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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福建福州人。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主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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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与社会主义——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许耀桐 点击:14451次 时间:2016-05-31 20:48:02

   [关键词] 莫尔; 乌托邦;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托马斯·莫尔(1478—1535),于1516年写成并出版了《乌托邦》,距今已整整500年。《乌托邦》这部著作,被公认为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起点。”[①]莫尔本人被尊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②]。由于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第一阶段,因此,《乌托邦》成为社会主义的开端序曲,莫尔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为什么莫尔能享有如此显赫的声誉、具有恒久的魅力?在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这部著作,笔者认为,盖因莫尔为社会主义筚路蓝缕、创榛劈莽,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本文所要阐述的是,《乌托邦》尽管带有浓厚的空想特点和性质,却为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既确立了最重要的四大主题,也破解了最棘手的四大难题。

   

   一、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

   

   莫尔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这个积累过程,始终充满了血腥的暴力,留下了桩桩恶名、累累恶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③]莫尔对当时正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英国社会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目睹了英国的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疯狂剥夺农民土地的残酷行径,身心感受到人民的巨大的苦痛和灾难。虽然此时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他以非凡的洞察力看清了资本主义本质和贪婪无情、卑鄙狡诈的本性,对它发出了愤怒的控诉,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揭露和批判。

   

   在《乌托邦》第一部中,莫尔对新生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本质,作了生动而又深刻的解剖。针对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莫尔把它形象地称之为“羊吃人”运动。他写道,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④]“羊吃人”造成悲惨的后果,“佃农从地上被撵走……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⑤]。对于羊为什么吃人,佃农为什么被逼走的问题,莫尔进一步指出,那是因为“有大批的贵族,这些人像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⑥]。贵族和贪得无厌的富人,不劳而获、为非作歹,强行掠夺农民的田地。由此可知,莫尔对圈地运动的抨击和对劳动人民给予的同情,是为了把仇恨集中到统治阶级和富人身上。值得称道的是,莫尔虽然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在当时还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认识,他只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新生的统治阶级和富人,但是,莫尔确实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这个社会分裂成了对立的两群人和两个集团,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己曾经所属的那个贵族上流社会和富人的阵营,站到了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一边,成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前驱——破产农民无产者的代言人。

   

   莫尔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更为深刻的在于,他对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真正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揭示了资本主义造成一切剥削压迫的总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制。私有制使劳动人民贫困,濒临灭亡境地。莫尔写道:“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⑦]他愤怒地指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⑧]由此,莫尔坚决主张彻底地废除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的私有制。他认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才能消除贫富不均、两极对立,消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以及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使人人平等地享有一切、获得幸福。彻底废除私有制,构成《乌托邦》的一个中心思想。

   

   莫尔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保护贵族、富人的专制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他写道,统治者对被赶出土地和家园的破产农民,不但不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计,反而颁布一系列“血腥的立法”,把他们关进监狱或处死。莫尔对统治者质问道,“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又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⑨]现今一切繁荣的国家“无非是富人狼狈为奸,盗用国家名义为自己谋利。”[⑩]这些富人正是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施展种种阴谋诡计,聚敛财富,把他们从劳动人民那里夺来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莫尔指出,“等到富人假借公众名义,即是说也包括假借穷人的名义,把他们的花招规定为必须遵守的东西,这样的花招便成为法律了!”[11]而且,国家通过制定法令,竟将那些富人破坏正义的行径规定为“正义”的,这样的国家完全是“缺乏公正和不知恩义的国家”[12]。

   

   由于从包含着具有阶级性质的剥削压迫、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私有制以及维护剥削压迫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三个主要的方面,对资本主义展开尖锐的抨击,使得莫尔的思想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水平。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三大方面,莫尔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莫尔以独创的“羊吃人”事例,对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行给予强烈的控诉,成了流传后世的经典,以致在350年之后深得马克思的赞赏,在《资本论》里作了引用,构成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力批判。[13]莫尔对私有制的否定是坚决彻底的,他认为废除私有制并不是什么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的理性要求,合乎人的本性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莫尔成为以理性原则论述废除私有制的第一人。莫尔对于国家和法律的见解,似乎也猜测到了国家与法是和财产关系紧密联系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国家和法律的本质问题。综上所述,莫尔对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发出了声讨资本主义的第一篇檄文。

