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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男,安徽明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范式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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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与“偶然性逻辑”的生成——评析拉克劳、墨非以“去阶级化”为中心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孙亮 点击:8629次 时间:2011-11-20 14:56:37
将理论中心定位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范式”视域下的“历史科学”与立足于资本逻辑进行一种“经院化”的学理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下研究中呈现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面相”。虽然基于“整体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被一再提出,但是终究不免有落入佩里·安德森批判的困境中,“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地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极为关切的问题”。[1]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将理解马克思从黑格尔的解读套路滑向“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研究路径,就是典型的将马克思“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必然逸出了“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旨趣。在这一点上,拉克劳、墨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解构“经济”这个“本质主义的最后阵地”以作为后马克思主义阐释其多元激进民主政治的何以可能的“第一要务”,是“反叛性”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这一点艾伦·伍德有个说法,他认为,拉克劳、墨非把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方法论揭示出来,并指认“这一错误的联系,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决定性打击”。[2]应该说,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松动乃至“断裂”,是将阶级这一历史唯主义的实践主体碎片化的方法论基础,从而颠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架构。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拉克劳、墨非在霸权理论谱系研究中,揭示了从列宁到自身发展生成的偶然性逻辑的生成史。
               一、列宁炸开了“第一个缺口”与“断裂”功效的有限性
从经济的角度解读政治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十分关键的理论质性。拉克劳、墨非在阐释其多元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之前,作了一个理论铺垫,那就是,对政治性问题的解决从经济视角解读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进行了“切割手术”。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面临如下的困难,“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我们将要证明这三个方面是错误的。”[3]85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看法,他们断言认为,“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所有的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服从它的决定是必要。为了保证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得不述诸于虚构”。[3]86应该说,拉克劳、墨非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抓到了实质性问题的,并认为由“生产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成为必然”的观念已经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变为了教条。如何能够实现“经济—政治”之间连字符的切割,赋予政治斗争的独立意义,从而得出“革命的合法性不再惟一地被集中在工人阶级之中”,[3]59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谱系上,找到了理论的源头,即列宁对于这种连字符初步松动的理论突破。
那么,列宁究竟是如何打开这第一个“缺口”的呢?在他们看来,“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这种观念的背景是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解为一个帝国主义链条,这一链条的最薄弱的环节(在此环节中革命性的断裂是可能的)并不必然地与那种在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它的最高点的环节正相重合。这种情况下,为经济主义的观念所预见的该阶段的普遍必然性大受质疑”[4]54正因为,帝国主义世界范围的维度恰好意味着各种阶级关系转换的根本原因,这表征危机的革命性解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有鸿沟,这种逻辑联系就这样拉开了,列宁留给后马克思主义的启示至少在拉克劳、墨非看来是“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4]54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做法,“必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一个先验地决定矛盾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解决的基本原理。它的结果本质上将取决于政治斗争”。[4]55这样,与那种将历史的发展看作“铁的规律”的第二国际的理论不同的是,“革命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潜在经济进程的上层结构性结果,那么,政治主体,这一结构的代理人,就不再可能被构想为基础的逻辑的简单产物。”[4]55
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出新的矛盾,仅仅界定在生产层面显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过于狭窄,将革命主体从经济基础强硬逻辑中抽身出来之后,已经“迫使社会主义政治也采取大众及其民主的特征,”这时,显然列宁的路线是“完全不相容于考茨基或普列汉洛夫的严格的‘阶级主义’”了,当拉克劳、墨非作出这种论断之后,显然,列宁对于“阶级构造”的逻辑思路被放置到了自己“阶级碎片化”理论的圈套之中,而这仍然没有让他们满意,“列宁主义的观念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歧义:一方面,它在经典的经济主义的政治逻辑中打开了一个明确的缺口;另一方面,它没能充分地思考那种断言政治的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政治话语中所必定产生出的破坏性作用。这就解释了列宁主义势必将达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改变的原因”。[4]56简单地说,就是,列宁的局限性在于,对革命的分析处置的是一种“进程的中断”的非常态的关键期,这个时候革命先锋的阶级主体才能“渗入”历史。而这也造成了共产国际战线“固作于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与考茨基的经济主义逻辑间的持久的二元论中”,关键是“经济主义在稳定时期继续占支配地位。”那么,是否能够更为彻底地解散经济主义呢?换句话说,列宁在“经济—政治”之间的连字符的松动仅仅是一个“非常态”的革命时期,是否在常态的社会整个时期,这样的松动都能够切实可行呢?
