来,自由的写作和为人类的自由而写作开始成为一些人自觉的追求,这其中有文学家的身影,比如雨果、左拉、托尔斯泰、卡夫卡、D•H•劳伦斯、萨特、君特•格拉斯、鲁迅等人,因为他们的自由探险,“文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就是反抗形形色色的奴役,并对形形色色的奴役做出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为人类的自由开辟道路。

  如果说,大写的“身体”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之一,文学就要反抗身体,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反抗上帝和反抗灵魂那样,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与尊严。但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文学太容易成为身体的猎物,有那么多的诱惑和快感,那么多的理论和说辞让文学投降,我不知道这种悲哀还要延续多久?人类与这个大写的“身体”的关系就像他曾经与大写的“灵魂”的关系一样,不到书写的尽头不会罢休,如何中断这种书写是文学以及一切有洞见的人类行为的任务。

  唉,人类通过“大写”来制造奴役自己的枷锁和通过“小写”来争取自己的自由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卢梭的一句名言曰:“人生而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否可改为:“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他应该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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