   

   二、系统描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乌托邦》的全称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这样的书名表明,莫尔谴责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把维护剥削压迫制度的国家作为愤恨的对立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批判,完全是为了建构一个“最完美的国家制度”。莫尔把未来的国家和社会称为“新世界”[14],他第一次告知世人,作为“新世界”的“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15]。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里,倾力描绘了“最完美的国家制度”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广泛地涉及到乌托邦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主要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

   

   经济制度方面。在乌托邦,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实行公有制度,“一切归全民所有,……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16]乌托邦的生产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每个成年人都要参加劳动,既要从事农业劳动,也要学会从事一项专门的手工工艺。每天的劳动只需6小时,但已足够保证“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万不可少的全部供应,……而且绰有余裕。”[17]除了体力劳动外,还有的人因为需要可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认真进行各科学术的研究。”[18]同时,乌托邦宪法规定,所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还要尽可能地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使他们在劳动之后充分享受精神生活的愉快。由于乌托邦的劳动生产率高,物资产品丰富,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因而乌托邦实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可以说,乌托邦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福利制度,其公共福利包括,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有病住院得到悉心的治疗和精美食品的照顾;建立了公共食堂,大家到“厅馆”集中就餐,也可以自己在家开伙,但赶不上公共食堂的饭菜水平;采取住宅产权公有,使用则归于个人,而且相应地每隔几年根据需求进行房屋的调换;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那些曾经从事劳动而现在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和仍然从事劳动的人受到同样的照顾。”[19]

   

   政治制度方面。乌托邦全岛方圆500哩,共有54个城镇,其中的亚马乌罗提城是首都。乌托邦以每30个住户组成一个基层单位,设一官职“飞拉哈”(行政官)。每10名“飞拉哈”也就是300户,产生一个“首席飞拉哈”。在“首席飞拉哈”(高级行政官)之上,就是乌托邦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乌托邦的国家机关设有议事会(议事机构)和元老院,掌管全国大事。在莫尔笔下,乌托邦政治清明廉洁,当时流行于欧洲各国的行贿、贪污、拉宗结派等政治腐败现象已经绝迹,欧洲封建王室中存在的诌媚、奉承、无休止的流血阴谋和权力斗争,也不复存在了。乌托邦之所以能够消除旧国家的政治弊端,是因为实行了民主政治制度。首先,乌托邦实行民主选举,全体官员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且一年一选,连选可以连任,无须一定更换。“飞拉哈”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首席飞拉哈”则由“飞拉哈”间接选举产生;至于总督,先是由全体公民选出4个候选人,然后交由“飞拉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从中选举出一个,并提交议事会决定。其次,乌托邦的公共事务实行民主管理,凡重要的公务都要提交“飞拉哈”会议,由“飞拉哈”通知各住户开会讨论,并将决定报告议事会,必要时还要提交全岛大会审议。第三,乌托邦实行民主监督,凡是不称职的官员,就及时予以撤换。

   

   文化教育制度方面。莫尔认为,在乌托邦生活的居民,绝不能像旧社会的人们那样粗野无文,愚昧顽钝,那儿的制度与“愚昧无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20],每一个人都应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具有高尚精神的人。因而,乌托邦建立了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莫尔的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男女儿童一律进入学校,求取知识,修养品德。他说:“所有儿童都被引导读有益的书。”[21]由教士充当教师教育儿童青年,“关心培育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22]。莫尔深信,经过优良的公共教育,是可以把青少年培育成为符合新社会所要求的一代新人的。他把乌托邦人塑造为全人类的楷模,因为这里的人和别的地方比起来,是“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人,……高出几乎其他所有的人。”[23]二是成年男女必须在劳动之余接受公共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莫尔在《乌托邦》中反复指出:“大部分公民,无论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24]。城市里每天都举行公共学术演讲,公民们总是自觉地成群结队地前往听讲。

   