贝尔在《资本主义矛盾》一书中曾认为经济、文化、政治各自围绕着自己的轴心在运转,而且各自的空间都具有自我建构的特性,[5]拉克劳、墨非在这一点上与贝尔意见一致,这主要是基于“把政治主体构想为不同于阶级并比阶级更加宽泛,通过社会主义力量必得考虑、也能够接合的多种多样的民主矛盾,这些政治主体得以不断地被建构起来”这一“消解”阶级主体的目的,所以要彻底颠覆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构造”的经济政治性特质,还必须“比列宁所实现的更加激进的决裂”。[4]58
          二、继承与超越:葛兰西“集体意志”主体构造的艰难浮现
伯恩斯坦曾经对历史唯主义所表现出的经济主义政治模式的构架方式提出批评说,“如果社会主义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那么社会党的努力就是人们所想象到的最多余的事情”,况且“有谁能证明这个客观的必然性呢?”[6]可惜地是,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回答错了答案。在这方面,“葛兰西也许分享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3]78同样这个错误的答案对于拉克劳、墨非来讲确是影响深远的,至少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所具有的客观必然性成为了拉克劳、墨非的后马克思主义思维路线的“中心轴”,刚刚从列宁的不满中走出来,他们立马开始了新的征程,而这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找到了“共鸣”。
在葛兰西看来,历史和社会不再是被看作为由经济基础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必然作用的结果,而所谓的历史客观必然性不过是一种“纯粹经验的和偶然性的契机”,他们“激进的拒绝把具体还原为抽象逻辑的要素、把历史化为生产方式的形而上学、实践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者人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葛兰西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4]58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政治”的思维架构,葛兰西与列宁之间的有着某种契合,正如,拉克劳、墨非本人所承认的,“于是,葛兰西既代表了列宁主义的连续性同时又代表与列宁主义的脱节。连续性,是因为他扩展了列宁的如下直观:历史并不按一个简单逻辑进行,每一接合和断裂取决于革命主体的政治干预;但也有脱节,因为他并没有把政治的优先性限于革命的紧急关头,而使之成为包括稳定期在内的每一社会形势之下的接合性原则。” [4]59就是说,在对待经济主义的所生成的历史必然性逻辑来讲,葛兰西“的起点属于严格的列宁主义探索”,[3]71具有继承性,则着意在历史必然性的颠覆中,确立偶然性的逻辑,但是,不同是,葛兰西不再像列宁那样,将这一偶然性的政治领导权的确立的时段严格地限定在革命的危机时刻,而是将时间维度延展为社会的一般原则,这种超越性的思路,得到了拉克劳、墨非的认可。
接着,在拉克劳、墨非看来,葛兰西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可能了,随后将有“历史集团”的概念所取代,什么是“历史集团”呢,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种元素溶合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依赖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接合性的实践。按照他们的考察,《南方问题笔记》(1926年)是葛兰西第一个使用了领导权这一概念的,[3]71使用这一概念在于使人们不再将工人阶级这一革命主体局限在狭隘的社团利益上,应该更多地吸收来自其他阶层,“但是,这一逻辑仍然预先构造了完全适合阶级联盟概念的阶层利益,”所以,对于革命主体的阶级构造依旧诉诸于经济基础的影响。
如何在根本上将这一主体构造从“阶级联盟”的利益因素中完全地剥离开来,根据葛兰西的看法,“正是从“政治”到“知识分子和道德”层面的运动”转向使其成为了可能,鉴于政治领导权可以建立在联结起来的一致利益上,在其中参与者保持他们自己的身份,道德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就需要被大多数参与者分享的全体‘观念’和‘价值’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某些主体立场横贯了大量的阶层。根据葛兰西的观点,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构成了较高的综合‘集体意志’,通过意识形态,它们变成了统一‘历史集团’的有机混凝土。所有这些形成的概念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置换作用。[3]72除此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政治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如果政治包括整个社会关系的领域,而这些社会关系得基本接合取决于对抗性社会主体间的各种力量的现存关系而不是被优先于实际斗争的必然结构的因果性限制,那么势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的范围覆盖了作为整体的社会全部。”[4]59
