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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1962- ),男,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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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何中华 点击:2717次 时间:2011-10-17 00:53:21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首次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从此以后,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就成为人们看待哲学和哲学史的重要标准,以此对于一切可能的哲学思想进行划分和归类,其影响十分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所作的是一个全称判断,也就是说这个基本问题涵盖一切可能的哲学,具有最大限度的普适性。但问题是这个全称的边界是什么?它仅仅是指既往的哲学,还是同时指将来的哲学?这就不能不涉及恩格斯《终结》一书书名中的“终结”(Ausgang)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即它是指谁的“终结”,又是何种意义上的“终结”?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是一切可能的哲学的“终结”?哲学“终结”于什么?是实践还是世界观?
在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恩格斯在《终结》中基于哲学基本问题谈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时,并未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样涉及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至少意味着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未能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仍然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之中。如果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恩格斯在《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对以往哲学史的一个总结,仅对前马克思的哲学有效,对未来并没有规范意义(这一观点与那种把恩格斯理解为“哲学终结论”者的看法有关),那么我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哲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哲学基本问题”的失效,籍此而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从而无所谓恩格斯未曾超越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恩格斯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他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过去时”吗?真实的情形到底怎样?
 
 
  从《终结》的书名就可以直观地看出,终结当然是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恩格斯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明确指出《终结》旨在清算他和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关系。然而,德国古典哲学又是以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它的终结因此又代表或标志着全部旧哲学的终结。费尔巴哈试图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但其不彻底性(即恩格斯所谓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又使得自己成为它的一部分,从而未能扮演“终结者”的角色,相反其本身却构成被终结者。可见,恩格斯试图“终结”的,在狭义上是指德国古典哲学,在广义上则是指近代哲学乃至全部旧哲学。
  那么,“终结”又意味着什么呢?“Ausgang”的翻译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不仅涉及技巧,更涉及对内容的理解。朱光潜先生认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经典著作,因译文一字之差,在一般人心中可能引起……误解。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正要说明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才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并非说德国古典哲学到了马克思时代就‘终结’了。……原来‘终结’是译原文Ausgang的。过去英、法、俄三种译本也都把这个词译为‘终结’或‘终点’,中译因此也以讹传讹。”[2]因为在他看来,“原文Ausgang是‘出路’或‘结果’,译‘终结’亦误”[3]。对此,有学者反驳说:“根据恩格斯的原意,从理论上和哲学史的事实来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标题的中文译文是对的、确切的。” [4]所谓“从理论上看”,是指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体系的完成性或封闭性导致了“终结”:“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 [5]所谓“从哲学史的事实看”,是指恩格斯所说的“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6],其意为革命的实践走在了作为理论的哲学前面。其实这两种意义同恩格斯所谓的“终结”还不是一回事,《终结》书名中的“终结”(Ausgang)不是在上述两层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新世界观”对“旧哲学”的取代。这种取代得以发生的原因,既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封闭性本身,也不是1848年欧洲革命运动对于理论的“排挤”,而仅仅在于“新世界观”的建构。
这一点可以通过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所谓的“思辨终止”联系起来领会。我认为它们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指德国思辨哲学的“完成”或“结束”。但它之所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恰恰是因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开始”。尽管这里说的“终止”(Aufhört)同恩格斯说的“终结”(Ausgang)不是一个词,但联系上下文和两部著作的基本意思,我们可以判定它们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含义。无论“终止”还是“终结”,当然意味着一种质变的发生,在恩格斯语境中都是辩证法意义上的否定即扬弃,而不是机械的否定意义上的断裂。因此,我更倾向于朱光潜先生对于“终结”的解释(当然,若从“扬弃”意义上理解“终结”,把“Ausgang”译成“终结”也未尝不可)。
 
 
  有学者认为,《终结》“从布局谋篇看……前三章谈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第四章谈的却是与‘哲学’根本不同的‘新世界观’”[7]。这里暗示了旧哲学同新世界观之间的断裂关系,试图以此强调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他为新世界观提供的规范,而仅仅是他对已经被他超越了的旧哲学的刻画,以便把恩格斯的观点诠释为能够为马克思思想所兼容的东西,从而抹平马克思同恩格斯之间在思想上的异质性距离。问题在于,这种解释能否成立?