   不难理解,莫尔所描绘的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国家里,建立在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基础上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公平普及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超凡脱俗,精美绝伦。由于反映了被剥削压迫的早期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乌托邦所呈现的闻所未闻、与污浊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最完美的国家制度,震惊了当时的社会。《乌托邦》很快地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人们以争相阅读和传说乌托邦的故事情节为快乐兴奋之事。

   

   《乌托邦》运用文学游记的形式,生动地描绘理想国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1601年,另一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写下了《太阳城》,他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崇拜莫尔。康帕内拉说:“圣徒托马斯·莫尔的权威意见却驳倒了(这些反对意见),他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家。”[25]《太阳城》明显地打上了脱胎于《乌托邦》的印记,因此它和《乌托邦》被人们喻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德里亚,受到《乌托邦》的直接启发,撰著了《基督城》。安德里亚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详细读过《乌托邦》。《基督城》出版后,安德里亚甚至这样评价道:“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像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26]这之后,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还有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也都师承《乌托邦》。至于其他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在他们的著述里研究和阐发莫尔的思想,更是不计其数。

   

   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早在莫尔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描述,例如,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关于财产公有、福利共享等等观念,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公元前8至7世纪,在古希腊贫苦农民中产生了平均财产的要求,同时产生了对人类初期幸福童年的向往。他们认为,在远古时期,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不存在私有制,物产丰富,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世界对一切人来说都是一个光明快乐的天堂,这就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传说,固然猜测到了原始社会是一个公有制社会,但这些传言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支离破碎的。而莫尔的功绩正在于,他把数千年来人们所幻想、期盼的美好理想,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进行了系统化、理性化的表述。

   

   还有人提到,对莫尔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又译《神国论》《天城论》),这两本书也都阐述了公有制和有关理想生活的问题。而且,青年时代的莫尔就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制的学说,也曾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解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是,莫尔的《乌托邦》与上述两书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区别。柏拉图所描写的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国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27]。至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则是在“天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造一切,上帝的本意是将人类安排在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让所有人一律平等,然而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意,使整个人类都犯有原罪,因此,人类必然受到奴役和惩罚。奥古斯丁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是罪恶的、暂时的,只是为走向永久的、虚幻的天堂生活作准备,他是神权和教会国家的思想的鼓吹者,是奴隶制、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的捍卫者。这与莫尔立足于现实,在人间世界勇敢追求理想,建立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压迫和没有专制暴政的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考茨基曾经准确地说明了莫尔与柏拉图的区别,“莫尔是站立在近代社会主义基地上的,这种社会主义与古时外貌上类似的那种现象有本质上的区别。莫尔的共产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但在出发点方面,就是在它们的要求和目的方面也都根本不同。二者自然有许多在外观上共同之点,但是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因此混淆真相。把莫尔的共产主义同柏拉图的等量齐观,等于是:因为一块红砖和一朵玫瑰颜色都是红的,就说它们本质上是同种同类的。”[28]

   

   三、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途径

   

   毋庸置疑,《乌托邦》所描写的理想的新世界,激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和真诚的向往。但是,一个实际的、严重的问题横亘在面前,人类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才能走向这样的新国家、建立起新社会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人们来说,理想社会的实现就始终是一句空话。为此,莫尔以其深邃的智慧和宽广的视野,在《乌托邦》中提出了难能可贵、十分周全的方案设计及其策略思想。

   

   第一种,采取和平改良的方式。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的一开头,就告诉了人们,乌托邦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手段而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岛原先并非四面环海,只是一个半岛形状,叫阿布拉克萨岛,岛上住着一群未开化的、民风淳朴的居民。这些居民并非土著人,而是1200多年前的一次海难,把若干罗马人、埃及人冲上岸,从此留住岛上。他们过着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艰辛日子,远离了人类文明,以至于连自己的历史也忘记了。后来,阿布拉克萨岛被一个叫乌托普的国王所征服,因而被命名为乌托邦。乌托普率领自己的兵士和岛上的居民一起,在本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15哩,这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岛。

   