我们知道,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工人阶级“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7]109与这种将革命视为一个单一点的突变不同的是,葛兰西强调的是一种阵地战,因为既然“社会整体的接合是政治结合”,注意,这里拉克劳、墨非已经找到了最能激起自身理论思维的种子,这时候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崩溃就在眼前了。社会成为了权力与反抗形式得以操作的场域,“既然这些接合并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和必然性的根源,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本质性的权力场所,而勿宁存有多重维度、多样的斗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成为了一系列局部性断裂的结果”[4]59我们看到,激进地反驳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都在葛兰西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开启了一条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通道。拉克劳、墨非指责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主义盲目地捆绑在一起,并认为这直接造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决定性打击,其危机性正是在于革命主体的中心论与革命焦点的单一性。[8]
但是,虽然葛兰西实现了重要的置换,诸如“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结束意识形态的还原论”等,也有效地挖掘了偶然性的逻辑,拉克劳、墨非依然认为,“由于断言领导权必须永远与基本的经济阶段相适应不仅仅是肯定经济的最后决定,还重申了制约经济结构是社会重构领导权的潜力的限度,经济空间的基本逻辑本身就不是领导权的。因此,把经济视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再次显示了它的全部力量”。[3]75就是说,在拉克劳、墨非看来,任何领导权的建立不能单由物质方面或者纯粹的意识形态方面来思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拉克劳、墨非在指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主义同时也不满于葛兰西的不彻底性、而他们却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话语”上实现对葛兰西的根本置换。基于“后工业时代是不同于手工业和大工业时代的一个新时代,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财产观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特征”,[9]他们开启了自己对于以“去阶级化”为中心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深层次批判,试图建构“话语主体”。
         三、 “偶然性逻辑”的确立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误读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纲指明了上层建筑的说明需要经济加以阐明的准则,所以任何政治领域的压迫归根到底是经济领域压迫的表征,但这与拉克劳、墨非所批判的经济决定论显然不同。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虽然都表明追求民主消除各种形式的压迫,但是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经济领域的压迫更为根本,任何政治领域的单方面的消除压迫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暂时性现象。19 世纪30 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是当时最盛大的工人运动,宪章派的核心观点是把工人的苦难归因于政治根源,将整个运动的目标锁定在争取普选权。宪章运动以其反面教训为马克思新政治理论的提出作了准备,正是在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年代里,马克思开始将注意力从国家政治特征转向资本问题,全力聚焦于通过资本来夺取剩余价值而造成的经济上的统治和不平等,由此确认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权力压迫的中心场域,在政治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问题。[11]正是基于上述所见,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根本目标锁定为对经济领域的私有制实行革命变革,从而才能够真正实现对已往阶级理论的彻底颠覆。这个超越政治问题的“社会问题”就是指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性, 它被马克思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新领域,“阶级”显然是其历史物主义作为核心的理论范畴。
可惜地是,拉克拉墨非抓住了这一理论实质,却错误地将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当成了历史物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消解。如何才能够彻底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式上的科学形式决裂”。拉克劳、墨非是怎么样达到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主义政治模式实现“哥白尼式革命”的呢?其偶然性逻辑又是如何接着葛兰西话语言说下去的呢?