  如果把“Ausgang”翻译为“出路”或“结果”,那么就可以更容易地把它了解为由哲学到世界观的转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一转变的实质有明确论述,他区分了哲学和世界观,前者意味着思辨性,后者则可容纳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科学”意义上的实证性。恩格斯认为自己面临的理论任务就是把哲学和世界观剥离开来,以便结束哲学而拯救世界观。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哲学不过是世界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随着思辨研究方式的终止,世界观也就从哲学这一特殊历史形态下解放出来。所以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作为哲学的世界观同仅仅作为世界观的世界观是什么关系呢?恩格斯把它理解为“扬弃”关系:“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8]这才是恩格斯所谓“终结”的全部内涵所在。因此,“终结”只能被理解为“扬弃”。这种“扬弃”表征为两个方面:形式被克服——哲学变成了世界观;内容被保留——“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和唯心主义中的辩证法重新得到了肯定。可见,全部旧哲学的终结,只能是扬弃而不是中断。
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任务定位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9]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也就是他早在《反杜林论》中说的“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显然,恩格斯并没有打算触动并超越这个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本身。在他那里,唯物主义本身没有被“超越”,而只是达到了“彻底化”而已。恩格斯认为,“现代唯物主义”不仅使自然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这至少由费尔巴哈奠定了解释的基础),而且“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认为这是由马克思和他完成的)。我们无法合理地设想,在“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依然有效、依然需要捍卫和保持的情况下,使唯物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个哲学基本问题却会失效,进而退出历史舞台。
 
 
  需要追问的是:对于纯粹的世界观即那种不再是作为哲学的世界观来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究竟是形式地有效还是内容地有效呢?有学者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恩格斯对以往哲学的一个总结或终结,并且这个‘基本问题’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中被彻底扬弃了。”[10]其实,现代唯物主义所扬弃的仅仅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旧有的回答方式,而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在恩格斯自己所建构的新世界观的命名和运思中,仍然隐含着哲学基本问题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说马克思的实践观扬弃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确是事实,那么这种扬弃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发生,同样也是事实。正是这种差别,才部分地造成了马克思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距离。由此可见,当世界观不再是哲学之后,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被扬弃了,而仅仅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回答的历史形式被扬弃了,其结果是得到在恩格斯意义上的“科学的”回答。因此,哲学基本问题不再是形式地有效,而是内容地有效。倘若认为随着形式意义上的哲学不复存在,哲学基本问题也就随之失效,那就过于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了。
恩格斯把自己的思想建构叫做“现代唯物主义”,它不过是一般唯物主义的特殊历史形态,尽管在恩格斯看来它是最完备、最合理、最科学的形态。因此,现代唯物主义在其根基上就不可能超越一般唯物主义规定的约束。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杜林论》的两个最突出的主题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特别是对物质的强调”[11]了。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强调物质范畴,就是因为他为了给自己致力于建立的现代唯物主义奠定初始基础。既然在新世界观中保留唯物主义称谓,就意味着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原则——“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或“唯物主义的基础”——依然起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而按照恩格斯自己的澄清,唯物主义的唯一含义是指:“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恩格斯特别强调:“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12]另一种说法是:“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即哲学基本问题——引者注)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13]显然,恩格斯在自己的语境中突出强调唯物主义含义的唯一性。既然如此,当恩格斯用“唯物主义”一词来指称自己建构的新世界观时,它是否应遵循这一含义呢?倘若在逻辑上是一贯的,回答就是肯定的。这一含义一旦延续到新世界观那里并且继续有效,那么使唯物主义这个唯一含义成立的哲学基本问题也就不能不依旧保持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唯物主义要确立自身就离不开同唯心主义的对立,因为按恩格斯的说法,使唯物主义唯一有意义的界定恰恰是通过对唯心主义怪想的排斥和拒绝来实现的。这一对立在逻辑前提的意义上恰恰有赖于哲学基本问题为它提供使其成为可能的框架。倘若抽掉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先行地有效的悬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起将丧失其赖以成立并附加其上的那个前提和基础。正是恩格斯自己在《终结》中认为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14]。按照他的理路,离开了哲学基本问题,就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谈论唯物主义。既然恩格斯使用唯物主义一词来称谓新世界观,也就必然意味着哲学基本问题未曾失效或过时,而是仍然构成使现代唯物主义得以成立的合法性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恩格斯的语境中,世界观也并非用来称谓现代唯物主义的专有术语,它同样被恩格斯用来称谓唯心主义,例如在《自然辩证法》草稿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唯心主义的世界观”(ide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的字样。另外,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一方面称哲学已“终结”,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定语来使用。这就表明,“终结”的并非是“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基础上的一切可能的回答形式,而仅仅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回答的种种有缺陷的历史形式罢了。恩格斯致力于寻求的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否弃,而是对它的“科学的”回答。假如世界观是恩格斯用来指称现代唯物主义的专有名词的话,就不应该出现上述那种情况;假如“世界观”在恩格斯宣布现代唯物主义只是世界观而不再是哲学之前,尚具有泛指功能的话,那么所谓“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称谓就不应出现在《反杜林论》之后。(因为正是《反杜林论》宣布现代唯物主义仅仅是世界观,并以此作为它同历史上的哲学的本质区别的;如此一来,按照正常的逻辑,就不应再用“世界观”一词来指称任何“旧哲学”。)但事实上,它恰恰是在这之后又被恩格斯所使用。《反杜林论》写于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而出现“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措辞的文本分别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据有关考证,前者大约写于1876年6月,与撰写《反杜林论》的开始时间相当,后者则写于1885年底和1886年初。这只能说明,即使在恩格斯意义上的新世界观取代哲学之后,仍然不能摆脱哲学基本问题的纠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仅同哲学的层面有关,同世界观层面也有不可剥离的关联。