   虽然乌托普是带着军队登上阿布拉克萨岛的,但他并没有动用任何武力,事实上这是因为岛上的居民根本没有抵抗,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乌托普的征服。所以,乌托邦国家是乌托普采用了和平改良的方式得以产生的。那么,乌托普是怎样进行社会改造呢?乌托普对岛上居民的和平改造主要实行了三项措施:第一,人人需劳动。莫尔认为,作为理想社会的人们,一定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只有在私有制社会里,才有游手好闲、憎恶劳动的人。在阿布拉克萨岛的居民中,原来也存在生活散慢、不喜劳动的观念。因此,乌托普上岛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开岛工程的浩大劳动,让大家从中体验感受到劳动光彩。此后,乌托邦规定人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彻底消灭了寄生的社会现象。第二,人人有知识。莫尔认为,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人们要受教育、爱学习,有文化,才能知书达理,告别愚昧,形成“正确健全观点”[29]。使乌托普大伤脑筋、倍感棘手的是,阿布拉克萨岛的居民尚未得到教化,其愚昧无知的状况实与兽类并无相异。为此,乌托邦大力普及知识教育,从学习简单的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开始,一直到教授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逻辑、外语等专门知识。在知识教育之外,乌托邦人还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以培养健美强壮之体格。第三,人人要高尚。莫尔认为,新社会不是满足了人们美好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就行了,关键还在于要有健康向上的精神情操。为此,乌托邦注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着力培养人的爱国敬业意识和优良品德,使心地善良、尊重他人、精神愉悦、乐观活泼、维护集体、遵守法纪蔚然成风。

   

   第二种,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通过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建立新国家、新社会,尽管这是莫尔本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莫尔从要做最坏的打算出发,还是给予了赞成和采纳的态度。

   

   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乌托邦的人口超过本岛承载的限度时,乌托邦人按照乌托邦法律抽出一定的人员,便向邻近大陆类似阿布拉克萨岛情况的地方进发。乌托邦人给当地人带来了新制度、新思想,如果当地人愿意和乌托邦人一起生活,就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建立新国家、新社会,这当然“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30]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不愿建立新国家、新社会,“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31]于是,就发生了诉诸武力的战争。

   

   莫尔对战争暴力方式的使用,有着非常正确的理解和苛刻严厉的界限。乌托邦人痛恨战争,他们决不轻易地诉诸武力。乌托邦人诉诸武力、发动战争的情况大抵有四种:一是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进行保卫本国领土的战争。平日里乌托邦人振军习武,“男女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唯恐一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32]乌托邦岛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军队和国防设施,“到处天然的或工程的防御极佳,少数守兵可以阻遏强敌近岸。”[33]如果有人“起兵攻击乌托邦人,准备进犯领土,乌托邦人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出国境迎击。”[34]二是自己的友邦国家受到侵略,进行支援友邦国家的战争。莫尔举了一个例子,乌托邦人为尼法罗哲德人抵抗亚拉奥柏利坦人而开战,就是因为乌托邦人感到尼法罗哲德人受到亚拉奥柏利坦人在法律借口下的欺负,他们要为伸张正义而战。三是进行“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来”[35]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更是正义之战。四是为了建立新制度、新社会的战争。莫尔论述道,“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36]虽然莫尔主张可以诉诸武力、发动战争,但他坚决要求应坚持如下原则:凡是开战后能收买敌人甚至于高价收买的都是好办法,这样可以做到兵不血刃;在战争中尽量减少杀戮;绝不杀投降的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和平居民一概不加以伤害。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莫尔对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立新国家和新社会,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方式,即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暴力的方式。对于这两种方式,莫尔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自然更倾向于采取和平改良、教育示范的方法手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莫尔没有动用暴力、进行革命的策略思想。

   

   在我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学界历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莫尔是“以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通过示范,派出优秀官员去治理别的国家就可以把理想社会建立起来,而无需通过革命的手段。”[37]从而把莫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平改良派的代表,并与以闵采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派相对立。笔者以为,这不符于事实,是对莫尔思想观点丰富性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

   