在他们看来,“实现领导权的任务或全部政治力量属于历史偶然性领域”。[3]50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7]257这一历史必然性,拉克劳和墨菲给予彻底否定,他们的理解是,工人政党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只是一些“偶然性”事件罢了。所以,“彻底的历史主义是一种自我击败的事业。它并没有认识普遍进入全部特殊同一性构造方式”。[12]53-54客观地讲,确立偶然性逻辑就是要彻底消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历史发展这一基本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他们坚决指认“必然/ 偶然的二元论打开了通向多元结构合法性的道路,它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必须得到承认”。[3]27
具体的途径是,“只要我们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的本体轮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程度”。[3]4所以,他们坚决超越葛兰西地方在于,认为阶级“不能够被视为一种由经济结构所先验地担保的本体论上的特权”。[4]62他们做出这样论断的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所展现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并不必然产生出阶级这一革命主体。拉克劳墨非的理论意义在于将阶级指向一种身份属性,经济关系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割裂开来,最终认为,在经济关系之中是无法推论出的阶级这一人的关系的。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阶级斗争不同在于,一个是“对抗不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而是发生在那些关系和外在于他们的工人的身份之间”,[12]213另一个是没有矛盾的对抗性。所以,拉克劳指出,“除非我们被迫面对一种极端的剥削情境,否则工人对资本主义态度完全依赖于他的或者她的身份如何被构造”。[12]213这样一来,第一,阶级从经济视角透视的根本方法论被其解构了。第二,阶级是有身份构造,这前提必须建立在一种经济剥削已经不成为问题的社会中。第三,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在“今天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中所描述的机制上去了”。[3]82
  这样一来他们颠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机制。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点,后马克思主义极力地反驳。并提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反性质的社会逻辑。“面对那种把社会历史当成理智上可以把握的、围绕概念化规律可以解释的总体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39]确立偶然性的重要性在于,“假如历史就是由外在于人的偶然决定(上帝的意志,本质形态的确定世界,必然的历史规律)而引发的舞台,那么,这将意味着民主不可能是激进的,因为社会建构将不会是政治的,而是社会内在的逻辑结构,”“如果在激进民主的传统概念中,社会透明是实现彻底解放的条件,那么,我现在说的正好相反;这只是说社会是完全偶然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拉克劳认为马克思“处于唯心主义领域之内(也就是处于现实合理性的最终肯定性中)”,“那种认为历史运动的最终发展规律不是由人类的意识观念变化所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生产力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论断,对事物并没有丝毫的改变”。[13]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的“阶级应该在生产关系中加以解读”的说法,拉克劳、墨非认为,生产关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这其中既有生产关系又有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是要终结革命主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如何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依然是他们的关心话题。既然对抗并不是生发于经济生产领域,随着对于社会偶然性逻辑的确立,从经济转向政治领域即生产场所之外寻找革命主体的策略得到他们的认同。那么,到底如何建构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呢?拉克劳、墨非认为,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这些新的主体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敌人不是由剥削的功能来界定,而是由某些权力的行使来界定。而且这一权力也不是从生产关系的一个地位获得,而是具有该社会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这一社会诚然是资本主义的,但这并不是它的唯一之特征;它也是性别岐视主义的和父权制的,更不必说种族主义者了。”[4]61实现这一根本性转换至少还建立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这就是,“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拉克劳、墨菲承袭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哲学,建立了自己的革命主体的链接策略,走向一种新的领导权的概念,即话语领导权,话语领导权的实现是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非本质性的、开放性的话语连接过程,企图完全摆脱了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完全摆脱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
佩里·安德森在1984 年曾经批评过“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的诉诸都遭到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腔调。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因此,安德森的这一批评“也完全适合于拉克劳和墨菲”。[14]拉克劳、墨非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解构中,消解了阶级这一个革命主体,但是,他们却是对历史唯主义的严重误读,避免不了的命运是,其激进民主政治通向了自由主义。
 
 
参考文献:
[1]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69页。
[2]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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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2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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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柏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当代现实》[J].中州学刊,2008(4):1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1]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经》[J].中国社会科学2006(5):33
[12]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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