  诚然,恩格斯在《终结》中区分了“一般世界观”和“世界观”的“特殊形式”,例如他批评说:“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15]恩格斯反对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的某一特定历史形态混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试图把后者从这种混淆中抽象出来。但是,当世界观变成一个褒义词的时候,再拿它来表述唯心主义这一原本应该突出其哲学性质的派别,就是讲不通的,但恩格斯恰恰是这样做了。这一情形表明,世界观不能充当旧哲学与作为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之间“断裂”的绝对标志;恩格斯的模糊使用说明,在“新世界观”同“旧哲学”之间具有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连续性,最集中地体现为哲学基本问题在新世界观中的继续有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否定之否定的图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正题)→“唯心主义”(反题)→“现代唯物主义”(合题)。[16]至少从形式上看,恩格斯所试图建构的现代唯物主义似乎也是作为“合题”成立的,但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扬弃的不是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争成为可能的那个前提即心—物二元关系的划分本身,而是保留了“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再加上被唯心主义发展了的辩证法。这同马克思所提示的扬弃和超越并非一回事。在恩格斯看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对立的扬弃达到了现代唯物主义,从而使哲学终结而新世界观诞生,这不过意味着“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加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形成辩证的唯物主义罢了。它显然不是本体论基础即终极的原初性范畴层面上的重建,而只是“旧基础+旧方法”的糅合和折中。这同马克思在哲学原初基础上所做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从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中似乎也能找到扬弃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子,但如果据此得出恩格斯同马克思相一致的结论,就过于表面化了。
 
 
《终结》的最后一句话是:“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7]这是作者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有人认为这句话意味着哲学终结于实践活动本身。[18]照此理解,不仅哲学不应再存在,即使世界观也不应再存在了,也就是说“终结”的结果只能是实践本身。但这种解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它与恩格斯在同一段话的一开头所说的相悖:“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19]所谓“理论兴趣”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实践活动本身,因为正是这种“兴趣”的存在,才使得革命实践同盲目实践、自在阶级同自为阶级区别开来,其中的本质差别是不能抹杀的。工人运动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首先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层面,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所做的理论工作,它怎么能被视而不见呢?其实,马克思所做的不是“终结”哲学,而是“实现”哲学,而且是揭示这种实现的理论条件(马克思的思维劳作所完成的)和实践条件(有赖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造就)。所以,《终结》的最后一句话不能被拿来证明恩格斯意义上的“终结”就是拒绝任何理论。
  诚然,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不再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一称谓,这被很多否认马克思还有自己“哲学”的人用来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根据。其实,马克思使用哲学一词的情形,有点类似于他使用异化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使用“异化”一词时曾解释道:这是“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的。[20]由于“异化”在思辨哲学中被抽象化了。(因为它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研究确立起来的,而主要是通过思辨的逻辑推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不满意思辨哲学的地方,不是它使用了异化这个词,而是它“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从而“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21]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异化,需要的不是“宣布”,而是“证明”,即把“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证明”为“异化的”。当时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后来马克思则进一步超越了异化概念的描述性和直观性,把它深化和展开为主要是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研究而建构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表达。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把异化同实践联系起来考察,用后者解释前者,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人的]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22]为了避免人们在思辨的意义上接受异化概念,马克思干脆不再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来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异化思想也不存在了;换言之,虽然异化的“能指”不再经常使用了,但其“所指”却在新的基础上被保留下来且进一步深化了。正如奥尔曼所指出的:“查阅一下三卷本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异化的主题,您将会发现有几十处提及了‘异化’概念,虽然它们大多数的含义都要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使用这个概念时更加狭窄,但是,他所关注的核心意思仍然保留着。例如,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这层含义一直没有变。”[23]其实,“哲学”这个词对于马克思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赫斯早就提出“应当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古典哲学的最终成果”[24]。而赫斯比费尔巴哈更早地影响过恩格斯,并促成了其发生思想转变。“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他并没有直接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相反,这中间还缺少一个联结的环节……事实上是另外一位哲学家引导他走上了哲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这位引路人就是莫泽斯·赫斯。”[25]《终结》中的那句话当然被恩格斯赋予了新的含义。德国的工人运动不仅仅是以实践的方式扮演继承者角色的,而且是首先以理论的方式扮演继承者角色的。