   还有的学者认为,莫尔“不能指出理想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现实途径。莫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避而不谈怎样才能消灭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问题。”[38]这样的观点完全否认和抛弃了莫尔具有的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立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策略思想。笔者认为,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读错解。坦率地说,在《乌托邦》中,莫尔确实是以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社会,例如像乌托邦岛这样荒凉的地方作为依据,提出了可以分别采取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而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欧洲各国,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实际上,莫尔并不是始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他不过是采取了间接的、隐喻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莫尔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指出,你们“应该力戒惰与傲。这两个弊病一般使他无从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人。他必须量入为出。他应制止危害及罪行”[39]。莫尔这样说,很容易使人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是依靠乌托普的贤明领导,通过制定良好的制度建立起来而得到联想和启发的,如果说乌托普能和平地将乌托邦改造为理想社会,那么,你们这些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什么就不能像乌托普那样去做呢?这等于说,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对其实施和平改造的。当然,在另一方面,莫尔又显得十分的忧虑沮丧。由于欧洲各国的私有制由来已久,早已使人心变坏,统治者骄奢淫逸,官员们勾心斗角,社会上犯罪不断,因此,莫尔说,“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新社会的特征,“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40]这岂不等于告诉人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改造无望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暴力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很显然,在《乌托邦》中,确实隐含着莫尔关于如何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理想社会,应从两种方式途径中进行选择的设想。

   

   四、阐明社会主义要注重科技发展

   

   16至17世纪时期,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当时的英国和欧洲各国到处激荡着一股探索科学原理与发明工艺技术的潮流,成为近代科学技术临产的社会温床。莫尔置身于时代酝酿的科技氛围中,形成了追求科学真理、崇尚科技进步的非凡气质。惟其如此,在《乌托邦》中,莫尔才会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注重科技发展。他热诚地赋予理想社会的人民钟爱科学、善于发明工艺的秉性,频频展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社会中的力量作用,预示了社会主义只有通过科技才能兴盛发达。

   

   莫尔在《乌托邦》中写道,有一艘开往乌托邦岛的巨轮,满载的不是可供出售的货物,而是乌托邦人极为需要的科学文化书籍,这些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伽楞等十几位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植物学家、医学家等撰写的关于古希腊文化的典籍。莫尔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首先必须是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社会。因此,莫尔笔下的乌托邦人高度重视古代学术著作,他们对外国过客所带的欧洲古典作品,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认真保存。

   

   为什么乌托邦人会如此钟情于和推崇古希腊文化呢?这是因为,古希腊时期的灿烂文化科学是近代科学技术诞生的源流之一。在从古希腊的地中海沿岸到埃及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里亚的漫漫文化遗迹里,铭刻着欧几里德、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科学巨匠在各个领域里的不朽勋业。但是,在这夺目的闪光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科学文化的衰败。西欧黑暗弥漫、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是宗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行了普遍的思维禁锢,使西欧科技由希腊化时期的高峰跌进中世纪的低谷。当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中世纪基督教取缔一切文化异端、实行愚民化政策带来的是古希腊文化几乎在欧洲灭迹的恶果。为了振兴欧洲的科学技术,只有向古希腊文化回归,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才能开拓新的局面。在世俗文化丧失殆尽的情况下,所幸在寺院中还保留着一部分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典籍,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趋向教堂的残垣断壁进行发掘。随着埋藏了几个世纪的希腊文科学文化典籍的发现,正在萌芽中的科学思想便发酵似地扩张播散开来。[41]正因为古希腊文化孕育着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莫尔在《乌托邦》中才会极力予以倡导,甚至于不惜把乌托邦岛的居民说成是希腊化时期的罗马人、埃及人的后裔,以突出和加强对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认同和回归。莫尔强烈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新社会最弥足珍贵的财富,借助于科学技术的伟力,必将创造出人类最美好的社会。

   