这种理论的方式可以不叫哲学,但却毫无疑问是一种反思,按照恩格斯的命名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因为德国古典哲学事实上不仅是工人运动(实践)的先驱,而且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恩格斯对此作过清晰的确认,例如他曾把德国古典哲学称作“现代社会主义”的“祖先之一”。[26]他还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27]他又说:“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持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28]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29]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不过是现代唯物主义的逻辑终点或完成。而现代唯物主义“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0]在恩格斯看来,自觉的辩证法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最有建设性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决不可能离开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史前提。由上可见,《终结》的最后那句话不能被诠释为“哲学”终结于“实践”。
 
 
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究竟仅仅是“过去时”的抑或同时也是“将来时”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着重讲的是欧洲近代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恩格斯要把欧洲近代哲学的问题固定下来,当作普遍的哲学模式,要求此后的一切哲学只能按照这个模式研究,并以此决定一切哲学的取舍。”[31]这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对既有哲学重点是近代哲学的概括,它并不适用于未来哲学。近些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就第一部分(指《终结》第一章——引者注)看,其内容是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其中提出的一些论断,如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的形式等,都只适用于近代哲学的范围。可是,我们以前僭越了论域,把它们视为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全部哲学史以及‘马克思哲学’本身的普遍理论,结果造成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简单化的做法大行其道,而在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上又陷入‘近代性’的遮蔽。”[32]还有学者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恩格斯对以往哲学的一个总结或终结,并且这个‘基本问题’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中被彻底扬弃了”。因此,“恩格斯在《终结》中……超越了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33]
  哲学基本问题是使恩格斯所说的“两大阵营”赖以成立并形成对立的逻辑前提和内在基础。哲学倘若是在机械的否定意义上“终结”了的话,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哲学基本问题了。但如前所述,哲学在恩格斯那里只是被扬弃而已,这才是恩格斯所谓“终结”的真实内涵。他明确指出这种“扬弃”改变的只是形式而非内容,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正是为了给现代唯物主义奠定基础。正因为这样,在哲学基本问题基础上成立的唯物主义,仍被恩格斯作为他所谓的“新世界观”的刻画和称谓,这只能表明新世界观同旧哲学之间除了“断裂”(形式上的)之外,更具有“连续”的(基础层面的)一面。表面看来,哲学基本问题似乎只是恩格斯用来总结和梳理以往哲学的框架,是“过去时”的,它不再适合恩格斯所说的仅仅作为世界观而不再作为哲学存在的现代唯物主义。但在实质上,哲学基本问题仍然构成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先行有效的坐标,新世界观依然需要在这一基本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恩格斯的实际思考中,即使在讨论新世界观时,“哲学基本问题”从未过时。
  通过本文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恩格斯的实际运思——既包括批判性地总结哲学史,又包括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思想——中,哲学基本问题不仅未曾失效,相反构成了其中最深刻的分析框架和基础。因此,把哲学基本问题解释为“过去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哲学基本问题诚然是恩格斯对于以往哲学所做的总结,但它一经提出,就不再仅仅适用于历史上的哲学,而且适用于未来的哲学(恩格斯称作“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哲学基本问题既是“过去时”的,同时又是“将来时”的。
  总之,无论人们怎样理解和诠释哲学的“终结”,恩格斯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二元划分格局没有动摇。即使哲学变成了世界观,哲学基本问题仍然实质性地有效。这就决定了恩格斯不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而是在内容的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因此,在恩格斯的语境中,哲学基本问题不只是“过去时”的,同时也是“将来时”的,它并没有随着哲学的“终结”而失效。尽管这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实质,却真实地反映了恩格斯的思想脉络。
  
注释:
  [1][5][6][9][12][13][14][15][17][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3、220、223、230、242、224、227、227-228、258、258页。
  [2][3] 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63页。
  [4] 屏羽:《关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标题的译法》,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第248页。
  [7] 马拥军:《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
  [18][16][28][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1、481、691、692页。
  [10][18][33] 孙和平:《论恩格斯如何扬弃“哲学基本问题”》,载《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1]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的主要贡献》,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2辑第18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316-317页。
  [2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页。
  [23] 《市场经济、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前途——奥尔曼教授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0期。
  [24][25] 参见康拉第:《青年恩格斯在德国》,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6辑第63-6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9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56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673页。
  [31] 武维琴:《哲学基本问题与欧洲近代哲学——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载《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4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
  [32] 杨学功:《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和贡献——以文献为基础的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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