   催生欧洲近代科学的另一支源流,是东方科学文化。虽然古希腊科学文化典籍对近代欧洲科技的雄风重振,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古希腊时期的科技终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有许多不足。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印度、阿拉伯地区的科学文化又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已在盛唐时期及其后的宋元时期,形成一套颇为壮观的科学技术体系。比较而言,在欧洲输入的东方科学文化中,尽管东方的各门科学对欧洲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然而都不及中国“四大发明”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家,莫尔自然能独具慧眼,洞悉“四大发明”的伟大功用,立即把它们列为乌托邦人必学的技艺和必备的工具。指南针适应了大规模的对外海上贸易的需要,给远航船队注入新的血液,这对于四周濒临大海的乌托邦来说至关重要。因此,能够指点乌托邦人怎样使用指南针的,就会“获得他们异常的好感。”[42]中国的造纸术和纸张,淘汰了古老的的羊皮和莎草,乌托邦人不必为皮货匮乏、纸草粗劣而担忧了。印刷术则使“抄书手”获得了解放,一个工人不必为每年抄写两本书而繁重地劳动,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印刷2400部书,劳动效率因此提高了1200倍。造纸和印刷技术对于渴求科学文化的乌托邦人来说,无疑是最美妙的福音。[43]所以,乌托邦人在听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后,立即尝试着进行造纸和印刷,“他们很快掌握了这两门技术。”[44]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增加了乌托邦的几千册存书数量。在科学技术问题上,难能可贵的是,乌托邦人不分国内国外,强调在科学技术知识世界性的运动中要进行科学技术的全面交流学习。乌托邦人在注意到新社会与旧社会在国家制度方面截然有别的同时,也没有隔断新社会与旧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紧密联系。莫尔写道,新社会的人们善于学习历史上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技艺,并马上“把种种好发明变为己有”[45]。

   

   新社会要注重发展科技,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科技人才培养。乌托邦在人才培养方面下足了功夫,其一,大力发展教育,乌托邦人格外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培养人们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作为从事科技发明创造的基本条件。在学校教育中,他们十分注重把书本学习和劳动实践相结合,形成全新的教育理念。正因为有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使“乌托邦人的智力非常适宜于各种技艺发明”[46]。其二,实行英才政策,乌托邦注意到人的差异性问题,采取因才使用的方法,“即从小被发现性格特殊、聪明不凡并爱好学问的人”,“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专门从事学术工作”[47]。其三,鼓励探索创新,乌托邦人深知,科技的发展源自创新的推动,只有大胆创新,科技才会获得长足进步。在乌托邦社会,到处都充满创新的精神和风气。在这样的探索创新氛围下,“乌托邦人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观测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星辰的运行及部位。”[48]乌托邦人对天体的起源和本质,风雨预测和气候变化,潮汐的形成,海水的含盐等,也都极为精通。

   

   莫尔在《乌托邦》书中阐明的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莫尔开了社会主义必须同科学技术的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社会的人们要关注、学习、掌握本时代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是摧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机器的决定性力量,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不但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而且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这一点上说,莫尔不愧厥功至伟。

   

   《乌托邦》发表以来的历史,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500年来,任斗转星移、时光流逝,风狂雨暴、历尽沧桑,岁月没有让《乌托邦》褪色苍白,反而不断放射出光芒。从本文梳理的莫尔为社会主义既确立了四个主题、又破解了四道难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乌托邦》虽然充满了虚幻缥缈的空想色彩,但它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因素;系统描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依据;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路径,创设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阐明社会主义要注重科技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必胜的活力。这四大主题,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逻辑主线。作为社会主义最初的拓荒者,莫尔通过《乌托邦》表达出来的“他的社会主义使他永垂不朽。”[49]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注释:

   [①][俄]普列汉诺夫:《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9页。

   [②][俄]普列汉诺夫:《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④][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

   [⑤][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22页。

   [⑥][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页。

   [⑦][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页。

   [⑧][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⑨][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

   [⑩][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7页。

   [1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7页。

   [12][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页。

   [1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7、804页。

   [14][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页。

   [15][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9页。

   [16][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页。

   [17][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7页。

   [18][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

   [19][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页。

   [20][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2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22][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0页。

   [23][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24][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25][意]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页。

   [26][德]约翰·凡·安德里亚:《基督城》,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5—406页。

   [28][德]K.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0—211页。

   [29][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30][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

   [31][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

   [32][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

   [33][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34][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35][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

   [36][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页。

   [37]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38]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1982年第2次印刷),第48页。

   [39][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页。

   [40][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9页。

   [41]参见姚彤(许耀桐):《近代科学发萌与莫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42][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43]参见姚彤(许耀桐):《近代科学发萌与莫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44][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45][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

   [46][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85页。

   [47][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页。

   [48][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2页。

   [49][德]K.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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